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拥护中央严厉治党、治军
(致中共中央纪检委书记的公开信)
本人向中纪委书记控告张爱萍为了掩盖其反党罪行和生活作风糜烂等问题,而捏造罪状对本人等的残酷迫害。这个案子的受害人,主要涉及本人和陶鲁笳以及毛主席的女儿李敏等同志。虽中央早己作出是“天大的冤案”的结论,国防科委历经改为国防科工委和现在的总装备部,但一再控告、申诉无效,至今未予平反。特再次提出控告:依法追究张爱萍(原国防科委主任、党委第一书记)、常勇(原国防科委政治部主任)、刘毅民(原国防科委情报所党的核心组组长)的法律责任;对“天大的冤案”彻底平反。
一、本人简历和社会关系
1932年,我出生在一个世代农民家庭,1937年,日本鬼子一来,把我家焼得片瓦未留,全家住进了土地庙,父亲不久去世。6岁上小学,1945年小学毕业失学,1949年4月解放,于6月被选拔参加县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后参加乡减租减息工作,后任乡团副书记、书记,后改为总支,任总支书记;任区秋征粮库总会计、总保管;参加土改,于1951年9月,完成了全区土改清册编制工作,由镇江地委介绍到江苏省立镇江中学插入初中二读书(注:在地方两年多工作的组织结论是:阶级立场坚定,工作能力强)。1956年高中毕业,保送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因周总理决定南京工学院(现改为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不并入成电,则成电在华东地区招的新生全部到南工无线电工程系报到,于1960年6月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情报所工作,直至1981年被张爱萍强迫退休。期间任班团支书、校总支宣传干事、班主席、反右中心组长,所党的核心组副组长,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特别从中学到大学毕业9年读书期间,在我19岁进校时,血吸虫病尚未全愈,体育课连最低双杠上不去,是体育老师抱上去的,在教导主任和班主任的一再督促下加强体育锻炼,高中二获得国家劳卫制二级奖章和三级运动员奖章,高中毕业前获全校运动会5000米长跑冠军,直到大学毕业,保持了5千和1万米长跑全系冠军。
1945年抗日胜利,国民党一来,因哥哥1937年入党参加革命,以“共匪家族”的罪名,进行残酷迫害,嫂嫂上吊自杀,近60高令的老母亲扶养我和四个她的孙子辈,最小的吃奶的婴儿只得送了人。解放后,土改结束,母亲在全乡大会控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迫害,并送子、送孙参军。本人因患血吸虫病未被录取,比我小两岁的大侄儿于1951年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我大叔岳父当地也称叔父恽雨棠烈士,1922年入党,1923年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大罢工的组织者,我党第一份阐明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罢工宣言是他起草的,现保留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1925年是我党第一批派出的留学苏联的人员之一,一道去苏留学的有:廖承志、蒋经国、邓小平、杨尚昆等。在这前他是陈云入党的介绍人。留学回国不久,正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央为保存力量,又去苏联留学并担任领队。由于同王明发生矛盾,提前回国,任中共机关报社发行部长,不久任上海市政总工会主席,兼上海市黄包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1930年调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于1931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即史称“上海龙华24烈士”。大婶母李文烈士,1927年入党,29年同恽雨棠结婚,30年生一女,因夫妻俩参加革命工作,孩子一生下就送给了“育婴堂”,解放后,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多方寻找,至今无下落。李文和恽雨棠同时被捕、同时牺牲,是我党同时被捕和牺牲的约不到20对的高级干部之一对,李文牺牲时任上海市政总工会机要秘书。二叔父恽玉棠1927年入党,先后在武汉中央机关报社工作,后任游击队长、县文书等职,1941年同日寇交战中牺牲,现常州竹林庵烈士陵园阵列了他的史迹。
二、简要介绍我在文革中的概况
文革期,我是情报所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但是,我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以及同地方搞串联。因此,我沒参加和组织群众组织。同时不赞同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坚决反对给犯错误的干部戴高帽、游街等。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想不通,思想跟不上,因此我虽是党的核心组分工负责情报所政治运动,但沒有作一个动员报告,甚至不赞同那样批张爱萍,为此向三位科委常委谈了我的这些看法。从这一教训中,我心服口服王震同志所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但我支持李敏等同志“炮轰聂荣臻”,为此,自称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制造了一大堆“罪状”,企图把我打成“反聂荣臻国防口5.16组织部长”,非法关押三个月,直至林彪摔死。周总理亲自来科委处理,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制造的假案”,彻底平反;并逮捕了积极参与制造这一假案的两员聂荣臻的干将,彻底改组了科学领导班子。我成了国防科委系统知名“造反派”,包括后来任国防科委主任的陈彬同志只称我“知名人士”,而不称我的姓名。“盛名”之下,其实不符。由于近30多年,反文革余孽对造反派的野蛮攻击,我才自称“造反派”。
1974年4月,我担任情报所党的核心组副组长后,分工负责政治运动,后又兼管行政工作,钱学森同志还要我抓业务工作。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依靠全所干部、群众的支持,全所集中批林批孔,仅三个多月,较好地解决了被聂荣臻支持的国防科委由隐瞒20多年的伪保队副张某某为头子的“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以下称“总勤务站”),破坏瘫痪长达3年之久的烂摊子。我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强调各人自我革命,本人多次举办学习班带头斗私批修。因此,全过程沒批斗一个干部和群众,沒叫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查交代材料。全所确实在各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后被张爱萍、常勇严重破坏以至很难恢复。国防科委党委常委让我在科委系统有200多厂、所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介绍了经验。接着把我派驻第十研究院和第十四研究院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工作组都仅6至7人组成,沒有搞人海战术。到十院名义是副组长,因名声在外,如实讲,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都找我反映情况,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众所周知,凡上述聂荣臻的“总勤务站”插手的单位,无一不是拉一派打击一派而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注:周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严厉批评了聂荣臻)。我们同样分别用3个多月时间,沒有批斗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也沒让任一干部和群众写检查交代材料,甚至没有见有人贴大字报,分别顺利解决了第十研究院和十四院在三线的半导体研究所的问题。去半导体所的任务很棘手,我们进驻时,该所政委大门上钉了铁丝网,怕群众打他。在如此条件下,任务是解散这个所,物资分配好办,而近200个干部和战士分配到东南西北谈何容易。但也是3个多月,顺利完成任务。至今未见任一单位我处理的问题有提出任何意见,更没有提出复议、上访和翻案的。可见情报所的批林批孔的经验,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文革期,在业务上,我完成的任务中值得一提的有四项:
1)、发明了全新概念的巨型相控阵预警雷达(兼多目标跟踪)
原我国研制的相控阵雷达,基本上仿制美国的。美国的相控阵雷达,仅天线就相当一座五层楼;我国的仅天线阵面宽20米、高40米,包括8000多个小天线,安装在占用了整个一座山头一侧。因为是预警雷达,必须24小时全天候运转。(1)、从军事角度,这么大装备无法机动,是实战一大忌;(2)、很容易被敌方摧毁;(3)、维护费用极高,三年的维护费相当生产一台新雷达。根据这三大问题,本人发明了克服了这些问题的全新概念的相控阵雷,受到钱学森同志的支持,和全国雷达技术交流会与会专家的赞扬和好评。
2)、由钱学森同志下达测地下目标雷达任务
任务落在我头上,好在钱老提供了雷达脉冲频率,这个雷达本身沒有太复杂的问题,但数据处理是大难题。通过翻阅大量资料和走访一些专家,最终提出了方案。我还强调了该雷达可用于探矿、考古等用途。见报导,去年我国向月球发射的月球车上安装了测月球地表下的测地下目标的雷达。
3)、同另一位同志合作完成了钱学森同志下达的我国是否要研制测控船
任务完成了,测控船也建成了,并成了我国发射航天器不可缺的测量手段。
4)、还应补充介绍:上世纪60年,经周总理批准,在四年级中选拔一些德才兼优的提前一年毕业,支援因苏联撤走了专家而国防科研系统急需技术力量,本人提前毕业分配到情报所工作。报到后,被安排学了2个月英语、约半年由国防部和高教部,联合为国防院校培养师资的“火箭导弹师资训练班”学习。结束后,正好赶上东风2号导弹技术攻关。当时无线电制导已没人问津,我写了第一篇处女技术论文,提出地地弹道导弹虽不考虑无线制导,但无线制导不能丢弃,飞航式导弹等有用武之地。当时第五研究院(七机部的前身)院长王秉璋看后,当即作了批示,二分院很快成立了无线电制导研究室。
在此,顺便介绍一下,1981年张爱萍强迫我49岁身体健康“退休”(该离休而不让离休)后有影响的科技成果:
1)、上世纪九十年代,义务支持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
当飞机试飞成功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陶鲁茄、杨成武(因病委托他夫人)两位老同志参加,李佩瑶、王光英两位副委员长参加了大会。国内许多报纸和广播台报导了这一新闻,北京日报和北京台报导中还报导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某某一段话,国外美、英、新加坡、韩、日等都报导了这一新闻。
2)、2009年7月,我看到美国宣布成立“网战司令部”的报道,我当即发表了《从美国成立网战司令部谈起》一文,重点介绍了美国“脑控武器”。至2013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段心强、中国行政参阅总编辑文华两位同志,召集了部分“脑控武器”无辜受害的同志和几位老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会,本人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发了言,特别强调希望中央重视这个问题。会后于今年一月,新华社在“内参”发表了由段心强、文华两位同志署名的:《警惕“脑控武器”拿中囯人作残杀试验》,副标题为“部分网络电子专家给党和国家提出的建议”的文章。于2月28日见报纸报导中央成立了以总书记为组长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本人当即发表了《坚决拥护中央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文章,文中希望驻外有关这方面的专家,能像当初钱学森等一代老科学家那样,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排除干扰,毅然回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树我们自己的网络和信息化的科学成果的创业精神。
以上仅介绍了本人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对国家安全和应用科学有显著或明显效果的高新尖端科技成果。
三、张爱萍大搞打击报复残酷迫害同志
由于李敏同志向邓小平揭露了张爱萍私造核弹头一事(注:具体内容参见海南出版社《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65至166页。该书出版经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审查批准;书名由当时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题写)。张爱萍为了打击报复李敏同志,而捏造了:“国防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大案。后中央定性为“天大的冤案”,万里、黄克诚、罗瑞卿、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指示要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同志甚至十分生气地表示等他去德国看病回来,他亲自来科委解决这个问题。(注:以上参見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毛泽东》第377至379页) 和(参見海南出版社《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
如前述,我支持李敏同志“炮轰聂荣臻”,但我同李敏同志间无任何私人交往。陶鲁茄同志(原任科委主任、党委书记,75年张爱萍来后,陶改任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于74年底,在机关干部会上表扬说:“恽仁祥同志不攀高结贵”;“工作中遇到困难,恽仁祥同志不矛盾上交”。坦率讲,对此表揚,我理直气壮领受,因为这是我的个性。我同张爱萍也从未打过交道,唯1975年,情报所不仅沒有调干任务,还要根据军委座谈会确定精简机构,无条件精减25%后,运行一段时间再说。可是张爱萍一张私人便条,向情报所塞进21名大多不懂业务的文工团的人,其中有其情妇。我对这些人都不认识,科委司、政好几位师以上干部打电话给我:某某是张爱萍的情妇,他把人家丈夫气死了,你千万不能接受此人。核心组组长刘毅民不敢表态,推给了我。经查其中唯有一名某中学女教师,该校党支部书记出证明:这女孩,本来工作积极、要求进步;最近闹情绪,说张(爱萍)伯伯一句话,就能让她穿上军装。我当即在张爱萍的条子上批道:21人档案退张爱萍同志,工作请另行分配。我天真地认为,老干部都是立党为公,不循私情,更不会打击报复。但就因这个批语,张爱萍必欲置我于死地。
他制造了“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天大的冤案”后,指使他一手派往我所的“工作组”组长常勇(注:文革初任科委21基地政委,企图夺司令的权,而挑动了科委穿军装的单位唯一动枪的武斗,后被调离基地到七机部新五院任政委。七机部不要他被踢了出来,在科委待分配,正好被张爱萍所用。他的一位部下政治干事,知道常勇来我所任工作组组长后,专门找到我对我说:常勇什么卑鄙事都干得出来,你一定要注意,夜间千万别出门。七机部副部长曹光琳同志对我说:常勇政治品质不好,你多注意一点):要把权夺回来!捧着张爱萍大腿向上爬的常勇,为迎合张爱萍,他绞尽脑汁同刘毅民合谋,凭空捏造罪状:
(1)、“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及其‘小帮派’,整死了肖向荣同志”(注:原科委副政委,因病长期住院治疗无效病故);
(2)、“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注:均指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下面介绍真相);
(3)、“恽仁祥同李敏合谋指使鞠芳同志(情报所政治部主任)写大字报批张爱萍”(注:李敏至今未到过情报所);
(4)、“(恽仁祥)态度恶劣,负隅顽抗,同李敏订立‘攻守同盟’”。
(注:以上材料选自“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内部文件》第14页”)。
可见这“四大罪状”足以把我判死刑。但很奇怪,张爱萍把我关押后,从未有人要我交代上述“四大罪状”中任一项“罪状”。而当时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还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批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谁倒霉”。
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精心捏造了上述“四大罪状”后,于1977年7月16日,张爱萍召开了国防科委在京单位第一次批斗李敏的1000多人群众大会(李敏同志在上海照顾母亲未到会),接连开了两天。在这个大会上,他们唆使积极追随张爱萍非法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的情报所三处副处長张凡在大会上发言,全力宣染上述“四大罪状”,是批斗李敏大会的“重磅炸弹”,也是批斗大会的“最高潮”。紧接着,科委当即宣布了张爱萍的决定:“撤销恽某某职务、停止党的生活、隔离审查”。随即把我押送到张爱萍私造在北京通县非法黑监狱,派装备各类轻武器的一个排的武装看押,监狱还设有岗楼,约3米多高的围墙内,还按了铁丝网,值勤哨兵均步枪上刺刀严阵看守。因本人当时是在任人大代表,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张爱萍未经人大备案,非法把我关进黑监狱,是违宪犯罪行为,私造黑监狱更是罪上加罪。另外,按他们捏造的罪状,陶、李、恽三人“同罪”,但唯独把我关押。紧接着张爱萍把他的情妇调进情报所,不久提升为科委政治部某部副部长。足以证明张爱萍令常勇要把权夺回来,目的是为把他的情妇调进情报所扫除障碍。因此,陶、李、恽三人“同罪”不同“罚”,就是因为唯我恽某不让张爱萍把情妇塞进情报所,触犯了他尊严,他们二人沒有遇到这“倒霉”的事,否则无法解释三人“同罪”不同“罚”。证明张爱萍作风腐化堕落到了不惜违宪的程度,并犯下了无法推卸的打击报复的严重罪行。我请问:上世纪八十年代“严打运动”,青年男女一起跳舞、谈恋爱,都以“流氓罪”杀头(注:参见2008年11月5日“京华时报”),但张爱萍生活作风如此糜烂(其它腐败案例略),为什么能横行霸道对阻碍他腐败的恽某进行残酷迫害?
当天同我一起被关押的还有科委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尹香金同志,他的主要“罪状”是:他住在李敏同志家对门,怕他给李敏同志通风报信。
一直关押到1979年元旦前夕,张爱萍策划了第二次批斗李敏同志的大会,大会上准备宣布对我的处分:双开除,谴送原藉,监督劳动。各单位在会上批斗发言稿、会场等一切准备就序。在向中央请示时,叶剑英说:李敏的问题,你们别管了,有什么材料可以报上来。邓小平说: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就这样,第二次批斗会被迫流产,我才离开了张爱萍非法私造的监狱。但张爱萍并不甘心,他在科委高级干部会上提出:舒龙山(七机部9.16群众组织一号头头、机关党委书记,毛主席在他反映张爱萍的信上批示:此人是9.16左派)、恽仁祥、康某某(科委八局参谋,在李敏的炮轰聂荣臻大字报上签了名,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张爱萍的问题,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都应交军事法庭审判。舒龙山同志是地方干部,后被判了16年徒刑,受折磨,刑满出狱不久己去世。而我和康某是军人,当时国防科委无军事法院,即沒有张爱萍御用专政机构。交总政处理,总政看了材料说:判什么呀,沒什么好判的。顺便介绍一下,中央把张爱萍捏造的“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定性为“天大的冤案”后,前面己介绍不少中央领导同志督促张爱萍解决这个问题,而以专横跋扈(邓小平的评语) 著称的张爱萍坚决顶住。最后当时任总政主任的余秋里同志对李敏说:科委的工作做不通,你是不是先调总政来再说(参见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李敏才脱虎口。但我和康某两位无人“做不通科委的工作,先调总政来……”,张爱萍虽沒有达到把我交军事法庭审判的目的,横行霸道的张爱萍仍他一人决定对我们作了“处理决定”(注:参见附件1),关于对康某的处理在此不谈。这份“处理决定”泡制过程:由常勇策划写成“决定”,强行要我所在党支部开支部大会通过,而支部全体党员罢会拒绝参加支部会议,文革期同我持不同观点的党员拒绝参加会议更坚决。因此,支部大会沒有开成,从组织程序上表明“处分决定”非法。另强行要情报所所党委盖公章。常勇指责:情报所为什么对恽仁祥处理不下去?党委在沒有基层支部意见的情况下,被迫开党委会通过盖了公章,但加进一段张爱萍非法搜集毛主席、周总理黑材料的事实,“处理决定”就成了张爱萍犯罪的又一铁证。张爱萍主持的科委常委会讨论这个“处理决定”的会上,张爱萍一个人说了算,并加进了原“决定”沒有的“复员回原藉”,其他常委无一人发言。列席这次常委会的情报所党委书记回来后对我说:这么大单位的常委会,张爱萍一个人说了算,旁的常委一言不发,这就叫“处理决定”,岂有此理!我说:老赵啊,你来不久,你不了解张爱萍,在我的问题上,谁要是敢讲真话,风险太大,我不希望为了我而连累你们,沒什么了不起,张爱萍无权割下我脑袋,割了也不过碗口大个疤!他说他不怕,最多就是罢官。果然,不久他就被“免职”。因此,后来他们拿了这个“决定”到我原藉落实“复员回原藉”处理意见,当地市民政部门一看材料即表态:这是一起严重的打击报复案,而且性质十分严重,这个人复员来原藉,我们不接受,我们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并劝部队应慎重。明确拒绝接收。后改为“转业回原藉”,仍拒绝接收。最后改为“退休回原藉”,地方政府表示可接收,并说:按规定一切问题由原部队负责,地方仅负责按规定发退休金和医疗、生活等。这就是张爱萍替我安排了我一人在原藉农村孤独“安度晚年”至今的“幸福生活”。他们还拿了这个“决定”去我夫人单位北京市粮食学校,要学校让我夫人一同回原藉。学校党委书记看了“决定”后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事,他夫人我们的工作需要她,不同意放走。事后,粮校党委书记找我夫人谈话:你爱人单位来人,希望把你一起调原藉;看了他们对你爱人的处理材料,我们表示:我们的工作需要你,不同意放走;堂堂的解放军闹派性闹到这种程度,你要心放宽一点,如有想不通,可以来找我谈。接着很快吸收我夫人入党。再说情报所党委被迫在“决定”上盖完章后,党委书记很快被“免职”。常勇把他的亲信部下牛某某(我被隔离后,随即调来情报所任政治部主任兼任恽某“专暗组”组长)提升为情报所政委兼党委书记。
再谈张爱萍等捏造的上述“四大罪状”
这个问题很简单了,“处分决定”和科委、情报所两级纪检委调查核实的结论意见(注:参见附件2:“所党委书记赵某同我的谈话纪要”。就足以证明“四大罪状”完全是张爱萍等精心凭空捏造的,并足以否定“处理决定”全部内容。
“处理决定”中涉及张爱萍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黑材料一事。附件1和附件2足以证明:“‘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 这一大罪状是捏造的)。但还需澄清“处理决定”还引用了有关我在科委常委扩大会(30人左右参加)上,宣读的经刘毅民等核心组有关同志一再修改、并由刘毅民主持核心组会议一致讨论通过的批张爱萍非法搜集恶毒诽谤、攻击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问题部分内容,附件2已对此调查清楚。
揭发张爱萍非法搜集恶毒诽谤、攻击毛泽东、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是1975年10月后,毛主席指示李先念说,张爱萍问题不少,要很好批。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后,追随张爱萍而背了党组非法积极组织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刘毅民和核心组成员丁某某,惊慌失措,积极揭发张爱萍这一罪行,把自己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注:参见附件3)。中央接到他们的揭发材料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和主特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注:以上参见附件4)。科委按中央指示,清查了这件事,并给中央上报了“调查报告”(参见附件5)。直至1976年10月6日政治事件发生后,张爱萍走出医院,重新篡权后,不久由常勇同刘毅民等策划,把刘毅民、丁某某揭发张爱萍的罪行,篡改为前述:“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但略知一点常识的人都清楚,张爱萍是电话和手谕(注:参见附件6)密令刘毅民干的,并一再嘱刘毅民“切勿外传”。刘毅民和参与此事的人不揭发,谁能揭发?可以说李敏同志至今不一定知道此事。我因主持工作(因刘毅民听了传达毛主席批张爱萍的指示后,吓得什么事都不管,整天在下面散布“准备受处分”),中央批示查这件事后,看了刘毅民等全部揭发材料(材料是背了党组,丁某直接上报的),我才全部了解了其中情况。因此,张爱萍、常勇、刘毅民明知故犯把揭发此事栽赃给陶、李、恽是严重触犯了刑律。而且更严重的是以此对陶、李、恽进行残酷斗争,置死地而后快。李敏同志被迫害成精神病,要不是余秋里同志救她一把,把她调到总政,送安定医院治疗,毛家很可能又增加一位烈士。难道这笔账还不该清算吗?
綜上所述:
1)、两年多农村工作实践,共产党培养了我一生树立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坚强意志。
2)、九年的读书生涯,共产党不仅让我掌握了从事科技工作的基本知识,更重要是把我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并由组织上以品学兼优提前毕业分配到国防尖端部门工作。
3)、20多年军队和科技工作实践,尤其文革期间,不仅在科技领域干出了我自己沒有想到的成绩,在政治工作方面更沒有想到能顺利解决被聂荣臻的“总勤务站”折腾成的三个瘫痪、半瘫痪单位的问题,有些问题非常棘手。而且当我同第十和第十四研究院的同志告别时,互相都热情得含泪而别。特别后来当他们知道我遭张爱萍迫害后,都分别派代表或托人专门来劝我保重身体,并表示要资助和送粮票给我(张爱萍扣发了我两年薪金和粮票),对此我都表示深深的感谢,至于经济和粮票,我靠养鹌鹑鸟足以解决问题,情义我收下了,经济、粮票我自己解决有余,请大家放心。这些场景都让我终身难忘,真是爹亲娘亲沒有共产党的恩情亲。
张爱萍打击报复捏造“罪状”、嫁祸栽赃,把我打成“李敏‘四人帮小帮’骨干分子”,残酷迫害。常勇还在大会上宣布:恽某某不学无术……。但如实讲:因李敏同志是毛主席的女儿,我很尊重她。但我除支持李敏同志“炮打聂荣臻”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知内情的同志都清楚这个情况。更何况我同陶鲁笳、李敏三人,不用说“一起密谋”,即便偶尔三人在一起的情况都不存在,怎么“三人密谋”?我讲这些,经得起任一级组织核查。张爱萍为了满足糜烂生活的需要,为排除阻力而整人整花了眼睛、整黑了心,才能捏造出陶、李、恽“密谋”之类“天大的冤案”。何况我前面已介绍说:对反击右翻案风我跟不上形势,对那么批张爱萍我不赞同,并直接找三位常委(陶鲁笳、陈彬、马杰)谈了我的看法。可以说,在那种情况,像这样敢于亮看法的不多。这30多年共产党的腐败实践,我心服口服地赞同王震同志所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