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街头张贴序言
正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1974年11月街头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
然而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这个批判。殊不
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
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这
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
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
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
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
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
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
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
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而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
们想在这篇序言里都说一说。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据说,稍微有
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讲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
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6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样事情:
一是在多数社会主义国里资本主义复辟了,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
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
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
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
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
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
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
的国家打不胜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
的事实就是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
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以断言,社会主义各方
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
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在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
说得好:

“我们快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
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实际
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187
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
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它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
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
来。虽然钟志民退学和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
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
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容
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
“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资产阶
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们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
产阶级私人占有。这种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的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
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止地荫及其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
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实际的世袭,并且围绕着他们的
私利,改变事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了一
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更重要的是,
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攫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
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
权利和经济利益,甚至随意关押他们杀害他们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这样,他们
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所提出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
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
代一代的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资产阶级(以
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一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
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
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介石经常派人来。
明天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讨生活。五十年、一百年后怎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
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
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
民主的武器。”这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现在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
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的,是和武汉几乎一样的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
的斗争。
在外国人的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的皇宫
前面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
国式的大字报”。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
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备好了水龙和扫把,随时
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也
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
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
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
了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
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应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
一番苦战哩!

   
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8号文件下来
了,毛主席又一次为大字报表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
新被宣布为合法。18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
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
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18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
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
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18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
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到了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
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
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
由历史性的18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又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了
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
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指出了它在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

  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
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
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
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在许
多方面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
人民的矛盾激化至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
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
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那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
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命”,鼓励政治投机的
“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其繁的“忠”教礼仪--“早请示、晚
汇报”,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上街、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
等都罩上了浓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
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
“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假、丑、
恶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经济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
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即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
为“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
史上的“3.18”、“4.12”、“5.30”、“6.23”有过之而无不及
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有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
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
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是等于说血腥的屠杀,
长期不能翻的假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吗?这是放肆的污蔑!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30次申,
50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
为此,他们找到了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威胁较大的革命同志
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5.16分子”、“现行反革命分
子”、“叛徒”……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什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
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借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
来。难道大量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
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没有给以
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
之中。难道不正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得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
“逼上梁山”的吗?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
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吗?

我们说了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和思想上的纲领。
为什么呢?几百年几千年出现的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
“天才”,按“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
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
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林彪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
是一套现代的“礼”。他就是用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
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
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的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
不是吗?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
“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他们几乎样样都干
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
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积极成果可
言呢?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
确立,但这并不是说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绝对地为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
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如象董
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

   
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更得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
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
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
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1848
-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的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
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
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现在我们看到了,从
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
复杂的斗争,对于党今后的发展是何等重要啊!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
空前激烈的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历
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
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
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
阴谋家“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
这一批,批到了与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
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
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
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
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

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
的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 的区别
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理论家们问:林彪历史上"一贯右倾" ,怎么好说极“ 左”呢?可是,历史上
哪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一贯的无原则而又“左”
右摇摆不正是机会主义的特征吗?

理论家们问: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好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
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举得最高最高”的“林副主席”
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即使要人们作董仲舒也还是要人们将毛泽
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的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
原则--“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
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理论家们搬出了“571纪要”,说那不是极右么,怎么好说林彪极“左”呢?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
“571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能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
义路线呢?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们背后的反革命阴谋
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看毛选152页注30〕;
毛主席对张国寿作过这样的区别,(参看毛选258页注10〕。为什么对林彪
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如果“571纪要”可以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那么不是等于说蒋介石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了吗?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
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参与了“571”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林彪死党以所谓“路
线错误”消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
误路线的好干部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不足以发人深
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
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
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的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
们能够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又能举出多少林彪
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的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
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某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
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零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李立三的“右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的
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
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这个评论中所作的判断现在却已经被证实了。

什么时候发生了“复辟”,什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
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
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
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前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
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什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
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这里也“复辟”了,那
里也“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呢?这倒是咄咄怪事了!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1971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
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
道路吗?这真是一个对第十次路线斗争不可容忍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要反复辟的。但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
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
高潮,(这便是使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0年八月,一九
七一年--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的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
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了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
反攻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的“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
呼“反复辟”的口号的有两种人,反的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践效果比我们原来担心的要好,因为人民的革
命本能对“革命”口号是不容易发一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
始的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太多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杂,纠缠不
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竟然主要的还是成为了人民群
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个的是,为什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
“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很清楚,他们现在的
地位,是随着林彪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
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革
命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
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具,不容许奴隶有一点儿亵渎。那
时候的中国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许改变。如
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
宝贝的圣光越来越黯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
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是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
头上的〕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
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们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
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先是想回到七0年八月以前,
后来想开回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则企图开回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
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标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把“开历史倒车”的
帽子扣在阻挠他们开历史倒车的革命力量头上,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
派”!
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的革
命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党的“三大作风”,我军的
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
杀”代替了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方针要不要恢复
呢?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
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用“政治冲击一切”代替
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的党
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的
天才史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制造的从中央
到地方的成千成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么?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成那样错误
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
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人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
“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
“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消说这整篇的序言和本文以及
《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未》………还有什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
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的东西,可
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
展,它是不会照顾什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
们奉劝那些曾狂热追随林彪,而今仍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个对
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后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
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在美化林
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
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
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
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极左路线在教
育战线上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整死人为其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
路线整死的人民群众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
何况15岁的女孩子?黄帅的那位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所谓“师道尊严”
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学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
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又
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谁反对我就先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
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战线“反回潮”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什么潮流呢?
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实话说我们从他的卷里除了能
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
白卷本身就是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
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
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
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话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态度。
但现在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怕了。

   儒法斗争史的评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皇朝封建专制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
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躯者
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起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原
始公有制的建立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
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
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杜,从贝多
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什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非要美化得那样光明呢?恢
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进步
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它进行无
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
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
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啊!
“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吴晗笔下的海瑞还
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哪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不只是对剧本〕的批判确确
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非常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
评价确是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已经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
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
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么?
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
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名单,可是为什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如
此,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
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什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
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哪里烧?为什么不可以
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抡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
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绚私,
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
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不是
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
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
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专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
经验教训而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
“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
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
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
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
斗争实质上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
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
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1966年以来,
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吗?“炮轰黑省委”,
“反迫害、反镇压!”“造反有理”,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吗?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
比1957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
为什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1956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了反革命,
而同样的口号在1970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
呢?为什么1956年苏联红军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19
68年苏军的出兵捷克斯洛代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们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1957年到1966年以来国际的
和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认真的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
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的走资派了,似乎是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
的内容。1957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而在1966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路线,
特别是林彪所推行的那条面目极“左”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
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
的希望”,无论它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融化,
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一点
的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
来的〕,不要忘记了1971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并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
只能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
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
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
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是其中的一分子----
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想试一试违了报
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算是以身试
“礼”罢。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系,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
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虽然我们并不怎么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的读者们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
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
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应该是
生长鲜花的时候了。

1974年11月7日稿

   


(正文)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
国家法制。人们为什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什么新
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宪法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
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
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过去的反右与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
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新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
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化中国
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
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
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
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
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
同志好好想一想。”
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祸害才帮助
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
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什么武器去反对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