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和真相

　　焦裕禄的枕下遗物之谜

　　大通讯里有这么一句话，焦裕禄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任彦芳在书中说：为此情节，我找到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守凤说：“我爸爸去医院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大通讯上写得不对。”

　　任彦芳引用焦守凤的话作为自己质疑的证据，看起来非常有力，没有什么毛病可挑剔了。那么，大通讯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下面这些更为有力的证据说明，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确实是焦裕禄逝世后在医院留下的遗物。

　　“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曾多次去医院探望他，有时还见他拿着毛主席著作，在用心地学习。(《焦裕禄在兰考》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1964年4月)”

　　时任开封地委组织部长的王向明回忆说：“想起焦裕禄同志危重住院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他一手按着肝部，一手拿着毛主席著作在学习。”(王向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河南日报1966年2月)

　　焦裕禄夫人徐俊雅在回忆文章《永远的怀念》中说：“老焦在身体极度虚弱，生命的最后一息，还要坚持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化汉三 《难以忘却的怀念》1992年12月)

　　时任河南医学院内科教研组副主任的段芳龄回忆说：“……他似乎已经知道患的是不治之症，但他仍然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枕头下的两本书 《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他必读书籍。”(段芳龄《他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收录了焦守凤《回忆爸爸》一文，该文回忆，焦裕禄曾对焦守凤说：“小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不过我手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当我活着时，我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就作为我留给你的纪念品。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

　　1990年，焦守凤接受记者王钢采访时说，父亲说：“爸爸工作几十年，也没啥好留给你的，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毛主席会教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王钢：《爸爸的凝视---访焦裕禄的女儿焦守风焦守云》 河南日报1990年5月16日)

　　请注意，这里焦守凤转述焦裕禄说的是“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这套”、“这本”这两个词恰好证明了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本书是存在于焦裕禄身边的。

　　二十多年后的2012年，一篇采访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的通讯报道又提到了这件事：“在弥留之际，焦裕禄把大女儿焦守凤叫到了身边，把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交给她说：“你要好好学习，书里边会教你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作者：谢中 来源：《刊授党校》2012.7)

　　上述不同时间、不同人物提供的事实互相印证，有力地证实了这么一件事：焦裕禄住院期间确实是把《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带在身边的。

　　焦裕禄住院带上这两本书是为了阅读的，按常理推断，这两本书必定应该放在随手可取的位置，如床头、枕边、枕下、床头柜上等。大通讯用“枕下”这个词实际上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泛指床头附近。就像说：“某夫妇膝下一双儿女活泼可爱”，人们并不会真的到他们的膝盖下面寻找这对孩子一样，人们也不会真的认为写了“枕下发现”，而实际上书在枕边被发现就是“严重失真”。

　　那么，任彦芳引用的“焦守凤证词”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任彦芳所引用的证词存在一个大漏洞，那就是没有注明证词产生的时间。这不是任彦芳的疏忽大意，而是他不敢把证词的产生时间公布于众。正因为如此，为了弄清证词的真相，我们有必要弄清证词产生的时间。

　　据任彦芳说，此证词是他亲自询问焦守凤时得到的回答，所以证词产生的时间必定发生在任彦芳在兰考工作期间。根据任彦芳在他的书中提供的材料，任彦芳在兰考工作有两个时期，一是1965年3月到1966年3月，二是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由于大通讯发表于1966年2月，所以第一个时期基本可以排除，于是证词产生的时间就可以确定在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之间。

　　任彦芳在书中披露，他曾被兰考县委从河北借调到兰考参加了针对大通讯失真问题的地县调查组。调查时间就是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由此可知，任彦芳是以地县调查组的身份向焦守凤进行调查询问的。

　　现在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了解兰考文革过程的人都知道，文革中围绕大通讯“失真”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兰考分成拥张和反张两大派。随着文革运动的反复，这两派时而上台掌权，时而下台挨整，不断地“翻烧饼”，积怨越来越深。1980年10月，正是河南清查运动的高潮，反张派上台掌权，拥张派的人马被彻底打翻在地，判刑的判刑、开除的开除、免职的免职。张钦礼就在当年8月被判刑13 年。属于拥张派的焦守凤虽然由于焦裕禄女儿的特殊身份，处境比其他的拥张派稍好一些，但也失去了原有的所有领导职务，处境也是非常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权在握的反张派对立面，面对倾向性明确的地县调查组，作一些违心的陈述也就在所难免了。对此，善良的人们都会给予充分的理解的。

　　至此，80年焦守凤的证词问题已真相大白。

　　把90年焦守凤的谈话和80年焦守凤的证词相对比，哪个是事实的客观陈述，哪个是违心的无奈之举，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结论：大通讯关于“枕下遗物”的描写，千真万确

　　但是，虽然证明了大通讯所写焦裕禄枕下遗物之事确系事实，但仍然存在一些谜团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焦裕禄逝世前对焦守凤的谈话。这个谈话虽然在焦守凤的回忆文章里和记者采访焦守凤的报道里多次披露过，但具体内容却很不一致。

　　第一种表述：(焦守凤:忆爸爸 1966、1992)

　　“小梅，要听妈妈的话，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第二种表述：(王钢：关于焦裕禄的一篇流泪的报导1990)

　　“小梅，爸爸的病治不好了。你是老大，担子重，要和你妈把弟妹们抚养大，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提要求……爸爸工作几十年，也没啥好留给你的，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毛主席会教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还有这块手表，跟爸爸这么多年，留给你，看见它就看见了爸爸……”

　　第三种表述：(焦守凤:忆爸爸《焦裕禄在兰考》)

　　“小梅，爸爸的病治不好了。”

　　“小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不过我手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当我活着时，我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就作为我留给你的纪念品。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你要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以雷锋为榜样，争取早日入党，当一个红色的接班人。”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内容虽然大体与上述三种表述之一相同，但总有某些细节不尽相同。原因何在呢?

　　由于笔者只是一个普通的草民，无缘当面咨询当事人，所以只能根据现有材料作一些推测。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转述造成的。焦裕禄和焦守凤的谈话是父女间的亲情谈话，它不同于开会讲话，更不同于写文章。这类谈话往往无拘无束、无边无际，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话题不断地切换，显得没有条理。焦守凤的回忆不是谈话录音，它是焦裕禄原话的转述，对于有些记者的报导来说，就成了转述的转述。

　　既然是转述，就有一个对有些杂乱的原话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调整和去舍的问题，而每次转述时的梳理、调整和取舍都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就出现了谈话在不同的报导里不尽相同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回忆文章可能是焦裕禄谈话中的某个时段的部分内容，每次回忆的时段不同内容就会不同。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根据现有材料加上必要的推测对当年焦裕禄和焦守凤的谈话进行一次偿试性的复原。(以焦守凤的口吻)

　　走进病房一看，我心里一惊，一个多月不见，爸爸瘦多了，几乎使我认不出来了。爸爸倒很坦然，他慈祥地望了望我，示意我坐到他的床边。爸爸头一句话就问我，“小梅，兰考淹了没有?你把咱县的实际情况告诉我!”

　　我回答道：“我最近没有去兰考，听说没有淹。”

　　爸爸不相信地说：“我知道。我要赶快把病治好，马上回去干工作。”

　　爸爸还问弟弟妹妹怎样，说爸爸很想他们

　　爸爸知道我考上农贷员后，很高兴，说：“小梅，要听妈妈的话，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当母亲徐俊雅出去打水时，父亲说：“小梅，爸爸的病是治不好了，你是老大，担子重，要和你妈把弟妹们抚养大，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提要求……”我不让父亲往下说，安慰说：“你的病，来省医院一治准好”。父亲说：“爸爸工作几十年，也没啥好留给你的，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毛主席会教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不过我手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当我活着时，我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有这块手表，跟爸爸这么多年，留给你，看见它就看见了爸爸……”

　　上述谈话明显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徐俊雅在场时的谈话，谈话的气氛还比较正常，特别是谈到焦守凤考上农贷员已正式参加了工作时，焦裕禄把《毛选》作为礼物送给女儿，还流露出一丝喜悦之情。

　　但是，当徐俊雅出去打水时，随着焦裕禄的一声“爸爸的病是治不好了”，谈话气氛骤变，成了一场生死诀别的父女亲情倾诉。《毛选》由“礼物“变成了“遗物”，还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手表都作为“遗物“留给了焦守凤。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这段话是在开始时段，徐俊雅在场时焦裕禄说的话。而“……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这段话是徐俊雅不在场时焦裕禄对焦守凤的临终交代。两者都是真实的。

　　那么，焦裕禄为什么要单独对焦守凤作临终交代呢?这里要说明一个有些读者可能还不十分清楚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焦守凤不是徐俊雅的亲生女儿，徐俊雅是焦裕禄的第二任妻子。尽管徐俊雅对焦守凤视同亲生，关系也十分融洽，但毕竟是不一样的。焦裕禄自知不久于人世，在辞世前对焦守凤作一些较多的关爱，也是人之常情。

　　焦裕禄临终时与焦守凤的父女亲情倾诉，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但这个感人至深的素材为什么没有被写进大通讯里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篇幅限制问题。因为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实在是太多太多，用穆青的话说就是“就是把素材堆起来，也是一篇好通讯。”所以，即使是长篇通讯，也是无法把焦裕禄的所有事迹都写出来的，只能有所取舍了。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素材牵连到焦裕禄的一些个人隐私问题，如徐俊雅的继母身份及焦裕禄的两次婚姻等，都是有些敏感的问题。大通讯的作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这和现在某些无良记者为了一己之利，不惜侵犯他人的隐私的恶劣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穆青等作者面对这个素材陷入用之不便，弃之不忍的两难地步，权衡利弊后，最终以淡淡的一句话定稿“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文革中，由于刘少奇的这本书成了《黑修养》，这句话成了大通讯的一条罪状。

　　某人以嘲笑和兴灾乐祸的口吻提到了这件事:”历史对记者开了玩笑，没有想到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的著作成了《黑修养》，红卫兵质问穆青：你为什么把毛主席的好学生，说成是刘少奇的好学生，他无言以对，因为这是记者硬加上去的。”(任彦芳：《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和失误)

　　现在已经知道，焦裕禄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住院是确有其事的。那么面对红卫兵的质问，穆青为什么无言以对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其实，穆青如果为了自保，只要把手里的真凭实据拿出来就行了，自己就可能摆脱干系。但是，这样一来，压力就会转向向他提供素材的焦守凤。在当时刘少奇被打成最大的“走资派”的形势下，任何与刘少奇有联系的事情都是很危险的，如果进一步追究下去，连焦裕禄本人的光辉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焦裕禄形象、保护焦裕禄家人不受牵连，“无言以对”是最好的办法。但这样一来，穆青就得承担“诬蔑焦裕禄为刘少奇的好学生”的罪名。这在当时是有很大风险的，但穆青毅然承受了。

　　于是我们明白了：穆青面对红卫兵的质问“无言以对”，不是因为弄虚作假，不是理屈词穷，而是保护焦裕禄形象、保护焦裕禄家人的高尚义举。

　　这样，任彦芳抹黑大通讯的企图就又落空了。

　　焦裕禄对张钦礼的临终遗言之真相

　　大通讯有一个动人的情节，写焦裕禄逝世前和张钦礼的谈话,以及最后的嘱托：“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对此事进行了质疑，认为与事实不符。说：张钦礼去看焦裕禄,焦的妻子就在身边,他们只说了几句话,张钦礼便走了。焦裕禄的这段话是对地委领导讲的。大通讯却安在张钦礼头上,造成了“最亲密的阶级战友”的印象。

　　为了证实自己的论断，他还引用了焦裕禄夫人徐俊雅的话：“老焦住院时跟他说过那话吗?那些话是跟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省委组织部长张健民讲的，根本没有跟张钦礼说……“

　　这段话与任彦芳在其书中列举的其它所谓证据一样，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物(不知道徐俊雅是对谁说的这段话)、没有背景(徐俊雅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些话的)，因而它的证明力是很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有很多证据都证明了，焦裕禄对张钦礼留下临终遗言是确有其事的。

　　第一，就在焦裕禄向省、地委负责同志留下遗言仅五天之后，张钦礼就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讲到了焦裕禄的临终遗言，这在当事人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张应先和河南日报记者李光照的回忆文章里都有记载。(刘春杰：《发现焦裕禄的前前后后——访原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生活时报1999年05月14日 张应先：《焦裕禄事迹怎是样被发现的》 李光照《学习和宣传焦裕禄的三次高潮》》新闻爱好者：上半月 2004年第12期)

　　那么，张钦礼有没有可能从其它渠道得到焦裕禄向省、地委负责同志留下遗言的信息呢?

　　回答是：不可能。

　　一是从时间上说，从焦裕禄5月13日留下遗言到5月18日张钦礼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讲到了焦裕禄的临终遗言，仅有五天。而焦裕禄的临终遗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张钦礼不可能从其它渠道得到焦裕禄向省、地委负责同志留下遗言的信息。

　　二是，当时兰考县的干部群众，包括县委领导，都不知道焦裕禄向省、地委负责同志留下遗言的信息。在民权开会的张钦礼自然也不会知道焦裕禄13日遗言的信息。

　　这就是说，从5月13日焦裕禄留下遗言到5月18日张钦礼到民权会议上作典型发言，张钦礼与知悉焦裕禄遗言的人接触，得到焦裕禄13日遗言的可能性等于零。

　　既然张钦礼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讲到焦裕禄遗言时并不知道焦裕禄5月13日留下的遗言，那么张钦礼讲到的焦裕禄遗言只能是焦裕禄在5月10日对张钦礼留下的。

　　第二，根据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1964年8月29日，张钦礼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事迹的报告》，报告里又一次提到焦裕禄的临终遗言。省办公厅主任郝友三阅后认为很好，打印80份，分送省委领导。省委一位副书记读了这个报告很感动，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有一位县委书记叫焦裕禄，他活着抱病治理三害，死后又要求将他埋在沙丘上，看着人民治沙。这又一次证明了焦裕禄确实对张钦礼留下了临终遗言。

　　第三，张钦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彻底改变兰考县的自然面貌》，文章里提到了焦裕禄的临终遗言，文章说，焦裕禄郑重地对我说：“我死了`要把我埋到兰考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看到兰考面貌的彻底改变，死后我也不离开那里。”这篇文章登在1964年12月19日的河南日报上。作为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不可能没读过这篇纪念焦裕禄的文章。但当时徐俊雅并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

　　上述这三件事实，都发生在穆青、周原到兰考采访的一年前。当时，谁也想不到焦裕禄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大典型，所以，张钦礼不存在编造焦裕禄临终遗言借以出名的动机。所谓“借编造焦裕禄临终遗言来骗取亲密战友身份”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四，有人证明：焦裕禄确实说过两次临终遗言。这个人名叫穆东起，他回忆说：“我原在省委组织部作干部保健工作。焦裕禄住院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就在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是不治之症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兰考。他不止一次要求：“我死了，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只好。”“(穆东起：《他心里只有党，只有人民》 河南日报1966年2月14日)

　　穆东起原为省委组织部干部，发表此文时，任滑县老庙公社党委副书记。穆东起除在焦裕禄住院其间与兰考有短暂的接触外，与兰考毫无瓜葛，这段回忆的客观公正性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我们从相关事件的因果逻辑关系上看焦裕禄对张钦礼留下遗言的必然性。

　　根据搜集到的公开资料，我们对张钦礼到医院探望焦裕禄的经过作了详细的梳理，兹将相关事实列举如下：

　　1 5月10日，医院发出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张钦礼到郑州看望焦裕禄。(《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

　　2 张钦礼先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组织部负责同志把两张诊断书的事，都给他说了。(《焦裕禄在兰考》)

　　3 省、地委负责同志先去看望焦裕禄。焦裕禄问自己的病情：“我的病到底还行不行?”但领导并没有明确回答。(穆东起：《他心里只有党，只有人民》 河南日报1966年2月14日)

　　4 省、地委负责同志走后，张钦礼进入病房看望焦裕禄。(王`威、张耀达、李智、宋景献、木森：《焦裕禄》)

　　5 焦裕禄问病情，张钦礼无奈暗示了病情(《焦裕禄在兰考》)

　　6 焦裕禄留下临终遗言(《焦裕禄在兰考》)

　　这几件事，互为因果，环环相扣，焦裕禄留下临终遗言是事情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现在讨论焦裕禄向张钦礼问病情这件事的真实性。5月10日，医院已发出第一次病危通知书，焦裕禄病情严重恶化。自己的病情到底如何，应该是焦裕禄关心的一件大事。焦裕禄关心的事，在没有解决以前是不会放弃的。这是焦裕禄的性格。例如，焦裕禄见焦守凤、见刘俊生、见张钦礼，第一个问题都是兰考淹没淹。这说明了焦裕禄身在医院，心系兰考的崇高品德，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焦裕禄对自己的病情也是遇到机会就会询问的。特别是焦裕禄刚刚就自己的病情刚问过省委、地委领导，而且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在随即张钦礼又来探望情况下，再次询问病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不问，反而不合情理。

　　所以，焦裕禄向张钦礼问病情应该是真的。张钦礼在焦裕禄的一再催问下，无奈用“组织决定”暗示了病情。这也在情理中了。

　　如果这两件事都是真的，那么焦裕禄留下临终遗言就是事情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焦裕禄在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时，第一个要做的必然是想向组织表达自己的临终愿望，而张钦礼是兰考县委副书记，正是向组织倾诉心愿的合适人物。焦裕禄不能未卜先知，他不知道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前还会有更高的领导来看他。所以，在知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时，首先对张钦礼留下临终遗言，是焦裕禄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焦裕禄向张钦礼留下临终遗言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2012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焦裕禄》是得到中央领导和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认可的。关注张钦礼命运的人们会欣慰地发现，以张钦礼为生活原型的剧中人物县委副书记张希孟，终于以一个正面人物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中，尽管语言和行为都不多。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剧中关于焦裕禄临终遗言的场景。焦裕禄讲述临终遗言时，省委、地委负责同志和张钦礼都在场听到了。在焦裕禄讲述临终遗言时，特写镜头三次扫向张钦礼，以强调这个事实。这就意味着中央领导和焦裕禄的家人都认可了焦裕禄对张钦礼留下临终遗言这一事实。

　　张钦礼九泉之下有知，也应该感到一丝安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