（一）
奇文年年有，今年出得殊。
7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任仲平的文章就是新例。
此文题为《让和平永驻人间——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
它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一战带来的教训，究竟如何汲取？”
它引述道：“1917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写下了一段百年后仍值得深思的话：‘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它还引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本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重头文章，理应循此正确思路，阐述“一战带来的教训”，联系时事，实事求是，启发群众，教育后代。7月29日该报报道，也借“人民网网友热议”，自赞此文“立意高远、论述深刻、文风清新、令人沉思、催人警醒、激人奋进”。
其实大不然。
读罢这篇洋洋洒洒、夸夸其谈的宏文，人们不难发现，其引用列宁和毛泽东，不过是一种伪饰，用以掩盖其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真面目，招摇撞骗，蒙混于市。
至于什么“论述深刻、文风清新”云云，则令人很自然地联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他们“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谓予不信，只要读一读此文的结语，就足资证明：
“（八）100年过去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已经翻页，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
100年过去了，和平的期盼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战争的灾难却仍然困扰着今天的世界。
冷战之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接踵而来，在叙利亚、马里、乌克兰，剑拔弩张、兵戎相见、民族冲突、教派血斗，战争恶魔的脚步声不停地响起……构建能够有效制止战争的国际秩序任重道远，探索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道路依然漫长。
在刚刚结束的拉美之行中，习近平主席引用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话说：‘世界掌握在那些有勇气凭借自己的才能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手中。’
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共同理想，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共建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让和平不再是‘战争的中场休息’。
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有智慧开创大国崛起的历史新篇，以‘和而不同 ’的中国梦为世界开辟和平发展的光辉道路。”
（二）
无巧不成书。
7月29日，《参考消息》编发的外媒反思一战爆发的有关文章，就好像冲着任仲平的文章而来的。
日本《每日新闻》7月28日社论《要学会吸取历史教训》说：“有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不应与当时的情况作简单的比较。不过，为了避免成为直到战争爆发才如梦初醒的‘梦游症患者’，我们还是应该回顾历史，吸取其中的教训。”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长盖尔·勒夫特的文章，题目就直冲而来：《中国能从第一次大战中学到什么》。他认为，一战百年后，“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强国”，其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教训，首先就是：
“那场战争告诉我们，与普遍看法相反，全球化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非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一战前，世界经历了声势浩大的全球化，跟现在一样，经济融合被认为是世界政治的黏合剂和国际冲突的解毒剂。而随着一战爆发，全球化戛然而止。如今我们又听到有人在说，由于现代经济相互关联，国际战争不大可能爆发。
中国应当从一战中学到的是，全球化世界比看起来更脆弱。国内压力会在经济上相互交织的国家间制造嫌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战争。真正的‘大幻觉’是脸谱网﹑麦当劳和自由贸易协定能让世界免于冲突的想法。假如世界经济继续苦苦挣扎，那么20世纪初全球化在欧洲曾遭遇的强烈抵制就会再现。”
可见，任仲平认定，一百年后，当今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已经翻页”的“全球化新时代”，是多么虚妄不可信。
又可见，任仲平认为，世界掌握在“有信心﹑有勇气﹑有智慧……以‘和而不同’的中国梦为世界开辟和平发展的光辉道路”者手中，是多么狂妄不自量。
换句话说，任仲平那种“梦游症患者”梦呓般的高见，在西方有现实感的媒体和学者眼里，也无地自容，更不用说去面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受“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的检验了。
（三）
百年前，1914年8月1日和3日，德国先后向俄国和法国宣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8月4日，第二国际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国会中一致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随后第二国际几乎所有主要党派纷起效尤，都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在是年8月底至9月写的《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一文中，列宁鲜明指出：“对社会党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战争——我们一直拥护‘一切被压迫者为了自己祖国的解放而进行的神圣战争！’——而是现代社会主义领袖人物的叛变，现代国际的破产。”而“现代欧洲国际的破产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正是这种倾向成年地教导人们忘掉阶级斗争和其它等等”（《列宁全集》第21卷第5、6―7页）。
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此史无前例的险恶形势，列宁砥柱中流，力挽狂澜，高扬马克思主义革命大旗，率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既向帝国主义，又对“现代社会主义领袖人物的叛变”，展开了不屈不挠、不可调和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列宁把他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了考茨基（1854―1938）。这是因为如列宁所语，考茨基这个“第二国际（1889―1914）最著名的领袖”、“最卓越的理论家”，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聪明博学”，“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以外，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斯坦进行了论战”，因而具有巨大声望。另一方面，他又一贯以“中派”的面目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倾向，这就使得他较之公开的机会主义者，更具有欺骗性，也更有害、更危险。所以，在1914年10月27日给施略普尼科夫的信中，列宁尖锐地表明：“我现在最憎恨最鄙视的是考茨基，……。
罗·卢森堡很早以前写道，考茨基有‘理论家的阿谀奉迎的本领’，简言之，奴颜婢膝——在党的多数派面前，在机会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她写得很对。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更有危险的了，他想蒙蔽一切和掩盖一切，想用诡辩和似乎是博学的废话来平息工人的已经觉醒了的心。考茨基如果能够得逞，那他就会沦为资产阶级破烂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代表。”
“在俄国，目前任务的全部中心是要对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组织思想上的回击，全部中心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1―152、153页）
正是在列宁生前最后十年（1914―1924）的这场艰巨斗争中，有了“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维埃俄国及其后的苏联，创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长足进步，如任仲平引毛主席所言，“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时代”。
也正是在这场艰巨斗争中，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它推向了列宁主义新阶段（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对此作了经典性论述）。列宁为我们留下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至今依然受益无穷。
例如，任仲平文章中提及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就曾尖锐地指出∶“‘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尽量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在这方面，列宁着重分析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列宁指出，不管“甜蜜的考茨基的意图如何善良，但是他那个‘理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考茨基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调和，因为同托拉斯和银行家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暴露极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对我们来说，列宁的这些论述，于今不是越显其真理的光芒吗？
（四）
引人触目的是，任仲平的文章，虽然大谈“一战教训”，也提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却对上述所有这些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等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文虽然对“战争的灾难却仍然困扰着今天的世界”唧唧咕咕，却又闭口不问其主要根由。它找了一个日本军国主义为靶子，但对其背后的主要支撑不置一词，唯恐伤其一根毫毛，还竟然断定“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已经翻页”。其思维混乱到了如此前言不搭后语的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更加滑稽的是，任仲平认定：“正确反思一战、吸取教训的关键之一，恰恰在于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同时，他又断定：“毋庸置疑，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并取得卓越成效，动摇着西方的制度自信。中国的出现，从根本上颠覆了他们的历史逻辑观。悲观由此而生。他们怕的不只是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更怕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他进而放言：“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有智慧开创大国崛起的历史新篇，以‘和而不同’的中国梦为世界开辟和平发展的光辉道路。”
任仲平这等颠三倒四、杂乱无章、毫无共产党人气节的表演，事出有因，恰如当年列宁所预料。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最后，列宁就指出：“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帝国主义就“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
1917年1月31日，他在《世界政治的转变》一文中，进一步写道：“事物总是按照自己的客观逻辑发展，1848年革命和1905年革命的扼杀者曾经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这两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同样，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指挥者不得不实行某些国家资本主义性的改革和民族改革。此外，还必须作一些微小的让步来安慰被战争和物价昂贵弄得怨气冲天的群众：为什么不答应（甚至部分地实施——要知道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裁减军备’呢？ 不要紧的，战争就是一个像造林业一样的‘工业部门’：有几十年的功夫又能生长起相当高大的树木来……就是说又能提供相当丰富的年轻力壮的‘炮灰’。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照例都是一些走狗，人们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来收买他们，好让他们用修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麻痹人民群众并引诱他们脱离革命斗争。”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5页）
近百年世界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特别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导致的苏联1991年“轻易地自取灭亡”，以及1979年以来由邓小平“总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列宁的远见卓识。
就任仲平的文章而言，不就是“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的嘴脸，在那里活龙活现吗？
由这篇文章，人们明显可见，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心“跟着美国”，到当今一心“筑梦天下”，这3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转型中已经走得多么遥远；中国共产党内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和领导权的“精英”们，“突破”、“超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是何其高远。
执政的、世界上独大的中国共产党，拥有近9000万党员，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有近14亿人口，这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分量自不待言。因而，较之当年的考茨基，任仲平辈那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的有害和危险之烈，同样不言自明。
在这里，人们当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主席在世时，高举反帝反修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红旗，与赫鲁晓夫集团进行的“十年论战”，与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未竟斗争，其历史意义多么深远，其现实意义又多么鲜明。邓小平之所以将前者归为“说了许多空话”，之所以对后者“彻底否定”，不正是势所必然的吗？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之际，信仰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者，必定会从百年教训中获得新启蒙。7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任仲平的奇文之“奇”，切正在于此。
（2014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