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日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无所知吗 ？

老汉

马列托说，“文革初期，日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吗” 事实是这样吗？我用文字和图片来证明正好是马列托的无知！

  日本意识流大师--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当时日本左翼运动的正面及侧面描述。他们一聚就是上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  

　　　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运动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那些20岁左右，冲动而热情，又富于牺牲精神的日本青年的革命激情。
1994年，我受天理大学高教授的推荐，去奈良日中友好学院教书，认识了北田先生。他当时五十刚出头，奈良日中友好学院创办也不过二十年，而他学中文却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的历史，是我的学生中学中文时间最长的一位。1996年12月17日晚，秘鲁一支叫做「Tupac Amaru（图帕克　阿马鲁）革命行动」的左翼游击队，欲挽救他们的革命，突然袭击了驻利马的日本大使馆。为庆贺12月23日天皇的生日，当时大使馆正在青木大使的主持下，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八百来宾中的四百人被扣作人质，当然，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消息传到日本，举国哗然。那天我班上異常热闹，学生们对这一突发事件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支游击队是新纳粹、党卫军，是流氓暴动。平时沉默寡言的北田先生，此时却坚决站在游击队一边，並声称，如果秘鲁人民不觉醒，不儘早起来推翻藤森傀儡政府，秘鲁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北田的瓮声瓮

气，顿时令人哑然。他早已被同学们看作是言行怪異之人，「秘鲁事件」之后，我注

意到，他在学院里更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老汉

（接前）后来听说北田先生年轻时曾是日本「红卫兵」。我出生在文革时期，直到1977年上中学，学校里还有最后一批红卫兵。但在日本听到这个标誌着一个时代的名词，我不由地想到曾经四处张贴的通辑「日本赤军」逃亡嫌疑犯的告示──91年我刚来日本时，大阪的地铁车站、警察署、派出所、甚至连我所住的和式公寓的墙上，都贴着这类通辑令，直到为通辑奥姆真理教毒气杀人犯的命令所取代。至今，在一些交通要塞上，仍然可以看到追捕日本赤军首领的通辑令。张承志先生在《日本留言》中写道：「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日本红军（赤军）与日本红卫兵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係呢？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本世纪六十年代，是全世界大刮红色革命风暴的年代。我查阅了1966年1月、2月的《参考消息》，将题为〈毛泽东思想影响深远而无往不胜──美报惊呼「红色叛乱」震撼拉丁美洲〉、〈世界上谁想干革命谁就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秘鲁大学生带着毛泽东思想上山〉的三篇文章，传真给了北田先生。一星期后，北田先生来电话约我去他家。

北田先生住着很小的一室一厅。毛泽东的黑白照片挂在他的床头。简易书架上有河上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书，甚至还有《王杰日记》和《欧阳海之歌》。他终身未娶，父母住在九州的博多市，他说他叛离家庭已经三十年了。将报纸在榻榻米上摊开，北田先生指点着它们说：「毛泽东的话在拉丁美洲大学生中自然受到喜爱，一是因为造反理论比治国理论更能吸引不安分的年轻人，另一个原因是读毛的学说不象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那么费劲，不需要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在谈到游击战、帮助农民收回失地和使一个国家走向大变动的社会革命的奥秘时，他的眼睛有些湿润，说：「今天的图帕克　阿马鲁左翼组织就是昨天的我们。他
们仍然运用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和战略战术，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方
针，以贫困的农村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反对一切私有企业和财产，並因此得到了一批极贫困的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我问北田先生是不是赤军，他摇摇头，说：「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接着，从柜子里搬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有一层一层的裹着丝绒的抽屉，每一层丝绒上都别着不同质地的毛泽东像章。有塑料的、陶瓷的，大都是金属的。他对我解释说：「这儿的五朵葵花表示亚非拉美欧，毛泽东是五大洲被压迫人民的红太阳」，「七朵葵花表示当时中国的七亿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他还收藏了几个红卫兵袖章。我问他从哪儿搞到的这些文革遗物。他说，当时日本人先是在电视上看到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但很快就在日本发行了几十万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现在走红的歌星的唱片俏得多。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著」的风潮。我翻开北田先生的日文版《毛主席语录》，出版日期是1967年，出版地点是河北。扉页上印着毛泽东的像，还有林彪的卷头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
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语录的许多地方有北田先生的点点圈圈。我的导师，大阪教育大学的田边教授曾经告诉我，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北田先生的毛泽东像章，是托参加中日青年交流会並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大阪大学的同学特地从中国带回的。我问北田先生：「既然毛主席像章在日本供不应求，为什么不直生产呢？不也是一笔好买卖吗？」(中国人的大脑里大概只有买卖了）北田没有直接回答。他还有十几本学毛著的心得笔记，纸张都有些泛黄了。征得北田先生的同意，我翻开了它们，里面竟有用日本俳句、短歌以及模仿日本革命浪漫主义诗人谷川雁用现代自由诗体写成的对毛泽东的赞歌。「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原文中的「中国」，变成了「日本」。「关於世界大战的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十几本装订工整的笔记本里，这样熟悉的语句比比皆是。北田先生告诉我，他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当时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著的精神，他曾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购买毛选原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动员他的父母把很少的土地分给农民。家里人和把他视为「白痴」、「疯子」，他也就在此时宣告和「万恶的家庭」「彻底决裂」。第二件事就是棄学。毛泽东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並且实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愿意乃革命的标誌。1968年，北田已经是大阪大学农学部四年级的学生，他组织了几名与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离开大阪，去了千叶县的三里塚，这个地方当时因为反对修建新国际机场的斗争而出名。反对者认为，该机场是「为美帝侵略亚洲服务」的。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的全日本的革命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被毛泽东思想所鼓动的北田和他的战友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並油印出版了几十期《红卫兵战报》。他们读毛泽东的「老三篇」，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了他们的座右铭。在三里塚，北田认识了当时日本的「邢燕子」，並和这位「立志扎根农村」的女孩成了革命恋人。新岛淳良在东京大学自主讲座介绍「中国的大学与红卫兵」之后，冠以「红卫
兵」衔头的日本青年学生的革命组织，便如雨后春笋，不仅有北田他们这样自发的小团体，还有高中学生的解放组织等等。这些日本的「红卫兵」，也相信马克思「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的「山谷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打碎建筑物的高墙。甚至有一些「红卫兵」勇敢地冲击了美国大使馆，乘大使馆警戒不严之际，爬上大使馆的房顶，扬起怀中早已准备好的红旗面对北京达十分钟之久。弹弓、粪便都成了打击美国大使馆的武器，连撒尿都要冲着美国大使馆的方向。这些热衷於日本革命的年轻人，还给毛泽东写信，宣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他们中的有些人发誓要解放全人类，为此，他们打算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以支援世界革命。后来，真的有一些极左赤军劫持飞机去了北朝鲜。赤军战士奥平刚士、安田安之等，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北田先生说，至今，当年红卫兵中的重信房子等仍在中东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打游击。他的「邢燕子」山下真子当时也是很激进的一个，他们两人曾数次企图偷渡去中国，可惜，在和歌山尚未出海，就被海上保安厅截获並关押。

我想知道他那位「邢燕子」的下落，北田只是淡淡地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现在，恐怕连孙子都有了。」1968年3月，日本共产党左派领袖大塚有章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院」，北田先生在该学院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在「三里塚斗争」、「安保斗争」、以及为粉碎台湾在大阪万国博览会自称「中国馆」的斗争中，在反对昭和天皇在位六十周年庆典的游行中，他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我发现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与信至今不移。他告诉我，1976年9月9日，他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简直痛不欲生。随
后，他独自一人去了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去了遵义，上了井岗山黄洋界，瞻仰了韶山毛泽东故居，凭吊毛泽东。现在他老了，听见别人说起毛泽东的种种不是，他不会

象年轻时那样冲上去三下五除二地「消灭对方」，也不会象美国拳王泰森那样把毛泽东的头像纹在右臂上以借助神力，但是，他象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一样，是毛泽东的小学生。从1976年到去年他因病住院的二十一年中，每年的9月9日，他都要去毛泽东纪念堂。他发现纪念堂为了赚钱卖塑料花，甚至有工作人员将前面的吊唁者刚刚敬献的花又拿到小卖部去卖，这使他这位日本人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感慨之余，他将他一生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悄悄地全数寄赠了毛泽东纪念堂。

老汉

（接前）战后的日本，在出版、言论等方面是比较自由的。比如近年来，日本三大私塾之一的「河合塾」，就成为原日本赤军派领袖盐见孝也与极右派铃木邦南开展论战的场所。他们先后就「天皇制」、「波茨坦条约」、「随军慰安妇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巴勒斯坦民族问题」进行了五次以上的辩论。一些大学里的政治、经济论坛也很活跃。我拉北田先生先后去过早稻田大学、一桥大学和大阪大学，旁听诸如「为什么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当代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与马、列、毛过时论」、「新剩余价值论」等等讲座。不属於任何学术流派和研究会的北田先生，对於《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熟捻程度，决不亚於一个一般日本大学的政经系教授。让我吃惊的是，他对於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认识、分析、反驳都头头是道。对於印尼的艾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中国的林彪，他真是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他认为，正是那些打着毛的旗号的野心家、阴谋家坏了毛泽东的一世英名。
1998年4月，结束了在美国一年的东游西逛，我又回到了大阪。打电话到大西商事贸易公司，找我的朋友北田先生，老板大西告诉我，北田已经住院很久了。我大吃一惊，在美国的这一年，北田先生是唯一用中文给我写了许多信的人，他虽说瘦小，但也不象是说倒便倒的人。在京都附近的枚方市的市民医院门口，我见到了正受着胃癌折磨的北田先生。他瘦得象一根芦苇,站在夕阳的最深处，目光怔怔地，象是在收集着树叶上风的声音。8月，北田先生在干净的床单里静静地去世了。身前供职於大西商事，兢兢业业，默默无闻；身后既无财产亦无亲人。医生说他死得異常安详，面带淡淡的笑容，象一个乖孩子，守在野花开遍的春天的土地上。
大西商事按照普通日本人的习惯，从四天王寺请来法师，在临时设立的灵堂里，为北田先生的亡灵朝极乐净土大往生作超度。我默默地站在少数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后面，隐约听见法师们念的好象是《观无量寿经》：「心念佛时心便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即佛，心作佛时心正为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日本人的葬礼。我很难过，几乎不敢抬头看黑镜框里的北田先生，只是在心里默祷着：请将春天放在花朵里，让花朵开在风吹千山蝴蝶的心灵栖息的地方吧……

老汉

”我认为毛被娱乐化了，就如现在的明星一样，是一种流行时髦，就如格瓦拉被娱乐化一样，其实这些西方人对毛的文化大革命能不能理解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态）也不知 “
  我发的日本人写的文章，你大概没有看，连你宣传的托洛斯基著作也不是认真看懂了再发的，日本人是把毛的思想当成好玩吗？欧洲人也当成好玩吗？
你发的各国反映文革的材料，这是有各国对文革的立场所致，你是反文革，当然要造出一些东西来攻击文革。

老汉

你没有一点逻辑。一会儿多数也不是正确的，一会儿是“社会问题应该是大数定律”，不知道你在说啥？你是一贯正确论，我说多数对就对，我说多数不对就不对，反正你说了算。文革是失败了，巴黎公社也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没有价值，难道托洛斯基派什么也没有做，天天念经，就有价值了，当然什么也没有做的理论永远是正确的。一个实践者，总会有错误，一个只讲理论，永远不把理论置于实践，这种理论哪怕它持久一万年，如果变成宗教，也有可取，但信的人又太少，当然当个古董供少数人玩玩或许还可以。

老汉

我们原先辩论的是：你认为毛只是在落后国家有影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影响，托洛斯基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大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我举出例子说明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影响，实际影响远远大于托洛斯基，托洛斯近百年的宣传，至今还没有产生过一次实际的革命运动。他也不能成为宗教，因为信徒太少，最后只能是少数人玩的古董。
   你用"环球时报的调查大多数人认为文革是毛的主要错误"，你把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决议拿出来不是更好吗？

老汉

毛主义组织一般都在进行革命，你找一个在革命的托派党看看，一个不能与实际理论相结合党，像你一样夸夸其谈，能改变世界？

  现在世界上都在出反毛的书，销量很大，为什么在西方要如此卖力出反毛的书，说明毛的影响很大，反对共产主义，就必须反对毛，托派理论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所以他们没有把托洛斯基当作一个他们的主要敌人，从反面就可以看出谁的影响力。

老汉

你为毛的错误辩护越来越情感化，托派不革命那就没有革命的了，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主观问题也是个客观问题，马克思还回到大英读书馆呢，因为革命的高潮退却了。毛派在印度组织比较多，他们确实革命的，但是这些人如果当权如尼泊尔那样必然是一个农民起义的周期，而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你攻击毛主席也越来越感情化了，马克思以后的世界难道没有革命？现在欧洲的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状况，不是革命得来的？托洛斯基宣传近百年，还在图书馆里读书？继续读吧！尼泊尔的革命起码把封建王朝推翻了，总是进步吧！他又不想再建立一个封建王朝，怎么能像中国农民起义的周期？如果高的革命没有到来，托派能搞个低的也行，什么都不搞，还在指责别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天下只有耍嘴巴皮的最行！

“如果你说毛派是革命的，那么请问中国的毛派如何在革命呢？你老汉如何在革命呢？”，我不是中国的毛派，你不要问我，老汉已经快进棺材了，这个任务就给你年轻力壮的马列托吧！
“反毛的书多，你举几个看看，是欧美日人写的吗？”  我说过欧美日写的 ，把原话再看一遍，不要强加于人，在国外反毛的书都很喜欢出，很畅销，中国出版不了，他们不仅可以给你出，还可以帮你写，为什么？

老汉

我的话是“现在世界上都在出反毛的书，销量很大，为什么在西方要如此卖力出反毛的书，说明毛的影响很大，反对共产主义，就必须反对毛，托派理论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所以他们没有把托洛斯基当作一个他们的主要敌人，从反面就可以看出谁的影响力。”这是我的原话，马列托看明白没有？ 我认为反毛的书肯定比反托的多，这就是影响力，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就没有辩论的必要了，如果这不是事实，马列托可以举证。
如果我今天写一本反马列托的书，会有人要嘛？马列托是谁？影响力也就是我们三个人之间，就是这个道理。。

老汉

毛泽东时代饿死人的问题，现在没有必要搞清楚饿死多少人，数字大小反正你饿死人了。他们不断炒饿死人的事，其目的就是要在年轻人中间造成一种印象，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坏时代，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饿死人的时代。这就是今天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的原因，邓小平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挨饿更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口号就糊涂了一大批青年。毛泽东时代确实艰苦，基础薄，要巩固社会主义，必须有国防，有自己的工业化，今天我们国防在国际业体系，钱从哪里来，只能靠大家积累，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我是过来人，要控诉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很少有几个右派比得上我的艰苦，但我没有诉苦，这是自己的事情向谁诉苦？向毛泽东？毛泽东把大家的钱落在自己的腰包了？没有。今天我们国防在国际上还能有个地位、改革开放能那么快的发展，没有毛泽东时代打好的基础，那就只能做梦了。
   但是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不是都饿死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不是，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奋发向上的时代，不是醉生梦死，只为人民币服务的时代。饿死人占毛泽东27年中，至多是三年，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就不再有了，难道就不容许犯错误，改进错误，要找责任人，当时的报刊有记载，毛泽东选集也有记载，就是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文选，几乎不记载。今天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800万以上，有多少年了，还在继续，没有人出来像“饿死人”一样，年年讲、月月讲。

  那么整个毛泽东时代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样？有个数字，就是人口从4亿5千万增至9亿左右，翻了一番，寿命从35岁增至67.几岁，几乎也翻了一番，全世界没有。这不能说他们是喝西北风长大的？老百姓吃的虽然不丰富，但吃的饭是没有毒的，喝得水是没有污染的，呼吸的空气是新鲜的。
  国家虽然穷，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有尊严。没有屈服过任何强敌。由于毛泽东时代无私支援世界革命，我们的朋友也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