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3)校园里的文化革命。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要求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局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不要坐在机关里，而要深入到校园一线，取得感性认识，指导文化革命的发展。从毛泽东回到北京到七月二十九日召开撤销工作组的大会这段时间内，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及中央局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到了校园一线，刘少奇晚上也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校园的文化革命在斗争中被推向前进。

　　①      周恩来深入校园了解文化革命情况。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周恩来在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就站在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边。七月二十三日，虽然周恩来到刘少奇处和刘少奇、邓小平谈工作组问题，紧接着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就致信刘少奇就继续谈论工作组问题采取了拒绝态度。这个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深入校园一线了解文化革命的动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先后听取几个大学及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在讲话中说：我来看一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六日，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

　　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学生辩论会。听学生代表各方的发言后，指出：在运动过程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互相对立不好，要增强团结，勇于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在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单位，特别是学校中进行。工作组应该留在这里学习，我也是来学习的。[222]

　　从七月二十四日起，周恩来用几天时间赶去看大字报，同师生们谈话，在礼堂坐在马扎上听学生们发言，到职工食堂吃饭，自己付钱和粮票。他向师生们解释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这个地方呢?因为你们学院在东郊，没有旁的学校。我要是去八大学院，消息就保不住，两个小时都保证不了。七月二十八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在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223]

　　我们看到，周恩来深入基层，听取汇报，进行座谈，参与辩论会，和师生谈心。他不是以中央领导人而是以普通群众的资格，到校园文化革命的一线中去，以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增强感性认识。这既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用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校园的文化革命，同时又便于将校园里的真实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实际行动践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走在了党内核心领导成员的前列。

　　②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与师生互动中推进校园的文化革命。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校园一线活动，调研学校里的文化革命，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他们将北京大学作为深入一线调研的重点，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北京大学不仅产生了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还被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第一个工作组，又在六一八事件出现后，被刘少奇批示作为校园文革的典型案例转发全国。这样北京大学就在校园文化革命中具有引领作用。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就将重点放在了北京大学，希望通过解决北大文化革命中遇到的问题，来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革命的进程。

　　1)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次进入北京大学。

　　中央文革小组深知北大问题的复杂性，因而他们对处理北大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他们先后四次进入北大，通过与师生座谈，了解情况，摸准信息，然后在北京市委负责人、北大工作组和全体师生的参与下，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在斗争中明辨是非，在辩论中弄清真相，使真实的情况大白于天下，以实际行动支持北大师生的文化革命。

　　陈伯达、江青第一次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

　　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来到北京大学，找北大师生座谈，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们这次来北大调查，说的不多，江青说：“我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大字报。”陈伯达说：“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224]江青、陈伯达的发言是谨慎的，他们并没有讲多少话，主要是了解真实情况，以便于为下一步处理北大问题提供坚实的材料。

　　陈伯达、江青第二次进入北大仍然是进行调查研究。

　　七月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再次来到北大调查。江青在调查中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还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江青同志讲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还说：“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225]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陈伯达在六一八事件性质的认识上一度有误，这个时候已经改变过来了。在这次调查中，他们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示了对于造反派师生的支持，为六一八事件翻了案。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三次进入北大召开全校辩论大会。

　　七月二十五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全校辩论大会。[226]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陶鲁笳以及各中央局书记参加了这次大会。[227]

　　为了打消师生的顾虑，使两派师生能够踊跃发言，进一步拉近与革命师生的关系，江青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让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来，我们招之即来。我们是革命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儿，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你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

　　随后康生讲话：“我们听说，同学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畅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说工作组在这里好，有的说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靠你们搞还是靠工作组‘包办’?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珮云又怎样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228]

　　康生的讲话对这场辩论会作了进一步的引导，对北大六一八事件、工作组问题、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辩论，鼓励大家畅开讲，不要有顾虑。康生在六一八事件的认识上也转变过来了。至于他讲的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也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五月二十九日中央一线常委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虽然当时在电话中获得了毛泽东的口头同意，但是刘少奇却没有写入第二天他起草的致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却没有引起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注意和重视。他们仍然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

　　会上的辩论很激烈，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发言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说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京大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反对的一方登台批驳，说工作组是革命的，在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而不是“西安”。[229]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会上控诉了工作组的罪行，当彭小蒙说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江青说：“你们是太阳，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230]江青的话一下子拉近了中央文革小组与造反派师生的距离。

　　学校两派进行辩论，保工作组的一方势力比较强大，意见多，一时占有优势。保工作组的一派发言时，康生对不实发言插话批评，引起了他们一派的不满，于是就递上条子：“你们说民主，为什么插话压制我们?”康生回答说：“民主嘛!你们能讲，我们不能讲?!”将这种不满平息了下去。

　　下雨了，会议没有开完就散了。[231]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四次进入北大召开全校辩论大会。

　　由于天气下雨致使辩论会没有开完，于是第二天晚上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下继续召开北大师生辩论大会。

　　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来到北京大学，江青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李雪峰、吴德参加了辩论大会。[232]

　　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大会进行中，几个北大附中的学生上台揭发北大附中工作组压制他们，不让他们革命，张承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有人上台就六一八事件大讨论中，西语系一名女生自杀质问工作组，张承先说他此前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调查以后再处理此事。事后证明这件事系婚恋自杀未遂，与六一八事件讨论无关。还有人要求张承先交待他与陆定一的关系，张承先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233]

　　通过七月二十五日晚上的辩论会，这个时候两派师生的态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北大附中的一位同学讲话，她是反工作组的，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保工作组的也有几位同学讲了话，但是讲得比较软。其他保工作组的都未上台发言。

　　陈伯达讲话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然后宣布：“我们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实际上工作组是压制同学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第二个建议，在我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234]

　　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撤销北大工作组;二是由群众民主选举文化革命的组织，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就是说不在工作组领导下，而由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文化革命。针对没有了工作组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的问题，陈伯达进一步指出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是不要依靠工作组，而由群众自己来进行文化革命。六一八事件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个具体行动。

　　毛泽东是关心北大的文化革命的。江青在大会上说：“毛主席没有来，但是同学(们)每张纸条，每个意见他都看。你们看，我这不是装了一包吗?”

　　当时虽然斗争激烈，但是会议的民主气氛还是很浓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倾向引起了保工作组的同学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向主席台递条子：“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康生回答说：“有个同学递条子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不鼓掌。为什么非要我们鼓掌呢?”[235]康生的话旗帜鲜明，光明正大，掷地有声，余韵攸长。既回答了保守派学生的疑问，又将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亮了出来

　　在江青讲话的过程中，底下有人递了张条子给江青，条子上写着，我们系里有一个人，自称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组来整我们，他说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请问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为什么要支持工作组?[236]

　　条子上说的人，是指毛泽东的儿媳妇，也就是毛岸青的夫人，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少华。张少华当时支持工作组，反对聂元梓，还要贴聂元梓的大字报。[237]这个递条子的人不知是真的有疑问，还是有意让江青难堪，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会议的斗争是激烈的，也是民主的。

　　江青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她回答道：“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特务搞到我家里来了。张少华在不在?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他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张少华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说着还掉了眼泪，致使张少华不得不离开了学校。[238]江青的回答虽然撇开了与保守派的关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是以此来否认张少华的毛岸青夫人身份，不仅与事实不符，还会使家庭关系复杂化。这种说法确实是不妥的。

　　最后康生做总结，他说，我们小组组长陈伯达已回答了昨天他提出的三个问题。他说：“我认为，张承先工作最大的错误有两个：第一，50天来，不是真正的教育同志们，使同学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整个北大师生搞。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50天来，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革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工作组代替进行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都会前进，都会胜利。有的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在这个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罢了张承先的官。[239]

　　李雪峰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大会。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作法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样搞矛头是对着他们的。处于礼貌，会议快结束时，江青走近李雪峰问：“你讲不讲?”李雪峰赌气地说：“我不讲。”江青又说：“你讲讲吧。”李雪峰仍坚持：“我不讲了。”

　　江青觉得北大直属北京市委管辖，在今天的大会上，如果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不讲话，从会议程序上来说是有欠缺的，因而在李雪峰拒绝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还带头鼓了掌。这个时候李雪峰才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240]

　　其实，在这次大会上李雪峰还代表北京市委口头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还点名要聂元梓筹建这个委员会。

　　二十六日辩论大会之后，工作组已无法进行工作。二十八日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处于挨批判的状态。从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了三次大会，批判张承先领导的北大工作组。[241]

　　我们看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处理北大工作组的问题上是慎重的，具有鲜明的导向。他们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然后才召开全校师生辩论大会，让两派师生代表上台进行发言，在论辩中弄清是非，引导北大的文化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他们虽然支持造反派师生，但是对于保守派师生也给予发言的机会。在辩论中教育广大师生，让他们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在北大的活动，一方面取消了工作组，另一方面由群众自己建立进行文化革命的组织。这对于高校进行的文化革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其它学校的活动。

　　北京大学是中央文革小组深入校园进行文化革命的重点学校。除此之外，他们还到别的学校进行调研，了解文化革命的实际情况。

　　七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带领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242]

　　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

　　江青讲得更明确了：“工作组是石头，阻碍你们前进的道路。”他点了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名字，说他们在同学们中间制造分裂，号召同学们与他们进行斗争。还说：“你们同学要求撤销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康生在讲话中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他说：“孙友余别有用心地说：‘林杰(北师大毕业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要整左派学生，林杰后头是关锋，关锋后头是陈伯达，关锋后头还有一条黑线’……我们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黑线?”康生派关锋亲自抓林杰、谭厚兰。[243]

　　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深入北京高等院校调查文化革命情况，还到中学来调查文化革命的具体情况，指导文化革命的发展。

　　七月二十七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来到会场。王力当场向大会宣布“罢海淀区工作队队长周杰的官”，并通知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继续开会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在七月二十八日西城区召开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江青也一样派人去罢了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的官。

　　七月二十八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江青等人到会，表示支持学生反工作组。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作了控诉工作组的发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宣读了一论、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并请江青把大字报呈送毛泽东。他们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短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大意)。[244]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达中学以后，也是大力支持造反派师生批判工作组的，并采取措施罢了一些工作组组长的官，以实际行动支持师生造反，进行学校的文化革命。

　　由于工作组进校后，采取“抓游鱼”、“反干扰”活动，将一些师生打成右派分子。因而在批判工作组的时候，海淀区的一些学校出现了驱赶、殴打工作组的现象。有的工作组的成员被打，打得最惨的是十九中工作组组长缪子玲。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血浆凝住了衬衣，衬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条一条地剪下来。中央团校副校长马石江(海淀区六十六所中学的工作组都是由中央团校派出的)组织人员起草了给中央的信，报告了因王力罢周杰的官而引发学生打、撵工作组的情况。马还让被打的工作组成员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三处告王力的状。[245]

　　由于工作组此前的所作作为，为了使文化革命能够摆脱工作组的束缚，由革命师生自主进行，对工作组成员进行批判是可以的，驱赶工作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人借机对工作组成员大打出手，采取武斗而不是文斗的方式，则是背离了文化革命的宗旨。这不仅破坏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也为有人趁机煽动抵制文化革命提供了口实，因而是错误的。

　　当时有人被打不过是在王力宣布罢官之后，群众处于激愤采取的过激行动，与王力并无必然联系。但是中央团校的人还是四处告状，要求王力对此负责任，甚至还把被打的人抬到中央文革小组示威，显示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派到北京中学里面的工作组，有许多人都是从中央团校调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个中学，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工作组。他当场指着学校工作组的组长说，你站起来，我现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销你的工作组组长职务。那位组长在王力宣布撤职后，就被学校里的学生给打了，打得很惨，伤得很重。中央团校的人抬着被打伤的工作组组长到中央文革来告状。他们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们的人马上把情况反映到了我这里，我不相信王力会叫人打他的。只是在王力讲话以后，那位工作组长挨了学生的打，两者有点关系，但不能说是王力叫打的。”“我让靳耀南去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派了中南海的一位医生陪同被打伤的工作组长去医院治疗。还答应他们，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回来以后，马上就向他们汇报。这样才平息了这件事。”[246]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到校园文革的第一线，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实际行动和革命师生一起推动校园的文化革命。他们以北大为重点，同时也到其它院校和中学进行活动，将文革的精神传达到群众中。他们依靠群众，支持革命师生，排除工作组的干扰，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撤销工作组作了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