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我经历的文革

 “三支两军”与“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前文说到造反派的“夺权”和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战争造成全国性混乱。首先是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政府机关基本瘫痪，随即是工矿企业大面积停产、半停产，铁路、公路运输也受到严重影响，派别之间的武斗使包括许多普通群众在内的人失去了安全感。为了尽快消除这种混乱，毛主席决定派军队干部、战士介入文革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去重建秩序。

刘炳峰的《毛泽东与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实行及取消》一文详细地叙述了军队介入与重建秩序的过程。我在这里仅仅引用其中的起因部分。

67年1月21日，安徽省造派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之前，要求军队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并声称：如果不派军队保护，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安徽省军区的报告送到毛主席处，毛主席批示曰：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指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从毛主席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之前中央的政策是不欲军队介入文革的，估计是顾虑军队的介入会对造反派造心理压力。现在（67年一月）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了，刘邓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已经威风扫地，这时再派军队支持左派——当时中央文革对左派的解释就是造反派——不仅不会阻碍群众起来造党内资产阶级官僚的反，反而可以使他们感到更加有持无恐。毛主席给林彪回信要求军队支持文革中的左派时，是想通过军队公开支持左派表达对群众起来造党内资产阶级官僚的反的支持。这就是军队“支左”的开始。这与后来的“三支两军”还稍有差别。这最初的“支左”就是支持群众造反，还不是为了消除混乱，重建秩序。

最初的支左是有利于文革的发展的，因为当时正处在全国范围内向官僚体制夺权的关键时期，派军队支持造反派向官僚体制夺权鼓励了群众的革命热情，灭了官僚主义的威风。

按照毛主席信的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核心内容就是两条：一，军队要支持左派，镇压反对左派的反革命；二，军队不能成为党内走资权派的防空洞，不能为他们提供庇护。

仅仅过了两个月情况就发生了明显变化。67年二、三月间，“夺权”已经使得各地各级政府普遍瘫痪，特别是公检法对社会的威慑作用几乎消失殆尽；“保守派”的兴起，造反派的分裂都产生了派别之间都冲突，并且很快演化为武斗。武斗开始由冲击对方集会发展到攻打对方“根据地”，工矿企业到生产受到明显影响，交通运输也受到干扰与破坏。特别是银行、新闻、公检法等机关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如果不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说会造成怎样等后果。于是在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将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作为军队介入文革的新重点提了出来，并在在全国各地陆续贯彻执行。

所谓支工就是派“军宣队”进入工矿企业，宣传党的政策，协助、监督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管理功能，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所谓支农是派“军宣队”进入公社和县级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帮助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进行管理，组织生产。

军管是针对银行、电台、公检法等机关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国家重要机关受到造反的破坏。

军训则是针对大、中学校的。这时大、中学校大红卫兵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带头造反的作用，真正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的重任改由工农和各级机关中的群众与中、下级干部来完成。这时军训的任务实际上是结束红卫兵的造反状态，逐渐引导他们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

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没有大的问题，而在全国陷入混乱和大规模武斗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支左的政策，就很值得研究了。

文革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斗、批、改。斗是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判党内走资派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性，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这个“斗”在67年已经基本完成了，“批”就当时中国民众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已经没有多少深入的空间了，唯有这个“改”字还没有正式开始。也就是说，自67年夏开始文革的中心任务应当是一个“改”字。但是，严重的派别之间的武斗——“全面内战”使得这个“改”字根本无人理睬。立即制止武斗，叫停全面内战，是67年春夏之间的头等大事。

可是武斗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正确地制止武斗，毛主席当时是怎样认识的呢？

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指出：“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这说明毛主席当时认为全国性、大规模武斗是“传统的阶级敌人”在幕后策划、指挥的结果。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吗？就拿最常见的武斗——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战争——来说吧，哪一派背后有“传统的阶级敌人”在策划、指挥？是造反派吗？尽管他们的成分复杂一些，可是他们是中央文革眼中的真正“左派” ！总体上说，在造反派背后策划、指挥的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员们！是“保守派”吗？那些人可是“传统阶级敌人”的死敌啊，两个死敌能够联合起来反对造反派吗？没有丝毫的可能性！

显然，毛主席的这个认识是错误的。那么他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我看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确有“传统的阶级敌人”乘“全面内战”之机煽动派别仇恨搞破坏；另一个原因是中央文革提供的错误信息的误导。就我所在的工厂的情况看，确有“传统的阶级敌人”通过煽动造反派进行阶级报复，主要是对干部和“保守派”进行人身伤害。

文革武斗最凶时炸桥梁、破坏铁路的那些人最可能是哪些人呢？我看最可能是受“传统的阶级敌人”煽动的造反派，因为造反派之中本来就混杂着一些仇恨共产党，仇恨中国工农革命，仇恨社会主义的分子。反观“保守派”，他们几乎全部由党的“基本群众”——产业工人与贫下中农组成，他们感激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这种人去炸桥梁、破坏铁路的可能性必然小于前者。所以说，如果真有“传统的阶级敌人”煽动、策划、指挥武斗与破坏，那么最可能受他们煽动、策划、指挥的还是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这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武斗都是“传统的阶级敌人”煽动、策划、指挥的，正相反，我认为大多数武斗并非是“传统的阶级敌人”煽动、策划、指挥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武斗是行政失效、法制瘫痪，和林彪集团、中央文革推行极左路线的结果。那些一心想“打倒一切”、一直坚持“唯我独革”的人们必然与反对他们的群众发生激烈的冲突，而这个冲突不仅没有行政与法制对约束，而且还有“文攻武卫”的号召，发展成为大规模武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要想制止武斗必须首先严厉批判、消除极左思想，必须重建行政与法制。

可是中央文革坚持支持造反派，压制、打击“保守派”恰恰是极左的立场，他们怎么会批判极左思潮呢？既然他们在对群众派别的的阶级性的基本认识上就是错误的，他们怎么能够给毛主席提供正确的信息呢？

毛主席基于中央文革提供的错误信息，得出需要继续支持左派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67年夏大规模介入文革的军队官兵的首要继续执行“支左”的任务，可是何谓“左派”？这是个不仅当时，就是如今仍然会纠缠不清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正逐渐展开“内战”不仅有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战争”，也有造反派分裂后进行的“战争”。面对如此局面，解放军应当支持那个派，反对那个派？

中央文革是坚定地把造反派作为左派来支持的，而解放军官兵在认识上，感情上并不一定赞同中央文革的观点，这就必然导致军队支左官兵政治态度的混乱，造成军队内部认识上的分裂。

更为严重的是军队大范围地支左促进了极左思潮的发展与泛滥。既然军队是来支左的，那么部分群众组织争相“向左”就不奇怪了。而“左”的标志似乎就是“打倒一切”，“唯我独革”，所以军队支左加剧了全国范围的“极左”思潮与行动是个不争的事实。

极左思潮与行动是内战的最主要根源，加剧了极左思潮与行动也就加剧了全国范围的内战。这真是个悲剧！本来是要解放军去制止内战，结果却是火上浇油！

如果在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的情况下解放军不是去支左，而是去“削山头”，反对一切山头主义，喊着“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的口号，举着“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认为在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的情况下毛主席仍然要求解放军支左是他一生中所犯的重要错误之一。

毛主席派军队介入文革进行“三支两军”还有一项创造值得一议，那就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最初的“革命委员会”是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遍及各级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大中学校。那时候的“革命委员会”通常是由造反派的头头加上少数几个支持造反的领导干部组成，实际掌握权力的是造反派头头。

解放军通过支工、支农、军训进入各机关、工矿、学校后也就进入了该单位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进入革命委员会通常都是“一把手”。也就是说，军队通过支工、支农、军训后实际上是接管了所进入单位的主要领导职责，或者可以说支工、支农、军训都带有一定的军管意义。当然，与真正的军管还是不同的，因为在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实际上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军管的单位则是军管队“大权独揽”。

在军队加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之前，通常是造反派头头说了算，结合的干部多数是陪衬；军代表加入后造反派头头的作用下降了，干部的作用被提升了。由于军代表缺乏管理经验，造反派头头也不比军代表强，所以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际处理管理事务时干部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夺权，行政与法制体系几乎瘫痪的情况下，降低了造反派的政治作用，提升了干部阶层的政治作用，无疑对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恢复秩序，发展生产等都是有利的。经过两、三年的“三支两军”，始于67年的内战与混乱基本结束。这是“三支两军”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对文革的最大贡献。

毛主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个创造。

这种由军队的代表、党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对于抑制官僚主义，抑制特权主义无疑是有益的。在文革陷入混乱与内战的时候，大概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政权形式；但是这恐怕不是可以长期实行的政治体制。

首先，军队长期介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可能会演化为军管，可能会演化为实际上的军人政权。军人政权又极易演化为专制政权。实际上毛主席一直在提防中国出现军人政权，打倒高岗、拿下彭德怀都有这样的因素在内。

其次，群众组织的头头的产生与更迭也缺乏可以长期存在的合理的机制。首批造反派头头是造反起家的，以后的群众组织如何产生，其头头又如何产生呢？不能够不断地产生新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又如何实现“三结合”呢？

所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是个新事物，却未必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新事物。可以说，文革批判了官僚体制，可是却没有找到代替这个旧体制的新体制。或者说，文革的目标——斗、批、改，三者之中唯有这个“改”字始终没有着落。

最后，军队介入文革期间还参与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重要事情，此事的是是非非还值得探讨。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军队介入文革历时五年，功不可没，也有失误，当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之后，它就功成身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