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列毛主义者如何看待在中国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

xsa234

印象中不少前托派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出了大力

SOSO

李方舟 发表于 2024-2-14 20:03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托洛茨基是叛徒的消息。这么说，激流网和乌有之乡，在揭露托洛茨基本质方面，还是有很大 ...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后，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在悄悄地改变。

　　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进行《周恩来选集》上卷的编辑工作，选集中有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需要对托洛茨基加以注释。

　　当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注释小组担任负责人的曾宪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0年时，关于斯大林的错误，国内基本上已经有了共识，特别是对其搞肃反扩大化和大清洗，基本上予以了否定。因此，这次做注时，不再照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托洛茨基是“间谍、匪帮”的注释。

　　曾宪新和周组负责注释工作的副组长郑新如商量，确定了两条原则：第一，要承认托洛茨基和列宁有分歧，曾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派别活动。不过，这属于党内问题。至于他和斯大林的分歧，则不提。第二条，托洛茨基的功绩要适当承认，用曾担任过的职务，尤其是联共政治局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两个职务来体现。

　　“这条注释经胡乔木代表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核准，实际上是为托派平反开了个头。”曾宪新说。

　　1988年8月，苏共中央做出了为托洛茨基等人平反的决定。198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在为《邓小平选集》第一卷做注时提出，把托派和汉奸相提并论，是“错误论断”。

　　这条注释报到胡乔木处，他加上了两句话：“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一笔，代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首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这可以说，是为托派做了平反，把人家的汉奸帽子摘掉了。”曾宪新说。

　　199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毛泽东文集》的六、七、八卷，在为第六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做注时，客观介绍了托洛茨基的生平，再无评价性的断语，更无一句否定性的断语。同时，注释中第一次提到了托洛茨基的死因，用的是“暗杀”一词。

　　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的变化，郑异凡并不清楚，不过，学术环境上的变化，他也能感觉得到。

　　90年代末，沈昌文帮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一批书，其中包括托洛茨基读本、伯恩斯坦读本等，找到郑异凡。他编辑了《托洛茨基读本》，并写了前言。后来因资金问题，这本书在2008年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在前言的末尾，他写道：“纵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个革命家。��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

【编辑:刘欢

王导

李方舟 发表于 2024-2-14 19:32
有没有托洛茨基为帝国主义办事，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共运的链接 ...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0714

站内就有现成的文章呀。

* 关于“权利集团、托洛茨基主义者、季诺维也夫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

* 关于他自己参与了1934年12月对谢尔盖-基洛夫的暗杀。

* 他与“图哈切夫斯基事件” 的军事阴谋家密谋发动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政变，并在德国或日本入侵时在红军的背后捅刀子。

* 关于他与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谋。

* 与法西斯分子和他自己在苏联境内的追随者合谋，破坏工业、交通和矿山。

*关于莫斯科审判中对被告的指控和被告的供词，托洛茨基知道这些都是真的。托洛茨基知道他在《反对派公报》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托洛茨基知道，他向杜威委员会重复了这些谎言。

马儿在驰骋

SOSO 发表于 2024-2-14 20:52
关于陈独秀与托派——从毛选一条注释的修改谈起
2007年04月23日 09:54 来源：北京日报

“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选，那必然是“修订版”，谁修订的，不言自明。

trotskyin1923

SOSO 发表于 2024-2-14 19:26
老实讲托洛茨基这人实际上也就只是因为后面归顺了帝国主义集团名声大，这人可比“马列托”反动的多了。毕 ...

指鼠为鸭从辩论上升到人身攻击是一回事，但是在这里散布不实历史史料又是另一回事了。

第一，托司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在全世界扶殖自己的势力。如果真如斯大林所说，被肃反的那些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托派分子，那么首先托司机是如何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其势力扩张到苏联各地从基辅到西伯利亚的，而且考虑到这一切还建立在托洛茨基并没有稳定和丰厚的资金收入来维持其大规模运作的基础上。
事实上托洛茨基分子只是一个帽子而已，只要你的行为破坏了工厂生产，不符合苏联官僚的利益，那么你就是托派分子。认为遥控指挥从事破坏行动这种事情是真实的，无异于认为2019年香港的动乱全部都是由美帝造成的。

第二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不是隶属关系不是指挥与非指挥关系，在大革命失败前陈独秀和托司机没有什么联系，陈独秀一直对共产国际的全面融入国民党的策略表示异议，但是共产国际通过其资金支持强行推动了这项策略。随后412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是共产国际将取消主义的帽子甩锅给陈独秀之后，陈独秀才逐渐淡出cpc，并在接触到托司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多数派关于是否全面融入国民党的争论的论述后才逐渐向托司机靠拢。即便如此他也只是和托司机有过交流，并没有完全认可。
至于勾结日寇的托派这一问题，我的评价是刻板印象大可不必，托派中既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随后被cpc肃托的托派，也有在大城市动员无产阶级反对国民党、日本、以及cpc的托派，还有抛弃理想去做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托派。仅仅抓着那些叛去日本的托派做文章，和特色只对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极端港独分子的报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 鲁迅所谓批评托派的那封1936年的信已经被历史研究证明是他人代写的。

王导

trotskyin1923 发表于 2024-2-14 21:46
指鼠为鸭从辩论上升到人身攻击是一回事，但是在这里散布不实历史史料又是另一回事了。

第一，托司机没有 ...

译者按：这三封信是历史学家皮埃尔·布鲁埃于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托洛茨基档案中保存有大量托洛茨基生前的信件、文书等（虽然根据约翰·阿奇·格蒂教授的说法，一些1932年后托洛茨基与反对派的信件往来被人为移除了），按照托洛茨基的遗愿，在其死后40年，也就是1980年对历史学者开放研究。这三封信件至少证实了以下事实：

1932年末，苏联国内建立起了一个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为骨干的左翼反对派阴谋集团，并在进一步地扩张。

托洛茨基支持左翼反对派阴谋集团的建立。

左翼反对派集团内部存在分歧，托洛茨基的“盟友”主张放纵右派，而托洛茨基本人则反对这一点，这表明至少在1932年末，托季阴谋集团尚未与右派建立合作关系。

托洛茨基通过一定的渠道获取苏联国内的消息，戈利茨曼是重要的线人，二者间保持着某种联系。

托洛茨基等人有意利用文件来影响杜威委员会的调查，谢多夫的信显然没有提交给杜威委员会，否则托洛茨基在听证会上的诸多谎言将会不攻自破。

翻译仅供参考，英译版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broue/1980/01/bloc-app.html 作者：抗飏虓虎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9967786/?spm_id_from=333.999.0.0 出处：bilibili

王导

trotskyin1923 发表于 2024-2-14 21:46
指鼠为鸭从辩论上升到人身攻击是一回事，但是在这里散布不实历史史料又是另一回事了。

第一，托司机没有 ...

1936年8月19~24日，苏联举行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16名被告承认其参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并犯下反苏罪行。

1937年1月23~30日，又有17名被告被送上苏联最高法庭，他们承认组织了“托季联盟的托派平行中心”，其中的13名被判处死刑，剩下4名被判处8~10年监禁，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审判。

两次莫斯科审判后，托洛茨基采取了行动。自1937年3月起，美国托洛茨基保护协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on Trotsky)开始筹备托洛茨基的自证活动。最终于同年4月份，一个由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为首的委员会（以下称为“杜威委员会”）在墨西哥的科约阿坎集合，基于苏联方面公开的犯人供词和托洛茨基方提供的证据，对托洛茨基案进行了重新审查。

1937年9月21日，杜威委员会宣布已经彻底查清了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谢多夫的问题。并于第二年出版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无罪》(Not Guilty)。

然而，我们现在有切实的证据指出，托洛茨基、谢多夫和他们请来的证人多次对杜威委员会撒谎，而这些谎言同样动摇了托洛茨基其它的——我们目前暂时没有足够证据质疑的——自我辩护，也使得杜威委员会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谎言一：高尔茨曼说了日期
1937年2月9日，托洛茨基为杜威委员会的组建做了一次电话演讲，题为"I Stake My Life!"（《我以生命作赌！》）。在本次演讲中，托洛茨基说出如下一句话：

Unlike the other defendants, Holtzman indicated the date: November 23–25, 1932 (the secret is simple: through the newspapers it was known when I arrived in Copenhagen)...

翻译成中文大意是：“高尔茨曼（即Э. С. Гольцман，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之一，他的名字在翻译成英文时为"Holtzman"，这里统一译为“高尔茨曼”）和其他被告不同，他明确指出了日期：1932年11月23~25日（手段很简单，我什么时候到哥本哈根从报纸里就能知道）……”

在这里，托洛茨基指出了一个具体日期——“1932年11月23~25日”，然而，在莫斯科公布的高尔茨曼的供词中却根本没有出现这一具体日期，他仅供认了出月份，即11月，这里谨将高尔茨曼的供词（英译版）中出现这一月份的部分援引如下：

In November I again telephoned Sedov and we met once again. Sedov said to me: 'As you are going to the U.S.S.R., it would be a good thing if you came with me to Copenhagen where my father is.'

中文翻译是：“11月时我又给谢多夫打了电话，然后我们再次碰面。谢多夫对我说：‘既然你正要回苏联，不如和我一起去哥本哈根见我父亲。’”

通篇高尔茨曼的供词中都没有出现“23~25日”，那么托洛茨基是从哪里知道这一信息的？我提请各位注意，根据托洛茨基所言，他抵达哥本哈根的时间确实是1932年11月23日，但他离开则是在1932年12月2日，那么11月25日这一日期究竟是托洛茨基从哪里得出的？有理由相信，托洛茨基隐瞒了一些事。



托洛茨基的演讲原文【英】：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09/life.htm

高尔茨曼的供词【英】：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 ... als/21/holtzman.htm

P.S.关于高尔茨曼的供词还有一个“布里斯托酒店”的问题，这件事被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反共人士认为是证明莫斯科审判是虚假的有力证据，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另开一个专栏详细介绍这个问题。


谎言二：不会说挪威语
在1937年4月13日的听证会上，托洛茨基谈到了自己不会说挪威语。

GOLDMAN: All alone?

TROTSKY: Never. It is impossible, Mr. Attorney, because if I am on the street and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I am absolutely helpless. I am surrounded by people, and especially in Norway – I don’t speak Norwegian – I must have some Norwegian people who can defend me.

GOLDMAN: Didn’t you learn Norwegian while you were there?

TROTSKY: Not sufficiently to speak.

翻译成中文是：

戈德曼：一直是一个人？

托洛茨基：不，这不可能，安东尼先生，因为如果我在街上被人认出来的话没有人能够帮我。我周围有很多人，在挪威尤其是这样——我不会说挪威语——我得要有一些挪威人来保护我。

戈德曼：你在那的时候没有学挪威语吗？

托洛茨基：还不足以说话。

但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著名的《先知三部曲 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如阿斯克维克所说，对其自由的每一次限制，托洛茨基都要表示抗议，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从不侮辱警卫人员，而且他还能用正确的挪威语自如地和警卫交谈。①

——《先知三部曲 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1999，p.379

阿斯克维克(Askvik)是托洛茨基流亡挪威期间，监视托洛茨基的警卫班警官，从这句话的脚注我们知道：

①我（即多伊彻——up注）对某些这类细节能有所了解，得感谢阿斯克维克夫人——那位警官的遗孀，1956年4月当她听说我在奥斯陆时，便把她丈夫回忆录的手稿交给克努德森（托洛茨基流亡挪威期间的房东——up注），并托他把手稿转交给我。克努德森只是在他译到有关的段落时才惊奇地得知托洛茨基懂挪威语。在霍涅芬斯期间，他俩通常用德语交谈。

——《先知三部曲 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1999，p.379~380

我们可以知道，阿斯克维克是挪威警官，他并不会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而且这段材料是出自其未出版的回忆录手稿，阿斯克维克完全没有理由在这里撒谎。提请注意，德语和挪威语虽然同为日耳曼语系，但仍有较大差别，很难相信阿斯克维克会将德语错听为挪威语。至于多伊彻，任何看过其《先知三部曲》的人都不难发现其明显的维护托洛茨基倾向，认为他为了抹黑托洛茨基而捏造了这份材料更加不合理。

那么，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在面对杜威委员会的调查时，对其是否会说挪威语做了隐瞒。隐瞒的动机或许是为了博同情，或许是有其它更加深层的原因，这里无法继续深究。但我们的结论是十分明确的。



托洛茨基4月13日在听证会上的发言【英】：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session06.htm


谎言三：不再与苏联国内反对派联系
托洛茨基在1937年4月12日傍晚的听证会上声称：

TROTSKY: On political matters? The mail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Oppositionists were interrupted from 1930, 1931, and 1932, absolutely.

翻译成中文就是：“托洛茨基：关于政治问题？和反对派的信件往来在1930和1931年其实中断了，当然也包括1932年。”

这一谎言可谓是最经典也最确凿的，就连知名的托派历史学家皮埃尔·布劳(Pierre Broué)也承认：

Là-dessus, notre conclusion est nette: Trotsky et Sedov n’ont pas dit la vérité sur le bloc de 1932, mais c’était justement leur devoir, à ce moment, de ne pas dire cette vérité-là.

—— “Trotsky et le bloc des oppositions de 1932” ,1980, p. 30

翻译成中文是：“关于这方面，我们的结论是明确的：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在1932年的阴谋集团上没有说真话，但在这时候，不说真话恰恰是他们的义务。”

让我们来详细看看托洛茨基究竟否认了和苏联内部哪些反对派的联系。



托洛茨基4月12日傍晚在听证会上的发言【英】：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session04.htm

拉狄克(К. Б. Радек)

托洛茨基在1937年4月13日的听证会上指出：

I declared many times, and I repeat again, that Pyatakov, like Radek, has been during the last nine years not my friend but my bitterest and most perfidious enemy, and that there could be no question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us.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现在我再说一遍。皮亚塔科夫和拉狄克在过去的九年里早就不是我的伙伴，而是我最痛恶的敌人，我们之间没有交流的可能。”

历史学家格蒂(J. Arch Getty)在波士顿研究了托洛茨基档案后指出：

Yet it is now clear that in 1932 he sent secret personal letters to former leading oppositionists Karl Radek, G. Sokolnikov, E. Preobrazhensky, and others.  While the contents of these letters are unknown, it seem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they involved an attempt to persuade the addressees to return to opposition.

——“Trotsky in Exile: The Found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1986,p.28

翻译成中文就是：“现在很清楚，1932年他（指托洛茨基——up注）给前反对派领袖卡尔·拉狄克、格·索科尼科夫、叶·普列欧布拉任斯基等人寄了秘密的个人信件。尽管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信的内容，有理由相信它们包含了让收信人回到反对派的建议。”

阿奇·格蒂从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理由帮助斯大林，相反，他在著作中多次公开批判斯大林，而且是能接触到托洛茨基档案的历史学家，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不会偏心。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格蒂的发现与拉狄克的供词其实高度吻合：

Радек: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о том, что готовится, я узнал из письма Троцкого ко мне в феврале – марте 1932 года...

翻译成中文是：“拉狄克：我是在1932年的二三月份，从托洛茨基给我的信中首次了解到什么（托季阴谋集团——up注）正在筹备中……”

这无疑又为莫斯科审判的公正性提供了支撑，除非莫斯科能从托洛茨基家里提前得到托洛茨基的信，否则很难解释这样的巧合。



拉狄克的供词【俄】：http://www.hrono.info/dokum/193_dok/1937tro07.php

高尔茨曼(Э. С. Гольцман)

托洛茨基在4月12日白天的听证会上表示自己自离开俄国后，就不再与高尔茨曼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GOLDMAN: Have you in any way had any communications with any Holtzman since you left Russia?

TROTSKY: Never.

GOLDMA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ROTSKY: N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

戈德曼：自你离开俄国后，你是否有过任何与高尔茨曼的交流？

托洛茨基：从来没有。

戈德曼：直接或间接？

托洛茨基：都没有。

而托洛茨基的儿子，也是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最得力的助手谢多夫在他的红皮书里声称：

These two facts, i.e., that meetings of Smirnov and Holtzman with Sedov actually took place, are the only drops of truth in the Moscow trial’s sea of lies.

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两个事实，即斯米尔诺夫和高尔茨曼确实有与谢多夫会面，是莫斯科审判的谎言之海中的唯一一滴真相。”

阿奇·格蒂在研究了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后更进一步指出：

Sometime in October [1932], E. S. Gol’tsman, a former Trotskyist and current Soviet official, met Sedov in Berlin and gave him a proposal from veteran Trotskyist Ivan Smirnov and other left oppositionists in the USSR for the formation of a united opposition bloc.

——“Trotsky in Exile: The Found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1986,p.28

翻译过来就是：“在（1932年）10月的某个时间，爱·索·高尔茨曼——一个前托派也是现任苏联官员——在柏林见了谢多夫，向他提出了来自斯米尔诺夫和其他苏联左翼反对派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集团的建议。”

在了解托洛茨基流亡期间，谢多夫所扮演的角色后，很难相信他会向他父亲隐瞒自己见过高尔茨曼的事实（甚至极有可能这次会面也是托洛茨基的指示），也很难相信他会对托洛茨基闭口不谈此次会面高尔茨曼传达的消息。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极有可能与高尔茨曼有间接（甚至直接）的联系，但他本人否认了这一点，在有能反驳上述证据的材料出现前，我们有理由怀疑托洛茨基对杜威委员会说谎了。



谢多夫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英】：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 ... /works/red/ch14.htm 作者：抗飏虓虎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 ... id_from=333.337.0.0 出处：bilibili

王导

trotskyin1923 发表于 2024-2-14 21:46
指鼠为鸭从辩论上升到人身攻击是一回事，但是在这里散布不实历史史料又是另一回事了。

第一，托司机没有 ...

托司机满嘴谎言，我看不实史料就是他和他的徒子徒孙搞出来的多吧。

trotskyin1923

王导 发表于 2024-2-14 21:50
译者按：这三封信是历史学家皮埃尔·布鲁埃于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托洛茨基档案中保存有大量 ...

那么我也贴一段施用勤先生对格雷福·弗尔的评价
在富尔教授宣读完他的讲稿之后，开始讨论。我率先发言：“富尔教授说的是托洛茨基的谎言。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这个人物有大量不同的说法，判断他的言论是真话还是谎言，取决于你占有的资料，还取决于你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要澄清历史、证伪、揭穿谎言，需要依据靠得住的史料和文献，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新的伪造和谎言。教授讲稿中对‘列宁遗嘱’的看法，说它是托洛茨基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伙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伪造的结论，依据的是推测和流言，是站不住脚的。”
　　富尔教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了一通他不是对托洛茨基做好坏判断，只是揭示托洛茨基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而他说托洛茨基伙同克鲁普斯卡娅伪造遗嘱，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并非一定如此，等等。
　　我本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穷追猛打，这时书社主人出面制止我。我知道在这种场合是争论不出什么来的，于是承诺不再发言。
　　富尔教授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为斯大林招魂，传播别人和他本人对苏共历史和早期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制造的谎言。他在美国没有市场，在中国倒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原因并不难理解。在美国，有关联共（布）党史、党内斗争，各种不同观点、立场的著作、史料都早已公开出版，所以读者对相关问题的了解相对比较全面，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但要他们相信富尔教授的谎言和他借助谎言重塑的斯大林偶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在中国，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被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中共虽然承认他犯了错误——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亲自定调，功过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当年中共的反修斗争中，捍卫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对他的批判，是斗争的重要部分。在文化革命初期，更提出要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自比为斯大林了。那时虽然也出版了一些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书，但量很少，还都是内部读物，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即使对关于斯大林的宣传有怀疑的人，也无法进行相关的研究，一是没有资料，二是不允许。我认识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因与几个同学一起研究托洛茨基而遭受牢狱之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真实面貌以及联共（布）党史真相的书。遗憾的是，这一过程始于1980年代的布哈林热。因布哈林是捍卫新经济政策，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反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又被说成是旨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农业生产开始的，所以布哈林热持续升温。殊不知，在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布哈林是政治局中与斯大林合作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一起捍卫所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起炮制“一国社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反对1923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合反对派，并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肆意践踏、破坏党内民主，在这场使列宁的生机勃勃的党退化为斯大林个人专制工具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他自己也沦为反对派，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我曾写过：“从全盘肯定斯大林到否定斯大林肯定布哈林，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位移。肯定布哈林鼓吹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肯定1928年以前的斯大林，只不过是把1923-1927年联共（布）中央多数派推行的经济政策的冠名权非常不公平地给了布哈林，而把斯大林甩到了一边，正如当年斯大林曾把这个破产的经济政策的罪责全都推给布哈林，把自己择干净一样不合理。这个位移不仅无助于澄清那一段历史，反而使它变得更加混乱。因为它再一次肯定了当年多数派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而不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并再次用列宁的声望来加冕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毫无共同之处的错误的经济政策。更严重的是，它硬把那个早已破产的经济模式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经济模式，必然会使今天处在革命运动低谷中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绝望。”[1]但这个过程延续了十多年，它对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斯大林官僚对它的损害和背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此期间，在中国宣传和出版有关布哈林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合法化。但在1996年，我译的《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一书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时，曾受到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和新闻出版署四个部委的调查，虽然对出版社、责编和我本人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但也足以表明，在那时，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非法的。其实这时，中国知识界已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告别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人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对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体制正确与否、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各派的是与非等，都不再感兴趣。1999年，我参与翻译并对全书进行统校的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虽然也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一些报刊上也刊登了一些写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对此三部曲的评论，但只是一些微澜，根本热不起来。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我译的托洛茨基的三本重要著作——《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2008年）、《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2010年）、《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2012年），反应更微。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读者失去了深入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机会。而我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绝不单纯是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正名、讨回公道，更是要通过他让国人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革命家。前几年逝世的俄国历史学家瓦季姆·罗高文倾其一生最后15年，撰写了7卷本的著作《是否曾有另一种选择》，说托洛茨基的道路是完全不同于斯大林道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缺了这一步，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仍然迷信斯大林，对他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的看法，仍停留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内。富尔教授制造或搜集的对托洛茨基的新旧谎言，不难在这些人中找到共鸣。所以有单位请他前来，安排他演讲，也有出版社为他出书，兜售他的谎言，而且还是十分低劣的谎言。
　　这一情况使我愤怒，同时也使我感到有责任揭穿富尔教授的谎言，驱散富尔教授粉饰假革命家、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语）斯大林，诬蔑真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迷雾，让有志革命的人看清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富尔教授讲座中的谎言有两类，一类比较具体，一类比较泛泛。如“列宁遗嘱”等，是非常具体的；如说什么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一切事情都说了谎，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所以不得不搞暗杀、破坏、同德国、日本勾结，都是泛泛的。对于第一类问题，我将举具体例子来反驳，对于第二类问题，我也只能勾勒粗线条，否则，写两本书也不够。

来源————中马库   富尔教授的谎言

王导

trotskyin1923 发表于 2024-2-14 21:54
那么我也贴一段施用勤先生对格雷福·弗尔的评价
在富尔教授宣读完他的讲稿之后，开始讨论。我率先发言： ...

我只问你，托洛茨基是不是在反对派问题上不老实，撒谎了？这可是连托派历史学家都承认的。

这一谎言可谓是最经典也最确凿的，就连知名的托派历史学家皮埃尔·布劳(Pierre Broué)也承认：

Là-dessus, notre conclusion est nette: Trotsky et Sedov n’ont pas dit la vérité sur le bloc de 1932, mais c’était justement leur devoir, à ce moment, de ne pas dire cette vérité-là.

—— “Trotsky et le bloc des oppositions de 1932” ,1980, p. 30

翻译成中文是：“关于这方面，我们的结论是明确的：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在1932年的阴谋集团上没有说真话，但在这时候，不说真话恰恰是他们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