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列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列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列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社会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查它。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们纠正过去时期教条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列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而否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组织民主的严重错误（民主作风的严重缺失），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团结，亦即集体主义原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一致。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斗争程序。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斗争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斗争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关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斗争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马列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政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些议论，对于马列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说：“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零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会一败涂地。”这些原理是否过时了呢？是否不适用于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呢？运用了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马列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说明，维护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毫无疑问，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斗争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列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经济、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积极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四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十月革命以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渴望解放的人们，都把关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经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马列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须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从来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们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真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不致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较大国家的党需要经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列宁说得对：“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遭受压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内的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需要作有系统的努力。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埋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已经开始露出了苗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一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倾向的任务。
但是妨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视大国。这两种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对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认真维护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反而损害这种团结，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马列主义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他们企图使人们不想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苏联人民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的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间同波兰的会谈，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彻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错误的决心。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对于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数人的冷落的响应。事实证明，苏联、中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埃及反侵略斗争的忠实支持者，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事业的忠实支持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害，它们的相互支援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形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张。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加上全世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张状况是可以重新转向和缓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没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军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争前哨阵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计划，也已经归于失败。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发展相互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所有这些努力，必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同情。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更将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轻于冒险。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战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在错误纠正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