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柯立芝繁荣与新政

赤色飞蛾

迟飞

胡温十年，属于中国的柯立芝繁荣。腐败到无以复加，而繁荣也发展到登峰造极。外向型经济的大发展势必是瓦解了中央的权威，各个地方政府和部门势力增强，呈现出分权局面。“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说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分权趋势中，中央核心的发言权被削弱了。可以说胡无论是不是铁腕人物，此时也必然会无所作为，因为经济无需他作为。

市场繁荣自然也带来了惊人的腐败，官商结合是最普遍的趋势。本来官与商，中间就只有个法理的区别，决定了官只能领工资，无股权激励也没有所有权，但在统一的市场里，官与商是相互靠近的，官要有商的收益，必然寻租。导致惊人的腐败问题——这是腐败问题，实际换个角度看——国家若没有人民主权的法理，那么就不是腐败问题，这不过是一个个的商人而已，戴了官家的帽子。市场经济下，要消灭腐败，实际就是取消腐败，将其合法化。但这违背人民主权的要求。他们的风险，与商人的风险类似，一个是落马一个是破产。

市场经济天然地是将产业导向分散，中国渐趋出现联邦化的政治格局。即经过胡温时代之后，中央权力松散并削弱，各地各部门的地头蛇相对强大起来。这造就了若干强人，如薄熙来，刘志军，周永康等。在各自的地盘里呼风唤雨，独当一面，甚至企图挟持中央权力，左右政治局面。执政党实际就分化为了若干政治集团，伺机夺取最高权力。

周永康落马，包括之前的薄熙来等，结合起来看，就能看出执政当局的政治逻辑——赢家要通吃，输家要团灭。他们面对了最高权力的争夺时，并没有出现“共和政治”的局面。实际这在一党政治格局下，也是很难做到的。以往就有所谓北京帮上海帮的冲突，相互攻讦。这是种恐怖平衡，一旦一方主将落马，那么恐怖平衡就被打破了。就要出现大清洗局面。

中国的“柯立芝繁荣”时代，应该说在2010年左右就结束了，恰逢新一代执政集团上台。它要处理的是中国经理该繁荣导致了负面后果，就是腐败横行的问题，经济收缩，就不允许腐败任意蔓延了。过去经济发展好，这不过是美中不足，但现在则是民怨的由起。要应对危机局面，中央的核心就要扩大职能，统一号令。进行一定程度的收权，也统一会进行一定规模的实质性的反腐行动。

我们一般将习的反腐视作是清洗薄周集团的政治运动，现在没有人将打虎者当做武松，这已经足以诠释本质。但这不仅是打倒政治对手而已，而是时势需要。换言之，成王败寇后面，还是对重新建立秩序的时代要求。无论是习薄，上台都要着力干清洗对手的事，以反腐的名义。这样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为了进一步的适应市场化的改革打下基础。

接下来呢？强化官僚机器效率之后，应当是着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但方向如何？这不得而知。坦言说，习打民族牌远不如薄打阶级牌。其民族主义倾向很可能导致对全球化的拒斥，经济方面已经呈现出这种苗头，就是打击跨国公司，强调企业的民族属性，包括挑动中日矛盾等，均是对全球化不利的。而政治方面，若也走普京的路线，实行铁腕统治。那么这个党内大清洗运动后，中国将面临闭关锁国的保守政治局面。路线问题，至关重要。当下打民族牌，而忽视阶级问题的解决的话，执政当局的政治危机非但不会缓解，而且会进一步加剧。自发的工人运动会逐步兴起，冲击这个“宁折不弯”的体制。

政治权力过度集权到一人手里，其个人的意志一定程度上会左右历史。习的政治头脑，是否足以适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呢？他怎么调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市场化金融化改革的尖锐矛盾呢？这只能靠猜了。他已经对传统儒家思想表示了一定的赞赏，这是套保守思想。他集权，是为政治和经济改革提供了个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时机，但他若回避阶级问题的话，很难作出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改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得依靠他的政治盟友。综合起来的话，他的机会并不大，风险倒不小。他从未要求成为劳动者的利益代表，民众要求参与政治，寡头垄断的宫廷政治前景并不乐观。大家长在适当的时候需要有自知之明，就是人民已经成长，他已经不能为人民安排一切，包办他们的利益。他若不能对此有所表示，那么政治的危机还是会持续。他就不会那么体面地离开政治舞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