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和真相

　　焦裕禄和“阶级斗争”

　　任彦芳在其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中就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对焦裕禄和大通讯进行了质疑。他在文章中说：大通讯《焦裕禄》“把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一个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真诚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真的是“阶级斗争”吗?请看下面的事实：

　　焦裕禄在兰考狠抓“除三害”，亲自主持制定《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决心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并说过三害不除，“死不瞑目”。这里并没有提阶级斗争。

　　焦裕禄亲自树立的兰考四面红旗，都是在生产自救、除三害方面的典型，没有一个“阶级斗争”方面的典型。

　　焦裕禄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里，也根本没有提阶级斗争。

　　焦裕禄病重住院期间，经常念念不忘的就是兰考的生产和“除三害”情况。他多次询问兰考大雨后麦子淹没淹，让拿一把秦寨的麦穗给他看。也没有问阶级斗争的事。

　　焦裕禄的临终遗嘱，讲过两次。都是说要求把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治好沙。这里也没有提阶级斗争的事。

　　另外，不单是穆青等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没有提阶级斗争，早在1964年11月由张应先等采写的消息《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一文，对阶级斗争也没有提一个字。

　　翻阅一下当时发表的大量兰考干部群众回忆焦裕禄的文章，全部都是焦裕禄关心爱护群众、领导人民群众战天斗地除三害，改变兰考面貌的事迹，也没有发现有焦裕禄抓阶级斗争方面的东西。

　　在1966年春天，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很响亮了，如果焦裕禄真的有什么突出阶级斗争先进事迹的话，一定逃不过众多记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睛，一定会被报道出来的。所以，上述事实明白无误地说明，“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是除去三害，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让兰考人民过上好生活，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

　　上述事实也明白无误地说明，不是记者们故意回避阶级斗争，不写阶级斗争，实在是焦裕禄确确实实没有什么“狠抓阶级斗争”的突出事迹可写。

　　但是，任彦芳为了达到贬低焦裕禄形象的目的，挖空心思，搜罗了一些材料，甚至把文革红卫兵大字报上的内容也拿来充数，以证明焦裕禄是突出阶级斗争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所谓“阶级斗争”的材料。

　　1 焦裕禄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议精神

　　这里首先澄清一个事实，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并不是仅仅只有阶级斗争。

　　根据全会公报，全会通过了三个决议，即关于农业的决议、关于商业的决议和关领导干部交流的决议，而这三个决议中都没有涉及到阶级斗争问题。在全会公报的34个自然段中，讲阶级斗争的只有一个自然段。而且在讲了阶级斗争后，马上就说：“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说，中央心目中“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经济建设，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是“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

　　所以，焦裕禄来兰考没有突出阶级斗争，而是突出经济建设，既是符合事实的，也是符合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议精神与突出阶级斗争并不是一回事。

　　2 焦裕禄组织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深入农村，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阶级调查，掌握社会各阶级的动态。

　　从焦裕禄调查的内容来看，主要还是有关兰考救灾、生产方面的内容。这从焦裕禄调查报告题目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参见焦裕禄《关于城关区老韩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

　　3 召开几次三级干部会，揭开了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打击阶级敌人的进攻，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狠抓了生产救灾，副业生产和除三害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些话都是照抄中央文件里的口号。是所谓“套话”、“官话”，现在不也这样吗?

　　4 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打退“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刹住资本主义黑风。

　　焦裕禄抓的四清运动，是依据中央关于社教的《前十条》文件进行的，当时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四清中的扩大化错误主要发生在1964年下半年。这在中央81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决议原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5 为了拼凑焦裕禄所谓“狠抓阶级斗争”的材料，任彦芳不惜借用文革红卫兵的语言，把焦裕禄抓的正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等也看成阶级斗争，如：

　　坚决依靠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集体经济;

　　狠抓县委内部的思想斗争，促进县委思想革命化

　　他带领县委举办大型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他指示剧团大演革命现代戏，巡回演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任彦芳把这些正常工作都看做阶级斗争，正好说明任彦芳头脑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阴魂未散。

　　综上所述，任彦芳罗列的所谓焦裕禄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材料，有些是在当时的一些“套话”、“口号”，还有一些其实就是正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任彦芳罗列的这些所谓焦裕禄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面，没有一点实在的东西。我们要问，焦裕禄揪出了几个阶级敌人?姓什么叫什么?焦裕禄揭发出了几件阶级敌人搞破坏的具体事实?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焦裕禄在抓四清工作时错误地打击了那些基层干部?恐怕任彦芳一个具体例子也举不出来，因为这样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焦裕禄在兰考，既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也没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他突出生产救灾、除三害、发展集体经济，执行的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所谓“执行错误路线”的帽子是扣不到焦裕禄头上的。

　　任彦芳说：焦裕禄：“忠实地、真诚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任彦芳还说：焦裕禄“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丝毫的怀疑。如果说,他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

　　这样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无论是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还是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以及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都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最早见于1963年9月中央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中，中央于1963年11月14日下发通知要求向下宣传传达，而焦裕禄在4个月以后就离开兰考去治病，不久就去世了，他如何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呢?

　　任彦芳把焦裕禄传达八届十中全会有关阶级斗争方面的讲话稿中的一些内容抄录下来，以证明焦裕禄是坚决执行错误路线的。其实，那些讲话只是对中央精神的传达。原原本本地传达上级包括中央的方针路线精神，本来就是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所在，无可厚非。

　　前面已经用大量事实说明了，焦裕禄在兰考，既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也没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他突出生产救灾、除三害、发展集体经济，执行的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看问题要看事实，看行动，而不是单单的一个讲话。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从1962年冬到1964年春，即焦裕禄在兰考期间，党的大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这个问题在81年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明确的结论，决议说：这个时期“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就是说，当时左倾错误只是表现在局部，在全局上还是执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焦裕禄在兰考执行的大政方针路线与全党全国一样，都是正确的。

　　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焦裕禄在兰考没有突出阶级斗争，而是突出生产救灾、除三害、发展集体经济的事迹，不但没有遭到各级领导的批评，反而得到了地委、省委直至中央的认可和表彰。

　　任彦芳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把“执行错误路线”的帽子扣到焦裕禄头上，另一方面却言不由衷地说，这样作“丝毫不会影响他本身的光辉!”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任彦芳一再指责大通讯没有写上焦裕禄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讲话内容是回避历史、剪裁历史，强调只有写上那些内容，才算是实事求是。这是把通讯报导和历史档案管理混为一谈了。

　　作为对历史档案的要求，首先就是要保存历史档案的原貌，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动，哪怕是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原汁原味地保存好，以供后人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于档案中焦裕禄的讲话，包括涉及到阶级斗争的讲话，都要原封不动地保存好。这一点应该说兰考县档案馆已经做到了，因为任彦芳所引用焦裕禄的讲话就是从档案里抄来的。

　　但是对通讯报导的要求就不同了。通讯报导不是焦裕禄历史档案材料记录，不是焦裕禄讲话的实况录音，更不是焦裕禄一言一行的实况录像。把焦裕禄的一言一行像记流水账一样统统记录下来，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通讯报导写焦裕禄，宣传焦裕禄，就必须对反映焦裕禄言行的大量生活素材进行整理、筛选、提炼、加工，对素材有所取舍，有所剪裁。所以，通讯报导对素材的“剪裁”，不但不是“剪裁”历史，而且是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历史的本质。对素材进行“剪裁”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大通讯没有涉及焦裕禄有关阶级斗争的言论，正是为了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三害不除，死不瞑目”等优秀品质，根本不是什么“失误”，恰恰是大通讯的成功之处。

　　最后，总结一下本文的几点结论：

　　1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是除去三害，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让兰考人民过上好生活，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

　　2焦裕禄在兰考，既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也没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他突出生产救灾、除三害、发展集体经济，执行的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3 “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产生于焦裕禄去世前不久，焦裕禄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关系。

　　4 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包括所谓“六包责任制”，都得到了地委、省委直至中央的认可和表彰。

　　5 根据焦裕禄有关阶级斗争的只言片语，就武断地认定焦裕禄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

　　5 没有写焦裕禄有关阶级斗争讲话的内容，不但不是“剪裁”历史，而且是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了焦裕禄优秀品质的本质。

　　任彦芳指责焦裕禄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这就暴露了任彦芳等人“贬低焦裕禄、反对宣传焦裕禄”的真实面目。但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篡改不了的，焦裕禄高大、英雄的形象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

　　“张钦礼最先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

　　焦裕禄逝世后仅几天，张钦礼就在省造林会议上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这一事实已被很多文章报道过。

　　但是，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却对此事进行质疑，否认此事的存在。任彦芳拿李作明的一篇文章作为靶子：

　　“1964年5月在民权县召开的河南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上张钦礼在会上宣传焦裕禄……全是谎言!一篇文章说：“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前两天在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李作明：《焦裕禄身后几十年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原周末》 1999年7月)。事实是，焦裕禄的追悼会在郑州举行，张钦礼根本就没有参加，怎去致悼词?张当时只是副书记，县长是程世平，更没有张钦礼在此会上讲两小时焦裕禄事迹之事。””(任彦芳 《焦裕禄身后》247-248页)

　　谁要是不知道“忽悠“是怎么回事，任彦芳上面这段话完全可以做典型教材。本来明明说的是省造林会议上张钦礼有没有宣传焦裕禄的问题，给任彦芳一“忽悠“，就变成了张钦礼在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没致悼词的问题。省造林会议变成了焦裕禄追悼会，宣传焦裕禄变成了致悼词。之后，任彦芳再次“忽悠“，致悼词又变成了宣传焦裕禄，而焦裕禄追悼会则变成了”此会”。最后结论是：张钦礼没有在”此会“(焦裕禄追悼会)上讲两小时焦裕禄事迹之事。这不是一句废话吗?折腾了半天，在证明”张钦礼在省造林会议上宣传焦裕禄“一事“全是谎言”方面，任彦芳没有拿出一星半点有用的事实根据来。

　　应该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李作明文章中关于”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前两天在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这句话确实有不准确的地方，这一点，任彦芳批评的没有错。任彦芳正是利用了该文章的错误，偷换概念，把“在省造林会议上张钦礼有没有宣传焦裕禄的问题“偷换成”在焦裕禄追悼会张钦礼有没有宣传焦裕禄的问题“以混要是听，这固然暴漏了任彦芳手法的卑劣，但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谁让文章存在漏洞呢?所以，宣传焦裕禄张钦礼，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授人以柄，给人以借题发挥的机会，影响宣传的效果。

　　张钦礼在省造林会议上最先宣传焦裕禄事迹，这一事实是有确凿证据的。

　　当年采访过焦裕禄事迹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回忆说：“1964年5月份，河南省在豫东民权县召开沙区造林会议，新华社河南分社派鲁保国参加会议采访。……根据会议的安排，张钦礼代表兰考县作典型发言。张钦礼流着泪介绍兰考县的造林情况、成绩和经验，还介绍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感人事迹，介绍焦裕禄同志全身心地实践党的宗旨，与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焦裕禄同志临终时痛惜地对张钦礼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当介绍到这里时，张钦礼激动得已是泣不成声。会场上，不少同志都流了泪，整个会场产生了强烈的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共鸣。“(刘春杰 《发现焦裕禄的前前后后——访原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生活时报》1999年05月14日)

　　鲁保国的回忆得到了时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的佐证。张应先回忆说：

　　· “我们召开了记者情况汇报会，研究制定宣传报道计划。会上我第一次听到焦裕禄的名字。提供线索的是农村组记者鲁保国。他说，今年5月省里召开豫东沙丘造林会议，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在会上除汇报本县造林情况外，还介绍了兰考县原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事迹。记者的介绍一下子把大家带到了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严重灾害的豫东平原上。1962年冬天，组织上派焦裕禄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县委一班人制定了三年改变兰考面貌的规划，表示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后来县里的人心凝聚起来了，形势好转起来了，但焦裕禄却积劳成疾倒在还没有治理完的沙丘上。他临终时念念不忘兰考人民说：“我活着没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不离开这里，我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让我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张应先 《焦裕禄事迹是怎样被发现的》民族魂网站)

　　另外，当年参加省造林会议的河南日报记者李光照对此事也有详细的回忆：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1964年5月14日病逝。三天后,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林业现场会,当时我作为河南日报记者前去采访。……张钦礼作典型发言。他一开始就两眼流泪,哽咽着说:“三天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因患肝癌在郑州抢救无效逝世。我是处理完他的丧事,赶来参加会议的。焦裕禄同志临终时对我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哭着说着,全场400多人深受感动,抽泣声响成一片,我也止不住掉下泪来。接着他介绍了焦裕禄率领全县人民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植树造林的感人事迹和经验体会“(李光照《学习和宣传焦裕禄的三次高潮》新闻爱好者：上半月 2004年第12期)

　　鲁保国、张应先、李光照，这三位省林业会议的见证人都是新华社记者或河南日报记者，他们原本就与兰考没有什么瓜葛，也从未卷入兰考文革的纷争。所以，他们的回忆，客观公正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三人的回忆，互相印证，有力地证明了“张钦礼最先宣传焦裕禄事迹”是确凿无误的历史事实。张钦礼不愧为“宣传焦裕禄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