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文字今年4月写成，多次被中国网络媒体删除，作者当时真有染翰慷慨而屡屡不能伸的感觉。《红色中国网》能包容各种不同观点、议论，难能可贵。

彭潭深

    薄熙来事件引起世人关注，许多人感到不理解，也有人为其喊冤。

    薄的倒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与当今政治上看好的习近平是同一个“政治大院”里成长起来的，薄比习年长数岁，无论他们父辈政治恩怨如何，在他们之间的个人交往中，估计薄还是以老大哥自居，没有把习当做未来的“万岁爷”看待。薄呼风唤雨，又轻狂不羁，这样的人会使任何一个将要跃居顶峰的政治人物感到如芒在背。其次，薄的“重庆模式”代表政治倒退，杀富济贫的治国理念与当今中国经济政治现实是不相容的，如果靠强制力实行只能引起大衰退。“唱红歌”是政治浮躁。“红歌”无非是毛泽东时代歌功颂德的一些作品，应当承认，其中有些作品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歌颂毛泽东及和他一起成就大业的那些政治家们，是崇拜那批人的政治气概，但人们绝不会想回到他们那个时代。薄在重庆打黑，似乎有些成绩，但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包括一些有权势的人。同时，由于他目空一切，往往把土匪作风和工作魄力混为一谈。薄自己的所为有些像“黑老大”，常常用“黑道”方法解决问题。另外，腐败充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薄的家人可能不是良民，薄在这样的社会、家庭环境下，自己的屁股擦不净，又处于政治的风口浪尖，焉能不败？

    将要跨上政治巅峰的习近平、李克强，一直处于被培养的阶段，还没有过乾纲独断，对他们将来的政治走向，尚难预测。二人都受过高层次的教育，目前看来都稳重有余。现任胡、温二人，都算可以光荣引退。温家宝总理，在个人风度、魄力上，与周恩来、赵紫阳相比，差之远矣。但他给人的印象是诚实的，愿意为老百姓把事情办好。胡、温能在政治上提倡“以人为本”，无论实践如何，对共产党当权者来说，是可贵的。二人的作风与江泽民相比，要胜过一筹。

    江泽民华而不实，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的丑态百出、其屡屡为外国政要“击缶”作秀，都使海内外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江受任之际，邓小平已经力挽狂澜，平息了“六四”事件，他在任期相当长的时间实际是一个“儿皇帝”，他无力改变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没拿出什么新举措来促进改革开放；他的那个“三个代表”令人嗤之以鼻；后来搞了个“上海帮”，事实证明不堪一击。江虽然被人看不起，但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推动或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仇视他。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治人物，会很快被人忘记，他的历史地位还不如过渡性人物华国锋。

    邓小平是一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他的农村改革，解决了几亿农民的吃饭问题，后来的全面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他从战火中走过来，从毛时代走过来，做过不少错事，伤害过不少人，如在反右运动中充当干将，“六四”事件也使很多人和他结下政治恩怨。“六四”是一桩很惨痛的事件。显然，邓认为，如果按照广场上那些学生的要求治国，会天下大乱。但后来的镇压，除政治考虑外，也出于很难解释清楚的个人因素。当时，广场上一片混乱，各种人物纷纷亮相，矛头指向邓，甚至有些政治轻薄之徒带着十岁、十几岁小学生到广场摔瓶子；某些人错误估计形势，以为邓这棵大树要倒，开始墙倒众人推。邓当时已是八旬老人，大权在握，盛怒之下会做出什么事情可想而不可知。邓饱经政治风霜，他一定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后期允许广场上的示威者和平离去，他的政治地位会受到严重的削弱，因此发生了广场上那惨烈的一幕。记得有人说过，一个帝王，如果他的百姓对他既仇恨又鄙视，他的王位就不保了。邓的情况相反，中国的老百姓不恨他。当时农民尝到改革甜头不久，农村是稳定的，而且腐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发指，邓又掌握军权；邓有过人的政治气魄，老百姓崇拜他，多数当权者对他从来不敢小视。因此，“六四”不能动摇邓的政治地位是很自然的事情。

    “六四”那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现在，会一发不可收拾。但现在已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全国人民都“向钱看”。人们痛恨腐败，认为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得的是不义之财，但很多人一有机会也腐败，也爱不义之财；年轻人当中，“啃老”、“追星”之族越来越多，都不知道、也不关心“六四”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腐败渗透进了中国的教育，社会不再尊重教育，年轻人不再崇尚知识，“五四”、“四五”和“六四”运动中涌现的那股青年热血在中国大地几乎枯竭。胸怀报国之志的人可能还有，但太凤毛麟角，“六四”那样的冲动在中国已经没有社会基础，这少数“骨鲠之士”已经翻不起大浪。

    但是，上面所说并不意味中国不会变革，只是“六四”的做法行不通。实际上，中国正处于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或其前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和实践，加剧了贫富差别，但也极大地鼓励、刺激了商业领域的竞争，虽然政治人才贫乏了，但大批技术人才应运而生，实业领域的竞争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从来未有的活力。几十年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质的变化，上层建筑不随之发生变化是可能的么？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自立程度与他们政治上的当家做主地位开始发生使人感到压抑的矛盾，穷人和富人都不满意。毛泽东认为人穷则思变，其实人这种社会动物往往是富而思变，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例证；奉劝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认真读一下《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最高层主观上愿意把百姓的事情办好，但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是千百万的贪官污吏，在这样一种政治现实条件下，怎么能办得好？任何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九个人在中南海里的策划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的脱节，由他们来主宰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是多么缺乏合法性！听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都签了保证书，保证不搞“三权分立”，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做法！

    中国吏治已经腐烂透顶，在现如今的模式内已无药可治。唯有打破现状，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这副良药才能荡涤中国吏治腐败的污泥浊水，净化被腐败污染的社会空气，这才真正是老百姓要做的大事。当权的人惧怕演变，但社会一定是要演变的。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是能够成就这番大业的；相反，抱残守缺，眼睛只盯着“权”的当权者注定被历史洪流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