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和真相

　　非议之一 焦裕禄状告张钦礼“拒不合作”

　　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回忆：“焦裕禄去了兰考，……..。后来焦裕禄来地委汇报工作，他对我说：张钦礼同志很不好合作，有许多事，他采取不合作态度，对程世平同志也总指责，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地委是否考虑把张钦礼调出兰考?我劝说焦裕禄：这个同志有很多优点，对兰考很熟悉，你刚去不久，要多依靠他。你好好团结他工作吧。焦裕禄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之后，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

　　首先我们考证一下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由于对话里有“你刚去不久，要多依靠他。”这句话，可以断定张申和焦裕禄这段对话可能发生在1963年春夏以前。因为焦裕禄1962年12月6日到兰考，到1963年春天已经4个多月了，如果再晚，就不能叫“不久”了。

　　但是，对话里还有另一句话，张钦礼“对程世平同志也总指责，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

　　那么，程世平是什么时间到兰考工作的呢?请看程世平本人的回忆：

　　“我是从地委调到兰考去任职的……我还没有去报到却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等到9月份病好出院赶到兰考时，焦裕禄正领着县委一班人开会哩。……”(见程世平的回忆文章《时代的呼唤》 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

　　从上述回忆里我们可知，程世平去兰考的实际时间是1963年9月。

　　这一来，就使张申这段回忆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焦裕禄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刚来不久，这时程世平还没有来兰考，何来“张钦礼指责程世平” 呢?

　　如果焦裕禄与张申的对话发生在程世平到兰考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自圆其说了呢?还是不行。

　　首先，张申谈话里明确指出“焦裕禄刚去不久”，程世平到兰考时，焦裕禄已在兰考十个月了，能说“不久”吗?

　　其次，程世平与张钦礼原来素不相识，相互间产生矛盾也需要一个积累过程，最少也得两三个月吧，那么焦裕禄与张申的对话就应该发生在1964年1月。这样一来，又与张申的另一句话发生了冲突。

　　张申的回忆最后说“之后，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

　　从1964年一月到三月二十三日焦裕禄离开兰考治病，仅仅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间还夹着焦裕禄回家探亲的半个月。何来“之后”?何来“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呢

　　谎言，总是编不圆的。任彦芳可能没有想到，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谎言会在程世平去兰考的日期上露出马脚。

　　所以，张申这段回忆，内容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无法采信。

　　事实真相是，地委要调走张钦礼，而遭到了焦裕禄的坚决反对。下边是县委办公室张士义的回忆内容：

　　1963年5月的一天，县委办公室干事张士义接到地委书记的一个电话，要找焦裕禄，张士义找到焦裕禄，把电话交给他与地委书记通话。张士义在旁边听到：地委打算把张钦礼调走，想征求焦裕禄的意见……焦裕禄说：“钦礼同志不能走啊，他对兰考情况比较熟悉，我们配合的很好，开展“除三害”工作，我离不开他……”。(张士义有亲笔证言)

　　另外，当时的县委常委刘呈明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一件事：“1963年四月间，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明确了专人(张钦礼)负责抓除三害问题，当张钦礼同志在会上表态，要下决心根除三害时，焦裕禄插了句话：‘三害不除，死不瞑目。’”(见刘呈明的回忆文章《英雄面前无困难》 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

　　刘呈明的回忆说明了，早在63年4月，焦裕禄就把除三害这个重中之重的工作交由张钦礼负责，这说明了焦裕禄对张钦礼的器重，而张钦礼的表态和焦裕禄的插话也说明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合作是很默契的。

　　由此可见，所谓焦裕禄状告张钦礼拒不合作，纯属无稽之谈。

　　非议之二 张钦礼向上级告焦裕禄“装潢办公室”

　　关于改善县委招待所的事情，前边已经讲过了。任彦芳借此事又开始指责张钦礼：“张钦礼知程世平在为办公室做新桌凳，十分不满，他便给省委、地委监察部门写信告了。”

　　对于这一指责，任彦芳举不出什么证据来证明，只是引用了一段焦裕禄在一次常委生活会上的讲话来暗示：“这一段常委之间和县委委员之间有容易造成不团结的因素，有意见要当面谈出来。最近做了些家俱，修了下房子，地委也来检查了。”

　　这段讲话未免让人联想到，地委来检查“做家具、修房子”与“不团结的因素有关”，暗示“是张钦礼告状导致地委来检查”。

　　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任彦芳引用的这段话是经过精心加工过的。我们来看一看未加工过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另外这一段常委和县委委员之间有容易造成不团结的因素，最近有个苗头，如那天苏和程爱云同志，因开会问题大街上都吵起来了，这样不好。

　　再就是最近做了些家具，修了下房子，地委也来检查了。”(黑字体是被任彦芳删掉了的内容)

　　把原话与任彦芳引用的话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二者之间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从原话看，“不团结的因素”只是个“苗头”，其表现就是“那天苏和程爱云同志，因开会问题大街上都吵起来了”。而“最近做了些家具，修了下房子，地委也来检查了。”已经是与“不团结的因素”无关的下一个话题了。

　　而原话经任彦芳移花接木式的一加工，就变成了“不团结的因素”导致“地委也来检查了”。

　　这样的证据一经戳穿，就一钱不值了。

　　所谓张钦礼向上级告焦裕禄“装潢办公室”的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

　　非议之三 张钦礼向上级告焦裕禄“违反国家粮食政策”。

　　任彦芳说：“当时兰考的粮食困难，干部浮肿，肝炎厉害，焦裕禄到过不少干部家去，都反映吃粮问题。连累带饿，死了二十七个同志。当时的县长程世平是从丰收地区的荥阳调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家是登封，粮食也有议价的。焦裕禄提议让他俩去购点议价粮来给大家补充一点营养。

　　这一建议让张钦礼知道了，他不正面向焦裕禄提意见，却采取了给省、地委写信告状的手段。说这是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久，省、地委派出了联合调查组来兰考查此事。这才知道只是议论过，并没有去购粮，不存在问题，也就过去了。“

　　“1995年程世平病故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焦裕禄传》里，对老程和刘长友去荥阳登封购议价粮事做了正名，说“这批粮食确实把些干部群众从饥饿和死亡中救了出来”，看来是真的买来了粮食。但据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回忆，并没有成为实事，就受到了省地委的“检查”。“

　　从任彦芳上面的叙述来看，购议价粮一事到底存在与否，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他的目的是通过此事引出“张钦礼状告焦裕禄“这个话题。

　　任彦芳的叙述源于程世平的一篇文章(见程世平的回忆文章《时代的呼唤》 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而是又用了浑水摸鱼、移花接木的手法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

　　其实，当时实际上并没有买议价粮，这一点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和县委副书记刘呈明都有回忆。程世平为什么要说买了议价粮呢?他是为了把买议价粮和他后来挪用救灾代食品的错误行为混淆在一块，并连带上焦裕禄，以便博取不明真相的读者的同情。

　　这篇文章确实欺骗了不少人。电影焦裕禄、电视连续剧焦裕禄、焦裕禄传、小说焦裕禄等作品都描写了购买议价粮这件事，而且说成是在焦裕禄主导下搞的。这就完全违背了事实。

　　事情真相是这样的：

　　据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的回忆，1964年4月，焦裕禄已经住院，由程世平主持兰考工作。程世平挪用了群众救灾款购买了一批代食品，然后把这批代食品换成了粮票，而后又用这些粮票补贴了干部。后来省委了解到这件事，对兰考进行了通报批评。刘俊生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了这件事。(刘俊生 《在焦裕禄身边工作》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

　　笔者在河南省档案馆查到了这份编号为“豫发 (1964) 144”的中共河南省委文件，文件标题就是《关于兰考县挪用群众救灾代食品补贴干部的通报》。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刘俊生的说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一 省委查处的不是“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是“挪用群众救灾代食品补贴干部”

　　二 此事件发生在1964年4月由程世平主持兰考工作时期，这时焦裕禄早已住院，此事与焦裕禄没有任何关系。

　　三 指责张钦礼告状，任彦芳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四 即便是张钦礼告的状，那也是堂堂正正的行为。因为“挪用群众救灾代食品补贴干部”等于是干部向饥饿的群众口中夺食，是非常错误的，应当举报。

　　五 即便是张钦礼告的状，那也是告的程世平，与焦裕禄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谓张钦礼状告焦裕禄，纯属捕风捉影。

　　非议之四 张钦礼不去郑州与焦裕禄遗体告别

　　任彦芳说，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去世的噩耗传来，县委同志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和焦裕禄的遗体告别，县委领导代表大家的心去郑州安葬自己的战友好班长。只有张钦礼没去。

　　这完全是谎言!

　　事实是，当时包括张钦礼在内的全体常委都去郑州与焦裕禄遗体告别了。告别后，程世平和刘长友留在郑州，包括张钦礼在内的多数常委当天就返回了兰考。县委办公室的张世堂可以证明此事，因为是张世堂为常委们买的火车票。

　　非议之五 张钦礼拒不参加焦裕禄追悼会

　　焦裕禄逝世后，先后在郑州和兰考举行了两次追悼会，但张钦礼都没有参加。对此，任彦芳质疑道：“连焦裕禄追悼会都不参加的张钦礼后来怎样又成了全国皆知的“焦裕禄亲密战友”呢?”

　　参加焦裕禄追悼会，只是悼念焦裕禄的一种形式，但决不是唯一的形式。参不参加焦裕禄追悼会与和焦裕禄关系好不好，没有直接的关系。

　　张钦礼之所以没有参加5月15日在郑州举行的焦裕禄追悼会，是因为他要去民权县参加“省沙区林业会议”。这个会议5月16日正式召开，5月15日必须报到。这个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张钦礼虽然没参加郑州焦裕禄追悼会，但他却在“省沙区林业会议”上向全省代表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并引起了新华社记者鲁保国的注意，为向全国宣传焦裕禄做了很好的铺垫。这能说张钦礼对焦裕禄漠不关心吗?

　　任彦芳还说，5月22日这天，在县礼堂召开焦裕禄同志追悼会，各公社，大队都选代表参加。县委常委都来了，唯独不见张钦礼。领导派通讯员孙培谋去叫张钦礼。去了两趟，也没有叫来张钦礼。

　　张钦礼为什么没参加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呢?这和在民权举行的省沙区林业会议有关。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张钦礼为了筹备和参加兰考追悼会从民权赶到了兰考，但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不同意，坚持要张钦礼到民权作典型发言。于是就发生了张钦礼在兰考追悼会召开前夕匆匆从兰考赶往民权的情况。

　　我们先说明和澄清几个事实：

　　1 典型发言那天是5月18日

　　刘俊生说：“5月18日是大会典型发言，张钦礼留着泪，介绍兰考的造林情况……“(刘俊生 《兰考有个张钦礼》 党史文汇 2007年第12期)

　　当时参加会议的河南日报记者李光照的回忆文章也证实了刘俊生的说法：“张钦礼作典型发言。他一开始就两眼流泪,哽咽着说:“三天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因患肝癌在郑州抢救无效逝世。我是处理完他的丧事,赶来参加会议的。“(李光照《学习和宣传焦裕禄的三次高潮》》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04年第12期)

　　焦裕禄是5月14日逝世的，按”三天前“推算，发言那天恰好是5月18日。

　　2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

　　根据刘俊生转述张钦礼的回忆，张钦礼原打算在焦裕禄追悼会那天请假回兰考，但王维群副省长不同意，他说：“会议上，还让兰考作沙区造林经验介绍，你回去怎么办?“这就证明了” 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

　　张钦礼在典型发言中说“我是处理完他的丧事,赶来参加会议的。”这句话也能证明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

　　3 兰考追悼会召开前，张钦礼已回到了兰考

　　大通讯《焦裕禄》作者周原的夫人陈健曾转述了时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的卓兴隆经历的一件事：

　　“在兰考举行的焦裕禄追悼会灵堂两侧挂了一幅挽联“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开会前，地委一位领导看见了，喝令拿下并说：焦裕禄并不是什么“壮士”，你们也化不了“宏图”。卓兴隆拿下挽联去找张钦礼，张说：“挂上，我负责任”。说罢才急匆匆赶到邻近的民权县参加会议。“

　　既然“卓兴隆能拿下挽联去找张钦礼“，这就证明了张钦礼当时就在兰考。

　　既然张钦礼“说罢才急匆匆赶到邻近的民权县参加会议。”这就再一次证明了”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

　　任彦芳所说的“领导派通讯员孙培谋去叫张钦礼“也证明了张钦礼当时就在兰考。

　　县委通讯员张世堂回忆：“郑州追悼会的第二天，焦裕禄母亲和哥哥住在县委招待所，由我负责照料。由于过于悲痛，他们中午饭和晚上饭都没有吃。我向张钦礼汇报，张钦礼就过来见他们母子……”这也证明了张钦礼16日就在兰考了。

　　4 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召开日期是5月18日而不是5月22日

　　如果张钦礼的典型发言日期是5月18日，而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那么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召开日期自然就是5月18日。但是这就与5月22日在兰考召开焦裕禄追悼会的说法产生了矛盾。

　　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樊哲民回忆，兰考追悼会离焦裕禄逝世不会超过4天，而22日离焦裕禄逝世已达8天之久，所以22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县委通讯员张世堂回忆，16日晚送走焦裕生母子后，又过了一两天，就参与了追悼会会场的布置工作。按他的说法，焦裕禄追悼会肯定也不会是22日。

　　所以，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召开日期是5月18日而不是5月22日。

　　上述几个事实得到确认后，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张钦礼那几天时的行踪。

　　5月15日，郑州焦裕禄追悼会召开的当天，张钦礼去民权省林业会议报到。

　　5月16日，张钦礼从民权赶回兰考，参与筹备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并准备参加焦裕禄追悼会。

　　5月18日，由于副省长王维群不同意张钦礼参加兰考追悼会，坚持要张钦礼回民权作典型发言。所以在兰考追悼会召开前夕，张钦礼处理完挂挽联问题后，匆匆赶回民权，在林业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在张钦礼作典型发言的时候，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可能还没有结束。张钦礼思想还沉溺于对焦裕禄的无尽思念之中，所以张钦礼发言开始讲的那些对焦裕禄充满感情的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于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张钦礼没有参加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完全是为情形所迫的无奈之举。张钦礼对焦裕禄的深厚感情人所共知，日月可鉴，不是任彦芳等几句不实之词所能撼动的。

　　最后再戳穿任彦芳抹黑张钦礼的一个谎言。关于“领导派通讯员孙培谋去叫张钦礼。去了两趟，也没有叫来张钦礼。”这个说法，笔者询问了当时的通讯员张世堂。张世堂说：“这完全是胡扯!当时孙培谋已调离县委办公室，是程约俊让我去叫张钦礼的。我到张钦礼办公室一看，门已锁了，就回去向领导汇报了。哪有叫两趟的事?”

　　在这样的小事上，也要编谎话、做手脚。看来，为了抹黑张钦礼，任彦芳是不择手段了。

　　非议之六 焦裕禄住院时曾提议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并指出“钦礼有能力，但思想很不健康，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严重。”

　　一把手县委书记住院治病，二把手县长临时主持工作，这是一般惯例，非常正常。如果说不让张钦礼主持工作就是关系不好，那么，岂不是说，焦裕禄与其他七个没有主持工作的常委的关系都不好吗?

　　至于说焦裕禄指出了张钦礼的一些缺点，即便是真的，那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呢?张钦礼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和他与焦裕禄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

　　另外，这个说法出自程世平的一面之词。我们已经知道，程世平在“装潢计划”和“购买议价粮”这两个问题上都说了假话，这一次他的话有多少实话呢?天知道吧。

　　非议之七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一次也没有去看过焦裕禄的家属。

　　笔者就这件事询问了张世堂，张世堂说：“焦裕禄逝世后，焦家就剩徐俊雅一个女人和一堆孩子。张钦礼可能感到去焦家有所不便，所以去看望的次数不多。但这并不代表张钦礼不关心焦裕禄家属。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就对我说过，焦书记去世了，以后你要多去老徐那里看看，帮她买煤、买粮食，干些家务活。以后我就经常帮助徐俊雅干家务活。”张世堂还回忆说：“1973年张钦礼从信阳调回兰考，是我接的他。他一回来就说，先到老徐家看看吧。首先看望的就是徐俊雅。”

　　另外通过焦裕禄子女对张钦礼的态度也能说明张钦礼对焦裕禄亲属的关心。张钦礼病危时，焦裕禄的子女都去看望张钦礼。张钦礼追悼会上焦守风与张钦礼的子女站在一起，因为悲痛过度，哭昏了过去。在为张钦礼立的一块碑上就有焦守风的名字，焦守风还代表立碑者在立碑仪式发表讲话。

　　如果张钦礼从不关心焦裕禄亲属，焦裕禄的子女能对张钦礼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吗?

　　说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指在革命事业基础上的亲密战友关系。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友谊，更不是建立在吃喝玩乐基础上的酒肉朋友。一些人总是企图在一些生活小事、细枝末叶上寻找张钦礼不是焦裕禄亲密战友的“证据”，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焦裕禄和张钦礼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础之上的“君子之交”，是某些人的狭隘胸怀永远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