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工人抗争与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二）

中国现实工人抗争与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二）

裕元之后谈裕元罢工

持续两周多的裕元罢工在4月27日结束了，至少三万到四万人参与了这场罢工。因为其规模、持续时间长和广泛报道而得到各方关注，有人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最大一场罢工”（维基百科）。

左派们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地关注这一大规模罢工事件，不得不说在过去几年除了一些托派青年与毛派青年，相当多的左派（无论是保党救国派还是极左革命派）对于东南沿海的外来工经济斗争是不那么关注的。但是关于裕元罢工事件，基本上所有的左派网站都有报道乃至声援，陕西的维权国企工人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并将消息发布到网上，学术界长期关注南方罢工的是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写的《新生代的胜利——裕元工人的团结斗争 》一文。甚至一向很少关注现实工人斗争的“乌有之乡”也高调组织和宣传其5月3日举办的“从罢工潮的涌现看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座谈会，主题就是讨论以裕元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工人抗争。左派该如何关注和支持现实工人抗争，以什么样的立场去了解和分析工人运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左派中长期扎根深圳现实工人斗争的毛派维权组织红花草的石秋和有托派倾向长久关注工人抗争的工评社秋火对此罢工有黑白分明和截然不同的评价。

红花草的石秋给予的最消极评价是，“裕元2014年4月14日开始的维权运动，无疑是一次失败的运动。而且还是珠三角近十几年来少有的失败的典型案例。”

工评社的秋火则将之称为“改开以来史无前例的四万裕元工人大罢工，却在包括官方工会的工贼的猖獗活动下、在资本家及官府走狗爪牙的暴力打压下惨烈收场。”

个人认为，裕元罢工既没有石秋讲的那么不堪和失败（少有的失败是夸张），也没有秋火讲的那么壮烈（而史无前例更是夸张，其结束也谈不上“惨烈”二字）。中国数十年来比裕元罢工壮烈而成功的罢工多的是，同样比裕元罢工结束的更窝囊和憋屈的也不少。两人的争执（甚至互相人身攻击）既有针对工人抗争路线分歧的问题，也有个人的意气之争。

根据个人这些年来关注南方工人斗争的经验，当泛左翼开始大面积关注这一南方工人抗争，仿佛就是看着一个大有希望的“圣婴”一般。其中明显带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一面倒的赞许。犹如觉得这个新生的孩子可以根据自己（不成熟的家长）的希望随意加以塑造的。但不得不说，希望过大失望过大，孩子的成长有其自发性，如果没有合适的引导和扶持，他绝不会自动成为你所期望的“圣婴”。

对裕元工人罢工持一个客观的、谨慎的观察，你能从中看到希望的一面，也能看到失望的一面；其中它并不比此前后此后所发生的工人抗争更具有特殊的和非凡的进步性，因为其规模之大和媒体影响（而非抗争的实质影响）更多的只是今天中国工人普遍抗争中一个影响较大的案例而已。裕元罢工的事件证明中国工人抗争迄今仍然是以自发的、松散的、短期的、非组织的、防御性的经济型罢工为主。

一般而言，在工人抗争和罢工进行的阶段，任何评论都应以正面的鼓励抗争罢工为主，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相信和尊重工人的主观能动性、诉求和斗争方式。（即使我们不认同某些具体方式和诉求，左翼人士不必要也无意义摆出教书先生般教训人，但这不意味着去无原则和无条件地吹捧工人乃至其中不良倾向。）但是，当罢工已经结束之后，客套吹嘘和不切实际的夸大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左翼应该如同医生一样认真地客观地理性地乃至毫不留情地将罢工的案例作为标本进行剖析。

裕元鞋业罢工的大背景

凭什么讲这场罢工是“自发的、松散的、短期的、非组织的、防御性的经济型罢工”？ 

首先，作为制鞋业的老大裕元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和兴衰反映的也就是港澳台资本在改开后进入中国的发展过程。裕元工业的母公司宝成公司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越南、印尼等地设厂，逐渐由经营初期的纯代工制造（OEM）转型为全球最大的代工设计制造（ODM），最初在大陆国内工厂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东莞﹑中山﹑珠海﹑黄江等地，高峰期号称珠三角有20万员工，为全球30多家著名品牌鞋类产品公司进行代工，市场上每七双运动鞋中有一双是裕元生产的。有个说法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中国内地股市除外），1992年裕元工业在香港上市并迅速成为香港恒生指数的成份股（具有相当经济代表性和权重的蓝筹股），2009年6月，裕元工业被中国国有的华润电力替代被剔除出蓝筹股。这仿佛也预告了代工企业的黄金时代的结束。目前裕元工业的相当部分生产基地已经转移到江西、安徽、湖南和河南等地，另外在印尼和越南的生产量也在迅速上升，这一内迁外移的趋势仍然在发展中。

制鞋业黄金时代结束影响的不仅是裕元一家，专业代工生产阿迪达斯运动鞋的台资企业万邦鞋业，1991年到广州设厂，之后工厂又搬迁到清远成立万国鞋业(清新)有限公司，随后于2006年在印度设立工厂。巴西国际贸易商派诺蒙已把东莞等地一半业务转移到四川、青岛等地，还在重庆投建了制鞋生产线。因此，制鞋行业的整体升级与迁移已经不可避免，根据中国鞋业协会的统计，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南亚鞋业已抢走中国30%的订单，假如海外订单转移加速的情况不引起注意，很可能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在5~10年都将转移或关闭，整个制鞋行业和与之相关的近2000万就业人口将面临巨大冲击。而且像鞋业企业这种整体上对技术和教育程度要求不高且收入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新一代年轻工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我们要强调目前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行企业出现多数工人抗争和罢工事件主要还是防御性的。为什么说是防御性的？因为其抗争主要在经济形势或者具体企业运营状况不利的情况下针对资方的一系列行动而做出的反应，而资方的这些行动本身违反资本主义当局规定的相关劳动法规，而且工人的反抗是而并非是工人为提高自身待遇和权利而本身主动积极进攻。例如企业破产、老板跑路，工人索要赔偿，企业搬迁与并购，工人索要相应的工龄赔偿，企业长期欠缴社保和工资，工人追讨都是如此。

其实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阶段，类似裕元鞋业这样港台外资企业不缴和少缴社保费用和并享受税收优惠或返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地方政府进行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根据红色中国网去年发布的由马萨诸塞大学私企欠账课题组撰写的报告《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https://sites.google.com/site/puluoreview），2003-09年的私有企业（内资）的欠账达到3.6至3.8万亿元之间，而港澳台资企业来2003-09年的欠账总额达到3583至5730亿元之间。从2008年左右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和工人抗争频率增加，这种不惜代价的招商引资行为越来越少，换而言之对于资本主义当局（全国整体和经济发达地区，而非指经济仍然落后的地区）而言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不惜工本的从海外吸引这种税收少、技术低、污染重、劳动力密集和管理复杂的企业。

这种以欠缴社保为主要诉求的防御性罢工，裕元也不是第一家，去年受到到媒体关注的深圳宝德玩具上千工作十数年的工人举行罢工就是著名一例，而之后有数家公司的工人举行过类似的罢工，或有成功或有失败。在日薄西山的鞋业行业随着行业形势的恶化，这种防御性罢工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最近出现的伟汉鞋业广东东莞、广东广州、河南襄城三地公司工人抗争和东莞市横沥镇麦斯集团工人罢工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所以，裕元罢工真的没那么特殊，不过其规模较大而有典型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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