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1：焦裕禄事迹主要提供者刘俊生同志的一封信

附文2：坐牢十三年，去世时百姓沿途祭拜，哭声动天：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

附文3：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前言

　　与对雷锋的宣传不同，在对焦裕禄的宣传背后一直存在着关于“失真”的纷争。这场纷争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四十七年之久，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对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简称大通讯)的一些非议早在大通讯播出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没有公开而已。这些非议的主要观点是：大通讯的一些情节“严重失真”，而“严重失真”的原因是：焦裕禄事迹的主要提供者张钦礼在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参杂了太多的假话。如：对焦裕禄的评价太高、把兰考面貌改变写的太好，最不能接受的是，大通讯把张钦礼树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实质上，非议的焦点就在张钦礼这个人身上。张钦礼是焦裕禄主政兰考时的县委副书记，主抓“除三害”工作。焦裕禄逝世后，积极宣传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最终促成大通讯《焦裕禄》的问世。

　　1966年12月，兰考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张矛头指向大通讯和张钦礼的大字报贴向兰考街头，争议由机关走向了社会，围绕这些争议，兰考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以张钦礼为首，另一派以县委书记周化民为首。随着文革运动的反复，这两派时而上台掌权，时而下台挨整，不断地“翻烧饼”，积怨越来越深。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四人帮”和“三种人”运动中，张钦礼这一派被彻底打翻在地，张钦礼也被捕入狱，判刑十三年。但是，这并没有使纷争结束，只是使纷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张钦礼被判刑的几乎同时，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新华社社长穆青重新出版了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中除了将张钦礼三字改为副书记以外，基本没有改动。这就招致已经掌权的反张钦礼派的不满。他们多次以联名写信的方式向省委、中央反映大通讯《焦裕禄》的“严重失真”的情况，要求穆青认真修改，甚至用县委红头文件的形式向省委打报告，但是穆青根本不予理睬。

　　在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穆青、周原的积极活动下，张钦礼于1988年底被提前释放。在张出狱后，穆青以中国记者协会领导身份来开封看望慰问张，称他宣传焦有功;1998年2月23日，他邀请张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华新闻>创刊50年座谈会;1998年10月25日，<消息日报>上发了穆青与张钦礼的合影。

　　张钦礼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出狱后一直向中央申诉，但开封地委拒绝受理。

　　张钦礼于2004年年5月7日逝世，兰考有十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葬。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六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有的碑上刻有几百人的名字。

　　张钦礼的逝世并没有使纷争就此平息，支持张钦礼的人们不断地用多种方式为张钦礼伸冤呼吁，这些人中，有大通讯的作者穆青和周原以及周原的夫人陈健，有当年与焦裕禄张钦礼一起工作的干部群众，甚至还包括焦裕禄的子女。就连撰写《焦裕禄传》的作者、电视连续剧《焦裕禄》的编剧、和央视《百家讲坛》“焦裕禄”的主讲人，在讲述焦裕禄事迹时，都若明若暗地替张钦礼说话。

　　与此同时，反对张钦礼的人们也没有因张钦礼的逝世而罢休。2009年元月，任彦芳写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出版了，书的封底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推介词。该书详细介绍了有关大通讯《焦裕禄》“严重失真”和作者眼中张钦礼的种种“劣行”。其中正式列入“失真”的有13处，间接提到的失真有两处。

　　几乎在同时，陈健发表了《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对任彦芳进行了反驳。

　　2009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接见的名单中除了焦裕禄的家属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就是給焦裕禄拍过照片的原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刘俊生是支持张钦礼一派的，也曾被定为“三种人”。据刘俊生透漏，习近平曾向他问及张钦礼的情况。对话原文如下：

　　习：“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

　　刘：“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习：“这位同志还在吗?”

　　刘：“不在了，他去世了。”

　　当时的河南日报在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报道中还出现了一段焦裕禄和张钦礼对话。

　　2009年8月，题为《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开始了对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展开又一轮的反击。

　　2010年元月20日，任彦芳在香港《领导者》杂志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开始了新一轮的论战。

　　2012年10月，电视剧《焦裕禄》开始播出，人们注意到，被指责为失真的一些事实情节在剧中仍然得到了表现，而且还出现了一个以张钦礼为生活原型的正面人物县委副书记张希孟。

　　2013年6月，有人发表了任彦芳从海外发来的邮件，继续重复对焦裕禄宣传中“失真”的指责。

　　双方论战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往往不能对对方的论点进行直接地有理有据地反驳，各说各话。比如对于任彦芳列举的十三处失真问题，大通讯的作者周原，是通讯的第一采访记者和作者，应该最了解情况，但对于任彦芳的挑战，只用一句“不值一驳”来回应。对此，陈健对记者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一一反驳这些细支末叶需要很多笔墨，而自己已经八十多了，无力和任彦芳打这种笔墨官司了”。至于曾经和焦裕禄张钦礼一块工作的一些拥张派人士，也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同样存在这样的无奈。另一方面，任彦芳对拥张派的反驳，不管多么有理有据，一律不予回应，在文章中照旧重复已被驳倒的内容。看来，要结束这场论争，还有待时日。

　　经过梳理，针对焦裕禄事迹宣传中的质疑问题分列如下：

　　1 焦裕禄的家庭出身是贫农还是中农

　　2 焦裕禄是不是到兰考第二天就下乡了

　　3 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之事是真是假

　　4 焦裕禄召开的车站之夜县委会一事是否存在

　　5 车站之夜县委会上是否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6 回忆革命传统的常委会是否召开过

　　7 马福重是不是革命烈士

　　8 一个月牺牲9个区长是否事实

　　9程世平有没有提出过“装潢计划”

　　10焦裕禄有没有批评过程世平：“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吗”

　　11焦裕禄的病床枕下有没有两本书

　　12焦裕禄有没有对张钦礼讲过临终遗言

　　13焦裕禄有没有送张钦礼一张自己的照片

　　14焦裕禄提出的蓝图在1966年是不是已经变成了现实

　　15焦裕禄事迹宣传中有没有夸大兰考面貌的变化

　　16焦裕禄是否说过“张钦礼不合作，要求调离张钦礼”

　　17张钦礼状告焦裕禄装修县委招待所一事的真伪

　　18张钦礼状告焦裕禄购买议价粮的真相

　　19张钦礼有没有去郑州和焦裕禄遗体告别

　　20张钦礼为什么未参加在郑州召开的焦裕禄追悼会

　　21张钦礼为什么未参加在兰考召开的焦裕禄追悼会

　　22焦裕禄是否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23张钦礼是否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率先宣传了焦裕禄的事迹

　　笔者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和分析后，写出了这篇文章。本文力求用确凿的事实证据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使事实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

　　焦裕禄的“家庭出身”问题

　　大通讯两处提到焦裕禄出身贫农。而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任彦芳在书中说：“人家焦裕禄自己填表写的是中农，给人改成了“贫农出身”.

　　首先应该承认，焦裕禄自己填表确实填的是中农。因为焦裕禄的少年时代，他的家境确实不算贫穷，焦裕禄还上的起私塾。焦裕禄填表填中农，依据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家庭经济状况。所以，焦裕禄填中农，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家庭的济济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到了焦裕禄的青年时代以后，他的家境已变得贫困不堪了，焦裕禄的父亲因还不起债务而自杀。这样的家庭已经不是中农而是贫农了。大通讯认为焦裕禄出身贫农，依据的就是后来的的家庭经济状况。所以，大通讯说焦裕禄出身贫农，也没有问题。

　　可能有人会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一定应该存在一个最权威最正确的说法，总不能中农正确，贫农也不错吧?

　　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存在一个最权威最正确的家庭出身。例如，土改前后出生在农村的人，他们的家庭出身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贫农就是贫农，地主就是地主，都是在土改时官方划定的。

　　但是对于土改前二十多年前或三四十年前出生的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几十年里可能经历了太大太多的变化。这就给判断家庭出身带来了一个选择性的难题：是以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为准，还是以几十年后土改时的家庭状况为准呢?是以家庭情况最富时为准，还是以家庭情况最穷时为准呢?

　　周恩来就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是如何选择的呢?

　　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时曾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他填表时是可以填职员的，也有人建议他填职员。但因为他的祖父、外祖父都作过清朝的官员，为了严格解剖自己，他最终填的是官僚地主。

　　假如有人在通讯里写周恩来出身职员家庭，能说这篇通讯失真吗?

　　所以，对于有着像周恩来、焦裕禄这样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他们在家庭出身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而且都是正确的。

　　大通讯写焦裕禄出身贫农，无非是说焦裕禄出身贫寒，历经艰辛。这为他今后的成长打下良好基础。这样写，无可厚非。

　　可能有人会说，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就家庭出身这个问题浪费这么多笔墨，实在是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认为，澄清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它可以使人们知道，即使是在焦裕禄家庭出身这样的细节问题上，大通讯作者也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拔高夸大。

　　焦裕禄第一次下乡的日期问题

　　大通讯在写焦裕禄刚来兰考时，有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而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任彦芳在书中说：“据县委日志查，焦书记12月5日到兰考，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会后总结三天，之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按这个说法，焦裕禄是第七天才下乡的，其依据是县委工作日志。

　　另外，《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明确记载：12月6日焦裕禄到兰考报到，12月8日，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干部张思义来到灾情严重的城关区。按这个说法，焦裕禄是第三天下乡的。

　　这样，焦裕禄到兰考第一次下乡就有了三种说法：第二天、第三天和第七天。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

　　首先应该否定的是“第七天说”。因为“第七天说”的依据，县委工作日志的记载并不可靠。

　　例如，县委工作日志记载的“焦裕禄于12月5日来到兰考报到”就是错误的。大量资料说明焦裕禄是12月6日来到兰考的。

　　1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中就明确指出焦裕禄到兰考“这一天，是1962年12月6日”。

　　2 谢翠兰在《焦裕禄关心档案工作》中也说：“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肩负着党的重托来兰考任县委书记。”(档案管理1990年05期)

　　3 原兰考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在接受凤凰卫视时说：“焦裕禄来的时候是1962年12月6号(凤凰卫视6月20日《我的中国心》”)

　　4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明确记载：“1962年12月6日 焦裕禄到兰考县委报到。”

　　所以说焦裕禄12月6日来兰考已为人们所公认，县委工作日志记载的12月5日显然有误。笔者推测，12月5日很可能是焦裕禄调令上的日期。

　　据《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记载：“12月10日至14日 焦裕禄带领社教工作组到韩陵公社进行调查研究，指导运动开展。”很可能是任彦芳把县委工作日志上的这一记载误认为是焦裕禄这一天才去的老韩陵。当然，这也是笔者的推测。

　　“第三天说”，与大通讯的“第二天说”一样，都可以证明焦裕禄具有深入基层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一天之差，对于宣传焦裕禄，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不同。

　　但是，长期以来总是有人拿这个问题来纠缠不休，企图以此证明大通讯的所谓“严重失真”。因此把这件事弄清楚还是很有必要的。

　　应该说，支持焦裕禄第二天就下乡了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人民日报在1966年2月28日第六版发表了署名为兰考县瓜营公社社长张士义的文章《焦裕禄同志的二三事》，该文披露了焦裕禄第一次下乡的具体经过。

　　“一九六二年冬天焦裕禄同志来兰考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我正在兰考县委办公室工作,……焦裕禄同志到兰考的第二天，他就深入到城关公社老韩岭大队。那次是我跟他一起去的。

　　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士义是当年与焦裕禄一起下乡的当事人，它的证言无疑是最有力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张士义把焦裕禄来兰考的日期弄错了，以至于把第三天误认为第二天呢?

　　张钦礼的证言彻底否定了这一可能性。

　　张钦礼在一篇回忆焦裕禄的文章《我们的好班长》(发表于人民日报1966年2月19日第二版)中说：“我是在县委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我一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时，便径直地去找他，他不在屋。第二天又去找，他已经下乡走了”

　　焦裕禄在来到兰考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县委会，张钦礼所说的县委会，显然就是这次县委会。张钦礼的回忆和张士义的回忆不谋而合，证明焦裕禄确实是第二天就下乡了。

　　在大通讯发表后的一两个月内，相继出版了两本详细报道焦裕禄事迹的书。分别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焦裕禄在兰考》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焦裕禄》。这两本书都是作者们在兰考各自进行了深入采访后写作而成的。书中披露了大量尚未人知焦裕禄事迹，其中就涉及了焦裕禄第二天就下乡了的事实。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虽然署名是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但真正的作者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张羽。书中说：

　　“……当天晚上，县委开会，研究当前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焦裕禄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县委办公室，打听了一下，知道县里城关公社灾情最重，就和一个同志，骑着自行车，直奔城关公社。……”(引自《焦裕禄在兰考》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1966年4 月)

　　《焦裕禄》一书的第55页有一段关于焦裕禄下乡的记述：

　　“晚上，他参加县委会议后，回到办公室。………那个同志说到这里，焦裕禄笑了笑说………你告诉办公室主任，明天咱就组织一些同志下去，摸一摸情况。

　　第二天，当人们还不知道新来的县委书记是谁时，他已经带着几个同志，到灾情最重的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考察灾情，调查研究去了。”

　　《焦裕禄》的作者之一是原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清洁，这个描述应当是十分可靠的。

　　上述四篇文章均发表于文革前的1966年2月到4月，不会受文革派性恩怨的影响，因此，可信度极高。

　　这四条证据互相印证，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说，大通讯里的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这句话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

　　那么焦裕禄第三天下乡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首次提出焦裕禄第三天下乡的并不是《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这本书。早在1964年11月20日，由新华社记者张应先等采写的《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新闻稿中，就第一次提出：“他到兰考县的第三天，就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对于这种说法最先公开表示异议的是张钦礼。他回忆说：“他来到兰考还没有安排停当，就到城关公社去调查研究。”。(张钦礼 《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改变兰考的自然面貌》 河南日报 1964年12月19日)这里，张钦礼没有沿用“第三天”的说法，而是用“还没有安排停当”委婉地表达了对“第三天”说法的不同意见。

　　后来，穆青等人采写通讯“焦裕禄”时，张应先等写的《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新闻稿已发表一年了，穆青也专门看过这篇文章。没有真凭实据，他是不可能凭空修改这个情节的。所以，穆青应该是确有把握后才推翻“第三天下乡说”而采用“第二天下乡说”的。

　　1990年，《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出版，该书又重新采用了“第三天下乡说”。书中说，焦裕禄12月6日来到兰考，12月7日焦裕禄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12月8日焦裕禄和张士义来到城关公社。从此，众多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文章大都沿用了“第三天下乡说”。

　　看来，没有一定的把握，这本书也不会轻易改变大通讯的“第二天下乡说”的。

　　“第二天下乡说”与“第三天下乡说”，到底哪个是真的呢?

　　最终揭开这个谜底的是时任县委办公室干部的刘俊生。他回忆说：“当时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我和张士义分到城关公社这一组。因为城关公社机关离县城很近，小组讨论时会场就设在城关公社机关。12月7日一早，焦裕禄就和我、张士义等人去了城关公社。焦裕禄与老韩陵大队的干部们在一起，参加了一上午的会议。”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两种说法的分歧在于对“下乡”一词的理解不同。“第二天下乡说”认为：12月7日焦裕禄来到城关公社这个基层单位，利用参加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就是“下乡”了。而“第三天下乡说”则认为：城关公社机关离县城太近(离火车站仅有4里地)，焦裕禄去城关公社不能算“下乡”，只能算是参加三级干部会。

　　这样看来，两种说法所依据的事实都是一样真实的，只是由于对“下乡”一词的理解不同,才产生了“第二天下乡说”与“第三天下乡说”两种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说，两种说法都是可以成立的，大通讯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失真”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