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好友郑新立同志的一封信

　　【注：此信已邮寄原国家计委我的同事好友、现任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同志。由于信中交流的内容是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特予全文公开发表，以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讨。】

    【作者简介】刘日新，1929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县 。在国家计委工作四十年，参与过起草 国民经济发展和计划体制改革文件，写过大量理论文章，对国家经 济建设提过若干建议，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表扬。 

　　郑新立同志：

　　多年不见了，近来好?

　　2013年12月3日我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你在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认为讲得很好，不像别人全是套话，如讲到市场时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别人没有提及的。这引起我的兴趣，在电视上又“回看”了两遍。本想早日给你写信，无奈多病缠身，……学习三中全会有关文件后，脑子里放不下写信，拟同你探讨《决定》提出的以下四个理论性的问题，作为老熟人之间交换看法。我知道你工作特忙，并不急于盼望你的答复。

　　我们原来都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彼此相互了解。我在原国家计委综合局分管农业，又是局里的副总经济师，参与搞综合平衡，后来奉命参与起草国家计委的文件，也算是国家计委的一个秀才。你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自调到国家信息中心(当时实际上归国家计委管)后，进步很快，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学成才，很快成了经济专家。后来你又调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当主任，挑起的担子更重了。这段时间我们之间有过直接的工作联系，下面还要具体谈。以后你高升了，进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更加见多识广了。所以现在你宣讲《决定》，是很合适的人选。今天，无论在经济理论或对实际情况的掌握方面你都比我要懂得多，因此要向你学习。

　　拟探讨的四个问题是：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四、股份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

　　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应本着二十几年前我们合作时的态度，以务实的精神，摒弃大批判的剌激语言，摆脱经济学的门户之见，和各种学派的派别观点。我们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济运行的实际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互相切磋，可能使研讨得出一些切合实际的结论，彼此能够听得下去，使认识深入一步。使用的数据，国外的，我用的是联合国的或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的;中国的，用官方的不用个人的数字，主要用国家统计局的，但统计局有些数字要作分析。下面就上述四个问题，一个一个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抛砖引玉，请批评指正。

　　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

　　《决定》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因此，下面对这个问题要多说几句。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人类社会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自由放任的企业发展起来。企业完全独立自主，除给官方照章纳税外，当时的政府并不干预企业的活动。这样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大约经历了二百年左右。

　　到了十九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步突出起来。表现在供求关系上，就是广大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由于受剥削，在市场上的购买需求低，社会消费赶不上社会生产，商品供过于求。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起来，工人忍受不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生活穷困，就个别的自发的破坏生产工具和机器。以后，发展为群体的罢工。到1825年，经济危机爆发了，劳动者所以忍饥挨饿，不是社会生产的东西太少了，而是生产过剩。正如傅立叶说的：“剩余成为贫穷困苦的泉源”。以后这种危机十年左右一次定期爆发，说明这种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暴露出来了。

　　到1929年，爆发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史称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当时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消灭产品，破坏生产力，把牛奶倒到海里，粮棉就地烧毁，钢铁厂砸毁高炉平炉。银行破产，企业倒闭，物价暴涨，工人失业，失业率创历史最高水平，社会秩序混乱，似乎世界末日来临，有的资本家和学者也精神崩溃，跳楼自杀。

　　在这同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倒退几十年相反，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几，钢产量达到593万吨，农业实现集体化，原来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全世界都注视这个新生的工业化国家。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一改过去的自由市场经济，实行国家干预。直白的说，就是美国学苏联，资本主义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计划经济。国家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也搞投资，兴建一些大型项目，甚至在田纳西河流域搞计划试验区。于是经济停止了下滑，逐步回升。这样，在理论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了。过去的市场经济，个别企业是有组织的，整个社会呈无政府态。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传统的经济学只有微观经济学，从此西方经济学既有微观经济学，也有宏观经济学了。

　　回顾这段历史，是看到有的官员学者，受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某些教条的影响，说什么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一看到国家搞建设，政府干预经济，就认为与他们学到的本本不一样，应当予以否定。实际上，正是当年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国家干预经济，从此才产生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所以，这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实际地产生的问题。因之不能从概念出发，主观认为：只有搞自由企业制度，政府只管收点税，不管经济，才是好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不对的。须知罗斯福新政实行政府干预，挽救了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功绩，是否定不了的。

　　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经济，那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办事：“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管经济，这是天经地义的。你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管经济，不是把你自己的资产阶级顽固对立的立场暴露无遗了吗?

　　《决定》关于实行市场经济，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总结了三中全会二十多年来对发挥市场的作用，列举了认识深化的过程。下面把这一大段话简化和概括一下，就是：由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以后的改革，主要是：

　　1、去掉了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2、市场发挥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3、进一步明确“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这里就产生了值得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按照十五大文件的规定，当时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现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断然去掉“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个前提条件。既然如此，这样的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还要不要区别，还有什么区别?

　　其次，对发挥市场的作用二十多年来强调的程度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由“起基础性作用”，到加一个比较级形容词：“更大程度上”;再到加一个定性的名词予以修饰：“在制度上更好的”发挥作用;直到这次文件：“起决定性作用。”我认为，这样在修饰词上作文章好作，但一个会议的文件本身在逻辑上，起码要瞻前顾后，不要前言不搭后语，正式文件《决定》与重要《说明》，不要互相矛盾。在理念上一些世界上通用的概念，要与国际接轨，好与别的国家对话。否则，一个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无法与别的国家交流。

　　这里且指出两个文件互相矛盾的一例。在《决定》的“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一节里，对宏观调控，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需要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管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这样，对宏观调控，一个文件断然去掉，一个文件又说是内在要求。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决定》接着具体阐明了宏观调控是干什么的。“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的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划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调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讲宏观调控，不妨先瞭望一下西方市场经济大国是怎么做的，以免闭门造车，似是而非。西德是西方国家搞宏观调控成绩卓著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在二战后稳定发展，与其严谨的宏观调控密切相关。西德的经济制度，叫做“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也会出现违人心愿的发展，这时国家要努力通过预算、税收、社会福利和竞争政策来抵制这些发展。”1967年国家还制定了《稳定法》，来规范宏观调节。他们的宏观调节目标有四：一、经济持续适当增长;二、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三、实现高就业率;四、做到对外经济平衡。由于严格的这样做，促进了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从1960至1986年，经济增长了1.2倍，年均速度3.1%。同时做到了物价基本稳定，从1976年到1986年，消费物价指数平每年只上升1.9%。这样，西德经济实力猛增，人民生活大为改善。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250亿美元，人均10243美元。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贸易额排名第二。(以上资料摘自《德国实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贝尔特尔斯曼辞书出版社。因该书没有系统的统计表，互相关联的数字有的找不到同一年的，以致有些数字显得不衔接。)

　　对照德国的宏观调控的理念和实际，看看我们的《决定》关于宏观调控的规定，就会发现起草人在这里写了这么一大段，好象是照抄某个学派的教课书的语言，文字还有点啰唆。表面上看来条条是道，但有的是不好执行的。因此这些宏观调控任务是否正确，还值得研究。

　　例如，提出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现在没有世界政府，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目前国际局势的实际情况，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企图独霸全球，在各大洲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到处驻军，杀人放火，进行侵略，谋取殖民利益。英法等大国有时对美国助桀为虐，合伙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侵略亚洲、中东、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占领战略要地，攫取石油等战略物资资源。有时灭了别人的国家，还没有找到出兵的理由。现在美帝国主义战略重点东移，首要的目标是中国。不少爱国的学者都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扶植疆独、藏独、台独，想分裂中国。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接见了藏独头子达赖喇嘛，干涉中国的内政。最近在昆明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是疆独制造的，造成死伤300人的惨案。

　　在这同时，美国现在仍继续在搞文化侵略，培养一批又一批亲美留学生，再派回中国当官员、科技和经济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美国服务。还通过福特基金会(美国特务机关中央情报局对外的牌子)以资助的方式，收买一批批西化学者、官僚、买办。

　　他们是1949年评白皮书中所说的“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这样一大群洋奴汉奸买办知识分子。去年一位通晓美国福特基金会这种作法的海外爱国华人学者，在互联网揭发了分布在我们的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关，成百名披着华丽外衣，公开或暗中拿着美元，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专家、学者、官员的名单，令人触目惊心。看到这批有名有姓(有的我们认识)的人士，既憎恶、又惋惜，一个人为了几个臭钱，怎么坠落到这种地步，连起码的人格、国格都不要了!美帝国主义从庚子赔款起积累了一百多年文化侵略的经验，现在的回报可丰厚了。但是这笔账，中国人民心中有数，迟早是要算的。

　　眼看美国这样耀武扬威，横行无忌，欧洲大国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示弱，结成欧盟，企图与美帝抗衡。二十多年前他们搞起的欧元区，与美元霸权对抗，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现在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想重温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在经济上，世界上各个大国都在打货币战争，搞贸易磨擦，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哪有什么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你如果要入伙哪个帝国主义集团，同他们搞政策协调，想分一杯羹，那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必将遭到全国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对，被他们所唾弃。

　　现在回过头来关注国内的实际经济问题。多年来我们的政府一再强调要实行宏观调控，2009年国务批转九个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粗钢、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都属于产能过剩之列。但这个文件发布五年来，这些产品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呈直线上升的态势。如粗钢，由2008年的50306万吨，增至2012年的71716万吨，2013年又增至77095万吨，当年增加5379万吨，比1986年全年的产量5220万吨还多，相当世界上一个大国的钢产量。水泥，相应由142356万吨，增至2013年的242216万吨。去年比前年增加21216万吨，比1990全年的产量20971万吨还多。平板玻璃，相应由2008年的59890万重量箱，增至2013年的79987万重量箱。去年比前年增加8273万重量箱，比1990年全年的产量8067万重量箱还多。工信部发言人指出，现在我国的24个行业，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这样做的结果，毫无经济效益，劳民伤财，浪费了许多投资和进口矿石所花的大量外汇，污染了环境，白花了许多的劳动力，赔了本钱在外贸上还落了个倾销的名声，受西方国家的制裁，增加了贸易摩擦，可见这是一桩有害无益，多么不合算的事情。前三十年一些好的经验，如在工业生产建设中，要充分利用“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后来规定在新建项目时，要求做到“三个同时”，即治污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1972年周总理提出中国环保工作的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这个方针，在当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保会议受到与会各国的赞扬。这样一些宝贵经验，怎么全都抛弃了呢?

　　现在我国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都是一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损害劳动力的行业。有鉴于这样的问题，多年前国际经济学界提出要计算绿色GDP，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胡锦涛也说过，“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我在2009年探讨了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试算中国的绿色GDP》的文章。所用数据，都是根据中外权威部门的资料。如中国科学院提出，我国每年在生产方面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GDP的15%;国际经合组织(OECD)估计，中国环境污染对人的伤亡造成的损失，相当GDP的13%。两项损失合计，共相当GDP的28%。当时公布的2008年的GDP为30万亿元，两项损失共为8.4万亿元(30万亿元乘28%)，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啊!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GDP，同上年的25.7万亿元相比，增加了4.3万亿元。但如果扣除损失8.4万亿元，则当年GDP增加额是一个负数，即亏损4.1亿元。我据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吃祖宗饭(祖宗留给我们的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造子孙孽(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因工矿企业安全条件差而身体受摧残，丧失劳动力即被开除。没有医保，自家养着，许多人实际上是在家抱病拖着等死。肥外国人(当时外商在中国累计投资一万多亿美元，开办外资企业几十万家，外商说：‘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啊!世界劳工组织说，“中国是个血汗工厂。”这是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的。我这篇文章《试算中国的绿色GDP》，还没有遇到知音。个别统计专家的研究还只停留在需要建立哪些指标，如何从基层起建立计算绿色GDP的制度。郑新立同志，你是高级经济专家，我这篇文章希望得你的正确评估、批评和指正。

　　回过头来，再说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中，宏观与微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此脱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在理论政策上存在的严重的误区造成的。一方面在宏观上，也提出要搞政府调控;但是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又要实行企业自由，把宏观与微观看成互不联系的两张皮。实际上从哲学的观点来说，宏观与微观这对矛盾既是相互对立的，但又是相互联系的。原来实行的这种市场经济政策，讲政府宏观调控实际上只是空喊一下口号而已，现在《说明》则进一步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甚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由于现在信奉市场经济万能论，于是下决心乾脆去掉政府的作用，在“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过去的表述，企业摸透了上面的精神，喊政府宏观调控，那是喊口号，讲空话;让企业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则是着力要实行的。于是他们的胆子大了起来，又有投资决策权，不需要政府审批，就投资于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项目。这样，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贯彻下去，产能过剩更会有增无已，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国的官方和相当一部分西化派学者，他们理论脱离实际，认定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不能管经济的，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想当然。这里且举美国为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总的是崇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上，两种观点经常在碰撞。美国在政治上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力主企业自由放任，政府参与监管越少越好。而民主党则坚信政府应发挥更大作用，认为对企业的监管是不可或缺的。这样，在政治上的搏弈，赞同私营企业的主创性，反对政府干预，被称为保守派。积极主张政府干预，也支持私营企业的，被称为自由派。尽管思想上的认识两党或两派有差异，但是美国人总的是务实的。美国的实际情况是：“至20世纪90年代初，国会已授权百余个联邦管理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点：以保护公众利益为宗旨。它们对一大批领域内的活动实施监管，从贸易到电信，从核能到产品安全到就业机会。监管机构的运作，受到政府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的影响。他们由行政长官或委员会领导，前提是两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人数相当。…每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经常在一千人以上。”这就是说，美国政府从事经济管理的公务员在10万人以上。(以上观点和数据，引自美国大使馆《交流》杂志，2003年秋季刊第7页)

　　这里还要说一下我国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知道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美国的农业，是政府管理的部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调节主要在工业部门和城市经济中运行;而农业，是不受市场调节的，这已载入美国的经济史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起，“农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被管理的部门’，制定价格和分配资源的决定因素，已不再是供求关系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29页，1983年中国社科出版社)

　　这是过去的历史，现在是不是变了?美国学者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指出：“美国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然而，美国仍有许多不受市场指导的活动，如许多农产品的产量是由政府规定的种植面积和所支持的价格决定的。”(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5-276页)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领导人以为废除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树立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样板，农业就会自发地迅速走向资本主义。赵紫阳总理公开写文章要取消农业补贴，甩掉这个300亿元的包袱，拿去搞工业建设去。其实，这是不知道个体小农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对农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对国家来说，这同我们急剧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很不相适应的，会拖后腿。而且在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下，土地、劳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将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村转向城市。八十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在加速进行，可以说，农业汲汲可危。1992年邓小平为农业犯愁，于是派江泽民到江汉平原调查粮食，朱熔基到华北平原调查棉花。我听传达后，写了一篇《促进九十年代农业稳定发展的建议》，在国家计委研究中心的西化派负责人要枪毙此文，我就把它迳送国务院，满足了官方的急需。于是国务院把个人的文章作为国务院《参阅文章》印发，并加编者按说，此文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意见”，上送中央领导，下发各省市自治区执行。我在建议中指出，农业是个弱质产业，需要政府支持。在美国，农业是政府管理的部门。美、欧、日等各国对农业都是实行财政补贴的。我国对农业需要实行指导性计划，前三十年一些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如农业补贴，合理的价格政策，农贷政策，农产品预购合同制度，奖励政策等要继续实行。要提倡科教兴农，扩大农业规模经营。这些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后，农业连续多年获得持续稳定发展。

　　这里对老熟人要顺便说一下，在这前后，我在宏观管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国企改革、农业领导、分配政策等方面多次向国家计委(发改委)和中央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国家发改委在2004年过年时以人事司的名义给我贺年时说：“刘日新同志：多年来，您虚心治学，敬业求实，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部门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自己认为，党和人民培养我几十年，过去和现在我做了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是应该的。离休一二十年了，单位没有忘记我，倒是应当感谢的。

　　言归正传，这里还需要弄清几个概念：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作用?有人说，市场就是交换，并以古书上说的“日中为市”为证，似乎远古就有市场，就发挥了市场作用。这不准确。古书《易经》上确实说过：“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下》)但这里所说的为市，那是原始公社末期的物物交换。至于市场，城市，那是私有制的奴隶社会才出现的。由于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有了货币这个交换的媒介，这时才有市场的。列宁说过：“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因此，所谓市场，正确的说法，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有了社会分工，生产者把自己消费不了的产品，在一定的交换场所，通过货币，出售给购买者，这就是商品交换。这是与物物交换完全不同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简言之，市场就是商品交换。郑新立同志，这样归纳，对吗?

　　关于市场的作用，我同意你在宣讲时说的，就是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实际上就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价格的涨落来配置资源，“让生产力魔术般的涌现出来。”你后面一句话是文学语言，有点夸张，经济学家说出来未尝不可。

　　有的年轻人可能以为市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都是我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引进西方经济学以后才有的新名词。其实不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据郭沫若考证，3700多年以前的商朝，商品生产就比较发达了，所以这个朝代取名为商。商朝末代帝王纣王，所以能够搞酒池、肉林，就是因为酒、肉这两种消费品商品，生产比较多了。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体在2400多年以前，孟子对价值规律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与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各种物品价格不是整齐划一的，是 因为它里面凝结的社会劳动量不等，或相差一倍或五倍，或相差十倍或百倍，或相差千倍或万倍。你把它们的价格等同起来，必将天下大乱。大鞋子与小鞋子一个价，谁还去做大鞋子呢?

　　到了2150多年前，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他在《史记》中写了一篇“货殖列传序”，是一篇高水平的发展商品生产的专著。论及价值规律时，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说：“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这就是说，物价是波动的，物价便宜了，就预兆着要上涨;物价贵了，就预兆着要下跌。“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不是有客观规律在自然地起作用吗?二是指出商品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样概括，是非常准确的。如果这些文献早几百年翻译到海外去，那么十八世纪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亚当.斯密，十九世纪提出剩余价值学说的马克思，也会惊叹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明太伟大了!

　　你去冬在中央电视台宣讲时，谈到市场的作用，就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而价格上涨时，生产有利可图，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被吸引到这个部门来。反之，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而价格下跌时，生产会发生亏损，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会从这个部门转移出去。这样，价值规律就自发地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各个部门进行分配，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保持适当的比例，顺利向前发展。如果比例不适当，在小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商品生产的范围不一样，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一般是自发地发生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毛主席所说：“价值法则（这是老话，现在叫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算账，要利用它。实际上过去也曾这样做过。记得国家计委成立初期，曾经设置了一个成本物价局，1954年我曾在这个局实习过。当时这个局的局长是老经济学家骆耕模，内设成本、物价等处。他们经常下去调查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研究如何降低成本，制定计划价格，确定各种比价，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大跃进时期，刘少奇、陈伯达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搞穷过渡，搅乱了是人们的思想，给经济造成莫大损失。文革十年，冻结物价，使价格长期背离价值;冻结工资，违背按劳分配规律，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到八十年代实行“八字方针”(调整、改革、充实、提高)，才调整物价，补偿工资，如有的连升三级，作了一些补救，但也带来一些混乱，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应当指出，发挥市场作用，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既有正面促进作用，有时也有反面促退作用。如果只肯定正面作用，那就不好解释：美国2008年为什么爆发特大经济危机，漫延至欧洲，出现“占领华尔街风暴”。欧美的游行群众安营扎寨，在大街上高呼：“市场经济狗屁不如!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是99%的穷人，反对1%的富人。时间过去五六年了，这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迄今为止没有过去，欧美几个大国的经济一直低迷，没有复苏，速度一般只有1-2%，而失业率则很高，美国高达8%，欧洲国家更高达10%以上。因此，盲目相信“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危机的关键时期，美国政府动用了一万四千多亿美元财政资金救市，中国的总理也擅自动用了两千亿美元为美国救市，并且高调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自己。”这个近期的事例，也足以说明只要企业，不要政府，是多么片面，是多么不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