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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五）—— 关于“修正主义”
远航一号
1968年8月，苏联与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采取果断行动，制止了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苏联与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这次行动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本主义复辟推迟了二十年，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有利于世界进步事业。 8月23日，周恩来在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为罗马尼亚国庆而举行的招待会时，借机发表声明，抨击苏联已经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但没有明确规定界江上江心岛的归属。苏联红军自1947年起一直在珍宝岛上巡逻。中方主张，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属中国所有。从1967年起，中国军队也开始在该岛上巡逻；双方不时发生对骂、推搡、棍棒武斗等冲突。 1969年1月，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一个动用三个连的兵力伏击苏军的方案；经总参谋部、外交部、毛主席本人先后批准。3月2日，上岛的苏军巡逻队被预先潜伏在那里的中国军队伏击，损失惨重。3月15日至17日，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规模扩大到团级。 同年8月，苏军出动坦克和直升机在新疆塔城地区的铁列克提伏击了一支中国军队巡逻分队，被围的中国巡逻分队全部阵亡。 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会晤。会谈中，柯西金首先表示：“现在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力量正利用一切办法使我们冲突起来。全世界的情报机构花费大量经费干这件事。以尼克松为首的反对派势力采取一切手段，使我们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未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搞垮。”这里，柯西金依然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针对柯西金的表态，周恩来表示，这次会谈只谈“关键问题”，也就是只谈边界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现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 我们不会侵略苏联。你们过分紧张了。... 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是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柯西金对周恩来说，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呼吁和号召我们的人民进行战争，而是号召他们争取和平”。然后，柯西金略带讽刺地提到“我们没有发表过一个声明，要我们的人民勒紧裤带进行战争”。柯西金说明了苏联方面的政策：“苏联不寻求同中国的战争。... 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不愿意打仗，也没有号召人民打仗，正像中国国内有许多人不要战争一样。”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各自表达了不会针对对方发动战争的意愿，并就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避免冲突问题达成了谅解。
此前，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林彪说：“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 这里，虽然重复了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提法，但是没有再提“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关于苏联，林彪认为：“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 这里，林彪表达了当时中共中央的观点（也就是毛主席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苏联已经“全面复辟”，又因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后的苏联对外“加紧侵略”、对内“加紧镇压”，就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也就是文革中所说的“两报一刊”）编辑部共同发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这篇文章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上台”与“资产阶级上台”之间关系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或者是过于简单化的，而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看法则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这个官僚特权集团脱离劳动人民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在苏联社会占着统治地位。但是，这样的官僚特权集团，存在于二十世纪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不仅在文革前存在，在文革期间也存在）。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包括文革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与社会主义苏联没有本质区别。此外，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也不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产生的，而是早在斯大林的时代就产生并且巩固了。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特权集团独占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广大劳动群众生产剩余产品却不占有剩余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官僚特权集团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关于红色中国网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义，请参考：“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争论”）。 但是，说一个社会是阶级社会，并不等于说，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 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都剥削劳动者；在大多数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攫取剩余产品的主要方式是“超经济强制”（即通过暴力直接占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来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来获得购买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可以自由买卖。 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是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中占统治的地位。就是说，绝大多数劳动产品都是商品，由独立的消费者、生产者（无论它们在法律上是私有的、“集体的“还是国有的）自由买卖；商品交易的数量和价格也完全由市场供求来决定。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产品就表现为剩余价值（即可以作为商品与货币交换的剩余产品），对于具体的资本家来说，就表现为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利润），并将剩余价值（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其余则用于资本家的挥霍浪费。
那么，赫鲁晓夫时代和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是不是发生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历史上苏联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1936年的苏联宪法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基本确立。从那时起，直至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除了战争期间以外，苏联国内的生产关系没有大的、根本的变化。 苏联始终坚持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个体经济除了在农业生产中仍然显著存在以外，在国民经济的其他各部门中基本消失。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掌握了全部的工业生产资料，决定绝大部分能源、原材料在生产企业间的分配，对企业所生产的品种和产量提出要求，决定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并决定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之间分配的重大比例关系。这就是说，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绝大多数消费品的价格也不再由供求关系决定；可见，商品货币关系在苏联经济中不占统治地位。 苏联的劳动者享有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广泛的社会权利。苏联的企业不能任意开除工人，苏联劳动者的劳动力不是商品。 在苏联经济中，工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不能自由销售。所以，苏联的企业是按照国家计划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苏联的企业虽然也使用成本、利润等核算指标，但是这些指标背后的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不同，苏联的企业也不能自由支配它们所生产的全部“利润”。 以上这些苏联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代后期，而且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半期。 苏联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也是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在毛主席和中共对苏联的批判中，从来没有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苏联既没有进行私有化，也没有取消计划经济，劳动者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被取缔，甚至还有所发展。说当时的苏联就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甚至是“全面复辟”，是毫无道理的。 既然苏联并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无所谓“资产阶级专政”，而说苏联是“法西斯专政”，更属于无稽之谈。只有资产阶级评论家才污蔑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与法西斯主义一样黑暗的“极权主义”专政。
至于“修正主义”，原来只是指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中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潮，指的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中的某些派别为了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短期利益而放弃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列宁在其有生之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的。 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所制定、中共和苏共都参加签字的《莫斯科宣言》中，对“修正主义”的定义是：“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 但《莫斯科宣言》也明确指出，“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样，都属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流派”。 也就是说，无论是“修正主义”还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都属于国际共运内部的“流派”；无论是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都是国际共运内部的斗争，属于世界范围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是中共，首先将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上升为敌我矛盾，继而又将与苏共的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到了1969年、1970年，更是登峰造极，将社会主义苏联与“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相提并论，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政治概念失去了一切严肃的意义。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列主义队伍成长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在对苏联以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照搬了毛主席的一些看法和表达方式。随着中国马列主义队伍的发展，尤其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种认识上的缺陷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障碍，妨碍着马列主义青年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一部分同志，由于将“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混淆，错误地认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在今日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所谓的“中特”），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还没有上台；“官僚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他们所理解的“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不如“真正的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更加有利。在这样的同志中，有那么一部分人，幻想在中国可以建立一种“更好的”、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进而得出中国应该首先进行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事实上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他们在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都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站在相同的立场上，事实上堕落为自由派的帮凶。 今天，继续混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马列主义队伍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在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一大阻碍。这种阻碍，正日益起着消极的乃至反动的作用。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要前进，就必须扫除障碍，轻装上阵，一切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实际出发，从而建立起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斗争策略及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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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5 12: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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