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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三）—— 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
远航一号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就国际共运中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会谈没有达成共识。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向苏联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说明中苏两党的严重分歧，这就是著名的“苏共中央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从苏方观点出发，介绍了中苏两党分歧的发展过程。然后，公开信在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上批判了中共的观点，并概括了苏共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信针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对苏共纲领的批判提出了反驳。
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所通过的苏共纲领，认为苏联正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党已经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为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相应地，苏维埃国家也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为全体人民的国家。
在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中共方面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对于中共的指责，苏共中央公开信反驳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所包含的论断是完全无力的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他们教导我们说，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有人说，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 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
“中国同志引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碰到这一点时是指共产主义这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过渡到这一形态的。弗·伊·列宁也发表过一系列的意见，其中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经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没有人要受镇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
“中国同志反对在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那样有力地宣布的苏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在他们全篇冗长的信中甚至找不到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
中共与苏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全民国家”这个概念的辩论体现了双方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分歧。即马克思、列宁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到底是指哪个历史时期。中共的观点是，这个“过渡时期”包括了从资本主义灭亡开始到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结束之前的整个的历史时期，可能长达一百年至几百年。苏共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仅仅指的是从资本主义灭亡开始到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已经确立）之间的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应当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在《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都仅仅是指出，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中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都没有明确说明过他们所设想的那个“过渡时期”到底包括不包括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但是，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提出的反问确实击中了中共中央复信中的一个严重的理论缺陷，也是后来由此发展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当时的苏共和中共都同意，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作为阶级的旧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既然作为阶级的旧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那么，说无产阶级专政还要继续存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对谁专政呢？
正如苏共中央公开信所说，“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既然有专政的阶级，就必然要有被专政的阶级，而不能仅仅是一些“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那么，被专政的阶级可以是“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或者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吗？这些“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在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既不掌握生产资料也不掌握政治权力，甚至处于边缘和被歧视的地位。所以苏共中央公开信问，为了对付这样的残余，为什么不可以依靠包括了全体劳动者的“全民国家”？
那么，被专政的阶级会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无论在苏联和中国，在当时都不存在大量的、公开存在的以雇佣劳动方式剥削劳动者并以获取剩余价值（利润）为目的的工农业和商业企业，因而也就没有资本家，或者至少没有大量的、公开存在的资本家？那么，谁是“新的资产阶级”呢？
后来，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曾经指出：“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说苏联存在着“特权阶层”，另一方面又说这个“特权阶层”就是资产阶级，这就把仍然受到“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制约和束缚的官僚特权集团与不再受这种契约束缚而可以公开追求私人财富积累的资本家混淆起来了。这种混淆，给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队伍中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
按照中共“继续革命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如果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内”，而且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要求这个“当权派”自己对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自己镇压自己，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部分仍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事实上当然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仅仅是共产党内的“一小撮”，说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继续存在，是为了镇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仍然说不通。将一些已经混进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属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属性和自身机体的正常行为，但不能解释这个党、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存在？
正如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绝不是为了清除资产阶级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而是为了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也不是为了清除“走资派”，而恰恰是为了维护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并镇压劳动人民对这种统治的反抗。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由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是官僚特权集团的国家，而且还是充分发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在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也还承担着为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维护劳动群众在这个契约范围内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的职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限制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的物质特权，并在一定程度上，镇压了由残存的小生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及小资产阶级右派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但无论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是小资产阶级右派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都不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原因。
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评论1963年7月14日的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七篇文章，就是“九评”中的前七篇。在这七篇文章中，中共指责苏共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但仍然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将与苏共的分歧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并且“真诚地向苏共领导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 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明确提出苏联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指出当时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是毛主席和中共的“继续革命派”对国际共运的一个贡献。但是，必须指出，在国际共运中，毛主席并不是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特权阶层”或类似集团的人。即使不算南共叛徒吉拉斯曾经提出过的“新阶级”，早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就系统阐述过无产阶级革命后工人国家被官僚集团篡夺从而蜕变为“退化的工人国家”。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虽然指出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但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自己也有一个“特权阶层”。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认为“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如上所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这些观点（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部分）混淆了“特权阶层”和资产阶级，也混淆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抨击的当时苏联社会的各种现象，包括文章中所列举的苏联已经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证据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在不能程度上存在着；如果真的逐条去比对，人们同样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变修”，也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淆，是导致中共后来将中苏冲突从世界范围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的理论依据之一，给世界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由此引起的思想混乱，贻害几十年，至今仍然妨碍着中国的许多马列主义青年正确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如果不在中国的马列主义队伍中克服这一思想缺点，还必将给未来的革命事业带来新的损失。
怎样才能防止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呢？“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然后，“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概括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应该采取的十五条措施：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可以看出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所提出来的十五条“措施”，绝大部分不过是代表了“继续革命派”的良好愿望，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十五条“措施”中真正可以尝试着具体落实的，只有第十条（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以及第十一条（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论述过的，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必然出现社会中的一少部分人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专门从事国家管理和科学艺术工作的现象；不仅如此，这一少部分人必然要利用他们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并将一部分剥削所得用于个人享乐。在不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前提下，在官僚特权集团继续存在的条件下，任何所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或者人为缩小工资差别的努力，最后必然都沦为形式主义，并被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所征服。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去车间里劳动了三年多，除了让他的反革命经验更加丰富、反革命意志更加坚决以外，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接着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然后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标准的五个“必须”和一个“应当”：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与前面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措施”一样，“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所列举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标准的五个“必须”和一个“应当”，充满了“继续革命派”的良好愿望，却没有一条说明，符合这五个“必须”和一个“应当”的“千百万接班人”如何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中、具体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
其结果，就是毛主席亲自考察、亲自识别、亲自挑选、亲自培养的接班人最终亲手葬送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
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只能由现实存在的千百万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来创造，而不是由想象中的、“完美无缺”的“接班人”来“接班”。那样的“接班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而是中世纪神学所传说的在针尖上跳舞的“天使”，是人世间现实历史中的渺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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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3 13: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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