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处于整体性的心理不安状态 两年前的“重庆事件”以后,有人曾用“暗流涌动”来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及至今天,涌动的暗流已经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表面化的倾向。过去只在国际新闻里听到的“恐怖主义”事件,现在在中国有了某种常态化的趋势;过去那些正常人连想都不太敢想的丑陋现象,现在人们谈论起来已经开始面不改色;过去一直被社会统治者认为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灵验了,而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那些人们突然开始了他们抗争意识的觉醒。于是,那个被“维持”了多年的“稳定”局面,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躁动苗头。 这些表面的躁动苗头看起来是零散、孤立和性质各异的,但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现象分析一下本质,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表面的躁动,反映的是一种深刻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的整体不安。这很像一个将要出现大的心理疾病的人;他在发病前的许多行为似乎都缺乏目的性和逻辑性,有些甚至带有很强的荒诞色彩。但随着疾病的发展,人们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他彻底疯狂之前的一种亚临床状态。 回顾历史,我们常常能发现这样的现象:当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被拉大到社会承受的极限时,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被扭曲到极度变形时,当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摧残到体无完肤时,这个社会最受欺压的那一小部分人对命运最初的抗争方式常常是畸形的。他们报复的对象往往不是欺压他们的人,而是比他们更弱小的人,甚至是和他们无怨无仇且对他们毫无防范的人。他们会将长期逆来顺受积压下来的愤怒在瞬间病态地释放出来;他们会表现得既极端的嗜血和凶残,又极端的轻信和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是一个社会即将出现大的动荡的最早期的讯号。如果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加以解决,更高一个层次的和更多的人也将开始起来抗争,而抗争的形式也将会变得更有组织性、目的性和“理智性”,历史或进入长期的战乱,或进入改天换地的变革。 客观地观察和分析今天的中国,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正处于整体的心理不安状态中、处于大动荡前的“亚临床”阶段。无论是庙堂之上高层高谈阔论的闪烁其辞,还是芸芸众生街谈巷议的一针见血,无论是富人会所里的忧心忡忡,还是穷人聚会时的义愤填膺,无论是会场上官员的坐立不安,还是车站里群众的提心吊胆,无一不反映了这样一种不安的社会心理,无一不象征着暴风雨之前掠过青萍之末的那股冷风!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里列出了这样三种情形:(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列宁在这三种情形后结论说:“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当一个社会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这个社会就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 作为革命导师,列宁理所当然是一个革命的讴歌者,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即:革命的客观条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革命;这样的条件也可能导致社会大动乱,甚至外族侵略、国家解体、民族灭亡、人民生灵涂炭。即使是革命本身,它在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正面力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至少造成暂时的破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后选择。当今的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在这个历史时刻无非有这样三种选择:一是坚持原来的方向,通过改良的办法,消弭或减弱前述的矛盾,以期维持原来的统治;二是推动社会的解体,变中国为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与政治殖民地或附属国;三是唤起工农的觉醒,重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种选择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因为它距离哪怕是稍稍存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立场也实在相距太远。 那么,中国有可能通过“深化改革”,在所谓“特色”道路上再前进一步或若干几步么?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我理解,这里的“压迫阶级”,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剥削阶级”,也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剥削阶级”,难道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刽子手和牧师两种功能吗?说白了,“刽子手”就是国家机器,而“牧师”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用今天中国的更通俗的话说,前者就是“枪杆子”,而后者就是“笔杆子”。当下的中国,社会统治者的两种社会职能执行得怎么样呢?新的执政者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的招数可以“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呢?很遗憾,从今天社会的实际看,结果并不乐观。 请注意列宁的这段有趣的话:“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什么事做起来特别方便,还可以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呢?我觉得,没有哪件事比“梦”更适合承担这种功能了,尤其是“中国梦”。因为中文的梦和英语的梦不太一样,如果前面不加定语,噩梦(nightmare)和美梦(dream)的梦是同一个字,因此,在中国,用梦来“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真的是特别方便。问题是,面对前面提到的那三个“客观条件”,现在用梦来“安慰被压迫者”是不是晚了点了?当我们用列宁的这段话比照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时,人们可能会对“改革”更不“自信”,而会对革命更加“担忧”。 因此,当现存的秩序不再可能维持,而中国又面临沦为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危险时,革命,也许真的会成为人们很不愿意却又最终不得不走的道路。 列宁接着说:“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语言大师毛泽东用了这样一段生动但却异曲同工的话来说明同样的道理:“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因此,组织起来,唤起千千万万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和主人公意识,就是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 有人可能会说,不拥护执政党,我们拥护谁呢?不相信“党内健康力量”我们相信谁呢?执政党真的还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吗?“党内健康力量”真的既健康又有力量吗?如果有人坚信这一点,那么好啊,我们就请这个党或者这个党内部的健康力量组织起人民把中国的反动分子打倒吧。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凭什么不拥护他们、不相信他们呢? 如果他们做不到呢?做不到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了不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的情形不是也很好吗?中国社会病了,它会被治好的,因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 (撰稿人/责任编辑:柳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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