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 吴焱金回忆录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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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书读到这本，是武汉造反派领导人的文革回忆。读完后感到作者思想十分深刻，文中精辟论述颇多，揭露的许多事实也十分重要，特摘录如下和各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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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1966年5月，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队宣布，将四清工作队转变为文化革命工作队。工作队秉承刘少奇、邓小平抓右派的文化革命指导方针，不去清干部了，而是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都成了这次运动挨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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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初，党中央已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我就在本厂搞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我带领工人群众，把工作队下令我整群众的黑材料抢了出来，发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好的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的过程。全厂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市委工作队自四清以来在我厂整了许多人，对工人群众像1957年反右那样进行拉网式地打击、迫害，所以从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厂造反派就占了全厂职工的绝大多数。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并把盘踞在我厂两年多的市委工作队赶走了。我们厂工人还在厂门口挂上了“解放区”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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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出，毛主席提倡的夺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夺权，上海得到毛主席支持，是因为工总司一统天下，连先前的保守派都包括进去了，对激进的“上柴联司”，王洪文竟然是组织数十万人用武力打垮的。据说毛主席当时还亲自看实况录像，是默许这种魄力的（当然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张春桥、姚文元在背后支持）。由此想到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对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派久攻不下，如果蒯大富快速解决了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历史可能会改写。

陈、钟、牛、蔡、巴（●陈、钟、牛、蔡、巴：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全力支持后来成立的百万雄师，彻底消灭造反派，逼中央承认现实。但他们不明白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必须是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夺权中央才会予以支持，1967年夏天毛主席来武汉正是要做这个工作的。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当时的这段指示，就是根据武汉文革运动的情况总结出来的。毫无疑问，毛主席说的工人阶级是包括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的，他不仅希望造反派大联合，也希望大联合包括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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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为什么流产?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仓促上阵，群众组织头头之间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新湖大龙铭鑫、张维荣、彭勋等人仓促发动和组织了湖北一·二六夺权行动，事前没有充分有效地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头头沟通，湖北省的夺权筹备委员会9人常委名单是闭门造车想当然的做法，《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也是新湖大事先组织人写好的。到1月26日正式开会时，9个常委方案一出笼，各方意见不一，以致发生激烈争吵。这么大的夺权行动，我也是事先一无所知，还是彭勋偶然想起了我，才派人用车把我匆匆接到会场。整个一·二六夺权活动，我仅在上午参加了争吵不休的会，下午参加了洪山礼堂象征性的夺权大会，就没有下文，一·二六夺权因各造反组织意见不一自动流产。

湖北、武汉并不缺少有能力的造反派负责人，但缺少一个有远见和胸怀、能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领军人物。“一·二六”夺权的失败和造反派在二月逆流前夕的公开分裂，表现了造反派领袖们的不成熟。我们造反派领导层政治上不成熟。虎气有余，猴气不足，唇枪舌剑有余，耐心沟通不足，挑剔他人有余，自我反思不足。由于投入文革运动的时间短（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总共只有不到90天），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办法和经验。特别是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夺省、市委大权的重大问题。


二．造反派没有形成有像上海工总司那样统一的群众组织。当时山头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以至由一·二六夺权分歧在造反派中产生香花派和毒草派（后来钢、新两派的雏形）。后来的二八声明则彻底公开了造反派的分歧，钢、新两派内战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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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湖北日报》同志的长谈，大家认为还是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是我们应有的主张。于是《湖北日报》扣下了我写的声明，于1967年8月24日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加强“联指”，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建议》，《建议》指出：“对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因停止公开攻击，不要无限上纲，以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让我们齐心合力，求大同存小异，捏成一个拳头，杀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狠狠打击四个‘一小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此文载1967年8月24日《湖北日报》）。”但我的这个建议一直未被接受，武汉三镇满街的大标语：“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钢、新之争愈演愈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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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战斗任务，”但《十六条》中所说的 “斗”是对当权派，“批”是对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思想。“改”是指“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斗、批、改都是矛头向上的。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但军队干部掌权以后，斗、批、改就变了味儿。 斗，是斗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台，将走资派扶上去。一时间，文化革命陷入低潮，造反派的日子很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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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或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 五不准学习班：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后若干年中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类似后来的“双规”。“五不准”的具体内容是：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当局规定“五不准”学习班关押时间可抵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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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七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予追究，实现“团结、胜利”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康生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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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办这次学习班，完全是曾、刘、方、张首长做贼心虚。他们真正的后台林彪摔死后，他们害怕造反派起来闹事，起来追究他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造反派群众统统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罪行。于是倒打一耙，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控制了我们几个月，也没有揪出一个五一六分子来，最后不了了之。以后不论中央有谁倒台，必定是造反派的后台，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掌权的当权派反复折磨，颠倒黑白，任意打击。

有一种官方舆论说是：“造反派横行十年，造成十年浩劫。”其实，造反派在文革十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是挨整的，无非是运动初期冲击了一些当权派，再就是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扬眉吐气几天。什么时候轮到造反派横行呢？造反派又有什么权利横行呢？造反派唯一的资本是毛主席的支持。这种支持那里抵得过手握生杀大权的当权派呢？不过纸总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刘丰被中央点名为林彪死党、曾思玉为活党，地方干部和造反派才盼来了转机。后来毛主席提出“兵归营，权归政”，林彪军人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才得到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