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和真相

　　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之真相

　　大通讯有一段关于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的描写。在谈到当时兰考工作的关键时，张钦礼认为关键“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认为“应该在思想前加两个字，领导。”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质疑：“当时了解情况的县委常委，都怀疑是张钦礼编造的。大家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禄的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谈的，也不是因和张钦礼交谈受到的启发。”

　　这些质疑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焦裕禄与张钦礼原来素不相识，并无成见，“思想不一致”只能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逐渐产生。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既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也不符合常理。

　　退一万步说，即便当时就出现“不一致”了，以焦裕禄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正常的反应必然是积极与张钦礼进行思想交流、沟通，消除分歧，增强团结，以利于工作的开展。难以想象，焦裕禄会对于自己有分歧的县委领导弃之不理。

　　据《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记载：“12月中下旬 焦裕禄到兰考后，先后找县委副书记、正副县长、县委常委等10几位同志谈话”张钦礼作为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焦裕禄找其谈话应是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说：白天谈话可能会有，但深夜谈心不一定会有。曾任兰考县生产救灾办公室主任的吴思敬在其回忆文章《兰考的记忆-张钦礼在兰考的二、三事》中回答了这个疑问，吴思敬在书中说：

　　“一天晚上，在看书的时候，至今，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看的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当我打开书准备边看书边吸烟时，才发现没有火柴了，我走出办公室去借火柴，发现张钦礼办公室有人说话，我知道张钦礼不吸烟，但那时经常停电，办公室都有煤油灯，我就推开了张钦礼办公室的门，看到焦裕禄也在，两个人正在热烈的讨论着什么问题，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我见他们的讨论正在兴头上，就借了火柴后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我的所见，是不是穆青、冯健、周原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记述的那一次，但焦裕禄深夜去找张钦礼谈心或谈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张钦礼真相博客：《兰考的记忆-张钦礼在兰考的二、三事》)

　　最后分析一下任彦芳对谈话内容的质疑。上述谈话是在两人之间进行的，并没有第三者参加，有什么根据说谈话内容不存在呢?

　　任彦芳的根据是：这些话是焦裕禄在常委会上说的，因此不可能和张钦礼说。这种逻辑真是莫名其妙。 “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变”这个认识不是焦裕禄天生就有的，也不是焦裕禄来兰考当天就产生的，而是焦裕禄在基层调查研究，与其他领导干部广泛交换意见，分析思考，逐渐形成的共识。和张钦礼深夜谈心，交换意见就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所以说，焦裕禄在常委会上所说的观点正是焦裕禄平时多次和其他领导干部交换意见的结果。同样的话，对张钦礼说一次，在常委会上又说了一次，非常正常，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

　　综上所述，大通讯对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的描写是完全属实的。

　　焦裕禄召开的两次县委会的失真之辩

　　本节讨论第四到第八个质疑问题

　　冬夜车站县委会是大通讯中一段精彩的描写。它描写了焦裕禄为了改变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带领导班子到火车站看灾民的动人情节。但是任彦芳在其《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这段风雪夜看灾民的情节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乎张钦礼的编造，或是出于作者为了感动人的艺术想像。我了解了在家的常委刘呈明、李林鹤、赵玉岭……，均说从没有开过这样莫名其妙的县委会。”

　　任彦芳仅仅了解了27个县委委员中的3个常委，就断然否定这次县委会的存在。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相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证据，证明“冬夜车站县委会”是确有其事的。

　　张钦礼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回忆了“冬夜车站县委会”的情况。(张钦礼：《回忆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志》河南日报1966年2月18日)

　　《焦裕禄在兰考》中的“车站之夜”一章详细地描写了“冬夜车站县委会”的情况。(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焦裕禄在兰考》1966年4月 15页-17页)

　　当时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清洁参与写作的《焦裕禄》一书对“冬夜车站县委会“也有记述，与其他文章不同的是，该记述披露了这次会议结束的时间：”县委会整整开了一夜，天明的时候，会议才结束。“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中也有关于“冬夜车站县委会”的记载：“一月初 一个寒冷的夜晚……”(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 兰考县档案局周长安、赵永祥、吴玉青：《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990年12月 12页)

　　200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中也有关于“冬夜车站县委会”的记载：“一月初 一个寒冷的夜晚……”

　　所以“冬夜车站县委会”已是公认的事实。

　　大通讯还有一段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描写，任彦芳对此质疑说：

　　“一次专门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情节也不存在。从未专门开回忆革命史的常委会，这是作者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加上去的。”

　　这一次任彦芳更干脆，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就否定了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情节的存在。

　　但是，这一情节同样也是很多宣传焦裕禄文章里都确认的事实。例如:

　　张钦礼：《回忆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志》河南日报1966年2月18日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中也有关于“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记载(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 兰考县档案局 周长安、赵永祥、吴玉青：《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990年12月 13页)

　　200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中也有关于“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记载(见该书77页-78页)

　　可见，这一事实也是无可置疑的。

　　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有“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的回忆，

　　任彦芳质疑说：“查兰考历史无有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的记载”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对此事有详细的描写，包括时间(1948年3月)、地点(考城)、人物(牺牲的区长革飞、曾宪玉、边文学、焦庆双等)等内容。面对如此详实的事实，不知任彦芳如何解释。

　　此外，《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等书籍对此事都有记载。

　　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还有“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的回忆。

　　任彦芳质疑说：“马福重不是烈士。他是先把枪交出来的后被敌人抓住处死的。”

　　关于马福重的烈士身份，1966年10月杨捍东奉河南省委之命，专程到兰考调查真相。调查中，为核实马福重的真实身份，杨捍东到山东曹县小杨口村，看到了马福重家的烈属牌，接着又按马家指点，连夜赶往曹县界牌村南地，在墓群中找到马福重的坟茔，划火柴照见墓碑，上写“马福重烈士之墓”。(韩德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这说明，所谓“马福重不是烈士”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其实，常委会回忆“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也好，回忆“马福重烈士牺牲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革命的艰难、革命烈士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以激发大家改变兰考面貌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决心。大通讯写这些，既不是要搞历史考证，也不是要搞人物鉴定。任彦芳避开大通讯的宣传主题，专门纠缠这些细支末叶，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大通讯有一段焦裕禄组织学习毛选的描写：“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任彦芳质疑说：“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却从未这样集中地学习今天称为“老三篇”的文章”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有没有“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回事，二是究竟是在哪次会议上“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很多文献可以证明，例如：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的17页:”……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记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3页：“1月上旬 焦裕禄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记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一书的77页：“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就连任彦芳也说：“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

　　所以“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件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是：学习的时间是不是确实发生在“车站之夜县委会”上。

　　应该说，在有关焦裕禄的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有些差别的，而且有关两次县委会的内容也不尽一致。例如：

　　张钦礼回忆“车站之夜县委会”时并没有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事。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把回忆革命史的情节也写到“车站之夜县委会”的内容中。

　　《焦裕禄》一书把“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解释为县委会结束以后才进行的活动。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把学习毛著一事写入“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内容中。

　　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呢?

　　焦裕禄的事迹来源于人们的回忆。而由于时过境迁，回忆往往与事实会有些出入，所以不同人的回忆就有了差别。

　　通讯报导的客观真实性不等于现场录音、现场录像式的报导。为了使通讯的主题更突出、更鲜明、更感人，必须对实际生活中的素材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有所调整，有所提炼。这不叫失真，更不是虚构，恰恰是通讯报导的优势所在。

　　就“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件事来说，既然事实是确实存在的，有争议的只是事件发生在哪一次会议上，穆青选择其中一种说法写入大通讯，也是无可厚非的。

　　另外一个关键证据是：大通讯稿件清样发表前，兰考县常委会对稿件中的事实进行了核查。常委们都是“两次县委会”这件事的当事人，如果事实不存在，肯定会有人会提出异议的。而“两次县委会”这件事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就说明，常委们认可了“两次县委会”事件的存在。

　　最后谈一下本文引用文章的客观公允性。张钦礼的文章和《焦裕禄在兰考》一书都是在文革前发表和出版的，可以排除文革派性恩怨。《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作者之一周长安，《焦裕禄》一书作者之一张清洁，曾联名写信反映大通讯“严重失真”问题，想必这些书的内容不会偏袒大通讯吧?

　　《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一书是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客观公允性不言而喻。

　　至此，任彦芳在其书中提出的有关焦裕禄召开的两次县委会的5个所谓“严重失真”问题，都证明是不存在的。

　　“焦裕禄批评装潢县委计划”的事实真相

　　本节讨论第九到第十个质疑问题

　　大通讯有一段关于焦裕禄批评县长程世平的描写，大意是程世平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遭到了县委大多数人的反对和焦裕禄的批评，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质疑：“事实是兰考接待领导的住所没有被子，饭堂没有桌子和坐物，开封专员孙玉尊提议改善一下条件，焦裕禄是支持此事的。只是找不用布票的布和等外木材做了一些被子和桌子。

　　任彦芳的这种质疑实际上是“文不对题”，把领导办公室装潢计划和县委招待所改善计划混为了一谈了。

　　大通讯原文是这样说的：程世平“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经过焦裕禄批评和耐心说服，最后，程世平“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从大通讯原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事情的起因是装潢计划，县委多数同志和焦裕禄反对的也是是这个装潢计划，最后程世平收回的还是这个装潢计划。所以，装潢计划是整个事件的核心。

　　任彦芳要证明大通讯在这个问题上失真，就应该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根本不存在那个装潢计划，或程世平提出的计划里不存在那些铺张浪费的内容。

　　但是，在任彦芳的书中，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就连装潢计划这个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相反，他用大量的文字描述孙玉尊专员如何看到县委招待所的简陋，如何提议拨资金支持改善县委招待所以及地委检查组调查等等。这些描写对于证明装潢计划的存在与否是毫无用处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综合任彦芳书中的材料和大通讯里的有关材料列出事情的全部经过。

　　第一段， 兰考招待所没有被子，饭堂没有桌子和坐物，开封专员孙玉尊提议改善一下招待所条件，批了一笔资金，用来改善兰考招待所条件。这一段，大通讯根本没有涉及，也无所谓失真问题。

　　第二段， 之后，程世平乘机提出了一个装潢计划，用于装潢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但遭到了县委大多数人的反对和焦裕禄的批评，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大通讯就是写的这一段，而任彦芳的书中一字未提。

　　第三段， 程世平放弃那个装潢计划后，和焦裕禄一道，按当初与孙专员商量的计划，做了被子和家具，改善了县委招待所。这一段，大通讯也没有涉及。

　　第四段， 地委检查组来兰考调查做被子、家具之事，作结论说：被子、家具应该做，但是否快了点、多了点。并没有深究。这一段，大通讯也没有涉及。

　　第五段， 焦裕禄在常委会上谈到此事时认为：虽然按需要也不算多，但兰考是灾区，对群众还是有一些不良影响的。这一段，大通讯也没有涉及。

　　由此看出，任彦芳对关键的第二段只字不提，而对一、三、四、五段这些与大通讯没有关系的事情上用大量文字进行详细的描写，就是要把水搅浑，以便浑水摸鱼。

　　从任彦芳引用程世平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混水摸鱼的：“写焦裕禄的那篇大通讯上……说我要装潢县委……说换了桌、板凳，那事是孙玉尊专员提出来的，焦裕禄同意的……是我和老焦一块到木材公司买的等外品……怎么安在我身上?算在我一人头上?……那不实事求是呀……”

　　“说我要装潢县委”，却不说清楚要装潢的是县委招待所还是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就给下一步浑水摸鱼留下了空间。

　　“说换了桌、板凳” ，这一句话是关键之处，因为“装潢县委办公室”只是一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胎死腹中了，大通讯并没有说县委办公室换了桌、板凳，换了桌、板凳的是县委招待所。这样，就把大通讯没有说的话强加到大通讯上，偷偷地把“装潢县委”换为装潢县委招待所了。

　　“那事是孙玉尊专员提出来的，焦裕禄同意的……是我和老焦一块到木材公司买的等外品……怎么安在我身上?算在我一人头上?……那不实事求是呀……”，偷换概念以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喊冤枉了。

　　综上所述，在任彦芳质疑大通讯失真的文字里，没有提出一条能否定装潢计划存在的证据。

　　那么，有没有肯定装潢计划存在的证据呢? 有的。

　　早在大通讯发表前的1964年11月，新华社记者张应先、鲁保国、逯祖毅等采写的《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新闻稿中就讲到了此事：“今年春天，县委有的干部主张把县委机关搬到北边的大堤上，重新盖一批新房子……”

　　不久，河南日报文章《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你》也讲述了这个事情。(黎路、薛庆安、刘俊生《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你》 河南日报1965年1月7日)

　　这就是说，连同大通讯在内，共有9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文章里都报道了有关“装潢计划”的事情。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装潢计划”存在的真实性。

　　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樊哲民也证实程世平确有“装修县政府办公室”的想法。樊哲民回忆说：“兰考县政府驻地，很早以前是文庙，日本鬼子侵略时期是伪县政府，日本鬼子的顾问在跨院里盖了两层楼房。历年多任的县长都住在这个小楼上，人们称它为县长楼。县长楼年久失修，非常破旧。程世平当县长后，也住在这个楼上。他多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装修县政府办公室的想法。有一次程世平对我说，办公室墙体起碱起的太厉害，他打算给办公室装上木头墙裙。不过后来焦裕禄对此提出了批评，装修计划并没有实现。”

　　另外，大通讯稿件清样发表前，兰考县常委会对稿件中的事实进行了核查，在稿件中，常委们都是装潢计划这件事的当事人，而当时为此事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如果事实不存在，肯定会有人会提出异议的，而装潢计划这件事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就说明，常委们认可了“装潢计划”事件的存在。

　　下面讨论一下与此有关的另一个所谓“严重失真“问题。

　　大通讯在叙述焦裕禄批评“装潢计划“时引用了焦裕禄的一句话：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

　　任彦芳认为，这句话是焦裕禄对卓兴隆说的，大通讯用在了程世平身上，就是“严重失真”。这种观点令人可笑，实在经不起推敲。

　　焦裕禄并没有宣布过他一句话不能说两遍，为什么对卓兴隆说过的话就不能对程世平说了呢?事实上，焦裕禄说过的很多个性化的精辟的语言,比如“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亲自掂一掂灾害的份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等等都是多次在干部和群众中反复说过的。特别是”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这句话，用在程世平的装潢计划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装潢计划内容之一就是把破椅子换成新椅子。所以，焦裕禄用”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这句话批评程世平，不但有可能，而且有极大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任彦芳在这个问题上对大通讯的指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