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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4-3-21 23:34 编辑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探讨了「全民基本收入」为何是「可欲求」(desirable)的。
毫无疑问，这一项政策有着坚实的伦理学依据，每一名务实的社会主义者与渴望公平与进步的自由主义者都会认同这些价值；而这一政策又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繁荣乃至于劳工运动的复兴，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朝着「真实的乌托邦」迈进一步。
但也许有一些人会质疑了：这个政策看上去很美，但它是否可行呢？
这种可行性的质疑大概会出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观念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政治上的。首先：
a. 全民基本收入的背后的伦理学基础是不牢靠的，特别是它会助长所谓的不劳而获的行为，造成社会上的普遍懒惰之风。
其次是在经济上的，更具体的来说，是在财政上的可行性问题：
b.「每一个公民—每个月—二千元人民币」在财政上是不可行的，这样的福利政策慷慨到不切实际，甚至流于空想。
而最后也就是政治上的，即：
c．所谓的「富人」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怎么可能会允许这样的政策得到通过呢？
我们来分别回应这三个问题。
二．「全民基本收入」与「工作伦理」
中国人从不喜欢不劳而获，事实上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是如此，在一首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歌曲之中，歌手骄傲的歌道：自己宁愿去遥远他乡的炼油厂上班，也不愿意在故乡领受救济金，浑浑噩噩：
但是这样的伦理学其实历史并不长。在古代希腊休闲，反而是理想生活的象征，而日益为生活而操劳则是卑贱的行为。希腊的贵族将这种闲暇称之为(Scholē)，大体往往意味着一种三五成群，相谈作乐，追求自我实现的生活。而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之「漫步学派」的语境之下，变成了「学习哲学」乃至于「学校」的意思。是的，这个词就是今天「学校」(school)乃至于「学术／学者」(scholar)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因此，可以说人的天性是渴望闲暇的，并且当闲暇成为中稳定的预期，我们会如同马斯洛笔下的那些实现了「匮乏性需求」(need of deficiency) 的人，可以拥抱「存在性需求」(need of Being)也就是自我超越了。
而西方社会之中一度盛行的工作伦理，则是源自于工业革命时期让进入进入城市的新工人屈服于工厂制度之下的需要，齐格蒙·包曼在他的《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之中提纲挈领地总结道：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因此，闲暇是美好的、更是普遍的权利。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泰勒制与指令性经济之下的斯塔汉洛夫运动，挤压着每一个人对闲暇的渴望乃至于闲暇的伦理地位。而十分滑稽的是，在穷人去唱歌踢足球就会被说成是懒惰的同时，那些二十世纪初的欧洲贵族、练着普拉提瑜伽的当代新中产阶级，却十分骄傲与自己的闲暇。于是，闲暇成为了富人的一种特权，不仅仅是在物质基础上，甚至在伦理上也是如此。
而「全民基本收入」就是要把这种闲暇的特权还给每一个人：你可以选择去继续工作，也可以选择休息几个月，也可以选择去追求自我实现，成为一名艺术家、社工或者是兴趣使然的学者。而这些闲暇之际所积攒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往往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正如罗素所说，二千年以来上层阶级的闲暇，为人类创造了无尽的文化瑰宝，而是时候让每一个普通人也拥有这样的权利了。
事实上，即使在全民基本收入之下，大部分人依然会选择继续去工作，因为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人的本质，倘若劳动不再是异化的，而是人的创造之过程、倘若我们能够在更强的工人谈判能力之下拥有一个更为自治的生产车间、更高的收入以及自决的权力，那么劳动将不仅仅再是一种痛苦，一种换取下班之后之闲暇的权宜之计。我们将在创造更大生产力的同时，享受更为自由的生活，如同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之中描述了法国的一个工人自制公社实验与切其他的实验之后总结到的：
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环境鼓励工人兴趣盎然地、积极地参与工作，那么，技术上单调的工作也会变得有趣…..这里提出的目标是创造这样一种工作环境：在其中，人将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某种对他有意义的事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能对正在生成的事物施加影响，同时，他感到与他的同类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同他们分离。这就是说，工作环境又一次具体化了；工人被组成足够小的小组，个人与由真正的、具体的人组成的小组联系在一起，尽管整个工厂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这意味着找到了融合集权与分权的途径，这些途径允许人人主动参与，主动负责，同时根据需要产生出统一的领导。
因此，全民基本收入将会让我们迎来一种马克思意以上的「超越异化劳动」，而这不仅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水平，也意味着更多的效率。而这也自然会避免所谓的「全民沦为懒汉」的世界，因为我们本就热爱工作，但我们只热爱那些让我们自由、富足而有尊严感的工作。
三．「财政上不可实现」：全面收入与累进式税收
每个月发放一千二百元的无偿基本收入，这在财政上是否是可行的？这是否是天方夜谭、是否意味着要动用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通过所谓的印钞来实现这笔财政支出？
答案是很简单的：当然能。并且依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状态，实现这一点绰绰有余——既不需要动用贸易盈余，，也不需要开动印钞机，只需要对税收财政体系做出几点小的调整即可。
这笔帐其实非常好算，我来替各位算一下。
推行「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在现有的财政平衡之上，扩充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当前的财政是平衡的——事实也基本如此（注2）——那么只需要开源节流为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支出省出足够多的资金即可。
我们先算一下给全体劳动成年公民发放每个月一千二百元的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多少钱？排除未成年人以及尚且能够领到养老金的老人，那么中国的15–59岁的公民占整个人口的62%，我们姑且认为中国有十四亿人口。而每个月发放1200元、全年就是14,400元——这个数量相对是中国人均居民收入的36%——把成年人口的数量乘以每年所需要发放的14,400元，总计大约需要12.5万亿的财政开支。这个开支规模相当于中国财政开支的32.5％——中国全年的财政开支大约是40万亿元。
这个规模看上去确实很大，并且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并不能像其他一些欧洲试图采取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国家那样，削减原有的失业保险、以及其他公民福利——这笔开支在中国财政中的占比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导致我们似乎很难迅速开源节流，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
不过，「国情」既是劣势也是优势。这个财政开支的「源头」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分别节流和开源的办法来弄到12.5万亿——先从现有财政体系中可以被挤出的部分下手，随后再看一看可以扩充的新财源。
首先，这个可以挤出大量财政资金的地方，就是政府基金性支出。各位了解，中国财政的朋友一定清楚中国政府的四本帐——四个往往独立结算的预算账户。如果刨除其中比例较小的「国有企业经营预算」以及往往较为独立的「社会保障基金性预算」，那么最主要的两本帐，也就是「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基金性预算」——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前者理解为税收以及费用部分，而后者理解成地方卖地收入的部分。而一般来说，这两部分的支出方向也有着职能的划分：税收以及费用主要用来承担一般的行政、医疗、教育、科技等职能、而所谓的卖地收入一般用于地方投资：前者每年的支出大概会有30万亿、而后者是10万亿左右。
而在当前的局面之下，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逐渐陷入过度投资的境况之中，变得越来越得不偿失。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其中的一大半省下来，用于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我们可以说传统的「投资思路」也就是用「政府购买」出促进就业，是一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办法；而所谓的发放消费补助，也就是「转移支付」则算是一种更加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而他们对于经济的效果在很多时候是相同的：它们同样可以提振消费。虽然说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会认为政府购买可以更直接地创造消费，提振经济。不过，当整个经济陷入「债务—通缩循环」的时候，很多时候的当务之急是用直接发放补助来降低居民的负债，而只有降低居民的负债，才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说，让公共部门代替居民去消费，以拉地方经济的业绩，远远没有让居民真正共同富裕来的根本。因此可以想象，如果把当前一部分完全冗余的投资节省下来，用于发放基本收入补助，那么对于经济来说是更好的消息，而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走出用基建狂魔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老路。
这样来看，我们大概够筹到6万亿。那么剩下的6. 5万亿呢？那就要谈到「税收改革」了。
当前我们的税收结构，可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行的税收体系高度依赖于「增值税」以及「企业所得税」这样的间接税——「间接」意味着税收负担最终会落到市场中相对弱小的工人以及消费者身上——而个人所得税值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9%。这意味着我们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总计值只有1.25万亿——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以及资产税是少数几个能够真正促进社会公平的累进式税收。可以说，我们的税收体系并没有做到充分的再分配公正。
其实想想看也不能理解，现行个人所得税体系之中的最高一级阶梯也就是「45%」，只适用于月薪8万以上的部分。也就是说，一个月收入月收入82,000元，「年薪百万，刚下飞机」的上层中产阶级，只有每个月收入中的2000元——也就是全年24,000元——需要交纳45%的税。而根据《2022年全球不平等报道》，这个收入规模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的前1%的收入水平——这一阶层的收入占到了全国收入的14%。而按照整个税收阶梯来计算，他们可能只有2 ～30 ％的收入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真正能够享受到45%税收阶梯的群体，其占比恐怕在整个人口之中微乎其微。而我们尚且没有计算那些「经营所得」以及「红利所得」——这些收入的税率往往更低。
这毫无疑问不公正的是，有必要改变的。想当年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就对资产阶级征收了极高额度的累进式税收。而那么年代，瑞典和中国同样是工业方兴未艾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可以说：依托低端劳动力崛起并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更像是一种不平等的遮羞布。
因此我认为对于前10%的资产阶级征收35%的税收完全合情合理，甚至过于仁慈。毕竟，当前大多数的不平等改造方案，都支持比这个激进得多的税收阶梯。不过我们姑且就用这个来计算，看一看这样的税收调整——假设最终方案之中真正缴税更多的只有前10%的群体——能否为全民基本收入筹措到足够多的资金。
前10%的群体的年收入占到了全国居民总收入的41%，这意味着他们的人均收入是全国人均居民收入的4倍，也就是一年十六元。而对「征收35%的税收」意味着可以从每一个人身上筹措5.6万元。于是，我们只需要用他们的「人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所需要返还给社会的「剥削所得」，也就是1.4亿人×5.6万元。最终结果等于约7.8万亿。
而这已经超出我们的预计1.3万亿了。
而且要注意：筹措出来的这一笔资金的使用几乎完全不需要行政费用，因为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仅需要央行给全体成年国民的银行账户每个月输入「1200」这个数字即可，几乎完全不需要任何行政成本。至于多出来的这一笔经费，完全可以补贴教育、填补养老基金的亏空，甚至拿它用来发放对未成年人的阶梯性基本补助。而这一切仅需要调整当今完全失能的个人所得税、并将土地财政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资源真正归还给人民。
四．资产阶级的安乐死
当然，上面关于税收调整的探讨还是显得有些太粗糙了。现代累进性税收往往是阶梯性的，因此上面探讨的对前10%的群体征收35%的税收，是最终的实际效果；至于应该涉及怎样的阶梯标准，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此外，对于资本或者是资本利润征税、金融市场的交易征收托宾税，都是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公正的税收改革，并且可以让全民基本收入的财政来源更加稳健。
但，也许有人会问了，资产阶级会愿意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明确的：不会，他们当然不会。资产阶级不会赞同我们走向一个公正的社会。而这其实也是国内众多经济在分配方案最大的问题所在：不论是翟东升的「未来收入起点计划」、还是徐高、学院派等人所谈到的「国企分红计划」，都没有触及这个核心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之为「阶级斗争」。
任何探讨经济正义或者是在分配公平的方案，最终都无法绕开这个事实。因为经济不公正背后蕴含的是政治权力的不对等，就算是我们用一些貌似高明的再分配剂量提高了穷人的份额，只要富人依然在经济及政治中占据优势地位，他们就可以绕开这些制度限制重新获得巨额的财富。例如，当年苏联解体之时的全民持股计划，就成为了寡头们掠夺民财的机会。
因此，只有通过税收、通过其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过产业民主以及工人与消费者的议价权的提高，我们才能实现对于资产阶级的围剿。而这绝非易事，也确实并非这篇小文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不过我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翟东升与徐高的拉萨尔主义自然是不可取的，那些传统左翼口中的「没收私有企业与土地，一切会好起来的」，也只是在用一种修辞上的果决来逃避制度涉及的沉重。如何在法律、秩序与民主得以保持的情况下，实现资产阶级的安乐死；如何防止通往公正之路上的向导，最终成了新的先锋队阶级，依然是历史留给我们社会主义者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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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1 14: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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