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成就》（三）

　　第二十二章　真实的三面红旗（上）

　　打油诗、三面红旗

　　（一）

　　“三面红旗”影响深，全盘否定不公平。经济困难确严重，承担责任各有人。

　　（二）

　　评价事物假与真，不知真实难辩明。信口开合发议论，张冠李戴误子孙。

　　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已过五十多年了，但对三面红旗的来龙去脉知道的人并不多，比较多的人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人们这一弱点，胡言乱语，把三面红旗中的问题张冠李戴，把错误全部栽到毛泽东的头上。因此，有必要对三面红旗认真探索，争取把真实的三面红旗告诉人们。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实话实说。

　　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58年的元旦社论提出的。多、快、好是毛泽东提出的。省是李富春加的。总路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这一章就谈大跃进。

　　第一节　“大跃进”这个词从何而来？

　　“大跃进”这个词，据说是孙中山提出的。但在58年毛泽东不知道大跃进这个词。1989年出版的《辞海》里，也没有跃进和大跃进这两个词。

　　薄一波说：“我顺便讲一个小插曲，说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表扬周总理，1957年6月23日在人大的那一篇报告。报告中有两段话，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后来毛主席看了彭真同志1958年5月25日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毛主席当即写了一封信，表扬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周总理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天。5月26日，彭真同志又把周总理的这篇报告送给毛主席，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总理在当夜也给毛主席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45――646页）

　　由此看出，“跃进”一词是周总理发明的。

　　那么，“大跃进”又从何而来呢?

　　从现有的资料看，“大跃进”这个词的出现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中说：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时提的是“巨大的跃进”，还不是“大跃进”;

　　二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题目是《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又说：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篇社论提的是“大的跃进”，还不是“大跃进”;

　　三是，发表这篇社论时，毛泽东在苏联，他根本不知道。李银桥说：“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客人。客人走后毛泽东到菊香书屋去。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引者注)伴在他的身旁，边走边议论着国家建设的形势和当前的工作，这位负责同志聊起了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他认为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拉长了声音说，明显地激发起了兴趣。

　　“毛泽东继续咀嚼着这三个字，他满意地说，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了，毛泽东仔细阅过，在上面批了字，大意是：提法很好。”

　　（李银桥和韩桂馨《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第54页）

　　从以上资料看出，“大跃进”这个词是从周恩来的口说出来的。但周恩来又说是“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到底是谁提出的，现在还无法肯定。但是，“大跃进”这个口号肯定不是毛泽东提出的。

　　第二节　大跃进是谁发动的？

　　现在,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认为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毛泽东自己也说“大跃进”是自己发动的。这个问题还值得商榷。人们都说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发动“大跃进”。但是，实际上从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中说：“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后，农村的“大跃进”就开始了。全国各地农村出现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运动，投入劳动力直线上升：10月两三千万人，11月六七千万人，12月八千万人，1958年1月高达1亿人。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农业“大跃进”，形势喜人：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就有的受益面积，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涌现低洼易涝的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沙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预计比1957年多8千万亩。”（参看《共和国五十年风云》第二卷第838页）

　　由此可见,农业“大跃进”是1957年底开始的，而不是58年初开始的。这时的“大跃进”，主要就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因为开始时毛泽东在苏联，他连“大跃进”这个词也还不知道。

　　1958年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

　　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文中还说，“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篇社论有三个看点：一是《乘风破浪》这个标题就很诱惑人，毛泽东就是在这篇社论的启发和鼓舞下，才积极主动参与领导大跃进;二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很提神;三是率先提出“超英赶美”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的口号，实际上，《乘风破浪》这篇社论就吹响了全面“大跃进”的号角。

　　《乘风破浪》这篇社论写作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发表后他也没有看，他是在和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交谈时，周谷城说，元旦社论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才引起毛主席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很好。就是这篇社论触动了毛泽东大跃进的神经，使他欣喜若狂。他认为这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功劳，因此，他在通知开南宁会议的名单中，居然把吴冷西排在第一个，其顺序是：吴冷西、总理、少奇……共27人。这个排名次序使吴冷西百思不解，同时也很紧张，心想是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有问题。后来毛泽东表扬了这篇社论。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当天(58年1月15日)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

　　从以上两段来看，全面发动大跃进的第一人不是毛泽东。那么，不是毛泽东又是谁呢?是两篇社论：一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已经在农村掀起了农业的大跃进。二是，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 文中说：“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就吹响了全面大跃进的号角了。

　　毛泽东就是在这两篇社论的精神启发和鼓舞下，才积极投入领导大跃进。而这两篇社论的精神，毛泽东事先不知道，因此，到底是谁发动的大跃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58年元旦社论《乘风破浪》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是胡乔木组织写的，经刘少奇和周恩来审察、批准后发表的。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来龙去脉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谁发动的大跃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三节　毛泽东以奇特的方式领导大跃进

　　大跃进不是毛泽东提出的，也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后来是毛泽东领导的，而且他领导的方式是奇特的。“大跃进”和“乘风破浪”这两个词，激发了毛泽东的极大热情、极大兴趣和极大勇气，他对“大跃进”这个词特别欣赏。直到1958年5月26日，他还重看已经过去了6个月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看后并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信中说：“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54页）

　　一九五七年前，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是很谨慎的，1956年11月18日，他对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说：“我对中国的建设并不着急，这是人类的一场试验。坦率地说，不搞一百年左右，分不清是成功，还是失败。”（见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刊物《同舟共进》1991年第11期）但在“大跃进”和“乘风破浪”的鼓舞下，他积极主动地领导了大跃进。

　　第四节　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人们

　　第一，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的第一人是毛泽东。是他批“反冒进”促进了人们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是，“推波助澜”的人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还有一大群人。

　　第二，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代表的

　　一群省市的领导人的推波助澜。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吴芝圃说，河南一年就能完成。在他的带领下，各省市都争先恐后的分别提出：七年、五年、三年、两年完成“四十条”。以放“卫星”为代表的“浮夸风”也是从河南带头刮起来的，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随后各地的“卫星”越放越高，《人民日报》58年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人民公社”也是出自吴芝圃之口。

　　58年6月，柯庆施在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时规定“1959年华东五省(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那时的华东地区既缺煤矿也缺铁矿，59年就能生产出800万吨钢是很鼓舞人的。

　　这些第一线的领导人的推波助澜，搞浮夸，对中央和中央各部委是有很大影响的，对下影响就更大了。

　　第三，以薄一波为首的经委一些人的推波助澜。薄一波提出了三个馊主意：一是建议中央搞两本账。他承认“中央一本帐，地方一本帐”是他的建议。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建议是个失误，因为两本帐或三本帐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帐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帐，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帐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各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帐的方法，层层拨高的”;（薄一波《回顾》第682页）二是提出“工业以钢为钢，带动一切”; （同上第699页）这个口号对掀起大炼钢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是他自己说：“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8月)公报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的主意。”（同上第706页)

　　原来1070万吨钢是第二本账，是不公开公布的，是争取完成的，实在完不成，就拉倒。正式公开公布了，就变成第一本账了，就是必须完成的了。这就逼上梁山了，没有退路了。

　　还有“1958年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水平。’”这个报告就不是薄一波个人的意见，而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一些人的共同的意见。

　　（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验》第108页）

　　薄一波这些馊主意毛泽东基本上接受了，对毛泽东领导大跃进的影响是很大的。

　　薄一波尽管出了不少馊主意，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因为他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如以“钢为纲”和“两本账”是他和毛主席私下谈的。如果他的品质不好，毛主席死后，他把这些馊主意推给毛主席，那毛主席就要背一辈子黑锅了。

　　第四，以王鹤寿为首的冶金系统的一些人的推波助澜。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中论证：“10年钢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薄一波《回顾》第693页）

　　毛泽东看了王鹤寿这个论证报告很兴奋，称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4月15日，毛泽东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乔木、吴冷西各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5月23日，王鹤寿又在大会上发言时，论证：“5年可以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同上第695页）

　　6月19日，毛泽东问王鹤寿，“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搞1100万吨。（同上第700页）

　　关于1070万吨钢的问题，当时任冶金部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保华后来的回忆是：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共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

　　从袁保华以上的回忆来看，冶金系统这一邦人不仅唬弄了毛主席，也唬弄了陈云。在他们的虎弄下，陈云也认为1070万吨钢是可行的。

　　，陈云也推波助了一下澜。陈云本来是很冷静的，但在一些人的唬弄下，他头脑也有些发热，8月25日开幕的工业书记会议上，他提出：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命运还有一个时期。（《回顾》第705页）

　　“土炉子”对大炼钢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大单位内的大炼钢铁就是“土炉子”搞起来的。

　　第六，以李富春为首的计委一些人的推波助澜。1958年5月5日到23日，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中，提出7年钢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王鹤寿在会上发言论证，5年钢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6月16日，李富春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认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二千万吨，争取达到二千五百万吨，超过日本，超过英国”。“现在看，以钢为主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95－697页）

　　这是国家计委的《计划要点》，不是李富春个人的意见，也就是说推波助澜的不是李富春一个人，而是国家计委的一邦人。

　　第七，刘少奇对大跃进推波助澜是惊人的。薄一波说：“少奇同志1958年11月7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一段回忆……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著)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31－733页）

　　（注意！1958年4月底，刘少奇就要求河南省、北京市和河北省搞公社试点。）

　　许全兴说：“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刘少奇把办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庭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6月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7月5日，他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7月19日，他在天津的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视察时讲了什么，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在北京、天津讲的差不多。报到中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等等。刘少奇以上的这些讲话，无疑会对省市的干部发生作用。刘少奇对办‘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很热心。”

　　（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第157－158页）

　　（注意！6月14日刘说“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四五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6月30日，他又说，三四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许全兴：“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他问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心思，又来了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对群众的这两句话很感兴趣，他说：‘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他还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着改。地方改了，军队也得改。

　　“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再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排队。58年10月3日，刘少奇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承认，现在公社的性质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69――170页）

　　（注意！刘少奇：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

　　许全兴：“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现在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险主义。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指由大队所有制转为公社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了，反而不利。彭真讲，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了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器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化比晚转化好，三四年就可以过渡。（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第171页）

　　刘少奇1958年9月19到28日，视察江苏时，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当毛泽东说：“这个东西(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引者注)恐怕办不到。”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三520页）

　　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

　　（同上页）

　　毛泽东：“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

　　（同上页）

　　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办了。”

　　（同上页）

　　彭真：“搞慢了不利。”（同上页）

　　毛泽东：“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

　　（同上页）

　　把以上刘少奇的言行归纳一下：

　　第一点是：1958年4月底，刘少奇就叫河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搞公社试

　　点。

　　（注意！他58年4月说的公社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后来人民公社的内容。）

　　第二点是：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注意！从58年起，三十年后，就等于三四个美国。这话只有刘少奇才说过；四五十年就能到共产主义也只有刘少奇说过；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也是刘少奇说的。刘少奇说这些话时，人民公社还未诞生。刘少奇的这些话对“浮夸风”和“共产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点是：“6月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注意！15天前他说的是四五十年到共产主义，15天后他又提前到三四十年到共产主义社会，由此看出，他是想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