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照片事件之谜大通讯在讲述张钦礼去医院探望焦裕禄时讲到了：焦裕禄从怀中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了张钦礼。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提出了质疑：“焦裕禄送给张钦礼照片的情节属于子虚乌有。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他从哪儿拿照片送给张钦礼呢? 据当事人谈，焦逝世后，需要焦的照片，平时，焦裕禄不爱照相，家里没有存着照片，急得没法儿，便去省委组织部，从焦裕禄的档案里找出他填表时贴的照片，取下来了。 张钦礼如何有这照片，并拿出来让记者们看了。这在当时是个谜。” 与之相反，张钦礼则公开明确宣布：焦裕禄在医院确实送给他一张照片。“在我的案头挂着他那张临终前在医院给我的照片”。(张钦礼 《我们的好班长》 人民日报 1966年2月19日) 在这件事的当事人中，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而最关键的当事人焦裕禄已去世，这就给事件的真假判断带来很大的困难。只能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以推断那一方的证明力较强。 首先看徐俊雅的说法，多年来人们之所以认为徐俊雅的证词是所谓“王牌证据”，主要是徐俊雅俊具有的焦裕禄夫人的特殊身份所致。如果用理性的态度，站在证据学的角度来看，徐俊雅证言也就是一份普通的证人证言，与其他当事人的证言相比，其证明效力并没有，也不应该有特殊之处。 从徐俊雅谈话来看，包含三个内容。一个是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这是关键证词。二是说，焦裕禄家里找不到照片，无奈从档案里取出一张焦裕禄的照片用于追悼会。三是说：张钦礼手里的照片就是开焦裕禄追悼会所用的照片。 关于第一点内容，由于至今没有其他证据对其给予佐证，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孤证。第二点内容，由于有其他当事人佐证，可以认为是事实。但这一事实与焦裕禄送没送照片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点其实是一个判断，但此判断并没有确凿的依据。准确地说，应该说张钦礼手里的照片与开焦裕禄追悼会所用的照片用的是同一底片，这是符合事实的。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张钦礼手里的照片就是开焦裕禄追悼会所用的照片，因为同一张底片可以洗出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来。 综上所述，徐俊雅证词只是一个没有其他证词佐证的孤证。 现在再来看看张钦礼方面的情况。 除了张钦礼的公开证言外，还有一个物证，这就是张钦礼手中的焦裕禄照片。张钦礼的证言和手中照片，互相印证，使张钦礼证据的证明力倍增。任彦芳等极力想证明“张钦礼手里的照片就是开焦裕禄追悼会所用的照片”以打掉这个有力的物证。但是恰恰是任彦芳自己，为了证明张钦礼和焦裕禄不睦，举出很多证据，以证明张钦礼根本没有去郑州参加禄的追悼会。(见任彦芳《焦裕禄身后》一书)但这无意间也排除了张钦礼在郑州焦裕禄追悼会期间取得焦裕禄照片的可能性。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无奈之下，任彦芳只好说“张钦礼如何有这照片，并拿出来让记者们看了。这在当时是个谜。” 另外，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利于张钦礼而不利于任彦芳的证据。据时任开封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程约俊回忆：“在办理焦裕禄后事时，家里和身上找不到一张照片。无奈，……只好……从焦裕禄同志档案中取下来一张放大。”(程约俊 《受命赴兰考》引自化汉三 《难以忘却的怀念》1992年12月) 如果真如徐俊雅所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在办理焦裕禄后事时，徐俊雅显然在场，为什么还要从焦裕禄身上寻找照片呢?这只能说明，焦裕禄住院时，身上是带有照片的，只是由于焦裕禄临终时把照片送给了张钦礼，所以在焦裕禄身上才没能找到照片。这又一次印证了焦裕禄送照片给张钦礼的事实。 现在可以对比双方证据的证明力了。 任彦芳一方，仅有一个孤证，孤证不立，证明力本来就不强。下面这两件事实，又使它的证明力大受影响。 一是上面所述程约俊的关于从焦裕禄身上寻找照片的回忆与徐俊雅的孤证相冲突。 二是任彦芳引用的徐俊雅有关否认焦裕禄有两次临终遗言的证词，已被大量确凿证据所否定，焦裕禄临终对张钦礼讲述遗言，已几乎成为公认的事实。 所以，任彦芳的所谓证据，已经没有多少证明力了。 再说张钦礼一方：拥有张钦礼证言、照片物证和程约俊证言三个证据，而且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两相对比，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焦裕禄临终送张钦礼照片，是可能性很高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焦裕禄“蓝图”、“文章”的时态之争本节讨论第十四个问题和第十五个问题 大通讯的最后一节有这么一句话：“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 任彦芳认为这句话的时态不对，应把完成时改为进行时，他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质疑说：“只要是到过兰考参观的人们都能感到当年兰考的现实。很显然，记者以激情之笔写下的是他们的幻觉：如果把“已经”换成“正在”，则实事求是。“ 大通讯说的是“蓝图已经变成了现实。”，要判断这句话是否属实，首先要了解蓝图是什么，再了解当年兰考的现实是什么，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关于蓝图，大通讯讲的很清楚，就是1963年7月由焦裕禄主持、张钦礼起草制定的《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 从“蓝图”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规划的目标是三五年内实现的短期目标，而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实现的的长期目标。焦裕禄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知道把一个贫穷灾区县变成一个富裕丰产县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数十年长期的努力。焦裕禄的《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只不过是焦裕禄改变兰考面貌的第一张蓝图。如果焦裕禄没有过早地去世，可以相信，随着蓝图不断地变成现实，焦裕禄一定会制定出第二张、第三张…..等等一系列蓝图出来，促使兰考面貌不断地改变。 作为改变兰考的第一张蓝图，里面可能有一些关于改变兰考的长期目标的设想。但这个规划真正规划的是三五年内就能实现的短期目标，这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促成蓝图变成现实，焦裕禄还制定了《关于造林防沙的实施方案》和《排涝治碱实施方案》，发动全县党组织和群众对蓝图进行了“目标分解”。哪是生产队办的，哪是大队办的，哪是公社办的，哪是县办的，都绘制了分期分批治理的图样。1年计划应作什么工作，2年计划应作什么工作，3年计划应作什么工作，都经过群众讨论，报上级批准，然后实施。(见《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 109页) 由此可见，焦裕禄的蓝图并不是虚拟的、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可核查的工作规划。而且，目标已经按一年、二`年、三年等不同的时段层层分解到从县到生产队各级组织中去。焦裕禄蓝图变成现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附表1中列举的一些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焦裕禄蓝图确实变成了现实。 附表1 兰考县“除三害”情况汇总表治沙治水治碱 初始状况 沙荒24万亩、沙丘261个、沙丘群63个沙龙17条、占地1万9千亩亩全县共有阻水工程164处，受水害的耕地面积30余万亩。 全县有盐碱地26万多亩 治理规划 争取在三五年内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林区面积(19万亩)五年后起防风固沙作用见《排涝治碱实施方案》见《排涝治碱实施方案》 实施情况 林区面积已达19万亩，封闭沙丘四百四十多个，面积达一万五千多亩开挖了13条骨干排水河和一千多条小支河还有数千条小排水沟渠，构成了巨大的排涝网络。约十万亩盐碱地得到初步改良 实际效果 1965年一冬一春刮了72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19万亩沙区的幼林，锁住了风沙。1965年秋天下了384毫米的暴雨。由于排涝网络的作用，全县没有一个大队受灾。全县第一年粮食增产2335万斤，增长37%。 第三年粮食达到自给。
本表数据来源： 穆青、冯健、周原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 张应先等 《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 河南日报 1964年11月22日 薛庆安、刘俊生 《兰考县认真总结“除三害”经验》 河南日报 1965年 4月4日 新华社郑州十七日电 《兰考大地发生巨大变化》 河南日报 1966年2月18日 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焦裕禄在兰考》 1966年4月 周长安、赵永祥、吴玉青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 1990年12月
任彦芳及其所代表的某些人认为焦裕禄蓝图没有变成现实的理由就是，兰考面貌虽然有所改变，但远没有达到彻底改变，还有沙丘，还有盐碱，还有贫困，所以只能说正在改变。 任彦芳们这是在偷换概念，把三五年就能实现的短期目标偷换成几十年才能实现的长期目标，然后指责焦裕禄蓝图目标没有实现。 问题在于，焦裕禄蓝图里并没有说三五年后树苗能长成参天大树，也没有说三五年后能彻底消灭沙荒、盐碱和水害，更没有说三五年后兰考能彻底摆脱贫穷。任彦芳们用长期目标来检验一个短期规划完成与否实在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任彦芳还质疑说： “大通讯作者在下一段的抒情中，显然用了夸张的描绘：“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 这里应该把完成时改为正在进行时，方为实事求是“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显然就是那篇“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兰考实施除三害蓝图规划以来工作的总结和展望，准备在河南日报上发表的。大通讯这里把“蓝图”又比喻为“文章”显然是一种抒情的写法，含义与上一句是一样的。所以说，文章由” 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也是符合事实的，道理和前面所述道理一样。 说大通讯夸大了兰考的变化，把兰考写的太好，这种指责在任彦芳的书中多次出现过。但是任彦芳从来没有指出大通讯描写兰考的那些具体变化是夸大的。其实，大通讯对兰考的变化是有具体描写的，例如： 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 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一九六五年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 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 任彦芳能指出那一条是假的吗? 任彦芳在书中拿兰考的盐碱地来说事：“陇海路两边村的盐碱地一片白呀!那是六万二千亩不毛之地呀”据此证明大通讯的夸大。 应该承认，兰考治碱的成效虽然也取得不少成绩，但相对而言，没有治风沙、治洪水的成绩突出。兰考盐碱地的根本改造是焦裕禄逝世后，在张钦礼主政兰考期间，用黄河水灌淤的方法完成的，那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的盐碱地只有局部改良，确实没有得到根本改造。 但是大通讯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查遍大通讯讲述除三害成果的段落，只能查到治风沙，治洪水方面的成果，并没有治盐碱方面的成果。仅在抒情部分写了一句“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这也不能算夸大吧? 而且，大通讯描述除三害成果时遗词造句也是很严谨的： 说的是粮食“初步自给”，并没有说“完全自给”。 说的是老碱窝“开始出现了” 碧绿的庄稼，并没有说“完全变成了” 碧绿的庄稼。 说的是生产队“没有受灾”，并没有说获得了“好收成”，更没有说是“大丰收”。 大通讯还特别指出“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 这哪有一点夸大的影子呢? 所以，任彦芳的这一质疑也是站不住脚的。 焦裕禄与张钦礼关系真相本节讨论第十六到第二十一个问题。 四十多年来，围绕着焦裕禄的宣传，张钦礼的名字始终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宣传焦裕禄的文章中。研究焦裕禄在兰考的活动史，研究宣传焦裕禄的来龙去脉，张钦礼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人物。本节就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关系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于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关系，始终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穆青、周原及夫人陈健，还有曾经和焦裕禄、张钦礼一起工作过的县委工作人员，更多的是基层农民群众，包括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大队。另外，焦裕禄的子女也属于这个队伍。 他们提供了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 焦裕禄一到兰考，就在改变兰考面貌，除三害的问题上和张钦礼一拍即合，思想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当焦裕禄了解到张钦礼虽然平了反，但县委还给他留有“尾巴”时，极为愤慨，宣布为张钦礼彻底平反，怕以后再有反复，还发了红头文件; 焦裕禄重用张钦礼，让他主管除三害工作，还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使张钦礼的理想和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 焦裕禄的除三害蓝图《《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就是焦裕禄委托张钦礼起草的。 焦裕禄住院治病前夕，曾委托张钦礼把自己未写完的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继续写完，充分表达了对张钦礼的信任。 张钦礼和焦裕禄志同道合，为除三害共同奋斗，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又积极宣传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最终促成大通讯《焦裕禄》的问世。所以张钦礼作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当之无愧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钦礼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而是焦裕禄的对立面。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原开封地委、兰考县委一些领导干部和县委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对张钦礼的种种非议集中反映在任彦芳的书《焦裕禄身后》和网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和失误》中。 下面我们就对这些非议进行一些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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