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郭志），自由撰稿人，电脑技师，中国社会民主党筹备组成员。

1951年3月出生，重庆人；1991年出国，出国前在官方档案上的职业身份是工人。

半岁时，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从此音讯渺无，至今生死不详。

1964年于重庆南岸野猫溪小学毕业后因出身“低劣”而失学，从此便与学校生涯无缘。同年9月3日，因不堪常拿六科100分的“三好生”竟“考”不上中学的羞辱，自愿上山下乡到了大巴山区，虽说是知识“青年”，但时年仅13岁。

在农村，一待就是8年。文革中未返城，而是在社办林场的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着实啃了好几年书──这些遭“破四旧”被扫地出门的书刊大都来自生产队的面房，是以一斤纸换一斤面的途径汇集于此的。从此，自幼对抽象思维的浓厚兴趣在无缘涉足数理化后便顺道拐进了哲学的幽谷，从而与哲学、人文科学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种下日后累遭迫害的祸根。

文革中因说过一句“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在林场的知青中引发了数日激辩。此事虽因当时年龄太小而逃过农村“一打三反”一劫，但却成为后来我两次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的“恶毒攻击”首罪。第一次是1975年9月，那时我已是达县专区罐头厂的工人，仅因用从书本中学得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的大道理质疑所在厂的现实，即遭厂内批斗、围剿数月后送监。此案后虽获由赵紫阳（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派出的省委联合工作组的平反，但于1977年2月，则又被借助于“粉碎‘四人帮’”的政治气候致我再次系狱。

在达县市看守所期间，曾遭受批斗数十次，其中包括将有线喇叭接至专区各机关、厂矿、生产队的号称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大型批斗会；又因坚拒认罪、坚拒检举而屡遭酷刑，最后被从严判处18年有期徒刑。判刑后，则因坚持无罪申诉，坚持犯人权益而被四川省第三、第四监狱先后定为全狱“反改造典型”而倍受磨难。

1982年8月我案终于获得“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平反。那是由于地、省及最高法院中改正复出右派们的联手强力干预，并致中共达县地委第一书记作为四川省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典型被调离之后。不过，倘若当年地委一级握有死刑权，此刻我也只能“地下有知，含笑九泉”了。

然而，我改判书中那“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平反“尾巴”，却致我1984年春的报考华中师大研究生和1987年夏的应聘重庆社科院均无法通过政审关。尽管前者有好几位导师的欢迎；后者有我实际在该院干编辑（临时工）近一年的业绩。

1974年11月在复旦大学学报发表处女作“世异则事异”；1975年1月在《川大学报》发表“论楚汉战争”（与人合写）。1975年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邀赴该社撰写史学专著《论秦末社会的主要矛盾》。系狱中，曾在苦役之余倾数年心力，著有哲学论稿《从真理的质的规定性看社会科学真理阶级性的绝对、相对意义》。此稿曾被四川省劳改局作为犯人的科研成果报送中国社科院鉴定－－不过这只是我与狱方斗争、争取写作权的一段小插曲－－其中所涉及的几个与官方教科书解释迥异的基本哲学概念，我曾写成若干词条，寄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辑委员会。出狱后，此文的要点被我缩写成一篇争鸣稿，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83年第4期上，题为：“不应求‘爱’于被反映者－－与黄楠森、陈志尚商榷”。黄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陈则是该系教授。1986年，此文曾入选“全国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最新成果研讨会”。1986年7月，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通信讨论会”上曾发表与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商榷的论文“社会化间接所有制论”，该文此前曾被中国社科院马列所《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印发在北京理论界征求过意见。

尽管我当时曾北上北京，在“崇文区文法学院”任教过哲学、政治经济学；亦曾南下海南，作为理论版主编参与过《海南经济报》的创刊，以及在社科院干过编辑，为文史会撰过史料，……，但总起来说，我毕竟算是一位几乎完全在中国官方的体制、甚至常人的生活轨迹之外走过自己的求学和治学历程的。譬如我的英语和代数的学习，就是从我在看守所里用针尖于磨光的肥皂上写下第一个字母和第一个代数式开始的。命运之神几乎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了我。小学毕业时，恰遇大讲“阶级路线”；恢复高考时，我又正在黑牢中；出狱后报考研究生（报大专、本科已超龄），又因政审不合格而被拒发准考证。甚至出国后曾以同等学力报考中欧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获破格录取的难得机遇，也因托福考试的一次又一次达不了标而给放弃。

诚然，长期在社会底层的颠沛流离中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孜孜以求，造就了我的可说有些独特的思维角度和实践能力。然而，非科班出身的背景，既是我的长处，也是我的短处。

出国后，曾在香港、台湾、欧洲、美国的各种中文政论期刊及研讨会上发表过数十篇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论文，其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试论中国地下民运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它”、“自由中国运动宣言（提案稿）”、“革命与改良均为民运总战略的组成部分──与郭罗基先生商榷”和“论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等。


几乎没有人怀疑过我今天对中共批判的尖锐性和彻底性，但也几乎没有人在知道我竟然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而不大感惊讶的。我对中共否定的坚定性与彻底性，一言以蔽之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取代形形色色的极权专制制度，这是没有任何人为的力量可予阻挡的历史铁律。因此，任何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基础之上所谓所谓社会主义，统统不过是伪社会主义，是中世纪极权专制制度的现代版本。而这种思想，恰是源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决不是由第三国际、不是苏共、中共所解释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亦即现、当代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所继承和发展了的那种马克思主义。

应当承认，我对毛泽东思想、乃至列宁主义的觉醒是很晚很晚的事，那已经是我第二次蹲监狱的时候了。

过去，我对自己所经历或耳闻的种种人间不平，还都仅仅局限在基层黑暗的狭小眼界里，还都从未对制度本身有过怀疑；从农村到工厂，虽常常好打抱不平，累累与当地官僚斗，多次遭报复打击，倍尝过上访艰辛，但其心态却统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型，其所持的“依据”也大都系“党的政策”。是在高墙内，那“无产阶级专政”阳光下的种种黑暗和残酷促我警醒，逼我反思。我常常拿自己所受的酷刑与童年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国民党在重庆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旧址）时看到的酷刑介绍作对比，可那是号称“人间魔窟”呀！原来，在“惨无人道”方面，共产党比起“国民党反动派”来是毫不逊色的！是的，我现在是“反革命”，是“人民的敌人”，可为什么我仅仅因为对厂里的制度提了那么一丁点小意见，仅仅为争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而在厂里“煽动”（其实，只是私下议论）了一下就“反革命”了、就“敌人”了呢？动用全厂的咀壳子和笔杆子，几乎停掉厂内的所有机关办公，集中办我的“学习班”，内查外调，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围剿我几个月，逼我“认错”，怎么辩论不过就兴抓人呢？这和在电影中经常看到的地主斗不过农民、资本家斗不过工人，“黑狗子”就呼啸着警车抓人又有何两样呢？说我要早生几年，肯定被划为“极右”，看来那“右派”肯定不象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坏了。说我要待在城市，前几年肯定当“造反派”，看来这“造反派”也不见得就都是坏人了。再说，对“反革命”、对“敌人”乃至对刑事犯就可以“惨无人道”么？如此一来，共产党有什么资格指责国民党“惨无人道”？难道在国民党眼中，你共产党不也是“反革命”、不也是“敌人”么？如此一来，是不是只要是针对“阶级敌人”，怎样的残酷都不为过？那又何不恢复宫刑、凌迟、分尸这些古代刑法呢？看来，这还得有个文明程度、历史进步尺度之分，它决不是用成王败寇、河东河西这类历史相对主义可以混淆的。可见，即使是阶级斗争、阶级战争，阶级专政，它在不同的时代不仅可以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而且还一定会伴之以有特定历史必然性寓于其中的不同文明形式。那么眼下中国监狱中普遍存在的黑暗与残酷属于哪一类文明形式呢？它是马克思所说的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无产阶级专政吗？为什么共产党人季米特络夫可以在纳粹的法庭上为共产党人辩护，而作为中国工人的我在共产党的中国却没有为工人说话的一席之地？为什么……？

就这样，经由狱中触景生情、由此及彼的数年思索，我渐渐地感到对那个党、那个制度、那个革命和那个领袖的基本信念开始轰毁了，过去曾一本一本啃过、却囫囵吞枣的那些马克思的书，在脑子里急剧地发酵，并酿出了新的理解：一个不把人当人的制度，是一个比讲究所谓“抽象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为落后的制度。一个用血统划分来冒充阶级分析的革命，是一个比以“解放一切人”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更低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革命。

因此，当1982年我获平反走出监狱时，我的脑海里充满的不是对“平反”的感激涕零，而是时刻萦绕着如下想法：

不应当站在毛的立场上批刘、邓；也不要站在刘、邓的立场上批毛。在搞专制独裁这一点上，他们谁也不逊色于谁。但这与其说是个人的罪孽，毋宁说是历史的宿命。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应都属于抗拒列强、但也拒绝资本主义文明，并将这种“拒绝”视作干社会主义的一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俄国、中国、乃至多数落后国家，几乎都得经历这么一大段画虎成犬的弯路，才能痛苦地正视马克思早就阐述过的历史唯物论的真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还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中国正处在由封建专制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前夜。因而中共政权的性质，当属中国历代起义农民所建立的那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封建”政权。只不过，在诸如太平天国，其宗教教条是经洪秀全所发布的“上帝”箴言；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宗教教条则是经毛泽东（其后又由邓小平）所诠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因此，依据历史唯物论来看待中共当年的革命，鉴于其在本质上系以反资本主义文明为宗旨（尽管其也曾有过若干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故其性质就只能算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革命”。尽管毋庸否认，当年许许多多投身到这个“革命”中来的中国人大多怀抱着对崇高理想的赤诚。

我明白：要正视这一严酷的结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均得经历一场心灵的阵痛。诚然，如果说这样的认识能比上一代革命者多看到那么一丁点，那也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有幸站到了他们的肩上。

当前常常让我陷入深思的问题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应当怎样自觉地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以反对共同的大敌专制主义，并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积极地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工阶级的利益？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处在落后国家，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前夜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应当象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在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换言之，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或变革吗？尤其当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软弱无力并成天只幻想着专制者的“改良”恩赐之时。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由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革命或变革，又怎能确保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且在确保这种革命或变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前提下，更怎样确保自己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列宁和毛泽东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答案是失败的。


自1997年建有个人网页《高寒文库》：

http://gaohan.freeyellow.com/gh.html

现客居美国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