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文革悲剧再次发生

鉴于现在的许多年青党员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文革，许多群众也没有经历过文革，建议中国共产党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发生，组织全党甚至全国人民来一个重新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的热潮，这样大家就对文革有清楚的认识。否则的话大量的年青党员对于“什么是文革”这样的历史知识都是不清楚的，则确实文革悲剧是有可能再次发生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48.html

首先，文革发生的条件，并不是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因为这三样在文革前的1964年到1965年，老实讲，是没有的。因此这三样不是文革悲剧发生的条件。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文革发生的先决条件，当然是存在一个领导人，提出错误的理论，而这个领导人，并不属于敌我矛盾，只是犯了严重的晚年错误，因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避免文革发生的办法，就是防止一个能够提出错误理论的领导人上台。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行罪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因此，防止文革悲剧的再次发生，就是不要认为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不应当认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绝大多数党的干部，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可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更不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我们必须相信，绝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这样的正确判断，能够有效地避免未来的领导人产生错误的判断。只要没有错误的判断，文革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２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应当清楚这些毛泽东的认为完全是错误的，是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轨道。因此未来我国的领导人应当接受教训，不应当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不应当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不应当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不搞生产，而去揭发上述黑暗面。

文革发生在中国，完全是一种偶然事件，因此是完全可以有效防止的，至少前苏联，前东欧，都没有文革悲剧，说明了只有领导人过于另类，才有可能产生这种悲剧。因此，只要领导人思考正确，就已经可以避免文革的发生了，甚至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文革也发生不了。例如前苏联东欧，领导人的思维都很正常，则根本没有文革这回事。

---------------------------------------------

关于文革的起因有多种论述，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种：

（1）权力斗争说

（2）路线斗争说

（3）阶级斗争说（包括反“和平演变”说）

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我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仍然可以考虑判定方法问题，就是怎么判断文革的原因到底是以上三种中的哪一种？

下面从一个司机的角度谈谈判定方法问题。

假定一群人坐在一辆车上，这时车上就可能发生三个级别的斗争：

（1）争夺方向盘的斗争，谁来开车？你开还是我开？这就是权力斗争；

（2）决定行车路线的斗争，我说经过A地再到C地，你偏要经过B地到达C地，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就是路线斗争；

（3）决定目的地的斗争，我说咱们到甲地，你说到乙地，车到底要开到哪里？这就是阶级斗争。

要判断车上到底发生了哪个级别的斗争，关键不在斗争的过程，而在斗争的结果。要看斗争结束后车辆的行驶情况来决定。

如果车的行驶路线和目的地都没有改变，只是换了驾驶员，那发生的一定是“争夺方向盘”的斗争；如果车的目的地没有改变，而只是改变了行车的路线，那发生的一定是“决定行车路线”的斗争；如果车的目的地改变了，原来要去的地方不去了，那发生的一定是“决定目的地”的斗争。

历史总是这样，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我们无法真正目睹当时的一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前后两个过程的对比来做出关于前一过程的大概判断。

---------------------------------------------

第一次 “文革” 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第二次 “还没有发生的” “文革” 的结果，我们已经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