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成就》（二）

　　第九章　毛泽东晚年是放眼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家

　　毛泽东是深谋远虑、多谋善断、独立自主、放眼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家。首先，他把旧中国任人宰割的外交变成独立自主的外交。然后，又把二战后由美苏构成的两极世界变成由美苏中构成的三极世界。随后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向多极世界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成就，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第一节变任人宰割的外交为独立自主的外交

　　江凌飞在《毛泽东的外交谋略》一文中说：“……毛泽东的外交谋略，尤其是建国后和50年代那一段，在很多情况下，首先谋的是一个外交‘胆略’,即谋常人不敢为之举。他敢于顶住斯大林的压力，敢同蒋介石集团争两个中国命运之前途;他敢于冒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风险，毅然挥师过江，夺取全国胜利;他敢于在我立国之初，下定抗美援朝的决心，同手中握有原子弹的世界军事强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他敢于顶住撤专家、撕合同、中断经济技术援助的压力，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在边界给扩张行径以足够的教训。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敢不敢为的问题，在战略决策上更困难也具有关键意义。彭德怀同志在评价抗美援朝的决策时说过:‘在战略决策上斯大林犯了错误，他没有估计到美国出兵，杜鲁门也犯了错误，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出兵。’这就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勇气。历史上由毛泽东推动而做出的这些重大决策，有胆有识，影响深远，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坚强的意志力，不可动摇的原则性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化为新中国的外交行动，就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殖民地外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使侵略者望而却步，使世界进步力量从中受到鼓舞，使我国的国际威望在不言之中为世界所敬仰。不论是新中国的敌人或朋友都对中国另眼相看。前联邦德国基督教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在70年代访问中国后著文谈到毛泽东一生有三大功绩,‘而他的最大功绩无疑是,他通过以他本人为象征的政策和学说，使八亿人民获得了在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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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这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外交领域的活用。他说过‘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正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比如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毛泽东以为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当美国没有彻底征服这个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相反，中间地带人民革命的胜利反而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延缓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之所以散布‘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论调，是为了掩盖他们争夺中间地带的真实意图，革命力量不可被反动派的烟幕弹所欺骗、所吓倒，不敢起来斗争，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 毛泽东同志在谋划时局，确立我国的外交战略时坚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力求对客观情势的认识搞深搞准。熊向晖……记述了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那一段史实。其中谈到“九大”的政治报告，对战争和和平形势的判断是十分严峻的，认为大战已迫在眉睫;九大闭幕后，我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以及宣传报导中，不提苏美“争夺”，而突出美苏“勾结”，特别强调美苏勾结反华。这似乎已经是定下来的看法，但毛泽东却在会后提议安排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报告。四位老帅当时很不理解，心存疑虑。总理对他们说，主席认为还有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环境不断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

　　“四位老帅在认真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格局之后,认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指出美苏之间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这个意见同“九大”期间关于苏美勾结是主要的，反华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大相径庭。但是毛泽东采纳了老帅们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才接近于真理，并以此为依据，在日后毅然做出了抓住时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断。后来陈老总对熊向晖同志讲，美国长期敌视中国，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就活了。

　　“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生在最高层。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是同他的高瞻远瞩、合于时势分不开的。

　　“列宁曾经说过，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条件去加以评判和考察。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时，我们需要发扬这种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以上材料引至《党建》1993年12期第4-36页）

　　李侃：“《毛泽东外交文选》，从书名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本外交方面的专业书籍，其实他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它不仅是从事外交和外事活动的人应该阅读的书，也是其它各界人士应该好好读一读的书。因为此书所收的文章、讲话和谈话等等，虽然讲的都是外交和外事问题，却生动地表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和战略家的那种洞察时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谈笑风生中，显示了他的惊人睿智;在特有的东方幽默之中、深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读来确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感。”

　　（以上材料引至《求是》1995年第14期第37-38页）

　　最能说明毛泽东变旧中国任人宰割的外交为独立自主外交的事，就是从美苏英三国的《雅尔塔协定》，到旧中国蒋介石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到毛泽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历史过程。

　　在第二次战中，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四个大国之一。中国是抗日的主力军。如果没有中国的八年抗日，日本侵略者就会向苏联进攻，就会打通东南亚到西亚与德国法西斯汇合，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能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过：“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有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

　　可是，在1945年2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背着中国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在雅尔塔聚会。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顺利占领日本，自己少受损失，就把中国的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划归苏联，以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直到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才正式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这一丧权辱国的《雅尔塔协定》后，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派宋子文、蒋经国和王世杰在8月14日，到苏联去落实《雅尔塔协定》，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全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为期30年。这是货真价实的不平等条约，是美苏瓜分中国的第一步，使胜利的中国扮演了一个丧权辱国的角色。斯大林在1949年对刘少奇说：“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再解决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67天后,毛泽东便率团访问苏联。新中国刚成立，在经济上、在国际关系上都有求于苏联。但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时，毛泽东不会退让。经过艰苦谈判，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苏联要提前归还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1956年5月就全部废除了《雅尔塔协定》的阴影和屈辱。这个条约是自1842年以来，中国第一次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身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条约为冲破美苏两个大国主宰世界迈出了第一步。这个条约标志着中国真正站起来了!

　　过去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是把中国的东西拿出去，这次毛泽东与苏联签订的条约是把拿出去的东西拿回来。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把蒋介石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毛泽东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拿来一比，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毛泽东访苏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题，就是毛泽东举行告别宴会时，地点是在中国大使馆。当时苏联的代表说：还是在克里宁宫举行，因为斯大林没有在外国使馆参加宴会的习惯。毛泽东说就在我们的大使馆举行，因为这是主权问题。结果是，斯大林第一次在外国大使馆参加宴会。

　　第二节变美苏两极世界为美苏中三极世界

　　一个曾被人任意宰割的中国，要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谈何容易啊!但毛泽东就是办到了。日本《每日新闻》国际部长平野裕：“中国的巨星毛主席，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潮流。毛主席卓越的世界外交战略，把中国的地位提高到了美中苏三国时代的一角。美中苏三国时代的英雄——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彷佛就像《三国志》中虽然处于劣势，却运用谋略去对付魏、吴两个强国的蜀汉。”

　　张化:“70年代是毛泽东晚年指导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成就的时期。他在激烈的国际斗争中,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超级大国的压力，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他实行正确的外交调整，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且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思想。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屹立于东方,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

　　“毛泽东晚年对中国的外交指导,凝聚着他生命最后几年里思考国际问题和中国发展的心血智慧,成为他毕生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的一部分。”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36页）

　　中国的外交新局面是来之不易的。首先是摆脱苏联的控制。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直到1956年5月才完全实现。1958年赫鲁晓夫又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并未征得中国的同意就向美国保证，中国对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和释放美国在中国的空降特务。这些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毛泽东都坚决地顶回去了。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就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断决一切援助，提前逼债，还在我国新疆不断制造边界纠纷。这些压力都不能使毛泽东就范。1969年的春天，勃列日捏夫又使苏军入侵中国的珍宝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把他们赶回去了。这样，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也把中国奈何不了了。

　　至于美国,毛泽东建国前就想同他搞好关系,但美国的统治集团根本就不想看到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一诞生，他们就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凭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国家实力，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先是出兵朝鲜，威胁中国的安全。被中朝人民赶回三八线以后，又唆使蒋介石反攻大陆，并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并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样，中国也就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来对待，时时处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渐渐强大了，在亚非拉美的朋友多起来了，导弹有了,原子弹有了，美国要想扼杀中国就更困难了。相反，美国的力量在相对削弱。西欧、日本想逐渐摆脱它的控制，亚非拉美国家中反对它的越来越多了。它在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由绝对优势变为相对平衡。在争夺中间地带上,苏联由守势变为攻势,美国由攻势变为守势，并在越南战争中不能自拔。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统治集团中有远见卓识的人，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为了在美苏对抗中保持有利地位，才决定调整战略，想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与中国接近，试图利用中苏分歧对抗苏联的挑战。

　　毛泽东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发现美国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他也及时调整对外政策，准备给过去的头号敌人改善关系。先是利用国际友人吹风，表示中国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欢迎美国总统访问北京。1971年4月,在31届“世乒赛”即将结束时,他又出奇不意地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这一决定,立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同时也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乒乓外交”是毛泽东大智大勇的表现。随后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消息传出,世界震惊。1971年10月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席位，把国民党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紧接着就掀起了第三个建交高潮，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与中国建交的。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长期以来，美国第一位总统访华。尼克松访华期间，经过艰苦的谈判，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要求美国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

　　如果说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国真正站起来了,那么,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就标志着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并改变了二战以来由美苏构成的两极世界为美苏中构成的三级世界，为世界多极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既为中国创造了有利建设的国际环境，为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也增加了世界局事的稳定因素。这意义是深远的，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节划分三个世界

　　毛泽东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知疲倦的探索。他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改变自己主观上的认识。世界进入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随着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想逐渐摆脱美国的控制，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不存在了。随着苏联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颔和对中国珍宝岛的入侵，实际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存在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争霸，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要独立，东欧、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愿当“小兄弟”。

　　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发展，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1972年2月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东欧、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首次向世界宣布毛泽东这一新的战略思想。三个世界的划分，对中国，对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张化:“在这一新的理论中，毛泽东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发展了他在60年代前期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和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首次从理论上明确回答了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重要问题。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正确处理各种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制订国际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在新的形势下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毛泽东以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实力为划分的主要标准。这种标准实际上涉及到了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两大问题:一是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一是由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弱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本国经济权益，打破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的发言中，表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期望：‘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第一步’。‘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分不开的’,‘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70年代后正在向经济领域深入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做出了新的总结。这一结论表明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国际经济事务不应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按照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世界格局的大环境中，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明确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及有关政策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认识突破。与此相联系，从1974年下半年起，他不断地在国内工作中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联系到7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不难看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既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变化了的世界格局的总体认识，也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外交中始终坚持的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控制，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坚定立场。这种顺应历史变化的时代精神与始终不变的革命立场的统一，表现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人生暮年，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永不衰竭的革命热情。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到形成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完整的过程,记载了毛泽东晚年为中国的独立、安全、统一、富强殚精竭虑、矢志不渝的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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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有17年了。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与他在世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晚年制定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今天，每当我们放眼世界，在一个相对稳定并基本上打开了外部联系的国际环境中，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时，仍然可以感到70年代毛泽东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英明决策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可以肯定,今后无论历史跨过多少年头,世界和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在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不朽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上。”

　　（以上材料来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44-45页）

　　第四节放眼世界

　　马保民:“毛泽东不但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军事家,而且是放眼世界的外交家,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该书(《毛泽东外交风云录》)已纪实手法描述了世界风云中的天才人物、东方巨人毛泽东为使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所导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外交活剧”。书中对这位历史巨人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判断力、敢于决断的宏大气魄、灵活运用各种谋略的娴熟技巧以及深邃的外交战略思想,进行了高度评价。”

　　（宫力:《毛泽东外交风云录》封底面）

　　宫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取得巨大的成就。1949年，当新中国刚建立之时，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马上予以承认，并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新中国已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并且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已同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纵观1949-1976年的中国对外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以及重要的外交决策方面，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在外交方面的深邃战略思考，以及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的娴熟本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风浪时起的大洋上，驾驭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乘风破浪，奔向21世纪，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征:

　　“(一)独立自主。毛泽东十分看重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并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石。在事关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在他领导下，新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风云千变万化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住了考验,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历来把新中国的命运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确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复杂激烈的国际斗争中，既注重捍卫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又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争取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从而为新中国外交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和朋友。

　　“(三)反对侵略，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紧张动荡的国际局势面前，毛泽东以大无畏气概，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积极为争取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毛泽东把反对侵略，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为新中国的事业赢得了时间,也为缓和亚洲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做出了贡献。

　　“(四)划清革命和外交的根本界线。毛泽东认为，从道义上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了的，但他同时主张，这种道义上的支持不应导致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干涉，也不应妨碍和影响各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正常交往。毛泽东的这一基本观点，区分了革命和外交的界线，保证了新中国同各主权国家政府之间外交关系的顺利开展。

　　“(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准则。

　　“时至今日，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开创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宫力:《毛泽东外交风云录》《前言》1-3页）

　　金泰：“毛泽东从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个大国的领袖，不仅在国内问题上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从不向任何人、任何大国屈服，他有骨气，独立自主是他不可动摇的外交原则。他反对别人牵着鼻子走。

　　“对朋友，毛泽东是热情的，对不讲平等，想把中国变成大国的仆人，他是不客气的。

　　“从抗美援朝战争，到珍宝岛反击战，再到与尼克松握手，表现出毛泽东的胆略与气魄。

　　“每一位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外宾，都对毛泽东的印象很深。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除了戴高乐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具有如此高度的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魅力。”

　　（《巨人韬略》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