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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

2014-7-21 22:5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43| 评论: 0|原作者: 张文木|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的原因,可从其1895年甲午海战的胜利中寻找。

张文木: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

作者:张文木 发布时间:2014-07-20 来源:乌有之乡 

  内容简介:甲午海战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辩证地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后来却变成了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本文认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的原因,可从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战的胜利中寻找。

  说明:本文根据作者在2014年5月25日解放军艺术学院召开的“甲午战争与强军文化”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主要内容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1]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甲午战争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一

  研究甲午战争,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甲午海战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的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很多事过了就错。中国和西方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有所不同:西方是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中国人则认为正确与否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于节度,有些正确的事,若做过了,也就错了。所以中国人叫“记大过”,不叫“记大错”。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会打拳的栽在拳头上。谁见过盲人被车撞了的?实际上,真正有本事的人都很节制,轻易不出手,这样的人最后往往都很成功。由此也可以说,人的缺点就是优点的过度使用,而制节中的优点才是优点。我们常讲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很有道理的。如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却在后来变成了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了。

  1937年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2]为墟。”[3]这句话讲的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点。我理解,意思是琉球和台湾若不保的话,那么“三韩”即朝鲜半岛就完了;继而引申:半岛不存,中国危矣。从1644年李自成失败说明,谁控制了中国东北,谁也就扼住中国的咽喉。1644年李自成轻视了山海关清军的力量,失去了山海关,也就失去了中原政权。历史上只要东北乱,接着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或更迭。到清时,近海问题成了大陆问题的沿伸,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说明:谁控制黄海,谁就能控制朝鲜半岛;谁控制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而控制了中国东北,则基本控制了中国中原政治。黄海动,则中国动。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说,黄海动则亚洲动。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4]由此而论,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乃至亚洲的归属。今天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日本,与19世纪末甲午年的情形相似,两国最终还是要在或黄海或东海这个地方见招的。在19世纪末的那次较量中,日本赢了中国,不久还赢了沙俄。这是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的地缘政治原因。同样的道理,21世纪日本若要步甲午后尘,在东北亚,必然还要与中俄冲突;在太平洋还要与美国冲突。

  但是,日本一旦挑战中国,仅从地缘政治上看,就是一场不可能调和且日本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战争。

  大家从欧洲地图可以看出,大陆版图与其周边岛国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质:只要大陆版图是完整的,这时的岛国就是边缘化的;反之,只要大陆版图是破碎的,岛国就会被大陆破碎国家簇拥为地区的中心。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力学问题。英国是岛国,英国在欧洲继而世界的主导权是以欧洲大陆板块破碎来维持的。欧洲破碎,英国才有可能在连横合纵中纵横捭阖,用“均势”的方法操纵欧洲:法国崛起,英国就扶持德国;德国崛起,再扶持法国;德法联合,英国就和俄国联手。总而言之,只要欧洲破碎,英国就是欧洲的中心。日本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自己在亚洲的主导权一定要以中国破碎为前提;如果中国是统一的,那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边缘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战争后,为什么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国:跟清兵入关不一样,日本侵入中国以后,并没有全盘占领中国,而是把中国分割成好几块,这样有利于构建它在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天大目标的牵引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由于这样的即肢解中国大版图的目标和工作量如此庞大以至仅靠日本无法实现而日本却硬要一味蛮干,其结果必然是在赢得首场战役的同时,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必将输掉整个战争结局。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二

  1.我们知道,与当时的中国相比,日本以制海权见长,但海权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你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之外。我们看,占领台湾,意味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它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占领中国,当时日本有些力量但已力不从心,但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日本就要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继而美国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当然还有俄国),日本绝搞不定台湾;而要想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对日本来说根本不可能。日本就是这样被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就是由这个悖论导出的必然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惨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2.但这还只是日本毁灭的地缘政治原因。导致日本毁灭还有认识论偏差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甲午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动的时候及时谈判停战并获得相对利益[5]——如果陷入持久战,日本未必能赢。这说明这时的日本军人是讲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适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分析说:“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6]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国和俄国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加上两场战争的胜利更使日本人开始目空一切,从自信转为自大,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有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这与我们今天一些人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其他一切都好说的认识很相似。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创立陆军大学校,对华对俄两次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的学员基本上都滋长了轻战略重战术的学风。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因此日益失去了全局观,以至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战役上基本没有大输——这一连串的胜利却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今回头总结,这是因为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其对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东条英机身上集中了由陆军大学优点过度强化而产生的表现为单纯军事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20世纪20年代,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张和平节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杀活动导致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层决策。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7]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8]结果日本硬让这些“优秀”军人们抱回的大堆战果给“噎”死了。侵华战役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结盟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 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1941年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军费迅速冲至98.5%,[9]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我们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为什么?这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哲学家眼中无成败,有的只是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这是谁惹的祸?是日本军人;为什么是他们?是因为他们太能打仗了而且不受政治约束。军人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过度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这个教训对我们也有启发,中国今天正在迅速崛起,但要想赢得持久的胜利,我们还得坚守“党指挥枪”原则和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

  3.正确地总结甲午海战,不仅要看到我们的对手的优点,但如果不能发现对手的缺点,那就不能得出正确的总结结论。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费尔德等都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莽撞给撑死了,1945年日本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蒋介石去过日本,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1938年1月15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10]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1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冷战时期已成日本盟国的美国在统治日本期间,也在力图消蚀日本人的战略思维。日本学者孙崎享写的《日本人的战略思考选择——超越日美同盟》一书说到战后美国统治日本的方法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人把战略学从日本大学抽掉,这使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你看日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跪下来谢罪,现在德国成了欧洲的中心。如果日本真得也能跪下来向亚洲人民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可惜日本人不是德国人,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而日本没有。在日本自明治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适合日本国情,会很幸福。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而这恰恰就成为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为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12]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三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美人不争翡翠,真兵家不争城池,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可惜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最贵[13]。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14],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15]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16]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7]。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18]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19]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20]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21]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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