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全球产业链低端企业的生态环境

由于产业链高端拿走绝大部分利润，留给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有限，使得“富士康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开支来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注定了生产线工人的超量付出和低微收入。不改变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代工厂中中国工人的处境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依赖合资或外资“三来一补”方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广大一线工人的困境，很少公诸于世人。

在全球产业扩散的浪潮中，少数资本通过成功的并购和重组，并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扩张，甚至在某一产业领域迅速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主导者。在中国拥有近150万员工和30多个生产基地的电子产品组装企业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富士康迅猛扩张的背后

富士康的名字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意思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对电子产品进行连接、组装。自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为世界顶级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如苹果、惠普、戴尔、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三星等。

2003年以来，这家台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其总收入更是在200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61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5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9%。尽管受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但2009年的销售额比上年只有4.1%的轻微下滑。当全球投资者和客户重获信心的时候，富士康也获得了新的生产订单并且赢得了惊人的收益，与此同时，工人不得不拼命加班完成生产任务。到2010年，富士康的总收入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出口额高达1295亿美元，2013年富士康跃居《财富》全球500强第30位。

图1 富士康的工人数量与收入情况1996-2013年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演变阶段

庞大的代工规模需要足够的厂房设施和充足的劳动力。利用中国大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和地方政府支持所带来的区域性竞争优势，富士康的生产基地也横跨了中国大陆4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惠州；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阜宁；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

4、中西部、西南部城市：重庆、成都、郑州、南阳、济源、武汉、丰城、长沙、衡阳、晋城、南宁、北海

富士康的发展和演变成为工业领头羊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88年，鸿海集团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富士康。在早期的生产阶段，富士康仅有150名工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均为台湾雇员，他们对当地干部或者工人非常不信任，其管理方式更是以等级森严和严酷著称。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大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生产线数量激增，开始吸纳大陆籍员工进入管理层。随着生产基地的不断扩大，富士康持续地集中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生产基地，而当地政府也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源，良好的交通运输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

第三个阶段是并购发展阶段。这是其他竞争者无法与富士康自2000年来中国提倡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策略后，富士康通过并购其他公司和在大陆各省份扩建生产基地、搬迁等举措，构建了它的垄断型资本的角色。

2010年，富士康向内陆大城市扩张和搬迁。通过并购中小型电子厂和优化内部生产链条（从筛选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到最后的产品组装），富士康已经成功地打败了大多竞争对手并获得顶级品牌和零售商的生产订单。

地方政府助推富士康扩张

各区域的地方政府为了与富士康建立策略性合作而相互竞争，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

在提供土地资源方面，2009年7月，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富士康在台湾的总部，双方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当地政府官员承诺将为富士康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去提供便利。成都高新区的一名官员曾说：“为了得到富士康的投资，过去5年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协商。对于我们成都而言，能够竞逐成功拿到这次投资真是不容易。”

在基础设施支持方面，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筑好的公路和其他免费基础设施，包括光纤电缆、水、电力、燃气设施”。武汉市政府也为富士康提供了一段13公里的专用铁路。2007年，富士康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建立了一个预计10万人的生产基地，以世界的“光谷”闻名，专门生产台式电脑，数码相机，以及游戏机。另一个出名的例子则是重庆市政府在2009年将机场的跑道扩建400米以满足富士康在当地日益增长的运输和物流的需求。

2010年8月，富士康开始在河南郑州筹建生产基地。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我们为富士康在郑州落户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给运输设备和建材专门开通了一条特快铁路。”富士康已从当地政府租用了一座可供10万员工使用的翻新的厂房和宿舍，而政府同时也划定了一片土地供富士康建设一座长久的生产基地，其规模可容纳30万员工。第一阶段的工程将覆盖133公顷。

西部大开发以来，富士康迅速地利用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地方政府也开办了职业培训项目，并积极地动员农民工或职业学校的学生前往这些外资企业工作、实习，由此出现了滥用“学生工”现象。

所谓“学生工”，即是通过“工读结合”，以学生的身份被雇用，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2011年7月，针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对学生工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获得373份有效问卷和20份访谈个案。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

2012年10月16日烟台富士康被曝使用学生工，也是地方政府、学校以及企业三方合作非法用工的典型。学生工为企业的生产过程提供了极其廉价、弹性和顺服的劳动力。在当下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富士康正变本加厉大量使用学生工。

富士康的迅猛扩张还造成了征地带来的严重问题。在重庆，由征地拆迁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补偿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

显而易见，富士康的垄断地位是近些年来通过与地方政府的深入结盟所进行的资本积累实现的。各地政府为了本地GDP政绩而彼此竞争，为外资提供了极其诱人的资源和条件。而由富士康所联系的电子加工网络也因此迅速地在内陆扩张。而廉价的学生工、失地农民和纳税人，则成为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苹果全球产业链中的畸形利益分配

全球化背景下，富士康是“逐底竞争”全球代工企业的典型代表，正是这种体制导致新一代农民工的困境。作为跨国品牌的代理商，富士康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尽可能多的订单，富士康只能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

虽然以iPhone，iPad为代表的富士康产品确以高科技著称，但富士康本身却并不是一家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在它的背后，是以苹果、惠普、索尼、微软、诺基亚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巨头，它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赚取惊人的利润。虽然它们的成功被认为是科技和创意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千百万中国工人的青春、汗水、血泪乃至生命是苹果们“功成”背后的“万骨枯”，而后者则常常不为人所知。

2011财年，苹果净营收1082.49亿美元，净利润252.9亿美元；2013年的营业额更是高达1709.1亿美元。但富士康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却必须为不到1.4美元/小时的微薄工资没日没夜的干活。当iPhone，iPad不断推陈出新引起“果粉们”疯狂热捧的时候，年轻的中国工人却不得不在尚未竣工、铝屑纷飞的厂房内进行生产，他们要忍受长时间的站立、有害的空气、管理员的苛责、难以忍受的疲惫、枯燥的机械的重复动作，用永不停息的沉重劳动来为苹果打造漂亮的成绩单。

2011年7月，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雪城大学的3位研究人员发表了题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链的价值》的文章，以苹果iPad 和iPhone为例分析其全球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研究显示，一部售价为549美元的iPhone，苹果公司获得其中的58.5%即321美元的利润，包括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欧洲和其他地区供应商在内的企业分享了其他14.5%的利润份额，而中国工人所得仅占1.8%，为10美元；而对于一部售价为499美元的低端iPad，苹果公司则获得了其中32%的利润，中国工人的劳动所得仅占1.6%，为8美元。

苹果的每一次推陈出新，对富士康工人来说都意味着一场噩梦；iPhone，iPad的全球热销使苹果赚的盆满钵溢，但产品的热销和惊人的利润只会刺激苹果在短时间内将越来越多的订单压到富士康代工厂和年轻工人的身上，但工人们并不会因此获得更多。2010年“连跳”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曾经承诺保证一线工人至少能够“六休一”，然而直到2013年年底，工人们都还存在“十三休一”的状态。尽管他们只能得到区区的1.8%，却不得不为此耗尽几乎所有的体力。

一面是苹果专卖店前“果粉”们的疯狂追捧，一面是富士康工人在高压的厂房里夜以继日地生产他们可能永远都买不起的产品；一面是外资企业扩张带来GDP的漂亮数字，一面是学生工们灿烂的青春在流水线的单调重复中无谓流逝。跨国资本巨头们通过制造消费主义的狂热来赚取惊人的利润，而这种狂热所造成的代价则由富士康工厂的中国工人承担。资本积累的秘密，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切、也最残忍的体现。

正是这种畸形的资本全球剥削链条，使得价值的分配极度扭曲，在苹果惊人的利润背后是中国工人的艰难处境。由于苹果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留给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有限，使得“富士康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开支来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注定了生产线工人的超量付出和低微收入。不改变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苹果的惊人利润还将持续，而代工厂中中国工人的处境也将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无处安放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