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非资本主义非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吗（上）

HAD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关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性质的辩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比如，西方共产党曾系统地诋毁任何怀疑东方阵营不够“纯洁”的人，可如今，在追求“欧洲共产主义”的新阶段，他们又急于与东方阵营保持距离。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解释出错的原因，于是乎，我们现在面对着越来越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东方阵营是全新形式的阶级社会。这种观点不仅在西方得到了支持，而且在东方也拥有了一席之地。

这些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拒绝接受东方阵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据。同样，他们也反对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即这些社会在某种程度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他们的批评试图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析。在他们看来，东方阵营是阶级社会质变的新形式，既不属于资本主义，也不属于社会主义，更不属于两者不稳定的结合。


令人意外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短暂出现的各种新阶级社会理论的分支发展中，竟然可以萌生出新的思潮。出现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们没有坚持核心问题，即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对东方阵营的分析，而是对这些社会所处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分析…因此，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尝试检验这些新理论，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进行重述。


为什么他们认为东方阵营不是资本主义




问题的根源在于将资本主义与商品生产相提并论。在证明商品生产在苏维埃经济中并不存在之后，他们又得出结论说，苏维埃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决定性的一点是，“苏维埃生产的商品不具有商品的功能。劳动力不是商品”，正如Ticktin所说，商品不是社会中“可立即感知的无所不在的方面”。

随着分析的深入，这种对资本主义和商品的认同不断加深。因此，Fantham 和Machover试图通过一个重要的类比来回避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问题。他们写道，“直到 19 世纪末，美国南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奴隶社会”是“由奴隶制生产方式主导的社会形态，但却完全融入了正在崛起的世界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马克思并未提及“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不谈这一术语的使用似乎将相隔数千年的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关键在于资本主义与商品之间的等同性使他们的观点非常合乎逻辑，但却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评论完全相悖，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不仅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就是资本家”。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的观点并非基于文本注释），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这些社会的研究完全相悖，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工作出发点是，这些社会确实代表了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

新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以这种方式确定了资本主义，并进而将其与这些类型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形态区分开来，然后试图通过一系列比较来巩固他们的分析。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粗浅的经验主义社会学，不过在拉科夫斯基的案例中，它被视为马克思主义。


同样，当Ticktin写道“价值规律......意味着利润、竞争和市场”时，他几乎直接转述了（显然是无意识地）希法亭四十年前的著作。希法亭也得出了苏联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但与其不同的是，他有足够的洞察力看到，根据同样的定义，西方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如果这些新的社会形态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还能发挥什么作用。马克思的作品明确表达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是提供一种宏大的历史理论。那么，他的分析如何适用于价值规律据说并不发挥作用的社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据说没有工人阶级？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要素必然会被削弱，它只能作为一种超历史的理论而存在，其中包含了许多耳熟能详但终究空洞的范畴。


方法论
这些作者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并不奇怪，尽管存在其他差异，但他们在研究这些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都采用了非常相似的方法。的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试图发展一种普遍的理论——他们关注的是特定的单位，某些地区的社会形态，它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首先被视为理所当然。在作者的潜意识里，资本主义就是存在的，无需质疑。


这反映在他们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否定和误解上。在每种情况下，分析都是通过比较得来的。资本主义被认为是既定的，是一种不需要分析的理想类型。绘制出有限数量的特征，然后与从东欧绘制的另一组特征进行比较。人们发现了一些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太大，因此不可能是同类。

这与马克思的方法大相径庭。他丝毫没有兴趣回答关于如何对事物进行分类的问题，而是关注事物如何发展从而能够改变它们。仅仅给事物贴标签并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它们。除非这些标签能直接帮助我们说明它们是如何变化的，否则它们只能模糊而不是澄清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有这些东方例外论理论家或多或少都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苏联生产的商品不具有商品的功能”这一观点就被用来确凿地证明苏联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里的假设显然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可以被一系列永恒的范畴——‘自由市场’、‘商品’等等——所限制和束缚，而这些范畴的缺失会使苏联无法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种类。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被视为商品生产的一种，而商品生产并不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现象），而是一种抽象的范畴，是我们自己将其带入历史，从而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其固化。



这种方法——这种结论——与马克思的方法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马克思提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有时也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凯尔特生产方式、斯拉夫生产方式等），但从未提到过“商品生产方式”。但如果资本主义只是商品生产的一种，那么他肯定不得不这样做。


这不是马克思的疏忽，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他知道，商品从来都是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因此才有古代商品形式、封建商品形式和资本主义商品形式。在每一个时代，商品生产的形式、内容和范围都以不同的方式被这些生产方式改变和限制。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从商品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发展而来的。从封建主义过渡而来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匠、外包工和手工业者，是后来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的直接先驱。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生产简单的商品，受简单商品交换的支配。以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为基础，这从整体上确保了交换是在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价值直接反映了制造价值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从商品入手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商品构成了理解资本的逻辑起点。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从历史上看）产生于简单的商品生产，而且还因为理解资本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从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与其他等价商品一起出现的。
虽然资本作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进行等价交换，但从根本上说，它与其他商品又有很大的不同。它们都具有价值，但只有资本才具有自我扩张的价值。这种独特属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资本在哪里占据优势，都会彻底破坏资本最初赖以形成的简单商品价值。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几个阶段描绘了从简单商品生产到商品生产的逻辑发展过程。在第一卷中，他从特殊商品生产转向一般商品生产，展示了当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时，剩余价值是如何首次出现的。在书中，他从不同资本单位之间的竞争关系中抽象出来，专注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全球关系。因此，他假定商品以其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进行交换，即以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包括剩余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他在第三卷中否定了这一假设，指出在以价值自我扩张为生产目的的情况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将流向利润最高的领域，直到各种利润率均衡为止。总价格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相同的假设依然存在，但单个商品本身的联系被打破了。现在，它们不再按照简单的商品价值进行交换，而是按照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进行交换。
因此，资本主义价值虽然是从简单的商品价值发展而来的，但实际上与简单的商品价值是对立的。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在与简单商品价值形式相遇的任何地方都废除了它们。所以，像东欧例外论的理论家们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可以通过纯商品形式的存在来发现，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的。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只有在单纯商品形式不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反之亦然


这些理论家所做的是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秩序和必须理解的逻辑秩序，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导事物的真实秩序混为一谈。“资本”范畴是“商品”范畴的产物，而现实的资本在历史上是从现实的商品中产生的；今天的生产是由利润、由资本主义价值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价值所支配的。如果不遵循这一方法，只会导致一种理解世界的理论被一种空洞和毫无生气的贴标签过程所取代。


东方例外论政治
在部分例外论者的作品中，东方阵营不仅被描绘成通往工业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还被赋予了进步的意义。就帕布洛而言，这导致他宿命般地接受斯大林主义的必然性和官僚集团的历史作用，并拒绝不断革命的概念。当然，相比较而言，以下观点更具有代表性：
“只要国家集体主义能使这些社会走出世界资本主义使其陷入的不发达的深渊，只要国家集体主义能为这些社会提供工业化的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随之提高生活、文化、教育和医疗水平——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集体主义最初是真正进步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与其他生产方式一样，甚至与资本主义一样，成为社会的桎梏。


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向新形式的发展阶段论的倒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事实与“线性史观”被摒弃的特殊方式不无关系。显然，这一理论还可以用来为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小帝国主义辩护。即使我们忽略赛里斯对北约、皮诺切特、戴高乐等人的赞扬，还有卡斯特罗对屠夫门格斯图、勃列日涅夫对伊朗国王等人的支持。与之相比，德皇威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他支持爱尔兰和印度的革命者——当然更不用说那开往芬兰车站的一列密封列车了（注：载着列宁）......根据这些证据，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形态”来解释这些政权呢？如果它们真的是某种新的社会，那又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的行为方式与本世纪初以来每一个从属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完全相同呢？

当我们审视这些政权的内部政策时，这种朦胧的“必要性”和“进步性”概念的危险同样显而易见。这个概念并没有引导这些政权去反对看上去“不那么进步”的政权，他们显然也没表现出堕落的工人国家意义上的“进步”。这个标签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唯一能让它变得勉强说得过去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概念与生产力发展的概念混为一谈。但这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因为这会使阿特利和麦克米伦统治下的英国资本主义变得“进步”，并使墨索里尼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意大利变得非常“进步”。


此外，遵循这一思路不仅会造成混乱，还会为更反动的东西奠定基础。因为关键问题在于“进步”体现在什么方面？对于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答案显然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些政权与资本主义政权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障碍。如果这些政权是（哪怕只是“一丁点”）“进步”的，那么所使用的标准就一定是从改良主义者和其他一味相信一国社会主义的人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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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总的来说，此文章认为苏联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契没有一点进步意义，同时极其反对依据苏联没有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经济进而断定苏联非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