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三权和当家做主

最近几周来，网上有不少争论是关于劳工三权的，吴贵军案一审结束，各大劳工组织纷纷关注，就连金融时报也独辟一文特意讲讲中国的罢工和法律。

据中国劳工通讯这个月刚发布的报告，2011年六月到2013年年底，就有平均每天不止一起的罢工，遍布各个行业，这当然还不包括那些没被记录的。另外细心关注红中的网友应该也不难发现，我们的工农板块每天都有新的罢工消息。实际情况看来，罢工权利的赋予与否与工人是否罢工没有根本联系。拖欠工资、关厂不赔、不交社保，甚至伙食不好等等都有可能是工人罢工、游行、堵路的导火索；而宪法上这个权利的抹去也没有成为阻碍工人罢工的绊脚石。从历史上看，罢工权利的赋予也从来不是罢工的条件。美国历史上罢工潮早在劳动关系法出台前就风起云涌，政府、资方对罢工的打压也没随着该法律的出台而绝止，而现在法律在罢工上的相对宽松也没能解决工人运动的困境。记得两年前偶然去听一个中美工人经验交流讨论，会上就有个美国老工人表示，看中国工人的罢工报道忽然感到美国工人好像患了集体失忆，忘记了罢工这个传统的斗争手段，几十年来的集体谈判让他们自废武功。可见工人运动有其自身规律，并与资本积累条件、社会力量对比等密切相关，并不是一纸法文能够左右的。

这几年劳工三权的斗争不少，就此的主流讨论貌似也有个套路。先是关于工会，一波波舆论加上全总摆出工会进外企的姿态，还树了个2006年沃尔玛工会为宣传“典型”。不过就连倍受瞩目的欧姆“试验田”也未出理想结果。去年年末，九所高校学生入厂调研，发现深圳的163家企业工会中的五家“标兵”工会都是空头招牌。正如2013 年 3 月 1 日欧姆工人在给社会的公开信中说：“工会不想着提高我们的待遇，却用过节时的小恩小惠麻痹我们，而我们因合同问题遭受的损失却是几十万。” 然后是又一轮关于集体谈判的潮流，中国工人杂志社连发数刊，常凯、王松江等主流劳动关系专家纷纷视此为中国解决劳资纠纷的法宝，不少自由派也发挥了不止敲边鼓的作用。可是就在不少媒体报道珠三角劳动者集体谈判维权已成潮流的2012年至今，按照几个记录珠三角罢工情况的劳工网站反映，罢工数量仍是有增无减。工会、集体谈判都虚晃一招，政权与资本的共谋能轻易地化力于无形之中。

那么罢工权呢？

张宏良在近文“广东罢工潮与罢工自由的伟大意义”中就诚恳地向上谏言要“尽快恢复罢工自由，给工人留有缓和余地”，这样“中国将会象俄罗斯那样即刻化解各种危机”。俄罗斯有没有化解各种危机我们先不谈，资本主义复辟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罢工自由还有没有恢复的历史条件？再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罢工自由就不罢工了？有罢工自由就有了缓和余地？谁的危机？谁的余地？

中国宪法在工人权益权利上的条款，这么多年改开下来早已成为一块赤裸裸的遮羞布。白纸黑字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来也不是阻止了资本势力不断反攻倒算的铜墙铁壁。有没有入宪，不过是对既定阶级力量对比的一种承认。作为灰色地带的罢工早已不是新鲜事，资本家和当地政府打压罢工也不用“不准罢工”的理由。工人多大程度上诉诸罢工和资本家多大程度上容忍罢工都不是写在纸面上的“罢工权”所能框定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势力对罢工的处理态度从个体上说取决于单个罢工对其利润率、生产秩序的打击程度，从整体上说取决于整个工人运动力量对其资本积累、国际竞争力的威胁程度。由此而言，左派对工人“劳工三权”斗争的支持，不在于这种权利或自由本身，而在于这种斗争将动摇中国资产阶级的血汗产业并加深资本积累的危机，也只有在这个指向上才有意义。

只不过这种自由也仅仅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语境下的“自由”，是个无法约束资本无法扭转阶级力量对比的“自由”。斗争的推进并不是三权的实现能够保障的，资本的任何反扑也不会仅限于对三权的剥夺。我们不缺历史教训。

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工人运动在改开的几十年里是分裂的，但是随着资本势力的肆虐和改开派的一条道走到黑，这种分歧将会越来越小，方向也会越来越明确，火力将会越来越集中。这个过程势必需要左派不仅起到桥梁作用而且还要发挥政治的灌输力量。在众多繁杂的声音中，左派应该有自己的立场，更激进的诉求。即便是从最策略的层面来说，任何改良的妥协也需要政治光谱中极端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运动的声势、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向中间偏左的妥协就没有可能。同样，在新自由主义将整个政治坐标不断向右推挤的今天，任何上层可能的妥协都只有在光谱更左，更激进的要求下才有可能实现。

我并不反对“罢工是所学校”的说法，事实上工人不管以何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反抗资本压迫都有教育和示范作用。但是正如赤旗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无论多激烈的罢工，本质上都是改良主义行为，哪怕是全国性的总罢工都不会自动转变成为革命，因为罢工只是暂时性突破现行秩序，而不是推翻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工人阶级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这种上层的妥协，也不是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崛起的一种无奈的承认，而是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既无法靠罢工来实现，也无法靠罢工自由的恢复来保障。

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否定改开，才有可能实现。

（撰写，责编：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