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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苏分裂的反思（七）——分歧的起源
远航一号
1958年6月，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请求苏联方面向中国提供现代化的海军装备和技术。7月21日，毛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介绍说：由于苏联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发生战争，苏联和中国的共同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同志希望同中国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主席听了尤金介绍情况后，大发雷霆，讲了一些比较出格的话。比如，毛主席对尤金说，“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 … 他犯了很大的错误 …（米高扬）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 7月31日，赫鲁晓夫飞到北京，努力向毛主席解释、道歉，说尤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在赫鲁晓夫与毛主席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关于“联合舰队”的问题是个“误会”。毛主席亲口说：“我们不会再提这个问题了。” 尽管赫鲁晓夫此次访华，在“联合舰队”以及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等问题上没有与中方达成谅解。苏联还是决定继续帮助中国的海军建设，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舰艇制造方面的技术，并为中国自主建设长波电台提供技术帮助。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国民党军驻守的金门、马祖等岛屿。10月6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实际是毛主席撰写的），宣布暂停炮击。10月25日，彭德怀发布《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以后对金门、马祖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即所谓“单打双不打”）。自1959年起，解放军、国民党军除了偶有相互炮击之外，主要是向对方发射宣传弹。1979年1月1日，大陆方面正式宣布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击。 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四条的规定：“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台湾问题虽属中国内政，但由于此前美帝和蒋介石当局已经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方面炮击金门、马祖，无疑会对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但在赫鲁晓夫7月底、8月初访华期间，中方并未就即将进行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与苏方协商，也未向苏方通报。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次访问在当时有助于缓和苏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防止核大战爆发。不过，在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对西方帝国主义做了一些让步，不再要求美英法驻军在短期内撤离西柏林。 毛主席对于赫鲁晓夫此次访美十分不屑，作诗一首，讽刺赫鲁晓夫讨好美国：
七言诗·赫鲁晓夫访美（1959年10月）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其中，“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一句，说的是，赫鲁晓夫在向毛主席通报访美情况时，曾经提及美国许多人家都有汽车，有大房子，有一个农场主送给了他三头良种牛，还有一个资本家送给他一盘古银币。 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据说赫鲁晓夫飞抵北京时，中方为表达对赫鲁晓夫访美的不满，连仪仗队都没有准备）。10月2日，毛主席与赫鲁晓夫会谈。双方在若干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在谈到中印关系问题时，中方对此前不久塔斯社发表的关于朗久事件的声明表示不满；双方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 1959年，在中印边界东段，一股印军侵入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在一个叫朗久的小村庄设立了哨所。8月下旬，在郎久哨所的印军与中国边防部队发生武装冲突。 9月9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声明说：“最近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报纸，围绕不久前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挑起了一个大肆叫嚣的运动。这个运动显然是为了离间亚洲的两个最大的国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这两个国家的友谊对于保证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国际合作具有重大的意义。鼓动这个运动的人力图破坏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并阻挠亚洲人民在争取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加强团结。值得注意的有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集团抓住了这个事件，它们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 对在中印边境上发生事件不能不表示遗憾。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同印度共和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有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的纽带联系着，这种兄弟友谊是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为基础的。苏联和印度之间根据和平共处的思想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友好合作。想利用中印边境所发生的事件来鼓吹‘冷战’和破坏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企图应受到坚决的谴责。苏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这些势力竭力阻挠已经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也表示深信，两国政府会本着中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精神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来解决所产生的误会。” 9月13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对尼赫鲁政府）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认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 尽管中苏双方的领导人在10月2日的会谈中发生了严重争执，现场气氛很不愉快，但在会谈快要结束时，毛主席仍然表示，双方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意思就是双方的立场、观点在90%的方面一致，不一致的只占10%），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影响双方的团结。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周恩来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偏袒印度。周恩来又一次强调：“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1969年7月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到，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说明赫鲁晓夫“反华”已经“表面化”了。
从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在中苏关系恶化及中苏论战的整个过程中，涉及到当时国际政治的许多事件，其中的是非曲折往往十分复杂。如果要将这些事件的所有细节以及是非，都要搞清楚，不仅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会因为过于纠缠细节而使得我们忽略中苏论战背后更主要、更基本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阶级斗争各自所处的不同地位。 按照现在流行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观点，中、苏由团结走向分裂是民族国家利害冲突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依照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谓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根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按照这种庸俗的国家关系学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两国相互利用；随着各自国家利益的变化，必然渐行渐远，直至反目成仇，各自寻找新的盟友。 另外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则认为，毛主席个人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两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点，都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作为政治家的个人，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又因为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空前强大，既包括了处于世界体系半外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了外围国家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还包括了核心国家工人运动的很大一部分。然而，国际共运的这几个部分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所谋求的利益和努力实行的策略是有很大不同的。 当时，苏联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半外围国家，领导着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阵营，又通过雅尔塔协定与美国划分了势力范围。苏联国内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也已经巩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存世界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不愿意以革命手段来砸烂现存的世界体系。再加上当时的苏联领导认为，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假以时日，苏联会在经济总量以及人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方面都超过美国，只要按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有规则“和平竞赛”，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是早晚的事。又何必冒革命与战争的风险？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巩固，依靠剥削全世界超额剩余价值而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正在发展，西欧工人阶级的物质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欧各国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更不存在武装斗争的条件，西欧各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社会民主党化（如果拒绝社会民主党化，就意味着被无产阶级群众抛弃）。所以，西欧各国共产党普遍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进行“修正”，承认“和平过渡”是正当的革命策略。由于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只有苏共纲领承认了“和平过渡”，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和平过渡”才能算是“合法的”。苏共如果承认了“和平过渡”，那么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西欧各国共产党还能留在国际共运中。如果苏共拒绝承认“和平过渡”，那么不是苏共把这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开除出国际共运，就是西欧各国共产党自己脱离国际共运、直接变为“左派”社会民主党；这两种情况，都不是苏共愿意看到的。所以，苏共二十大所宣布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的纲领，实际上是满足了西欧各国共产党已经提出来的要求。 另一方面，代表了外围国家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长期革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还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广大亚非拉人民仍然饱受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急切地希望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放手发动人民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世界范围，则随时准备与帝国主义国家打仗，并在战争中打倒帝国主义。 现有的一些资料表明，毛主席在领导社会主义中国期间，始终在考虑为新的世界大战做准备的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世界战争作为世界革命的契机。比如，1955年1月28日，毛主席在接受芬兰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俄国把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扫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中国把蒋介石和地主推翻了，东欧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也解放了。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它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 … 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在1957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毛主席说：“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1958年8月1日，毛主席在会见赫鲁晓夫时，饶有兴致地与赫鲁晓夫一起分析了美国在全球的兵力部署，认为美国“力量有限，困难甚多”；在第二天会谈时，毛主席又提到，按照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隔二十年来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13年了，世界和平也许还能维持七年。1964年10月22日，毛主席在一项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 出于反对害怕战争的立场以及战争来得越早、革命也就来得越早的估计，毛主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在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应采取坚定、不妥协的态度，甚至要采取某种类似于后来美帝国主义所说的“极限施压”的斗争策略，逼迫帝国主义早日发动战争。中、苏两党在这方面的分歧，在后来的古巴危机期间，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外围国家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半外围社会主义国家与核心国家工人阶级之间虽然在各自的阶级利益和革命斗争策略上有分歧，但这些分歧，总的来说，都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世界革命和进步力量范围内的分歧，表现为在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的分歧。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却有长远的和根本的共同利益。 借用毛主席首先提出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国际共运中这几种力量相互之间的矛盾属于世界范围的人民内部矛盾，它们各自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是敌我矛盾。总的来说，在1960年至1965年期间，尽管中苏论战剑拔弩张，中、苏双方基本上将两党论战以及两国关系限定在了国际共运内部矛盾的范围，保留了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余地和可能性。 从1966年开始，中国方面首先将苏联方面彻底开除出国际共运和反帝斗争的阵线，进而将两党两国的矛盾上升为世界范围的敌我矛盾。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在实际上与美国结成了反苏的统一战线，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帮助世界资本主义渡过了七十年代的危机。可以说，1966年以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国际阶级斗争方面犯有原则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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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26 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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