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郭松民的《谈谈乌有之乡》——兼议左派关心的几个问题

各位师友：

我上次写了《谈谈乌有之乡》一文后，一直希望能够引起一些讨论，不久前看到徐亮同学写的了一篇文章，已经转发给大家。今天又收到一篇文章，同样转发给大家。

毛主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我深以为然，我认为这场讨论对民间左翼力量的健康发展，还是有一定裨益的。

郭松民

帮我转文的同学的附言：

郭兄：你好！

这是一个红卫兵司令写来的信，对于你的思考和反思应该会有积极意义。他是很好的同志，值得信赖。虽然对你的观点有的地方存在误解，但是确有你我原来认识的盲点。望真诚认真地对待.

F

评郭松民《谈谈乌有之乡》兼议左派关心的几个问题

晨明

鲁迅先生曾经对秋瑾烈士遇难时，那些像鸭子一样伸长脖子，冷漠观看行刑的看客，表示过极大的悲愤。我也见证过中国大知识分子，踏着反腐败爱国学生的血迹，和走资派拥抱的无耻。现在是我的一个曾经毛派的朋友袁庾华，把郭松民的一篇关于乌有之乡的文章发给我,以表示他们对乌有之乡被封网的共同的幸灾乐祸、揶揄嘲弄、落井下石，从而向右派和权势者讨好。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左派队伍的发展，我愿意在这里就郭松民的文章及有关问题说上几句。

郭松民先生在文章开头即说：“乌有之乡自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了一段辉煌而艰辛的历程。2012年后，乌有之乡再次来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她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和重新选择方向的问题，如果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乌有之乡将再次走向辉煌，如果做出了错误选择，乌有之乡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沦为历史名词”。俨然一个“导师”的角色，指责、警告加指导，真可谓威严之至。然而可惜的是，我们看完郭文，也没有见到这位“导师”给乌有之乡指出“正确的选择”究竟应该是什么。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并且有理由认为，郭松民提出的乌有之乡“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和重新选择方向的问题”的“全称否定判断”，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

既然说乌有之乡“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和重新选择方向的问题”，那就是说，此前，乌有之乡的给自己的“定位”和选择的“方向”都是错误的。这难道符合事实吗？

乌有之乡诞生于新世纪初，是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相互勾结，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已经充分暴露，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中国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已经觉醒并奋起斗争，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开始启动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乌有之乡”网名，显然就是对新自由主义诬蔑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一种讽刺性骄傲对抗，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抨击市场崇拜，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化，批判社会两极分化，正确评价毛泽东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从一开始，乌有之乡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正确的，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潮流相一致，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相一致，方向也是正确的。

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到十年时间，乌有之乡就由一个小小知识分子群体，和毛泽东旗帜网一起，发展成全国左翼文化人士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学习联络平台和战斗基地。今天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左翼和自称左翼的知识分子，没有哪一个人不曾通过乌有之乡传播自己的观点，现在战斗在各地的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谁个不曾读过乌有之乡网的下载文章。乌有之乡之所以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恰恰就在于他们的群众路线和坚定信仰。韩德强的学生上千，每年都利用假期到各地和下岗工人、贫苦农民交流。韩德强本人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中最能放下学者架子、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的一个。尽管学习中产生了新的困惑，但这些困惑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张勤德同志谦和忠厚的本性和毛泽东思想的长期哺育，使他能自觉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有一次反转行动事先他并不同意，但基层网友到了北京，他又义无反顾地参与，害怕各地网友的无组织状态会出现错误、遭受损害。我听说他因此还受到警察控制询问的屈辱，却始终不悔，心里非常感动。张宏良是一个豪爽的山东汉子，他可以对体面人物掀桌子，也能同基层群众拍肩膀交朋友。正是由于乌有之乡的这些主要人物和群众的广泛联系，才使他们善于把群众的共识凝聚成鲜明的口号，并为群众所接受，形成几次打击邪恶、维护正义、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影响的行动，如揭批西山会议和零八宪章、声讨茅于轼卖国言论、反转基因主粮推广、纪念开国领袖毛主席、批判南方系私有化主张、支持重庆共同富裕探索，2012年提出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十六字方针等，赢得了群众广泛的支持，和其他左翼网站共同努力，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舆论，使一些右派大佬如陈子明不得不捶胸顿足：毛派之所以能重整旗鼓，就是因为改革已经臭大街了；使主流谋士也不得不惊呼：今后不管哪个领导人上台，都不能不打“共同富裕”的旗帜；尽管今天乌有之乡网已经被封，但国内外欲了解中国思想政治动态，不参考乌有之乡代表人物的看法就不能窥见全豹。韩德强肯定前三十年经济建设成就的短文《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几乎可以看作习总书记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理论基础。如果乌有之乡的定位和方向是错误的，怎么能在实践中取得如此辉煌成就？！

乌有之乡出现暂时低潮，众所周知，主要是温氏国新办打压封网所造成的。郭松民不谈这个显而易见的主要原因，不去评论封网打压的对错，反而归罪于乌有之乡定位和方向错误，其立场岂不是皎然可知！其影响只能是亲痛仇快！其效果只能是助纣为虐！

即便如此，如果郭松民能够认真讲出乌有之乡定位和方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无论有否采纳价值，我们都将会当作一个认真的批评来对待。遗憾的是，我们读完全文，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只有些似是而非、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栽赃。

郭松民为乌有之乡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转折”：“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到争夺政治领导权”。他说,“2008年，乌有之乡发生了重大转折。如果说在此之前，乌有之乡还是一个泛左翼学者共同发声的平台，主要功能还是和主流精英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话，那么从2008年开始，乌有之乡开始转向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她看上去也越来越像是一个‘政治团体’了——尽管我认为乌有之乡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我和乌有之乡接触较早也不算少，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有什么“争夺文化领导权之说”,更没有看到和听到有“争夺政治领导权”之说。凡是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明白，现在无论文化领导权还是政治领导权，都掌握在党中央手中。即便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意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谓思想解放就不会允许越此雷池一步。今天的普世精英，由于当时在党内还没有代理人，虽然也风风光光，可以胡说八道，但也没有文化领导权，骄傲了挨板子的也多有人在。一个媒体，再重要也没有什么文化领导权。人民日报有吗？人民网有吗？南方系有吗?精英们有吗？郭松民“和主流精英争夺文化领导权”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乌有之乡当然不会幼稚到如此地步。乌有之乡自始至终都是进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学习联络、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平台，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

2008年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由于历史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品格，才使乌有之乡的名声鹊起，正应了时势造英雄之说。乌有之乡的“定位”并没有变，并没有发生什么郭松民所说的“转折”。

和主流精英争夺文化领导权，虽然是无稽之谈，但由于郭松民说明是“和精英争夺”，当局者不会特别在意，对乌有之乡杀伤力也不算太大。“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和谁争夺？郭松民却不明说，但由于政治领导权在谁手里人人都明白，当局会将此看作大逆不道，在中国现实中这就是一种罪名，许多人都不会忘记彭真说过“你夺我的权，我要你的命”的话。郭松民取悦权势者、指责乌有之乡定位错误重点也在这里，这就等于把乌有之乡从道德制高点上拉下来，向人们表明，乌有之乡之所以被封网，是因为他有非分之想。这对乌有之乡的杀伤力就是致命的。

“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就是说，有人“争夺政治领导权”，而乌有之乡“参与”了。那么谁在争夺政治领导权？乌有之乡又如何参与了?社会上确有重庆前领导人争夺领导权之说，但始终没有被证实，他接受审判时也没有此类指控。重庆探索也与争夺政治领导权无关，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因为重庆探索是在中央的“先试不议论，先行不争论，时间做结论；容忍错误”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探索的主要内容——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也都没错。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开重要会议都在唱红歌——国歌，国歌诞生以来始终就是中国第一红歌。打黑，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不打黑的。共同富裕存在于中国历代贤哲和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的理想之中。重庆探索目的是为了重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实践证明这个目的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乌有之乡也是因此才支持重庆探索的，而不是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郭松民自己也说：“重庆模式受到乌有之乡的热烈拥护，但由于乌有之乡早早地被人贴上‘极左’标签，重庆方面对乌有之乡一直是极力避嫌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至于‘巨款资助’云云，就更是秦火火、薛蛮子之流欲置乌有之乡于死地的无耻谣言了。重庆模式被绞杀后，乌有之乡之所以没有被像右派所希望的那样被一网打尽，两者之间只有精神上的联系，没有实质上的联系，应该算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因”。              

既然乌有之乡和重庆模式“只有精神上的联系，没有实质上的联系”，那么，乌有之乡“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又从何说起？！郭松民还说：“我认为乌有之乡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但又说：“她看上去也越来越像是一个‘政治团体’了”。用“像”这个疑似判断，来支撑”“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这个肯定判断，据说自己并没有"“哲学短板”的郭松民，究竟想干什么？！

郭松民的做法，实在是不大地道！

郭松民一方面说，“如果没有乌有之乡，新世纪前10年的中国舆论界真可谓万马齐喑，乏善可陈，这是乌有之乡最光辉的时刻，必将载入中国当代思想史”。“前十年”就是指2000年到2010年，都最光辉，看不出什么转折。郭松民另一方面又说，乌有之乡2008年发生了定位的“转折”。这是不是也自相矛盾，就只有请没有“哲学短板”的郭松民先生自己去解释了。

郭松民其实对乌有之乡并不了解，有些说法是强加给乌有之乡的。比如“乌有之乡逐渐形成了两大精神领袖的格局”就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错误判断。如果一定要用精神领袖这个提法，乌有之乡的精神领袖就是毛泽东和他所领导创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除此而外没有哪个人可以称作精神领袖。谁的言行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会受到大家欢迎；谁的言行背离或者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会被大家批判和批评。“两大精神领袖的格局”的观念和说法在乌有之乡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至于说影响力较大的，也不只是两个人，至少张勤德、左大培、范景刚不能除外。2012年新年乌有之乡提出“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十六字方针，据我所知，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久又增为24字方针，显然又广泛征求了意见，充分表明乌有之乡决策是集体决策、群众决策，并无两大精神领袖之说。郭松民提出两大精神领袖说，其实主要在于强调，这两大精神领袖，一个“在哲学上有形而上学倾向”，一个“在哲学上有唯心主义倾向”；在这样两位精神领袖指导下，乌有之乡还能不走错方向吗？

遗憾的是，郭松民所说的乌有之乡的方向错误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1964年在武汉东湖客舍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说：“不是一贯的不能叫做修正主义。我们这些人对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由于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理论总是产生在实践之后而不是出现在实践之前。实践是一个过程。所以，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对于新的问题，任何人都有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出现认识上的缺点甚至错误，对于革命者来说，也是难免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在实践中及时纠正，能不能和群众一起前进。像郭松民这样，在自己也没有弄明白问题、没能指出正确方向究竟是什么之前，站在运动之外，任意给人戴大帽子，动不动就提高到路线高度、哲学高度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行为。韩德强和张宏良都是走在历史前列的、成长中的革命者，他们在哲学上都没有定型。如果一定要谈哲学倾向，韩德强主要的不是“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张宏良主要的不是“形而上学”，他们都是主要接受了毛泽东的哲学，具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倾向。

韩德强批判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从批判生产力决定论的现实需要出发的，本质并不是唯心主义；马克思初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确有缺乏辩证法的缺点，李大钊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韩德强和李大钊一样，只是没有全面看待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没有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弥补了早期的理论缺陷。现在一些人，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是现实的的观点，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说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韩德强质疑马克思早期关于生产力的部分观点，也不能认为他反对马克思的唯物论。何况，用唯物论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不准确。韩德强在哲学上比郭松民还是高明许多。韩德强早期所写的《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和《碰撞》就已经摆脱了唯心主义，他带领上千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也比郭松民的唯心主义少得多。韩德强提出的“支持梁稳根进中央”和“xx当总理，人民共富裕”的口号，显然反映了韩德强对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实现人民民主的的一种进步思考，前者虽有片面性，但都不能看成方向错误。特别是，韩德强在乌有之乡被封网后多次答记者问中，所表现出的不屈精神和革命坚定性；以教授之身参加群众爱国游行，给人民以鼓舞，仍需要很多人包括我们及郭松民先生学习。

张宏良是一位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敢于同走资派斗争的、英勇冲锋陷阵的革命先锋战士。他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和责难最多，但一直没有停止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没有停止对于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邪恶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唯其如此，就使来自友军的责难影响力愈来愈小；而来自反动阵营的封网禁声，反而使他在群众中的声望增加。郭松民说他有形而上学倾向，主要是郭松民没有站在人民一边、有意远离浪潮的缘故。

当然,韩德强和张宏良都有缺点,但他们的缺点是革命阵营里战士的缺点。对他们扣上一顶帽子，造成负面影响，究竟对谁有好处？！

你看，郭松民对乌有之乡现状的描写：

“网站被封闭，讲座被禁止，只剩下书店苟延残喘，乌有之乡一时间门可罗雀。两大精神领袖因为备受质疑而失去了光环。据我了解，张、韩二人目前和乌有之乡的关系都已经转变为‘普通左翼学者和红色网站之间的正常关系’，而不再享有原来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力”。

“现在的乌有之乡已不再是乌有之乡，而是“乌有之乡的废墟”。乌有之乡早已风光不再，似乎已人老珠黄”。

“乌有之乡似乎失去了主张和愿景，变成了一个布满了主张和愿景残骸的‘平台’”。

简直是一片萧杀，凄凄惨惨凄凄，分崩离析！郭松民使用这样的语言到底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立场！这样描写符合事实吗？！今年乌有之乡主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无论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搞得有声有色，难道郭松民先生的大眼视而不见吗？！

左翼运动的发展给左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庆事变事实上使左翼队伍及其影响力更加壮大。左翼队伍正在深入思考，总结经验，为新阶段的理论统一、路径统一准备条件。

对于乌有之乡的各种责难和论争，发生在乌有之乡提出十六字方针之后，进行了几年，但并没有以此而产生比乌有之乡更正确的理论，也没有产生比乌有之乡更正确的斗争方法。这就说明，乌有之乡的方针并无根本错误，最多也就是需要左翼运动共同讨论、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并不是需要论战的问题。       

即如“保党救国”这个最受抨击的口号，有人骂为保守、保皇，有人骂为投降、背叛，其实并没有大错。中国的太上皇是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走资派和共产党是两个概念。帝国主义要在全世界消灭共产党，社会上反动黑恶势力要搞垮共产党，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改党名国号，《零八宪章》否定共产党却没有否定走资派。面对这样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左派提出保党救国的口号，得党心民意，引领中华民族前进方向，应该理直气壮！苏联共产党垮台后造成的国家解体、民族受辱的后果，至今仍让普京和原苏联人民痛心。难道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吗！固然，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但掌握领导权的不全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王震临终前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就是一个确切的明证。马宾老和魏巍同志旗帜鲜明地站在同走资派斗争的第一线，其无产阶级立场及坚定性比我们年轻人一点也不差，我们坚决反对郭松民把旗帜网里的老同志鄙称为“老左派”的、假洋鬼子不允许革命的恶劣态度，旗帜网同样是左翼的一个重要阵地。重庆探索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挑战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速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证明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乌有之乡支持重庆探索从方向来说，完全正确。那些把反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庆事变说成狗咬狗的斗争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不承认党内有健康力量，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看法。

诚然，由于走资派篡夺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共产党严重脱离工人阶级广大群众，正在发生本质上的严重蜕变。认识不到这一点也要犯错误。但是必须看到，广大党员还是要革命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走资派还不敢立即抛弃共产党的称号；由重庆事变引发的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与改开时代共产党的历史对比，正在有识之士和广大党员群众心里发酵；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改革的旗号为个人谋福利，已经成为无法掩盖的、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实；规律决定，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永远无法走出历史的尴尬。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存在、党纲党章存在，本身就是揭露走资派丑恶面目、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巨大物质力量。特别是，根据罪责一致的原则，是走资派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损害了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利益，党和人民都是受害者。我们怎么能够放开主要的敌人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而败斗争矛头对准共产党呢!

我们必须把走资派同共产党严格区分开来，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党的干部包括犯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支持一切愿意同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决裂的党员干部回到人民立场上来。坚决打倒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保卫共产党；还是一心搞垮共产党，保卫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根本区别之一。我们务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是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造走资派的反，目的就是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什么“永远的造反派”，如果有，那一定是精神有毛病。革与保是辩证的统一。有革就有保，有保亦有革。文革造反派革的是走资派，保的是党和社会主义。保守派就是被走资派蒙蔽利用，客观上保了走资派，他们之所以方向错误就因为革的是党的正确领导。保卫共产党今天仍是毛派的坚定立场之一，整垮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恢复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恢复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是目前无产阶级革命派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