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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迪说:“因此，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第23页） 很好。什么是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受技术制约的生产关系的总和。（1） 生产关系当然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每一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有的主导性生产关系：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封建主，以及与我们的目的相关的雇佣工人与资本家。（2） 珀迪对雇佣劳动的特征概述如下: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因为工人享有双重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自由的，而奴隶或封建农奴则没有，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任何愿意和能够购买的雇主。同时，他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脱离了生产资料。这意味着他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自由的卖给某个雇主或其他人。这也意味着他缺乏对生产资料的指导权和控制。他必须不断面对资本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所做决定的后果。为了掌握生产资料以谋生，他必须在劳动过程中接受从属角色。”（第24、25页）
很好。但这难道不是对苏联工人状况的精准描述吗？他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各种各样的雇主，因为有许多企业，但同时“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某个雇主或其他雇主”。诚然，在斯大林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政府竭尽全力剥夺工人换工作的自由，但即使在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下，这些也只是部分有效，并且早已被“正常”的资本主义实践所取代。（3）
珀迪可能会说，但是没有资本所有者。一切现代工业，一切大企业，都是国有的。
确实没有个人对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部分地铁拥有合法所有权。但是这对工人的地位有什么影响呢?
他们“缺乏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权和控制”。他们面对雇主时“必须在劳动过程中接受从属角色”。苏联工人与国家煤炭委员会或英国铁路公司（也没有股东）雇用的工人处于相同的地位——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与英国工人不同，他们缺乏有效的工会权利。
因此，苏联的工人出售商品，即他的劳动力，就像美国的工人一样。他也不像奴隶那样分得口粮，也不像农奴那样分得一份产品。他拿的是钱。他拿这些钱做什么?他把钱花在商品上，花在为销售而生产的商品上(或者，正如珀迪所说，“为了在市场上交换的明确目的而生产的物品或服务，而不是为了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使用，或者为了满足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的预定要求而进行的行政转移”)。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珀迪煞费苦心地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并暗示商品生产在苏联已经消失，尽管他没有鲁莽到这样说。 因此，苏联的工人出售商品，即他的劳动力，就像美国的工人一样。他也不像奴隶那样分得口粮，也不像农奴那样分得一份产品。他拿的是钱。他拿这些钱做什么?他把钱花在商品上，花在为销售而生产的商品上(或者，正如珀迪所说，“为了在市场上交换的明确目的而生产的物品或服务，而不是为了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使用，或者为了满足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的预定要求而进行的行政转移”)。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珀迪煞费苦心地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并暗示商品生产在苏联已经消失，尽管他没有鲁莽到这样说。 简而言之，苏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包括雇佣劳动，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存在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工资制度。这是无可争辩的，不是吗，珀迪同志?但是雇佣劳动意味着资本，正如奴隶制意味着蓄奴(个人的或集体的)一样。 在考察苏联雇佣劳动——资本关系的另一极——资本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地看一下生产者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位，然后看一下他在工人国家下的地位，工人国家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必然具有或多或少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者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制度下，生产者与非生产者的区别随着工资制度的消失而消失（珀迪同志可能还记得，“废除工资制度”，对马克思来说，是“革命的口号”） 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个人屈从于分工的奴役状态，从而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之后;劳动不仅成了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首要需要;只有到那时，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发展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也更加充沛地涌流起来——只有到那时，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才能完全跨越，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珀迪很可能认为这是最疯狂的乌托邦主义。如果他是一个公开的资本主义捍卫者，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既然他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我们就把纠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留给他。 掌权的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法令推行社会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权利（在德文原文中，Recht一词也有“法律”的意思）有其客观基础——稀缺性和由稀缺性塑造的人——无法通过法令废除。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一场猛烈而迅速的颠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即工人国家时期，必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者自身逐步转变的漫长时期。 在一个工人国家，或在一个工人国家集团中，雇佣劳动、商品生产、货币和其他东西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取决于世界的发展。因此，异化、社会不平等(在一定范围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划分以及专政(也是工人国家的功能)也是如此。用马克思的话说: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相反的。正如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因此，它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各个方面，仍然带有孕育它的旧社会的印记。” 但是，工人国家的趋势和方向是降低这些资本主义特征的重要性，这是它不可避免地继承下来的。因此，在非货币基础上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公共图书馆、卫生设施、医院护理、教育（在英国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已经以扭曲的准‘共产主义’方式提供--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入侵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公共交通、住房、基本食品、服装等等。货币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实际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工资制度、商品生产和国家逐渐“枯萎”。工人仍然是工资劳动者，但严格来说，他们不再是无产者。 他们拥有政治权力，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范畴逐渐融合。
当然，这种发展只能在工人阶级掌权的情况下——在工人国家——以系统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在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找到这种发展的要素。用一种“通俗的”和不太确切的方式来讲，我们可以把工人国家的生产方式理解为“民主的、集体的、工人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将制度的资本主义本质特征逐渐侵蚀，使社会主义特征占主导地位，最终破坏了工人国家的基础，导致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 这样解释虽然笨拙，但却有助于与苏联和珀迪幻想世界中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所有这些国家，从苏联和“赛里斯”，到凶残的“小斯大林”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再到狂妄自大的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其核心共同特征都是劳动人口服从于积累过程，特别是服从于不惜一切代价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
这让我们回到了资本在苏联的角色（和统治）。毋庸讳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并不是“原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劳动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是： “…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它通过与直接的活劳动力的交换来维持和发展。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有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对直接的活劳动的统治，才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变成资本。 资本不是把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是活劳动为积累起来的劳动服务，作为维持和增加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交换价值的手段。” 这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动力是积累，是自身的扩大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自己的私人消费是对积累的抢劫”。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得在一定的工业企业中不断增加资本的需要，而竞争则使每个资本家都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成为外在的强制性规律。它迫使他不断地扩大他的资本，以便保存它，但是，除非通过不断积累，否则他无法扩大资本。 总而言之，由于珀迪的混淆视听，我们不得不用如此长的篇幅阐述这些基本问题，在此我们向读者表示歉意： 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一种施加于工人阶级的权力，它通过用其他商品交换人类的劳动力来养活自己并不断扩张，它被驱使着将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积累和扩张，以此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条件。当然，不存在非个人的力量。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是“资本的化身”，其本身受到“外部强制法则”的驱使。 有两件事对资本主义的运作至关重要。工人必须与生产资料分离，生产企业之间必须有竞争。如果不强行阻止工人获得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他们就没有理由让自己的消费服从于积累的需要——他们会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没有竞争，资本家就不会被迫进行积累。就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他们除了把剩余的钱挥霍在奢侈品上之外，没有任何动机去做其他事情。
明显，在俄罗斯，第一种情况以极端的形式存在。由于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镇压力量增强，它比在西方更明显。 但第二种情况呢?在俄罗斯经济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集中管理生产。纯粹从自身来看，俄罗斯缺乏引入这种竞争因素的机制。正如克里夫所言:“俄罗斯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本质上是一个单一车间内的一种劳动分工。” 如果任何一家资本主义企业成功地接管了整个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因为资本之间将不再存在竞争。当然，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型的阶级社会——布哈林将其描述为一种“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主经济”。 因此，如果俄罗斯不受周围世界的影响，它就不再是一个可以用资本主义规律来解释的社会。当然，俄国从未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正如列宁在 1919 年 3 月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想象的。最终必然是一方或另一方取得胜利”。 苏维埃共和国在1928年宣告终结，当时共产党已经改头换面，工人对工厂的控制荡然无存，实际工资大幅削减，生产率普遍提高。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成为城里工厂的饵料。于是，官僚集团开始了大规模的原始资本积累。结果立竿见影。1928-1933年间，工业投资增长到了1923-1928年水平的6倍，此后的两个五年里，每年都翻了一番。 战前的积累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的战略和军事竞争。战后的俄罗斯更是如此。1950 年至 1965 年间，尽管整个经济积累的总收入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但用于军备的国民收入比例约为20世纪30年代的两倍。这使得军备直接占了这一时期全部资本积累的三分之二左右。自 1928 年以来，不仅消费服从于积累，而且这种服从的原因在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和强制性结构。因此，迫使官僚集团进行积累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欲望，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
我们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没有什么意义。关于俄国官僚集团与资产阶级（和官僚）对手的竞争机制，或许还有争论的余地。但只有那些生活在云里雾里的人才会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官僚们受到制约和驱使，以实现积累的最大化。 因此，俄国经济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标准。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按照克里夫的用法，我们称之为官僚国家资本主义，一个亚种，不同于其他亚种，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19世纪已经灭绝的竞争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是同一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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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30 13: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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