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反腐步履艰难?以此文诉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邓小平一生最大贡献:是使党变修、国变色,飞船上天,红旗落地。他最大的成果:培植了一大批难以惩治的泛滥成灾的彻头彻尾的各级腐败官员。他的“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成了全党靠权钱交易而先富的第一家。
应当说,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很大,并揪出了一批作恶多端、为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尤其是揪出了一些披着特殊保护外衣的如军内腐败分子、内奸等,像徐才厚之流,为此人心大快。反腐确实博得了一片掌声,应予支持。并希望再激再励,继续深入下去,不管遇多大阻力和风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但是,如此大力反腐,并沒有刹住腐败妖风,值得总结。
相当初,毛主席仅严惩了两个腐败分子,确保了20多年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所清理的走资派,大多是政治路线上腐败,少数兼有生活作风腐败,很少有当今大量政治、经济、生活作风、文化等全方位彻头彻尾的腐败分子。因此,在群众中流传着:现在(十八大前)10个当官的,抓他9个,还有1个很可能是漏网的。毛主席关于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论断,切中了当前反腐存在的问题要害。《共产党宣言》为什么把消灭私有制那么突出强调?说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以及多次反复对同志和某些外宾一再重复讲的问题,其中讲得最透彻是:‘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选自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这也可以说是毛主席能确保共产党清廉20多年最宝贵的经验,同《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邓小平篡权后,推行了同《共产党宣言》相背的私有化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然造就出大量反马列毛、反无产阶级政党、反科学社会主义的腐败分子,并窃取各级领导权,变共产党为分产党、卖产党、卖国党、法西斯党。而十八大后,尽管反腐力度很大,或空前大,但邓小平培植腐败官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仅不动摇,还在大力为其添砖加瓦。更加速卖国企,为私有化大开闸门,甚至出卖主权而大搞美其名为“自由贸易区”,实为比旧社会的租界还租界,即大力对培植腐败分子的“土壤”进行“施肥”,腐败的“毒草”还除得净吗?
反腐中违背了我们党行之有效的政策,既极“左”又严重右倾。其极“左”表现在“老虎苍蝇一起打”。我曾在发表的文章说“老虎苍蝇一起打”,表示反腐的决心是可以的,但作为反腐政策是错误的。没有区别就沒有政策,反腐同样如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是人人能背颂的毛主席语录。可见反腐沒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反腐就没有生命。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在策略上特别要把握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应明确宣布:凡自首坦白交代、认罪彻底、主动退赔,并得到群众谅解的既往不究,有立功表现的应予表扬,并宣扬这种典型,给腐败分子一条出路,达到挽救一大批,狠狠打击一小撮罪恶累累的死硬分子。但至今我未见报道坦白交代的典型,相反有正在会上作反腐报告而被“约谈”的坏典型,更有宁愿自杀而不自首的腐败官僚,这既说明腐败分子的自绝于人民,同时也反映反腐政策和策略有值得总结的地方。
更笑话的是:有些腐败官员因没有伺候好情妇,而被情妇揭发出来的。但不管怎样,在经济上决不能让腐败官员占便宜。如果正确把握好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端正党的路线,反腐肯定能快速收效。遗憾的是,这些年实际上是首恶者太平无事、胁从者必办、立功者遭打击迫害。不用我点名,谁都清楚培植一大批彻头彻尾腐败官员的首恶是谁。但不仅太平无亊,甚至被指鹿为马,标榜为“创新理论”的祖师爷。而其哺育的腐败分子,不少成了替罪羊。据一些媒体报道:绝大部分反腐败的人民群众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打击报复,至今很少有平反昭雪,反而许多因此上访的遭到“维稳”武装变本加利的迫害,甚至某些“政府”、“公安”等同社会上地皮、流氓、黑社会勾结在一起,开办“截访公司”,残忍迫害因被腐败官僚打击报复而上访的人民群众。客观上起到了纵容腐败官僚对揭发、抵制他们腐败的人民群众进行肆无忌惮的打击报复,搞到了冤假错案遍地,党群关系恶化。这就大大助长了腐败官僚肆意打击报复的威风,大大压抑了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志气。其严重右倾表现是,不管腐败到何等地步,基本不判死刑。甚至判了刑的,实际未服一天刑。有的服刑的仍享有特殊待遇。大家只要看看宣判大会,大多被判者不以为然,是“特色社会”的奇特风景线。
邓小平镇压文革派时讲(大意):(文革派)最怕杀头。所以他屠杀镇压文革派毫不手软。但近30来年揭露的大量事实,文革派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不是空话,而是行动。邱会作的回忆录却揭露了邓小平在战争年代三次临阵逃跑。可见怕死是邓小平这类走资派的致命伤,然而执政者偏偏在这方面犯了严重右倾错误,大大增加了反腐的难度。但我并不是主张大开杀戒,而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非杀不可的,应毫不手软,就杀。比如这些年,军队被几个害群之马折腾得不成样子,我一再强调军队的腐败决不比地方逊色。因此,我建议对几个首犯必须严惩。历來治军必须从严。
反腐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也是造成反腐艰难的重要原因。这些年,否定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一些执政者的讲话、文件等,反修、反帝己在中文里消失(少数被严加“监管”的进步网站除外)。不讲共产主义,而大谈为“小康”而奋斗。我是亲历土改工作的,土改后不久,就出现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小康思想”,不再革命了,两极分化急剧膨胀,只得严肃批判“小康思想”。在这同时,一些进步的农民组织农业互助组、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现在用“小康”刺激财迷心窍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也是培植腐败的一个方面。这都助长人们各顾各,只扫自己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社会失去了整体感。使我们更感到钱学森同志的系统工程论的重大意义,如果把反腐当作系统工程来抓,定能事半功倍。这个系统工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公”、“检”、“法”少数人背着文本“办事”。说白了,腐败官员最害怕的是人民群众和群众运动。公、检、法应当是仅履行个法律手续,“过过堂”。何况这30多年的“公”、“检”、“法”自身腐败既没有掉队,更没有落后。因此,被人们戏称:吃了原告,吃被告。
历史一再证明:共产党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只能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反腐败也不例外。还应指出的是“前朝”政府同美国政府合谋镇压重庆“搞文革”。用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说的话(大意):王立军“逃入”美驻重庆临领事馆,“工作”做得很成功,有可能改变中国的走向。这哪还谈得上反腐,实质是内外勾结设圈套,镇压重庆人民。这件事,暴露了“前朝”官员反腐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十八大后,新领导继承了“前朝”这一荒唐错误。可以说,凡同美帝政府合谋的,基本上都有损我国尊严和利益。正如巩献田同志的文章介绍钱学森同志一位美国朋友告诫说:他们(美国人)是割你们的肉来的,千万不要上当。也是钱学森同志常讲的一句话:美帝国主义不安好心。重庆问题上美帝的当,非同小可,因为它可能改变了中国的走向,说穿了就是打着“反腐”旗号,内外勾结镇压重庆人民反腐败。相比之下,毛主席赞扬的“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同这30多年靠“公”、“检”、“法”反腐一比,再一次证明,脱离了人民群众,就办不成任何事。当今有的领导人也赞扬枫桥经验,但实际干的是靠少数人反腐,而这少数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腐败分子,同枫桥经验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当前反腐还有不少该汲取的教训,但我认为上述三方面教训是最主要的。 恽仁祥 2014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