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透支是社会管理失控的根源

　　自2009年湖北省巴东县在“邓玉娇事件”中，被来势汹汹的舆论倒逼着在社会管理中昏招频出、近乎失控，本以为这种拙劣的社会管控，会随着在复杂的公共危机面前表现得手足无促、政治智商极低的当地主要负责人的去职而戛然而止。但残酷的现实却是事与愿违，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反复地刺激着我们每个人原本就非常脆弱的神经，在最大地消耗着中国共产党近乎枯竭的执政资源。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虽然“黄金十年”我们在经济上确有值得称道的建树，但在这些“辉煌成就”背后对执政党执政资源的消耗也是空前绝后的，如果说将过去几十年积淀下来的执政资源消耗殆尽，其实一点儿也不夸张。其留下来对社会公共管理近乎失控的“遗产”，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筒”，成为摆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前最棘手的“烫手山芋”，必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的动向。

　　尤其是最近发生的几起颇具影响力的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如昆明暴恐、广东茂名PX游行事件等，其实这些事件突发本身或许并不可怕，而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控制，但围绕着这一系列事件引发的社会震荡不仅非常可怕，而且让人揪心，社会公共管理失控往往就在于此。社会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根源在于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引发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分化。而中国社会公共管理失控的根源却在于执政党公信力的透支导致执政资源的枯竭，而执政资源的枯竭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民心的流失。

　　关于社会公信力透支最具说服力的，是我亲自见证两个事例：其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刚刚记事)，我与父亲在前往省会——成都的车上，在车上遇到两个歹徒劫持司机，持刀抢劫乘客的钱财。当时只朦胧地记得车后排跃起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高呼一声“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随即和车上其它几个男子一起制服了这两个歹徒……此后，“共产党员”便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英雄的代名词。然而时过境迁，去年我几个在读大学的学生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在一个公共广场虚拟紧急情况的演练，其中一个学生高呼“共产党员给我上”，结果周围的群众非但没有人响应，还嘲笑他们是一群“神经病”。即使这个尴尬的实验在问卷对象和手段存在诸多瑕疵，而且不具备代表性，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共产党员在群众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称谓。而且公信力透支，不仅体现如此，在历次公共事件中，我们的主政者们并非没有制定严密科学的应急方案，我们的主政者们并非没有及时公开披露信息。但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是，我们及时公开的信息却往往比不过邻里坊间谣言的公信力。公众对谣言的偏爱，恐怕不仅仅是简单的猎奇心里，而是一种对公信力逐渐形成的不信任感。

　　公信力的透支，罪魁祸首还因为官方媒体的操守丧失。长期以来，官方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却丧失了一个媒体的基本操守，媒体本应该作为一个联系政府与群众的纽带，用客观事实发挥权力监督，反映社会民生与百姓声音。然而很多官方媒体却一味地“溜须唯上”，甚至违背客观事实迎合权力。对于媒体来说其实这无疑就是一种慢性自杀，往往一个公共性谎言就会毁掉一个媒体一生的清誉，一个失去了公信力的媒体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当然，官方媒体操守沦陷，还在于长期宣传政策的失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奉行的“不争论政策”，导致舆论中长期存在的“一言堂现象”，在溜须拍马中昏昏然的领导们很难听进刺耳的批评声，往往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杂音”采取敌对的情绪，轻则予以言论剿杀，重则祭以暴力禁言，通过粗暴的行政手段干涉媒体行使职责。

　　公信力的透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基层政府形象失守。基层政府形象失守，其实往往都是极少数掌握核心公共资源分配的人的贪腐行为造成的，其实贪污腐败与职位高低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与工作性质必然挂钩，往往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掌控得越多的领域贪污现象越是严重，而往往就是这极少数人败坏了整个共产党的形象。基层政府形象失守，还在于道德至高点的沦陷。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社会道德是统治集团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根据传统习俗和自身标准制定的一种约束社会成员的社会准则，因而统治阶层应该而且必须率先垂范。统治集团道德至高点的沦陷也必然会导致其执政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质疑，一个失去道德至高点的政党不仅是其队伍整体素质下滑的体现，而且必然会导致其内部的瓦解与分化。在民众眼里，官场成了一个无官不贪的“大染缸”，社会腐败成了一种简单的必然性的思维常态，那么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只是一种异乎简单的极端，其实这对于执政党和他管理的这个社会来说才是极其危险的。

　　公信力的透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执政党队伍建设力度明显不够。执政党队伍建设的力度，不仅体现在干部队伍自身建设体系的缺陷，而且体现在干部队伍的约束与监督体系的缺陷。干部队伍自身建设体系不够完善，主要源于干部考核任用体系的缺陷，干部考核与任用体系中的任人为亲的现象相当普遍，于是导致了干部队伍建设中的“近亲繁殖”成为普遍现象，而近亲繁殖的必然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畸形现象。另一个方面，干部约束与监督体系的缺陷，也是执政党队伍建设力度极度弱化的表现。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干部队伍约束与监督体系的弱化，其实也是激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公共事件的暴发，大多是因为干部约束与监督体系效能弱化，很多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引起了。而很多公共事件发生后，对官员的处理大多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待事件平息后涉事官员大多异地升迁，使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且对于官员的重责轻判其实也间接纵容了官员的失职与渎职现象，纵容了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对社会风气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公信力透支，必将失去民众的信任，而失去民众的信任最终必将导致执政资源的枯竭。在太平无事的日子，失去民众信任似乎并不会危及执政党的地位，可一旦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失去民众信任的政府在社会管控中只能束手无策，任由事态恶化。而用枪炮改变一个政权的时代早已经成为历史，从颜色革命到中东变局，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因偶发性突发事件引起社会失控往往就会导致一个政权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