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研究历史应基于历史事实在孙经先公式和杨继绳公式见分晓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几千万人口的两次迁移会不会造成不报或漏报户口。孙经先认为，这恰是当时的国家背景下发生的事实，这样才能解释人口统计误差。而杨继绳反驳的理由是【几千万人口在两次迁移中可以不报或漏报户口吗?】 为此，杨继绳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认为“执行户口登记的公安系统是强力部门，这个部门有足够的权威、完善的网络和充足的人力。所以，户口登记条例是能严格执行的。户口登记条例证明，孙经先假定的上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显然杨继绳只是设想了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即户口登记无缝可钻，以证明漏报不存在。然而，严谨的学者应实事求是，将其与当时的历史事实相互印证，遗憾的是，杨继绳并未做此项工作。 孙经先指出【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说“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才在法律意义上建立起来。1958年的文件，到1959年下半年以后才实施，即1959年下半年以前用的还是1955年的文件。也就是说，你在迁入户口的时候，可以不缴验迁移证。】 此外，孙经先还列举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中记叙的历史对户籍漏报的结论予以证实。 如果要解释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变化，就必须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杨继绳断言“上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杨继绳又说，【退一步，即使孙先生的不报或漏报户口的假设成立，那么，这些没有户口的人吃什么?】【我怀疑他当年是生活在中国。】，【这是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和从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很可惜，杨继绳未能给出历史证明，似乎只是一些刻板印象。 当然，如果谈论学术问题，我们应提倡少一些杨继绳先生这样的辩论语言，正确尚好，但若谬误，就贻笑大方了。若让人信服，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是不好的，这不是自信的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读者自会辨别。 那么历史究竟如何? 孙经先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孙经先说【我在北京做过好几次报告，一些来听讲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都是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他们说当时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用后来70年代的事情去解释50年代、60年代的现象，这是不行的，是违反历史的。】 孙经先说，我国当时户籍管理的重点是在市镇，是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市镇，而在农村地区户籍对人们的影响则远远小于市镇。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漏报户籍的农村人口，并不存在没有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证实。 孙经先指出【漏报户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他们就有可能又回到城市，所以宁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当时有一个说法，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口袋户口”。这些人害怕以后再回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二是他们户籍登记的观念薄弱。】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秉承历史事实，而不是靠臆想和猜测，靠“春秋笔法”，从杨继绳和孙经先的对话来看，孙经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实践上，均为研究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的非正常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杨继绳却是在历史真实之外，用不严谨的公式和数据得出了“饿死三千万”的结论。 (3)杨继绳的“独创”：饿死人公式孙经先说【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 孙经先指出【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孙经先用杨继绳的“独创公式”计算了一些地区的饿死人数【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孙经先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孙经先称，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三、历史研究应谢绝杨继绳式“纪实”（1）用片面事实演绎“悲情”杨继绳在武汉会议上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如果属实，这给人的印象确实是“缺席审判”，能在学术观点之外迅速博取公众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杨继绳与孙经先这次是当面交锋，因此使杨继绳的片面事实得以揭穿。孙经先对杨继绳的言论予以了澄清【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1.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2)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3.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会上，对孙经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杨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那么，杨继绳为何片面公布事实博取公众同情？这只能解释为打“悲情牌”，在自己所谓学术争论之外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这也从另外的侧面证明了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脆弱。 这也说明，杨继绳所谓的“纪实”，是怎样一种纪实。现实中不说，杨继绳以“纪实”之名写出了墓碑，为“论证”“饿死三千万”，他的关键论据多次运用杨继绳式“纪实”，让人惊呼，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造！ （2）自编自导历史当事人的对话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孙经先说【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是怎么说的。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杨先生说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的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掺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周轩进先生的上述回忆，充分揭露出杨继绳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确认”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只是自己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文学性发挥”。 杨继绳的此类“纪实”很常见，从这两处典型“纪实”可窥见一斑。 四、“饿死三千万”：政治宣传压倒学术研究杨继绳的此类“纪实”在《墓碑》中十分常见。杨继绳是《炎黄春秋》的副社长，《炎黄春秋》杂志自称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但是，《炎黄春秋》就以是以在“纪实”中添加自己的“想象和观点”来构建历史观，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但在关键之处却“塞入”自己的话语。不久前，《炎黄春秋》主编洪振就因造谣污蔑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而引发众怒，网友纷纷认为其跌出了底线。《炎黄春秋》宣城“以史为主”，但实际宗旨在于解构中国革命史、解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炎黄春秋》副主编徐庆全2013年4月在北京西城区图书馆作了一场报告会：“《炎黄春秋》背后的故事”，据到场听会的人透露，徐副主编在报告中提及其刊物的办刊宗旨时称“我们杂志是有理论高度的——立宗确旨，悉为解构当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杨继绳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饿死三千万”，就不难理解杨继绳先生是被政治意诉求倒了学术研究，才导致不是人口学家、不懂数理统计的自己写出了“人口研究”的纪实著作，才使自己对诸多明显的纰漏和错误视而不见，才使自己在面对有力证据质疑的情况下抛弃学术态度，而选择了坚持有利于自身“政治正确”的错误观点。 再回顾杨继绳和孙经先在武汉会议上的正面交锋，孰是孰非可谓一目了然。当然，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人口非正常变化的课题还有诸多问题可以探讨，但至少“饿死三千万”这个说法无论是从计算方法上还是历史真相上都已经被证明是个“伪学术”。长期以来，“饿死三千万”在以杨继绳等学者和媒体的大力推动下广泛流传，误导了许多中国民众乃至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对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起到了恶劣的推波助澜的影响。 在历史研究上，应提倡孙经先教授的态度和方法，而摒弃杨继绳这种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宣传”，只有这样，我们才更接近历史真相。 (注：本文中论证部分均取自杨继绳和孙经先的交锋文章，若想更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请参看全文。) 附： 杨继绳关于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会议的声明6月5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说会上要讨论大饥荒问题。会议组织者贺雪峰态度诚恳，还让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曹天宇多次用电邮和越洋电话邀请我。盛情难却，我只好出席。 6日上午，我在发言中否定了孙经先的三年人口数减少不是饿死的而是户口漏报、不报造成的说法，再一次驳斥了“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的诽谤。下午孙经先发言，还是重复最近两年批判《墓碑》的老调，而这些老调我在上午的发言中和过去两次作了批驳，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回应。 会上其他人的发言主要是讨论土地问题，有的肯定了毛泽东建后的“农治”思想，有的对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问题作了分析，也有人否定这些意见。只有几个人对我和孙两人的发言表态，其中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孙的。 会上没有倾向性的结论。谁知，武汉会议后，孙经先和巩献田发表了题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直接对话”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会议情况。 对此，我向会议组织者贺雪峰提出抗议，并要求他秉公报道会议真实情况。孙经先多次发表文章对我进行诽谤，我曾经两次著文驳斥，这次在武汉会议上的发言是第三次驳斥。 对我的第三次驳斥，会上没有人指出什么问题，更没有否定性发言。孙经先和巩献田的报道完全是虚构。鉴于孙经先对会议情况如此歪曲，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这篇文章是我对孙经先最后一次驳斥，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 五柳村2014年7月11日收到 参考：【1】杨继绳三驳孙经先：在华中科技大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55c72b0102uxc3.html 【2】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4/07/323511.html 【3】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97011 【4】杨继绳：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 http://research.kdnet.net/library/content.php?id=2259 【5】孙经先：破解“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的重大历史之谜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66.html 【6】孙经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60.html 【7】杨继绳是怎样走向“饿死3600万”重大谬误的——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124/c143844-24217270.html 【8】孙经先：三年困难时期有关死亡人口计算的若干问题 http://www.haijiangzx.com/2014/wicket_0215/165158.html 【9】孙经先：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8/248721.html 【10】《墓碑》“中国饿死3600万”的结论非常荒谬 http://www.dangjian.cn/specials/shuzixuexi/ywxj/qtfm/201308/t20130827_1435592.shtml 【11】认真解读文本还原历史真相——读杨松林新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http://www.hswh.org.cn/wzzx/llyd/ls/2013-08-16/22473.html (以下是孙经先以其他笔名发表的部分文章)
【12】齐劲松:蒋正华的一段话揭开一个重大秘密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54.html 【13】齐景润:几千万中国人是怎样“被”金辉“饿死”的?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55.html 【14】齐景润:六千五百万中国人是怎样“被死亡”的?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58.html 【15】齐景润：蒋正华必须向历史讲清楚的重大问题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61.html 【16】齐景润：人口学家评“江湖术士”蒋正华副委员长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62.html 【17】孙景泽：解开60年代人口变动真相，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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