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补课论”想到薄案及其他 ——我读韩德强文 高 寒 （一） 韩德强这篇表白很有意思，好就好在其直白和坦率。这至少说明在他脑海中，其逻辑思路还是清晰的。为了拥毛，他宁可反对或反感马克思，反对或反感历史唯物论，反对或反感奴隶创造历史观，甚至反对或反感共产主义。换言之，他承认了那些对毛持一定程度的批评和不迷信态度，并对邓也持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却不迷信态度的许多人，实际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是在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可见，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对人对物的迷信和不迷信的问题。目前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你很难说他们就是在迷信马克思、迷信马克思主义；相反，现在拥毛的人中，对毛持迷信或准迷信态度的，却不在少数。 总之，严格地说，今天无论是对毛本人还是对毛的思想，持一种迷信或准迷信的、甚至近乎于宗教的态度或立场，严格地说，这本身就是直接违反毛泽东本人的意愿和直接反毛泽东思想的。 而在毛派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则是用一种近乎宗教的态度、甚至宗教的狂热——譬如张宏良、司马南——在评判历史、批评现实和臧否人物的。这样发展下去，只会玷污人民和共产党员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对共产党革命史的诚挚情感，造成普遍而广泛的反感情绪，甚至走向完全的历史反面。 什么事都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当然，这一点，对于反毛派，也同样适用。 对于未来的中国，要么是左右战争，靠拳头大来确定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确定“真理”或“国教”；要么是左右竞争，用宪政法治的框架，来约束任何一种思潮和派别走向极端。 二者必居其一。 但究竟会走到哪一个方向，习近平这一代，也就是正在掌权的红二代，其举措、其路径，将是关键。 而眼下正万众瞩目的的习近平对薄案的处理，则更是关键的关键！ （二） 毫无疑问，薄熙来案对共产党造成了自六四以来空前的政治危机。从迄今为止的事态来看，尽管其最终结果尚未出来，但如今已见两败俱伤，并无赢家。然而，这个政治危机也为共产党带来了一个天赐的转机，即让共产党内部从来就早已存在的两种治国理念、治国路线，能走出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目前的“刑事犯罪在党内的反映”不过是其变种——的荒诞局面；为建立某种在共产党内从未有过、故眼下亟待制度创新出的健康竞争机制，展现出一个绝佳的历史机会。 这个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中国共产党今天若抓住了它，便将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更上一层楼；若错过了它，也就还会重蹈其父辈覆辙而陷在党内恶斗中苦苦地挣扎。 习近平及其团队，能否抓住这一历史的机遇，将是对习近平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和挑战，一个对其处理复杂、棘手、敏感政治问题之综合能力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不过，祸兮福所依，这也正好为习近平及其团队，可向全党、全军、全民，乃至全世界，展示自己化解前任包袱和历史难题之操作艺术的一个天赐良机。 今天中国的左、右派，往往热衷于争论：是薄正确、还是温正确，是毛正确，还是邓正确；而我则主张，只要创造出一种机制、一个平台——哪怕它就仅仅局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让两派公开竞争，那么其争出的结果，就一定是双赢、双方都趋向正确！ 因为，此时此刻的任何一方，均会自觉地摈弃己方的极端思潮，而自觉不自觉地吸纳对方的长处。如此一来，将会从整体上大大改观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大大提高中国在世界大格局中的综合竞争能力。 这就是我从去年薄案一肇始，就拼力鼓吹“变路线斗争为路线竞争”的原因。[1] 也是基于这同一原因，我完全同意冯胜平先生——我的一位自由派朋友——开出的方子：不管两派怎么争，争出来的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2] 然而，在表达上述同意的同时——在一个多月前为一个朋友去西岸饯行被问及对冯文的看法时——我也曾提到：冯的方子，却并未搔到当今中国问题的痒处：原因就在于，他要中共改信自由主义，这无异于强人所难，就如同你说是为某位朋友好，出个主意却是要他从信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一样。 相反，若你说在反对封建宗法专制势力复辟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同盟军，我想共产党或至少党内改革派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其实，我提出的“变党内路线斗争为党内路线竞争”，就不过是将自由派主张的宪政中的权力制衡思路，吸纳而引入共产党内部、以期整个地提升共产党的现代化素质而已。 有人说，搞宪政会将共产党搞下台。是的，岂止下台，还要清算，从1921年开始起清算！但那是“他们的宪政”，即自由主义极右派的“宪政”。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因拒绝宪政而客观上将宪政的领导权拱手让与右派的必然恶果。 但若这个宪政由共产党自己来搞，实行拿来主义、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制度创新，那其结局就完全是另外一码子事了。这就如同当年听任蒋介石搞三民主义，就决没有共产党的好果子吃；但后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起“我们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又叫新民主主义，其结果，就是将全国政权给搞到手了。 （三） 现在回到韩德强文。他文中正确、也准确地指出，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是“资本主义补课”论者。并说，他所接触的许多体制内搞理论的，党校的、人大的、北大的、社科院的，“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补课论的基调。”虽然韩对此很反感，而我却感到很欣慰。尽管我对体制内的那些“吃马克思主义饭”的同行们一个都不熟悉，但却在读到韩文之后，因有着李延明先生和一大批体制内的知音，而倍感鼓舞。这说明，中共党内、体制内，还是蛮有希望的。 不过，这个“补课”，与其说是一般地补西方资本主义那个从原始积累开始一步一步跌跌撞撞走过来的那个“课”，倒不如说是特殊地补中共自己曾经走过，并被实践证明是最终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那个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新型资本主义的“课”。 今天，中共体制内“补课论”的代表，可说非张木生莫属了。而作为体制外的“补课论”者，我与张木生先生的主张，则是既有同，也有异。 先说我们的相同点。我们都主张：曾经胜利地领导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应当旗帜鲜明地在中国领导建设一种新型资本主义；都承认在今天的中国，采取若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措施，将会大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我们都高度评价毛泽东当年带领中共打得天下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价值，并也都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那艰苦卓绝的创业史和革命史。 再说我们的不同点。我与的张木生先生见解的最大差异就是，他用“历史之不可逆”来论证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而我则强调必须变共产党天然领导权为竞争性领导权，必须通过变党内路线斗争为路线竞争来整个地提升执政党的竞争力。张木生先生更多地是从中共自身的道统、自身的成功经验出发，来论证他的“重回新民主主义”论的；而我则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角度，结合中共成功的革命史，来论证我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的。总之，张木生先生多立足于现实性，多从共产党自身执政的功用性出发，强调现实的即合理的；而我则多着眼于必然性，多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出发，并结合当今实践而强调：必然的才是现实的。 一言以蔽之，我这个体制外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非革命危机——而任何革命危机则是不可能如同去车间加工产品那样制造出来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螺旋上升点，重新续上自己曾胜利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并启动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乍一看来，它仿佛是向历史原点的回复，但实际上这却是几经曲折迂回之后，在一个全新历史视野上的大飞跃。今天，中国共产党须从无到有地制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它将借鉴地将宪政机制引入共产党内，靠着内部的健康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既能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又能驾驭这种必然性的新型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仅此而已。 （四） 而要做到靠着内部的健康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整个地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力，习近平及其团队眼下的当务之急，就应当从目前那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万众瞩目、全球聚焦的薄熙来案来起步，就应当让中国共产党尽早地走出薄案阴影。无论从告别传统的党内斗争手段，还是从探索崭新的治党治国体制；无论从超越左右争斗，还是从摆平党内各方派系；无论从无愧于红二代群体，还是从无愧于薄熙来本人等多重角度出发，习近平都应当勇敢而审慎地面对这一次挑战，并全力以赴地交出自己漂亮的答卷。如此一来，习近平的治党治国能力，习近平的炉火纯青之“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傲人功夫，就都将自然获得确立并举世公认。如此煌煌战绩，习的历史地位，将还有人能撼动吗？ 注： [1] 高寒：变危机为转机——从“倒薄”事件看文革教训与路线斗争：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 [2] 冯胜平：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既得利益集团是宪政改革的动力——致总书记的信（2）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0 ====================== 附录 韩德强：马克思主义通向“补课论”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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