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树永世新风 一一兼对李建军《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的辩析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杨光金 前些时，《粤海风》（2013年第3期）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的《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以下简称《重评》）。《重评》洋洋洒洒两万多字，可谓汪洋滋肆，纵横捭阖，堪称奇文，很有值得辩析的必要。 一、李建军的政治立场和文艺观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 李建军的《重评》借“重评”之名，在继续反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的同时，反对毛泽东的诗词崇拜，进而对毛泽东诗词进行歪评瞎论。由此，我们首先需要辩析的，就是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和诗词崇拜的问题。这自然也就不得不牵涉到一个政治立场和文艺观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离开了政治立场即阶级立场，好多问题都无法说清楚。好比对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看法一样，站在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和少数人的立场上，必然是糟透了；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则是好得很。 政治领域是这样，文化领域亦是如此。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从来都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即有阶级性的。有什么样的阶级立场，就有什么样的文艺观。 只要是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了解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自然都会知道：毛泽东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人类最新的即最先进最科学的马列毛主义为武器，为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压迫、改变几千年以来的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为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终其一身，即为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终其一生。总归一句话就是：为人类改天换地开永世太平。 毛泽东在文化领域也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始终用马列毛主义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武器，为着探索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尤其为着探索一种全新的中华诗词即中国诗歌而终其一生。 毛泽东的诗词，恰正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晶。因而，毛泽东的诗词，它是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诗词，完全是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因而它完全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因而，毛泽东诗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即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史诗。 也就是说，毛泽东诗词，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批判地吸纳、继承、发展和创新，它为中华诗词即中国诗歌的发展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风范。 总之，毛泽东终其一生，在政治领域，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全人类改天换地开永世太平；在文化领域诗词界，为中华诗词即中国诗歌除旧布新树永世新风。 这自然也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和诗词崇拜。这种崇拜，完全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地逐渐行成的，完全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诚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由于受到某些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出现过一些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言行，但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之后，就已经得到了及时地纠正。尽管毛泽东同志逝后一直到现在，又曾岀现一些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前烧香磕头甚至为毛泽东修庙宇等神化毛泽东的现象，但这毕竟是少数极个别的，这完全是可以在前进中逐步地加以纠正的。同样，对毛泽东诗词的崇拜，难免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也是完全可以在前进中逐步地加以纠正的。 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的政治崇拜和诗词崇拜，完全是毫不奇怪的，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可是，李建军的《重评》却借“重评”之名，抓住人们在对毛泽东诗词的鉴赏过程中所岀现的某些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尤其借机大批特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和诗词崇拜。其实，李建军的所谓“重评”，实际上是找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清算两本帐，即在继续清算对毛泽东政治崇拜的政治帐的同时，清算诗词崇拜及至文化崇拜的文化帐。 也就是说，李建军的《重评》貌似深不可测，但其实质只不过就是十二个字：立场反动，思想倒退，诗词复旧。这也就是说，《重评》作者李建军，完全是站在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和少数人的立场上，以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道德为武器，为人类的前进道路添永世坎坷，为中国诗歌布永世旧习。 再进一步地说穿了，这只不过就是他李建军这个御用文人誓为当局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政治领域取得了突破”（《重评》语）之后，即在政治上妖魔化毛泽东之后，进一步地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继续妖魔化毛泽东。从而为当局彻底背马行修、弃社投帝、“去毛砍旗”、复辟资本主义明锣开道。 文如其人，读其文便知其人。若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李建军的《重评》吧。 《重评》说：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说）‘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贬斥孔子……不仅表达了他对历史和‘孔学’的严重误解，而且还误导了大众，给他们……认知传统文化……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设置（了）……‘意识形态’障碍……（在）《沁园春·雪》（中也要）表达……对历代封建帝王的蔑视……在《沁园春·长沙》里，也不忘抒发自己对‘当年万户侯’的愤恨之意与敌对姿态”、在“‘咏梅’诗（中）……表达的是‘她在丛中笑’……神州大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一饭之饱，尚不可得，有何心情陪人向‘丛中’低眉浅笑呢？”、《七律·有所思》一一“‘有所思’的也只是（他）自己……经过了‘大跃进’的折腾……‘大饥饿’的折磨……‘人民’，已经‘无所思’了”、“尽管‘大跃进’已经全面失败，尽管‘大饥饿’……千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他‘到处莺歌燕舞’的美好想象”、“进入20世纪……非理性的权力崇拜和极度膨胀的个人崇拜……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最终造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道德和文化领域，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性后果”、“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重新评价毛泽东诗词……使‘毛泽东诗词鉴赏’，摆 脱‘个 人崇拜’的桎梏”。 请看，李建军一边是竭力否定“地主重重压迫”，反对“农民个个同仇”、尊奉孔子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尊崇历代封建帝王和“当年万户侯”，一边是大肆歪曲、污蔑、攻击、否定大进跃、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进而彻底否定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进而沿着“‘新时期’启蒙运动”（《重评》语）即“事实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还带有一定封建性质的官僚买办独裁专制的资本主义道路，“站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重新评价毛泽东诗词……使‘毛泽东诗词鉴赏’，摆 脱‘个 人崇拜’的桎梏”。 显而易见，无需赘言。这就是李建军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即阶级立场，这就是李建军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即背马行修、弃社投帝、“去毛砍旗”、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立场。 那么，李建军的文艺观呢？ 《重评》说：“诗是有尊严的。它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尺度。真的诗歌……它的根本精神是爱和怜悯……它用同情的态度面对世界……不是……敌意和仇恨……毛泽东的诗词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方式大相径庭，与中国古代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也判然两途”、“用具有普遍性的人学尺度和诗学标准来分析毛泽东诗词的问题和残缺……不仅有助于我们廓清在毛诗评价上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迷障，破除在毛诗鉴赏领域虚浮夸饰、人云亦云的盲从心理和话语模式，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建构一种可靠的诗学理念和评价标准”、“‘谀评’毛诗……是对中国诗学的千百年积淀并形成的内在秩序和稳定标准的破坏……是对文学‘宪章’的肆意消解……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学道统和诗学传统的轻慢”、“这种……‘谀评’……与胡适的锱铢必较的‘称柴而爨’比起来”，是“阿私所好”的“夸夸而谈的‘浮言虚论’”、“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重新评价毛泽东诗词……使‘毛泽东诗词鉴赏’，摆 脱‘个 人崇拜’的桎梏”…… 请看：“站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在“分析……廓清在毛诗评价上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迷障”，“摆脱‘ 个 人崇拜’……桎梏”的基础上，“破除”“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方式大相径庭，与中国古代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判然两途”的“毛泽东的诗词”。从而以孔子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旧式反动文人“胡适的锱铢必较的‘称柴而爨’”的精神等，来“维持”没有“敌意和仇恨”的“有尊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尺度”的，有“爱和怜悯……感伤的意绪和沉郁……情思”的“真的诗歌”；“维持”“中国古代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 ”；“维持”“中国诗学的千百年积淀并形成的内在秩序和稳定标准……文学‘宪章’……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学道统和诗学传统”。从而“建构一种可靠的诗学理念和评价标准”…… 这就是李建军及其《重评》所要的“真的诗歌”，这就是李建军及其《重评》所要“维持”的“诗教传统”、“人学尺度和诗学标准”，这就是李建军及其《重评》所要“维持”的“内在秩序和稳定标准……文学‘宪章’……文学道统和诗学传统”，这就是李建军及其《重评》所要“建构（的）……可靠的诗学理念和评价标准”。 显而易见，无需赘言。这就是李建军的从属于其反动的政治立场即阶级立场之下的文艺观，即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式文艺观。 二、李建军肆意诋毁毛泽东的人格 对于《沁园春·雪》中所谓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问题，“柳亚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毛辩护：‘他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自然的领袖口气阔大……这是无可疑义的……他要生在十九世纪，做一个皇帝也未始不可，其如时代亦非皇帝的时代，他哪里再会有落伍的思想呢？”（《重评》语）。我们认为，柳亚子的这种观点应该是对的。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就是生在十九世纪，他也不会想着要去做一个皇帝，何况是非皇帝的时代呢？！可《重评》却说：“柳亚子的近乎诟詈的辩护……很难使人信服……袁世凯也生活在20世纪，不是照样堂而皇之地做复辟帝制的黄粱美梦了吗？”。 请看，李建军硬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袁世凯拿来跟毛泽东相题并论，从而非要不顾一切地把“帝王思想”这顶帽子给毛泽东扣在头上。作为堂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李建军，对于他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完全不顾客观实际的一概而论的类比的错误行径，他完全是心知肚明的。但出于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及其所从属的文艺观，他当然要不顾一切地向毛泽东泼赃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李建军连当年蒋介石的那些御用文人都不如，他完全是一个更加卑微可恶的特色式的现代御用文人。 正因如此，所以他还嫌不够。于是便把“著名学者和小说家吴组缃先生……著名报人和学者王芸生”（《重评》语）搬了出来，借这些旧式文人对《沁园春·雪》的所谓“大不以为然”的“极感不快”的“反感态度和批评意见”，说毛泽东“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重评》语）。从而否定人们对《沁园春·雪》的“论思想的崇高，气魄的雄伟，语言的光彩，是前无古人的”正确评价，进而否定毛泽东“‘五四’的科学理念和民主精神”，否定毛泽东“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思想。进而给毛泽东扣上所谓“对‘我主沉浮’的强烈欲望的直白表达”的“旧的意识和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以上引文均属《重评》语）的大帽子。 就这样仍然还是嫌不够。于是李建军又借一个叫佩恩的外国人说《沁园春·雪》的所谓写作时间“是1945年8月28日”为由，把所谓“‘我们信任’的‘大元帅’”、“毛在机场发表演说时几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重评》语）拿来大作文章。这里，暂且抛开所谓“1945年8月28日”这个写作时间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张冠李戴先不说。如果就算《重评》所说的所谓“‘我们信任’的‘大元帅’”（指蒋介石）和“毛在机场发表演说时几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是真的，那也只不过是在当时当地的那种特定的特殊环境之下的一种反讽，一种逢场作戏的政治斗争策略而已。这是恐怕连小孩子都能知道的事情。可是，李建军的《重评》却说毛泽东《沁园春·雪》“是意欲向重庆国民政府释放善念和表达‘很大希望’的特殊文本；结合毛在机场发表演说时几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诚恳态度……所谓‘今朝’的‘风流人物’，便极有可能是指那个‘我们信任’的‘大元帅’而言的”等等。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推论，当时也曾经高呼毛泽东万岁的蒋介石，难道也“是意欲向”延安共党“政府释放善念和表达‘很大希望’”？！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完全是李建军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连边都沾不上的东西来否定毛泽东始终如一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进而抹黑毛泽东的伟大人格。 更有甚者，《重评》硬是一次次地喧嚣所谓“1961年，神州大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全国人民……一饭之饱，尚不可得”、“经过了‘大跃进’的折腾，经过了……‘大饥饿’的折磨，此时的‘人民’，已经‘无所思’了”、“‘大跃进’已经全面失败……‘大饥饿’已经造成了千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等。 本来，客观历史事实早已证明，所谓“大跃进”带来的“千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完全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极度夸张的不实之词（见2013-05-16乌有之乡《孙经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有关类似资料）。同样，客观历史事实也早已证明，恰恰正是毛泽东最早发现问题并一次次地力排众议反左纠错，才逐渐地使大跃进由歧途转向了正道。尤其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亲笔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的《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35一238页），更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况且，“大跃进”的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大饥饿”，完全是当时身处第一线主政的刘邓一手造成的。可李建军却不顾历史事实，不仅把极度夸张了的不实之词强加给毛泽东，而且还恶狠狠地说：“在他（毛泽东）看来，自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自己，彼此只可合二为一，不可一分为二……把自己当做人民的代表，把自己的情感当做人民的感情，把自己的愿望当做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带路人，大救星、“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功绩比天高”、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等等，完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心声。“人民万岁”也完全是毛泽东发自肺腑的心声。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的情感当做自己的情感，把人民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是人民的代表……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李建军却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给毛泽东网罗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然后说“此时的‘人民’，已经‘无所思’了……即便‘有所思’，也与毛的‘有所思’相去甚远”等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肆意诋毁毛泽东的人格！ 三、李建军大行咒骂之道 李建军的《重评》说：“……直到今天……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依然积习难改，虽然对‘个人崇拜’的‘祛魅’在政治领域取得了突破，但是……在文化生活方面，‘个人崇拜’仍旧……积弊难除……这种个人崇拜的前现代性陋习，在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上，则表现得尤其严重”、“这种……‘权力拜物教’传统……和神化的膜拜，形成（了）一种庸俗而愚昧的‘颂圣’文化”、“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又掀起了一股‘毛泽东热’，一时间，已经偃旗息鼓的‘个人崇拜’，重又死灰复燃，新时期以来处于沮抑状态的‘极左’风潮，又哗哗啦啦刮了起来”、“哪里存在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哪里就会有天花乱坠的‘谀评’”…… 请看，“魅”者，鬼怪也……好不热闹，多么美好的词句，无所不用其极！李建军竟然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兴起的“毛泽东热”、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和诗词崇拜骂作是“权力拜物教”、“庸俗而愚昧的‘颂圣’文化”，骂作是“神化的膜拜”、“天花乱坠的‘谀评’”，骂作是“个人迷信”、“‘极左’风潮”，骂作是“难改”的“积习”、“难除”的“积弊”；甚至把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和诗词崇拜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骂作鬼怪……何其毒也！ 《重评》说：“柳亚子……为毛……的近乎诟詈的辩护……气虽盛而言不宜……‘佯狂真可哀’……轻弄笔端，肆情高下’而‘发言失中’”、“郭沫若……无原则地为毛泽东……词……文过饰非……穿凿附会、信口雌黄……夸夸而谈……‘浮言虚论’……‘阿私所好，爱而忘丑’……‘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顾随……口不应心，轻抛谀词……”、“高亨……的（毛诗）‘读后感’……《水调歌头》……不过是一首‘外强中干’的劣作一一出言如哇，信笔扫抹，气格不高，识见尤浅……‘以佞舌惑天下’”、“一些参与其中的资深的诗人和学者，竟然轻轻松松地重拾起‘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话语，对毛泽东诗词进行华而不实的‘谀评’”、“老作家姚雪垠也来共襄盛举……低首下心，沁沁仞仞……另外一位老诗人……的主要判断……虚浮不实、严重错位……而某些知识分子也……日渐沦为随波逐流、见风使舵的乡愿和市侩……老作家冰心也……不惮烦劳，不避词费……在‘鉴赏’毛诗的时候，我们的‘鉴赏家’似乎都缺乏先贤那种一丝不苟的老实态度，常常对‘不可言者’亦强言之”…… 请看，李建军尤如独（毒）夫泼妇，口衔毒气，手提恶棍，点名道姓，一路下来，横冲直闯，虎叫狼嚎！这还不够。就连“萧涤非在写给《毛泽东诗词鉴赏》主编的信中说：‘我不习惯用毛泽东，所以仍旧用了毛主席’”这样一点再正常不过了的小事，也要说“这与‘文革’期间出版的鉴赏毛诗的书籍中的作者的语气，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在评析毛诗的时候，萧涤非说……毛……‘大笔如椽’‘笔肯扛鼎’”（以上引文均出《重评》），李建军也要来一番谴责，说“这显然（是）属于不着边际的妄断和言过其实的谀赞”，说“因为，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笔能扛鼎’这回事”。萧涤非只不过就是用柳亚子赠毛的诗句“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来评价毛泽东的《贺新郎·读史》，李建军也要大骂这是“拿充满溢美之辞的诗文当礼物送人”，“是会被别人搔扒下来的鳞屑，蒙了眼睛的”，“更是要给它大大地打个折扣的”“‘曲终奏雅’”等等等等…… 请看，李建军硬是穷尽一切骂人的词句，硬是将《毛泽东诗词鉴赏》等40多种刊物及其（包括国内外的）编者、鉴赏者和学习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家、教授、诗人、学者及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名宿和大佬）一并大批特批，大骂特骂，真乃狂妄之极！十足的文痞恶棍！ 四、李建军对毛泽东诗词的所谓“重评”，完全是歪评瞎论 一是关于《七律·到韶山》。 《重评》说：“《七律·到韶山》……‘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是歌颂……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成了‘霸主’……正因为有了‘红旗卷起农奴戟’，所以才有了‘黑手高悬霸主鞭’……然而……毛泽东自己（却）出来说：‘霸主指蒋介石。’自此后，凡鉴赏此诗者，皆从此说……然而……如果按照毛……的解释……这两句诗不仅对仗不够工稳，而且它们的逻辑顺序也颠倒混乱，逻辑关联则显得松营女（？）游离，不够密切”。 李建军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的“鉴赏家忽略了……一点……”什么什么！而我们却要说李建军忽略了两点：第一点，在作者已公开而肯定地明确了其诗本意的情况下，鉴赏者按作者本意去鉴赏此诗，这完全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李建军却偏要对“自此后……皆从此说”的“鉴赏此诗者”横加指责是什么“更是绕着弯儿往毛的说法上靠”等等；第二点，“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按毛意，则应该是属于因果倒置（逆承性）关系，即先说结果后说原因，即为什么“红旗卷起农奴戟”？因为蒋介石的“黑手高悬霸主鞭”。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论写文章还是口头叙事，皆可用倒叙，句子可用倒装，何况作诗填词？！本来，此诗此联，无论诗思还是语意都是顺达通畅的，可李建军却偏要把它说成是什么“属于顺承性的因果关系”，说什么“它们的逻辑顺序也颠倒混乱，逻辑关联则显得松营女游离，不够密切”等等。至于对仗，“红旗……农奴戟”和“黑手……霸主鞭”相对，难道还有问题吗？！李建军所谓的“不够工稳”，一定是拿“卷起”和“高悬”说事的。其实个中道理再简不过了，《重评》只不过是“鸡蛋挑骨头”，无中生有！实在是用不着再赘言费舌。尤如《沁园春·雪》一样，其写作时间和“风流人物”等，本来作者始终如一的有着明确的答案摆着的，而且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可《重评》却偏要没事找事，简直真有点像是徇衅滋事了，若再赘言费舌，又有何用？！ 一是关于《蝶恋花·答李淑一》。 对于《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的鉴赏，郭沫若说：“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不用说这里丝毫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古今的绝唱”（《重评》语）。 我们认为，郭沫若针对一些人对《蝶》词的指责的批评及其对《蝶》词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重评》却说：“本来，毛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是写得太‘隔’，不够自然，不仅在情感抒发上过于张扬，拟喻非伦，缺乏朴实而感人的‘平常心’，而且还存在严重的格律问题，上下阙完全不押韵……然而，郭沫若却无原则地……文过饰非……一首完全不合韵律的词……被说成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