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以后的政府公开批评其前任的平均主义思想。新领导人认为，唯物主义和发展过程的逻辑决定了为保证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牺牲数量，因为同时要达到两个目的耗费太大，中国经济无法承受。

　　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承担损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动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度替代了7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

　　这一新态势因许多有关的发展而加强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国家应遵循正规化教育的方向承担对所有农村小学的责任。再就是许多学校为了服从质量要求并适应劳动和实际知识突然遭到冷遇的状况，停办了各种农场、车间以及对学校预算也有帮助的项目。最后，农业的新责任制和非集体化削弱了支撑队办小学的结构。为了对有关关闭和合并70年代末这类学校的报道作出反应，1979年官方澄清说，国家不能立即对所有农村学校承担责任。因此，地方应在过渡期间继续兴办学校。

　　根据在香港会见的前教师的说法，各地正根据“地方兴办国家支援”的做法通过不同形式继续维持其农村小学。对小学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新的个人责任制。该责任制导致了失学率的日益增长，这也是中国报刊普遍报道的一个现象。据说，这表明农民宁愿让他们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不许他们的子女上完小学。根据新近全国重新统一的课程在恢复六年制小学方面，农村学校也落后于城市学校。

　　这些变化中的政策的最后结果及其官方的设想使小学入学年龄组的比例不断下降，即从1977年的“95%以上”下降到两年后的93%。小学数量和招生人数的下降在官方统计中有记载，见表29。小学招生人数从1975年高达15094万人下降到1982年的13972万人。小学从1976年刚好100多万个下降到1981年的89.4万个。在1979至1981年之间，小学第一年的入学人数从3779万人下降到2749万人。据说上小学的人中约60%能上到毕业。早些年的失学率估计数没有得到。然而，应当指出，表里下降的数字应归因于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年之前节制生育执行得不平衡。某些地区，尤其是上海，那时因学龄人口的减少，已经关闭和合并了一些小学。

　　在中学这一级，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仅想过早地普及中学教育，并要以一种不适宜中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单一化。所以，这些新的政策就是试图改变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数量和质量的“地位对比”。1978年以来，中学人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1981年，整个上海市7.5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入高中。与此相似，北京全部13.9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5.4万即39%多一点的人能于1981年秋季学期升入高中。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小，反映了在这个城市较积极地注意计划生育。

　　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或几个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当于公社的地区保留一个初中，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

　　当新成立学校的高中部于1979年开始关闭时，当地出现了各种不满情绪。一个被采访者描述了在山东一个县的镇子里，开了三次大会来安抚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的情形。强迫他们接受的教育局的通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机会那么少，却要求为他们的孩子兴办代价高的高中，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从整体上讲，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必须“牺牲当今一代”。

　　另外一个被采访者在县教育局公布这一最后决定前，离开了福建一个办得很好的公社中学。公社社员要求允许继续开办高中班，作为民办学校，雇用他们自己的教师，而不要永久关闭掉。第三个前教师也是福建人，他把这种请求说成枉费心机。他解释道，关闭学校是当今“路线”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线本身不变，只要决定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执行。

　　应该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学制的过程中，即小学6年，中学6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年。据称，这是必要的，因为新的全国统一的初、高中课程如按10年制教学大纲教完，学生压力太大。

　　因此，从理论上讲，高中学生数量的减少并不标志着总体教育的下降。假如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能保持的话，大多数人总的来说仍受9年教育。但是很清楚，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这样，新的教育发展战略的最终结果是向宝塔式发展：以质量和数量而言，少数人可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多数年青人实际上受到的教育更少，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要比以前好。

　　尽管中国已不再流行说社会主义理想的词句，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评。理论刊物《自然辨证法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以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目前质量优于数量的教育政策倾向，作者估计，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龄6—18岁的32200万名青少年可能会有以下情况：有约2000万人成为文盲;至少13300万人只有小学以下水平;而仅有1000万人能得到某种专门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辩称，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批评目前片面强调质量的做法。“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他强调说，“不要等后代人写历史来总结教训”。

　　在强调质量的倾向下，文化大革命10年间质量的地位被颠倒过来了。起初，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普通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比例。事实上，前者总是占优势的，但据说1∶1的比例最为合理，因为来自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需要2—3年的训练，其大多数才能胜任维持他们生计的工作。不过，把普通学校转移为技工学校很快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如表31所示，这些学校增长很慢。一种可选择的办法是把职业课程引入普通非重点学校的高中课程中。目前正根据国务院1980年10月颁布的教学大纲在这样做。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基本上不可能去为升大学而竞争，而向他们提供的实际训练又不一定有用。中国人立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其他人试图在这一级学校引入职业训练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使教师和专业训练计划与学生毕业后可能做的工作相适应。例如，福建一个中学引进的第一批职业课程之一是服装加工。有这种技能至少可使他们从事商业，做个体服装制造商或裁缝。但是，这一地区没有这类工厂，而学生又没有学到加工整套服装的技能。所以，开这项课程被认为是失败的。

　　旧的半工半读思想一时以农中形式恢复过，这种学校在70年代末曾被正式提倡。一些大学知识分子对农村一致反对这些学校表示真切的惊讶。然而，地方官员随便地认可了。农民不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也出于20年前就有过的类似原因。如果一个孩子进不了县城的正规学校，那么公社的类似学校也行。由于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发展了，要求进这种公社级中学的人也增多了。但是，进农中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则是一种浪费。学生们可以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学到很多同样的知识，而与此同时，还能开始挣钱。已建立的为数不多的这类学校到1981年正逐渐减少，如表31所示。

　　如果说这一战略在农村是失败了的话，那么它支持的城市重点学校或第三级学校则是它所引以为骄傲的。作为大学后备力量的重点学校已完全恢复到过去的状况，并得到慷慨的财政预算支持，完善了破旧的设施。受到称赞的从小学到大学层层建立起来的那些知识“宝塔”，在全国各地恢复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宣布重建重点幼儿园。新的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本，特别在理科教育方面得到了加强和更新，以便能适应这些学校学生的水平。

　　现在官方政策明确表示，对接收新生的政策和对不同学生所给予的教育种类而产生的社会后果不用考虑。企图提拔工、农知识分子的尝试被公然嘲笑为缩小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的不成熟企图。给予工人阶级的青年以入学资格照顾的早期做法和后来片面照顾“出身好”的考生的做法都已被取消。现在每人或多或少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生要进入各级学校的大门，都要经过统一考试。从这种体制中最能得益的，据说是干部、知识分子的孩子，现在他们想在重点大学争得一席之地已全无障碍。大多数进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重点小学或普通小学的重点班。在小学里，老师们表示要考虑孩子父母的情况，因为受过教育和经济上可靠的父母的孩子一般在学校里表现都比较好。

　　可是，当地官员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上”存在着对恢复的重点学校的批评。这就引发了对重点学校的一片反对声，这在1981年底的报刊上短暂地出现过。这种评论从本质上说(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共鸣。有关这些学校的这种论点，自1976年以后还是首次出现在报刊上。一位作者列举了三点原因，建议再次取消重点学校：(1)它们对普遍提高教育质量起不到作用，因为它们压抑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只使少数人得益;(2)它们无益于整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因为它们片面强调升学率，对学习有损害;(3)它们不利于普及教育，因为它们浪费财力、物力。但是，公开争论很快就中止了，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这种突然爆发的对重点学校的反对，是正在发生的争论的一部分。所争论的问题是：有关“分班制”的做法，或者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根据他们的能力分别施教;由于每一级学校需有升学考试，重新使教育制度采取不灵活的僵硬做法;为争取提高升学率而随之出现竞争。所有消息来源认为，填鸭式教学和竞争情况比1966年以前更为厉害。老师们几乎一致赞成“正规化”，赞成有明确标准和要求的全国统一教学课程：固定的课程进度，并通过一整套的小测验、平时考试、期中和期末考试来强化，所有这一切就是要彻底恢复1966年前的制度。不过，针对这些细节而进行的争论中的合理教学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被采纳了。例如，教师们欣然承认，把学生按智力划分成不同班，使教学较方便，但仅对最聪明的学生有益。因此，如听任这种制度的缺点泛滥，甚至老师也会有理由批评的。但是，任何纠正措施都要由领导部门决定，他们有责任制定这一制度的集中统一规则。可以预言，假定两条路线斗争还存在另一逻辑的话，那就是，纠正措施不会以指责新制度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指责新制度的前身的形式出现。

　　在答复1981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提出的批评意见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承认，由于有那么多弊端，升大学的竞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激烈。但他解释说，重要原因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比例失调。他回顾说，当50年代初期首次采用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时，也没有造成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因为在早先那些年中，甚至还没有那么多中学毕业生能满足大学的招生人数。接近60年代，高中教育大力发展以后，升大学的各种竞争情况才出现。他认为，那时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在30%—40%之间。改变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66—1976年10年间过早普及高中教育。结果每年高中毕业生中只有4%—5%的人能上大学。这位部长最后说，这一“极其激烈的竞争”并不是恢复入学考试的结果，而是由于数量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和数量很少大学招生名额之间空前尖锐的矛盾所致。

　　因此，所有争论意见得出同一结论：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升大学做准备，既然只有很小一部分毕业生能继续深造，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缩减中学招生名额，重新把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根据这一判断，高中毕业生人数从1979年的720万人的高峰降到1981年的480万人。在三年内，将另减100万人。1981年接收的高中一年级新生只有320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