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上网前言：

　　何干强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①]。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者们理应为贯彻总书记十分重要的讲话精神自觉承担义务和责任。

　　最近，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笔者撰写的著作《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何干强著，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此书是笔者撰写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规律研究”（项目号：05@ZH005，主持人：李长征）的中间成果。为了推进更多的读者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振兴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共同努力，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本书内容上网。感谢“乌有之乡网站”的支持，从今日起，本书将分章节陆续刊登。欢迎读者们提出宝贵意见。

　　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

　　第一章 振兴公有制经济的紧迫性

　　当前为什么中国必须提出振兴公有制经济的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削弱，这关系到新中国的生死存亡。

　　本章遵循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首先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呈现的向上和向下的经济现象;由此出发，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大基本历史前提，确立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状况三个分析视角，揭示近些年两种对立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阐明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接着，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一步论证，要标本兼治地解决人们目前普遍关注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外资侵占国内市场等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惟有振兴被严重削弱的公有制经济;在此基础上，以宪法为准绳，强调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基础，绝不容削弱，当前振兴公有制经济时不我待。

　　一、从两种对立的经济现象谈起

　　(一)改革开放以来向上的经济现象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②]从那时起，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进入扬弃计划产品经济体制[③]、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历史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逐步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现象。用科学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来衡量，一种是向上的经济现象：

　　——改革前国有企业那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合一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公有制企业显现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活力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国有经济同商品货币关系实现有效结合，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2至2009年，中央国有企业不算上缴利润，上缴的税金总额，就由2914.8亿元跃升到11474.8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1.80%。[④]

　　——包括商品市场、多种生产要素市场和信用制度在内的结构比较完善、覆盖全社会的统一、竞争、有序和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已开始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格局，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活跃，持续增长，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8.1%;而1961-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6%。[⑤]2007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爆发至今余波未平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国虽受到影响，但是从2007年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的速度仍分别达到11.4%、9.0%、9.1%、10.3%、 9.2%。[⑥]这被誉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国家对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已经建立并正在健全;财政实力明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城乡统筹发展已经拉开序幕;城乡人民平均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等等。

　　(二)向下的经济现象

　　上述向上经济现象令人鼓舞，然而，同样用科学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来衡量，近些年来在国民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不少令人焦虑的、向下的经济现象。如：

　　——涉及生产关系方面的有：城乡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普通老百姓存在“三难”(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经济腐败屡禁不止、一些产业部门被外资控制、相当多民族产品品牌在市场上消失、股市投机性过旺等。

　　——涉及生产力方面的有：经济发展粗放(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失衡、农村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等。

　　(三)面对复杂经济现象应防止认识的片面性

　　如何正确认识这两种对立现象的成因，这关系到能否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能否真正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

　　如果只看到向上的现象而忽视或否认向下的现象，就会让成绩掩盖问题，助长实践中发生的失误，迷失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使经济发展偏离科学轨道;反之，如果只看到向下的现象而忽视或否认向上的现象，就会怀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丧失信心。不过，即使能够同时看到向上和向下这两种对立现象，但是不能正确地揭示这些现象的成因，也同样会陷入认识误区。例如，把产生向上现象的原因全都归结于不问姓社姓资的“市场化改革”，那就无法解释为何会产生人民群众抱怨的诸多向下的经济现象;而那种把向下现象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市场化改革”，则无法解释为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产生诸多向上的经济成就。又如，有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所谓“倒U型”曲线假说来解释向下现象产生的原因，[⑦]这就无异于排斥了向下现象的产生有工作失误的主观原因，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是不能认同的。这些认识误区，显然不利于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教训。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到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⑧]我们要防止认识的片面性，正确地认识产生两种对立现象的成因，惟有运用唯物史观的辨证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向上或向下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作具体分析。

　　二、从对立现象的成因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一)明确分析经济现象的指导思想

　　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要求我们，必须把上述经济现象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为此，必须确立科学分析的基本历史前提，这就是：

　　1.中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独立自主地稳定发展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世情，指出在当代，帝国主义阻止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国际上已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已形成一定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及其相应的先进的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华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历史实践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就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77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加拿大外宾，谈到列宁批判考茨基庸俗生产力论，论证落后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时，又重申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他说：“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⑨]今天，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虽然在社会生产中仍然存在手工工具这种生产方式，但是，机器工业生产已经成为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形成了更加有利于社会化生产和联合劳动的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模块化新生产方式，这就使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从实践上证明，新中国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这是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现象的最基本的历史前提。

　　2.“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⑩]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自然经济因素，发展商品经济势在必行，而现代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11]市场经济就其作用机制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商品交换间接实现的、空间上可以广泛拓展的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尽管说，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发性，但是，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可逾越的;它与自然经济那种封闭的、狭隘的、从主体条件出发、只能在家庭、村落等小范围内形成的分工方式相比，对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产生很大的推动力。市场分工制度并不姓“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也可以利用。中国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摆脱旧中国遗留下的自然经济形态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为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为最终形成自觉的社会分工制度和自由人联合体经济，创造物质前提。充分认识新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仍然处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形态，需要建立健全市场社会分工制度，这是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现象的又一基本历史前提。

　　从这两大基本历史前提出发，我们有必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确立三个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视角：

　　其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状况的视角。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最深层的经济关系，其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它是决定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最深层的本质因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12]这里，“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指的就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或简称所有制。我们分析经济现象的成因，理应深入到所有制关系层面。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是要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涵盖的所有制层面。

　　其二，市场流通关系或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状况的视角。在商品生产社会，市场流通关系是生产与分配、消费的中介。市场的运行状况是否通畅，关系到社会分工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关系到劳动生产率能否提高，关系到劳动者生产出的物质财富的经济价值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再生产规模能否稳定扩大。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拓展市场流通关系的历史阶段，分析经济现象，理应重视市场流通关系的状况。

　　其三，经济管理体制状况的视角。如果说所有制状况和市场流通状况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历史状况决定的，具有客观性;那么经济管理体制，则是人们根据自己对国民经济运动的认识，所制定的规范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系列制度规则，具有主观性。经济管理体制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是否健康向上。因此，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经济现象，不能不认真分析经济体制的现实状况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两者有机结合的客观要求。

　　从上述两个基本历史前提和三个经济分析视角来看，分析上述两种对立经济现象的成因，就应当注重综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经济关系、市场流通关系和经济管理的具体体制这些经济因素发生的变化。

　　(二)向上经济现象成因

　　从这些视角来分析，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国民经济向上的经济因素，主要是：

　　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根本作用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具有劳动者处于自主地位、能自我调节生产关系、保证“全国一盘棋”、促进人们形成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提高发展经济的总效率、促进走共同富裕之路等优势。[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虽然有过波动，但是始终保持稳定的较高增长的态势，这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支撑的结果;在经济体制大转换的过程中，作为公有制经济主力的国有经济，做出了有利于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贡献。像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服从国家计划调控，低价出(为全国提供矿产资源上游产品)，而高价进(购进其他地区放开价格之后的轻工业产品)，由此支援了全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如此之快，没有国有经济促成的强大物质基础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而统筹城乡发展措施的提出和实施、统一市场体系建设规划的设计等，都是公有制这种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全国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更离不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支撑。可以说，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体现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向上经济现象的最根本的因素。

　　2.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还不可能覆盖全社会，从壮大民族经济的要求看，还需要发展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自身的实现形式，也有待完善。新中国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后来强调“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公有制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1975年国有经济占83.2%，集体经济占16.8%，两者合计为100%。1979年，国有经济占81%，集体经济占19%，两者合计仍为100%。实践表明，这不利于从国情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活跃和发展国民经济。改革开放对所有制结构进行多元化调整，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1993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46.95%、集体经济占34.02%、私营外资经济占11.05%、个体经济占7.98%。[14]199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3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8%;199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1380亿元，比上年增长13.4%。[15]1992年，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城镇居民吉尼系数和城乡居民全体吉尼系数分别为0.211和0.377;1993年两种吉尼系数分别为0.218和0.407。[16]到这时，国民经济增长很快，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大(吉尼系数基本上处于0.4以下)，证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正确的、有利的。

　　3.市场流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促进国民经济产生向上现象的新因素。党中央在改革伊始就强调，“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7]，这也就是要从中国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情出发，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前提下，破除自然经济观念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缺乏活力的僵化经济管理体制，创建公有制为基础的、宏观计划调节与微观市场社会分工制度自发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为了发展和适应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公有制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诸如：对国有经济实行“两权分离”，国家代表全民掌握的国有资本所有权和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权实行相对分离;赋予国有企业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权，包括自行投资、自行招工和分配、自主设置内部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承担市场风险;对包括集体企业在内的所有公有制企业，都要求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力求做到“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等等。这些推动公有制经济同市场社会分工制度有效结合的改革措施，连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实施，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具有自发性的一面，它在有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潜藏着导致宏观经济比例失衡的负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造成现实的危害。但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注意在公有制基础上实施宏观计划调节，对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负作用起到抑制作用，使其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向上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

　　这里必须把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两层经济关系严格区分开来。前者体现人们生产劳动社会性的间接实现关系，[18]发生在流通领域;而后者体现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产生于直接生产过程。前者不能决定直接生产过程中谁来指挥生产、占有产品这种所有制关系;反过来，后者也不能决定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存在与否。在这样区别开来之后，就可以明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决不能归功于私有制有多大能耐，而是它利用了市场社会分工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显示出明显高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的活力，这是由于破除了僵化的经济体制，正确地利用了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