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中国革命 查看内容

数学无知 人格无赖:杨继绳“饿死三千万”问题上的表现

2014-7-25 22:4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46| 评论: 1|原作者: 朱瑶|来自: 华夏网

摘要: 对于孙经先的有力质疑,杨摆出“我就是没错”的姿态,拒绝学术对话。

数学无知 人格无赖:杨继绳“饿死三千万”问题上的表现

作者:朱瑶 发布时间:2014-07-25 来源:华夏网 

数学上无知 人格上无赖--评杨继绳在“饿死三千万”问题上的系列表现

首发华夏网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1090.html

  所谓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传言或许很多人都不陌生,在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该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流传甚广。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源于宣传此历史观的人欲借此否定毛泽东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并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多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一直存在交锋,但近两年,“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数学家孙经先经过扎扎实实的研究证明所谓“饿死三千万”只是谣言,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就连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也为孙经先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

  今年7月5日—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我国和若干西方学者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因此所谓“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历史是非问题难以回避,会议特别邀请了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就该话题进行讨论,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原因不明),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由此,孙经先教授得以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进行对话。

  会后,参与讨论的“宪天”发表题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文章叙述了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该问题的情形,澄清了一些杨继绳先生在会上单方面的不实信息(后杨继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文章认为,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经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没有做出回应,因此可认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已告破产。

  之后,杨继绳也发表声明[附1],声称【会上没有倾向性的结论】,【孙经先和巩献田的报道完全是虚构】,【孙经先多次发表文章对我进行诽谤,我曾经两次著文驳斥,这次在武汉会议上的发言是第三次驳斥】。然而,杨继绳的声明未就宪天文中提出的要害问题和真相作任何回应,全文“避实就虚”。

  事实上,从杨继绳与会发言稿中(见文后参考)可看到,杨继绳所谈观点全部是孙经先用详实证据批驳的内容,他本人并未提出新观点,只是简单重复了此前观点。杨继绳一再声称孙经先“诽谤”,称孙经先“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但事实上,对于孙经先的有力质疑,杨继绳未能以学术态度回应,而是摆出“我就是没错”的姿态,声明最后更以【没有必要再回应】,【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竖起免战牌,拒绝学术对话。

  我们且看孙经先和杨继绳的交锋。

一、杨继绳和孙经先谁在秉承学术态度?

  1)“数据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

  孙经先教授是数学家,严谨求实是其恪守的基本准则,为澄清这一历史重大问题,他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呆了一两个月,仔细阅读和查证全国各地的县志和其他人口资料,并辗转于各地调研。孙经先教授对杨继绳的批驳中,处处引用原文,并以数学家的逻辑加以分析。整个过程中孙教授完全出于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感,就此一点来说孙经先的研究值得认真对待。

  杨继绳在会议上说【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并称【饿死3600万”的结论“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他说,【孙先生企图从否定我书中某些地方的某些数据入手,从而断定饿死3600万是重大谣言,这是文不对题。即使我在写12个省中的数字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

  首先,“我不是人口学家”实际上是杨继绳为自己推卸责任的说辞,意思是我不是人口学家,因此有错在所难免,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直气壮自以为正确的资格,更不能厚着脸皮谈“学术问题”。其次,如果证明3600万的数据纯属谬误,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否形同无赖?再者,杨先生“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就得出权威结论,实在是“高深莫测”。

  面对孙经先严谨的指证,杨继绳不得不承认,有些地区的数字问题有错误,但不认为自己是“伪造”、“篡改”,“只是疏忽”。在数据问题上,杨继绳也曾发文自辩,但十分苍白。此处仅举一例,孙经先指出【《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继绳则反驳的理由是,【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很显然,孙经先的说法是严谨的,事实就是没有记载。但杨继绳把自己用一套方法计算(且数学能力让人生疑)的数据来源直接写成地方史志所载,为自己增添“权威性”,若没有孙经先这样查阅资料的读者,岂不就蒙混过关。此外,杨继绳更把一处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写为“全县死绝8404户”。这让人不解为何不能叫做“伪造”“篡改”是什么。因为作为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无论哪一个有基本学术原则的人都会严谨求实,至少会写“根据《常熟市志》数据计算而来”,更负责任的应该还要写上自己的计算方法,更何况在孙经先的仔细求证下,杨继绳的很多计算方法根本是在发挥文学联想。

  孙经先在“《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一文中说【《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

  而【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

  无怪乎孙经先会说:【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遗憾的是,杨继绳的数据错误不止一两处,孙经先认真查阅指出了数十处重大错误,而这些数据都是关键性的“饿死人”证据。

  但即便如此,杨继绳还在驳孙经先文章中如此写道【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仅凭我一人之力难免出错。看到有人对我的书“反复阅读”、“逐一查证”,指出其中错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错误,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谢。孙先生虽然没有指出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如果他出于学者的严谨态度,对他的质疑我也表示赞赏。】

  短短几句,杨继绳“大度”“胸怀”跃然纸上,自己“没有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可笑可叹。

  (2)谁在将问题政治化?

  杨继绳说【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谩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但观察孙经先的文章,他恰恰很想跟杨继绳就学术来辩论,作为数学家,其使用辞藻的能力与杨继绳相比实在是相距生远,孙经先断然写不出肆意发挥、洋洋洒洒的《墓碑》。我们且看杨继绳是如何“学术”的。

  杨继绳在武汉会议讲话稿中先给孙经先来了个“文革式”批判,说【投靠、借助政权的力量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历来为学界所不耻。】【人们从他的文章中会看到,孙先生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这让人联想起“恶人先告状”,自己在谩骂和恐吓,却先把对方扣上谩骂和恐吓的帽子,

  杨继绳说【孙先生大概也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发表声明,要求公安部门保护他的安全。这是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我奉劝广大读者对孙先生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的事。】这不知算不算恐吓,但有理解能力的读者应该能读出其中深意。其实,孙经先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学者杨松林为此出了《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一书,各类学术会议也不断,网友支持如潮,杨继绳自己也说“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不但如此,孙经先还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杨继绳说,孙经先引起“广大读者的愤慨”,在他的“善意奉劝”下这些读者才“宽容”,才“不做出过头的事”,杨继绳所说的支持自己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杨继绳自己不断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万一险遭不测,这本书也算是我自己的墓碑。为这本书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诽谤?!】,以“视死如归”来“力证气节”,但杨继绳会遭遇什么样的不测?有什么政治风险?似乎都没有。反而,按他自己的话说【孙经先对我的大量诽谤对我毫发无损,还帮了我的大忙。】,【孙经先的批判文章发表以后,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既然如此,杨继绳非但有什么风险,反而是名利双收。因此杨继绳的所做作为只能说是在用言政治和言死博取同情、掩盖学术谬误。倒是在孙经先教授还需要杨继绳先生高抬贵手,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的事”。可惜,孙经先是数学家,舞文弄墨确不及杨继绳,对于众多杨继绳支持者的谩骂、攻击、人身威胁,孙经先只能发表《严正声明》【对于“追随共和”和其他人侵犯我的名誉权的行为,我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

  杨继绳说:【经孙先生等大张旗鼓的批判,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本书,还千方百计地找这本书。】这心态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被网友赐名“谣翻中国”的秦火火。在面临质疑时,用耍无赖的方式“我自岿然不动”,此种“学术风范”无人能及。

二、杨继绳和孙经先谁的历史研究基于历史和逻辑?

  这里仅讨论杨继绳武汉会议上所谈的两个关键问题。

  1)杨继绳推翻“孙经先公式”?很明显,杨继绳的数学水平不如小学生。

  人口非正常变化计算公式是双方争论的关键点,因此,杨继绳在武汉会议上着重谈及。他在华中科技大学会议上发言稿第4、5部分进行了主要阐述。他列出了孙经先公式: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a+b-(c-m)+d]-a-[b-(c-m)]

  即仍为d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孙经先的公式虽然是简单的加减法,但揭示的问题很重要,即死亡漏报m不会对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因为m除了影响人口增长数的统计数值,同样会影响年末人口的统计数值,如果为理想状况,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由d引起。这是问题的核心。

  孙经先曾在文章中指出,所有“饿死三千万”说法的依据都来源于统计局的户籍人口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我国人口(实质上是户籍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

  但是孙经先发现了“国家统计局户籍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矛盾”,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这个数在本文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非正常减少(按照统计局的人口户籍统计数据,1959年人口非正常增加534万,1960年非正常减少695万)。”

  孙经先认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

  所谓迁徙漏报、重报、虚报,是指如下这些状况:“假定王×1963年从某市迁出并注销户口,返回农村原籍;他没有立即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是直到1970年才办理这一手续。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63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1970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假定张×在原籍有户籍,1957年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原籍没有注销户口的情况下又在迁移后的地方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即他在两个地方同时都有户籍)。到1960年,这两个户籍之一被注销。这种情况称为迁移重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57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1960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

  孙经先指出,“通过计算可知,这一年(1960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695万人,这一部分数字是由户籍迁移登记中的原因产生的,另一部分(-305万人)则是由户籍的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

  由此,孙经先彻底粉碎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孙经先的逻辑是这样的: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本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本年底实际人口数为a1,当年实际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户籍统计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实际死亡人口数为c,当年户籍统计死亡人口数为C,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即(A-a)-(B-C),即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假定上一年无漏报迁徙等情况则为实际人口),当年户籍出生人口B等于b,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C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则年末户籍人口数A等于a1+m+d,即实际人口数加上死亡漏报加上虚拟人口迁徙。很显然,不管统计方式如何,死亡漏报m即会影响死亡人口户籍数,也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但迁徙虚拟人口d只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A-a)-(B-C)=a1+m+d-a-b+c-m=a1-a-b+c+d即死亡漏报m不影响人口非正常变化数。

  很明显,年初实际人口a加上本年实际出生人口b减去本年实际死亡人口c应该等于年末实际人口a1,即a1=a+b-c,即a1-a-b+c=0因此,A-a-[B-C]=d】

  这就是孙经先的核心逻辑。无论户口统计方式如何,都是这个结果。

  为“推翻”孙经先上述关键公式,虽然不是数学家,杨继绳还是按照孙经先的思路也写了个公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的说法不成立。】

  写出这个公式后,杨继绳洋洋自得称【以上我从数学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运算也能算作“数学”的话)推翻了孙先生的“死亡漏报不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影响”的论断。】

  首先,杨继绳最后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公式有错误。按照杨继绳的公式,人口非正常变化=总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数=【(A-a)-[b-(c-m)]】,但杨继绳却加了一个d。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杨继绳没有明白d的含义,实际上d本身会影响A,因此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不用再加。

  我们再从基本的数学角度来看杨继绳的公式。杨继绳定义的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亦即户籍年末总人口为A。杨继绳否认A与a、b、c、m、d存在换算关系,认为A是年末生产队上报统计独立获得。

  首先,我们需明确公式中参数的含义。公式中,b,c应为实际人口,为考察人口变化受那些因素影响,孙经先引入了死亡漏报人数m和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我们知道,户籍出生人数为B,户籍死亡人数为C。在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的前提下,B=b+0=b,C=c-m。同理,年末实际人口数a1。那么,A=a1+m+d。B和C都应是统计所得。

  若无m和d的影响,很容易可得,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

  按杨继绳所说,A不能和m换算,那么同理,C也不能和m换算,这样,不论是引入m、和d,都不会影响改变人口非正常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死亡漏报m不在公式中体现。但是,这样的公式并未说明什么问题,既不能说明死亡漏报m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也未证明d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换言之,坚持都不换算,杨继绳的公式毫无意义。

  那么杨继绳的公式中为什么多出来个m?核心问题在于杨继绳允许C换算,却不允许A换算,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两者在同一个公式中相加减,犯了很低级的数学错误。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引入m,d后,我们应将实际人口数按统一逻辑规则换算成户籍人口数,这样才能相加减。

  亦即,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a1+m+d-a)-[(b+0)-(c-m)]=a1-a-b+c+d

  从算式中可清晰看出,m不在算式中出现。如果稍动脑筋,不难看出,年末实际人口a1与实际人口a、b、c是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均以实际人口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为0,

  亦即:0=(a1-a)-(b-c),也就是a1=a+(b-c)=a+b-c

  也就是说,从数学角度,哪怕杨继绳所认为的A的统计方法是正确的,其若能按照正确的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应该是

  人口非正常变化=a1-a-b+c+d=a+b-c-a-b+c+d=d

  只剩下d,这个结论完全跟孙经先的结论相吻合。

  为什么杨继绳最后的公式出现了A,又出现了m,根本原因是杨继绳压根没有看懂孙经先公式中各字母的所指,也压根没搞明白户籍人口数和实际人口数在公式中的对应关系。他一方面“别出心裁”说“A与其他字母不存在换算关系”,一方面又将C和(c-m)进行换算,从而“不明不白”在算式中多出了m,并由此推翻孙经先的结论,其实他自己可能都未必知道m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只是小学数学未学懂而产生的错误而已。

  从数学书证明了杨继绳武汉会议证据的谬误后,我们再来看历史实践。杨继绳说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并称【孙经先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

  孙经先指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

  【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作为学术问题,谁更符合中国实际并不能以个人好恶、随意推断或者是某些人的“印象”来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杨继绳显然没有给出证据,只是再一次单方面“自我肯定”,并自我宣布胜利,无异于掩耳盗铃。

  退一步说,若杨继绳真心出于学术态度,应对孙经先的研究十分重视,并且知错就改(何况杨继绳自己声称并非人口学家,数学水平更是有限,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就是这样的人在反对数学家孙经先,硬是认定饿死三千万),这样他本人也能得到进步。但固执地坚守由自己不严谨而得出的结论,且大力宣传,这就超出了学术问题的范围,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在宣传某种“政治谣言”。杨继绳应当反思自己是否有对读者负责,是否有对自己的人格负责。

4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4 人)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laobing 2014-7-27 05:17
这篇文章值得看。我看了两遍仍有不清楚的,有时间还会再看,现在还不敢下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1)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8 15:51 , Processed in 0.012281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