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人士谈2023年

傑瑞米柯賓

群眾抵制

此舉在群眾之間掀起軒然大波。僅僅兩天後，“中國人大網”的留言平台就有三萬多人評論，其中幾乎全部是質疑和反對的聲音。相比於其他法律草案，《公司法》僅僅只有五百多人評論，而《增值稅法》和《學位法》的修訂草案只有不到一百人評論。面臨洶湧的民意，被視為“中共喉舌”的胡錫進也不得不站出來提醒中共“不要觸發公眾情緒”。中共與很多學者、律師談話，要求他們不要發表意見，不少人的網絡帳號被封禁。

許多網民表示，這項法律過於寬泛，警察的自由裁量權力過大，很可能變成系統性的迫害。中國政法大學的一名教授寫道：“如果公職人員可以憑個人偏好和觀念信條，隨意擴張解釋和適用法律，那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什麽區別？”有網民將這個草案和中共在香港的鎮壓聯系起來，指出中共可以先給一個人扣“傷害民族情緒”的帽子，然後名正言順地拘留，就像中共把許多香港抗議者稱為“暴徒”，然後鎮壓。實際上，中共一直以來都有用來鎮壓群眾的法律，那就是“尋釁滋事”罪。過去，中共一直以這項罪名來鎮壓異見人士，來維護自己的獨裁權力。這項法律也一直遭到群眾的抵制。

即使中共將這項法律細化，說明什麽是“危害民族情緒”的服飾和標志，也不會改變它的民族主義本質，這是本次群眾抵制更激烈的原因之一。新一輪的群眾情緒除了對獨裁統治的不滿，還有對民族主義的不滿。群眾意識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只是為了它自身的利益。有人將過去中共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匯總起來，指出中國在與日本關系好的時候，就大肆投資“日本風情街”，而關系不好的時候，就宣傳抵制日本產品。

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隨著清零政策對群眾的鎮壓、經濟形勢逐漸惡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越發無效。從之前的佩洛西訪台，到最近的日本核污水事件，可以看到群眾相較以前沒那麽積極響應中共的民族主義說辭。因為民族主義並不能解釋為什麽群眾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差，也不能解釋為什麽貧富差距巨大。群眾對被民族主義洗腦的抗拒也聯系到中共身上。有網友寫道：“你（中共）吃特供時，就不提和我們是一個民族，住高幹病房的時，就不提和我們是一個民族，需要我們努力工作的時候，就說和我們是一個民族。”

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單純通過鋪天蓋地的宣傳來給群眾灌輸民族主義已經不滿足中共的維穩需求，所以它不得不將民族主義寫進法律。這說明中共面臨巨大的危機，已經開始對民族主義的宣傳效果失去了信心。它開始擔心民族主義失去市場，並且無法再分散群眾對中共的憤怒情緒。如果民族主義仍然牢牢駕馭著群眾，那麽中共完全不需要將民族主義寫入法律。正如一名網友所說，“國家居然會害怕老百姓‘傷害民族感情’？如果日子越來越好，為何要擔心老百姓‘傷害民族感情’”。

我們的主張

中共和它的民族主義宣傳陷入越來越深的危機。為此，中共獨裁政權必須利用法律和警察等暴力機關來保護自己，強化對群眾的鎮壓。未來，隨著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群眾的不滿將持續增加，中共可能會被迫更高壓的手段來保衛自己的獨裁統治和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通過有組織的鬥爭來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及其所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獲得民主和自由。這需要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才能成功。

“即使14億人口也不足以填滿中國的空置樓房”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還沒有見底的跡象。經濟師洪灝表示，2021年中國房地產銷售額達到了18萬億元人民幣。但他向CNBC表示，2023年房地產總銷售額達到10萬億元就算是“幸運了”。

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恐將使中國經濟陷入長年停滯。房地產的大衰退就如經濟的巨型煞車器，並是3年殘酷的新冠疫情防控結束後經濟未能反彈的主因。

一方面，住房長期供過於求，同時中國也存在人口危機。城市化進程已經放緩。貢獻房屋建造數量40%的房地產公司現已拖欠貸款。資本家過去相信市場只會上漲，因此造成過度杠桿。2021年，隨著恒大債務危機，泡沫開始破滅。其董事長許家印和其他幾名恒大高管現已被捕。這恐怕預示著政府將主導拆解恒大的進程。尚不清楚這會對更廣泛的經濟產生什麽影響。

有視頻顯示，9月23日，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在東莞舉辦的一個經濟論壇中表示，即使中國14億人口也住不完全國的空屋。他的講話提及已出現的、規模驚人的房地產供應過剩。這是因為金融投機猖獗，造成了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

空置房屋

賀鏗在東莞表示：“空置的房屋究竟有多少，各個專家估出來的數字相差很大，最極端的認為目前的空置房屋數量足以容納30億人居住，這個數據可能有點過了，但我認為14億人可能住不完。”

先前估計中國有6500萬至8000萬套空置房屋。賀鏗的說法暗示，即使前述這些數字也是低估了實情。因此，中國現況確實是非常荒唐。175年前，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已經在《共產黨宣言》解釋這一進程：“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

面對這場危機，習近平政權顯得處於癱瘓狀態。近幾個月來，中央和省級政府宣布了200多項不同但七零八碎的措施，嘗試重振房地產市場。9月房屋銷售量較8月增長17.9%，但仍較2022年9月下降29.2%。

整個社會及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共獨裁政權能夠治理經濟的信心已經動搖。正如我們在《社會主義者》雜志中所解釋，中國經濟看起來越來越陷入“日本化”——這是指日本資本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初類似（但規模較小）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經歷的“失去的數十年”。日本曾經被視為有望超越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但後來卻陷入了停滯。日本占世界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18%降到今天的不到4%。

不過日本和中國之間有著諸多不同，當馬克思主義者描述經濟“日本化”的過程時，我們並不是說中國將全然重走日本危機的道路。更詳盡的說明，請參閱《社會主義者》雜志第71期文章《中國經濟陷入“日本病”危機》。

中國不一樣，但……

高盛近期（2023年10月）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房地產崩潰實際上在某些方面看上去比當年日本更嚴重。中國城市的空屋占總房屋約20%，是1990年日本9%的兩倍多。報告稱，中國房價是家庭收入的20倍，而1990年的日本為11倍。中國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也是1990年日本的兩倍。因此報告指：“中國房地產市場下滑對實體經濟的直接影響將比日本當時更大”。

洪灝等經濟學師預測，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低迷將持續數年甚至十年。瑞銀集團投資銀行預計，房地產銷售及建造將“穩定”在2020-21年高峰時期的五至六成水平。房屋建造大減將引發連鎖反應，從更多違約、破產、失業、地方政府預算危機，到危機蔓延到金融體系的風險。

中國前副總理劉鶴在1月份於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房地產領域風險如果處置不當，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必須及時幹預”。但北京方面似乎少有“及時幹預”。關於中國經濟“日本化”的恐懼將會愈演愈烈。

“平等”幻滅：青年階級意識加速覺醒

各路官媒始終熱衷於宣傳“越努力越幸福”的傳說。對於青年來說，他們從官媒那里聽到的一直都是諸如農村學生刻苦學習考入了清華、高中畢業生白手起家創業致富的故事。

但現實告訴青年，這些故事只是個例。

學生時代開始，中國青年所受到的熏陶就是“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但對於出身普通家庭的學生來說，這種幻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化為泡影。高失業對青年的影響是廣泛的，考入名校也難以保證良好的就業前景，更遑論改變階層了。即使是作為雙一流大學的中傳，“未就業+自由職業”率（也就是失業率！）也高達近40%。

“不夠努力”？

在失業率暴增的情況下，“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官方將日均工作超過九個小時作為“青年奮鬥不躺平”的證據，那麽勞動法所規定的“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就只是一個擺設；官媒將 “211畢業5年存款5000元，工作是火鍋店保潔”作為即使不斷失業也依舊“不躺平”的正面例子大肆宣傳，但這個例子反而證明了即使是211畢業，即使是再樂觀、再“不躺平”，也難敵就業形勢的一路下行。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越努力越幸福”只是一個都市傳說。而“小人物逆襲”、“奮鬥不躺平”一類故事試圖通過渲染努力來掩蓋的，就是階級地位對於個人發展的更大影響——代代相傳的特權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遠大於努力。於是，官方對“努力”的宣傳遭到了越來越強的厭惡，一個反問開始廣為流傳：

“駱駝祥子淪為悲劇難道是因為他不夠努力嗎？”

對於官僚子女來說，“就業下行”的壓力並不存在。他們父母所積累下的資源讓他們在體制內外都能過上遠優於同齡人的生活，不學無術的周頡輕輕松松得到了對外界來說門檻極高的崗位，深圳的官三代“北極鯰魚”則能大大方方地宣稱自己家里有“九位數”，還去了澳大利亞留學——用來自“韭菜們”的錢！對於他們來說，這一切特權並不是駭人聽聞的，而是如同呼吸一樣平常的，所以“炫耀”也是自然而然的。

裙帶關系在體制內具有決定性的力量，足以保證官僚子女在政府、在國企實現“紅色家族代代傳”。在階級關系的代際傳遞中，青年踏入社會後發生了高速的分化。

折疊中國

相比於在“提供了超過80%城鎮就業”的民營企業苦苦打拼的青年，“靠關系”進入體制內的少數人享受著穩定的工作、更多的福利和更少的工作量；即使和“考進來”的貧寒同僚相比，他們也享受著更低的招聘要求、更快的晉升等來自領導的“關照”。在之後的工作中，他們將靠酒杯、牌局和婚姻找到自己在官僚的關系網中的位置，完成特權的世襲——這種特權不是、也不可能是靠白手起家的努力得到的。

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中國的青年失業與不平等現象日益加重，而資本主義證明了自己無力解決這些問題。在“211畢業5年存款5000元，工作是火鍋店保潔”的新聞下，“中青評論”發文稱，這代表了“年輕人大可以在開闊的原野上自己選擇奔馳向前的方向”；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所謂“自己選擇奔馳向前的方向”，只能是基於工人階級的依附和被壓迫地位的自由。要真正實現青年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在經濟上實現無產階級的民主計劃與控制。

不平等現象激發著青年的怒火與渴望改變的情緒，也促進著階級意識的增長；而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之下，如果青年無產者覺悟到需要組織起來，並對整個體制發起全面的挑戰，將會是革命的一股中堅力量。

倫敦東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塗鴉引發群眾不滿

倫敦發生的一起事件引發了激烈的網絡討論，讓人們看到了中國快速變化的政治情緒。八月，幾名中國留學生在小紅書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發布一則信息，稱他們在倫敦東區紅磚巷的塗鴉墻刷上了中共宣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24字。這項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一鵲”（網名）在社交媒體上宣稱，他們的活動是為了批評“西方中心主義”。

“核心價值觀”在2012年作為宣傳口號被中共提出，在習近平的推動下，這個標語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公共場所，包括公交和地鐵等公共交通。不少城市曾要求所有市民全體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應對高層的檢查。在學校和政府單位，學生和公務員被要求必須牢記背誦，他們甚至會被抽查背誦的情況。

群眾激烈反對

隨著習近平政權加強控制和中國經濟形勢的惡化，人們對中共政權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在公開表達對習近平統治的不滿之前，群眾的不滿首先會集中在政權宣傳的不同方面，如所謂的“核心價值觀”，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因為群眾會將“核心價值觀”中的內容和中國的現狀聯系起來。一名網友留言說：“你們只敢在國外這樣做。你們敢去北京的街頭這樣塗鴉嗎？”言下之意，“一鵲”等人只有在墻外才能創作和政治相關的內容，在墻內就會面臨中共當局的懲罰，甚至被拘捕，即使他們塗的是中共當局自己宣傳的口號。

除了墻內群眾借此機會表達對中共的不滿，墻外的中國人也行動起來。他們到紅磚巷進行二次創作，來表達對中共的反對。例如在“自由”和“公正”前面加上“無”和“不”，變成“無自由”、“不公正”。隨著事件繼續發酵，“核心價值觀”塗鴉周圍出現了更多海報或塗鴉，內容包括要求反對中共鎮壓香港、西藏和新疆，以及反對中共獨裁。按照“一鵲”的說法，他們想要用這個塗鴉來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但在海外中國人的二次創作之後，東區塗鴉發展成了反對中共的聚集地。這反映出群眾對中國政府的廣泛不滿。當中國人逃離了墻內的直接管控後，不滿情緒就會表現出來。

一向被視為中共的鐵桿支持者的“小粉紅”，向來力挺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這次卻與東區塗鴉問題保持距離。知名愛國博主“孤煙暮蟬”認為所謂“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對中國政府的“高級黑”。她認為“一鵲”等人根本就不是為了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而是為了借機引發對中共的不滿。這體現出這些“小粉紅”自己對中共和中共的宣傳口號缺乏信心，因為他們意識到習近平今天的統治越來越民意低落。他們意識到在墻外刷上“核心價值觀”會產生相反效果，觸發群眾不滿。

事件擴大之後，“一鵲”試圖澄清自己，他在社交媒體上否認自己的行動是為了諷刺中共。顯然，他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向中共解釋，自己並不是一個海外的異見人士。這種“自證清白”比在網絡上澄清自己更困難。一直以來，中共通過各種渠道，包括使館、學生社團和孔子學院，來監控海外中國人，尤其是留學生。如果一個留學生在海外參加了政治活動被中共間諜拍到，他在回到中國之後將受到中共的審問。海外大學為了吸引更多中國學生賺錢，往往會和中共合作，成為鎮壓幫兇。

中共的“核心價值觀”真是社會主義嗎

中國在上個世紀末完成了資本主義覆辟。在此之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一個斯大林式的官僚獨裁政權，它用社會主義的言辭來掩蓋特權官僚的專制統治。即使擁有國有經濟，這樣的社會和國家也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為了維持統治，即使在今天，資本主義的中共在某種程度上仍然需要以“社會主義”為借口，為鎮壓、加強專制控制和攻擊“西方”民主辯護。與此同時，中國自由派普遍支持向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邁出有限的幾步，他們接受並傳播中共歪曲的“社會主義等於專制”的思想。事實上，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只是過去一百年來工人鬥爭（包括社會主義者領導的革命鬥爭）的結果。我們警告，在新的無序時代，這些民主權利將越來越多地受到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只有民主的工人階級革命群眾運動才能推翻獨裁統治，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

中國：南北俱澇　氣候危機進一步惡化

在七月份，華北京津冀地區遭受罕見的暴雨侵襲，造成至少近百人死亡及失蹤，財產損失超過一千億元人民幣。而在僅僅一個多月後的9月初，南方福建、廣東及港澳再一次迎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災害。這顯示了全球氣候危機所造成的災難正以明顯的速度急速惡化。

暴雨起因是台風“海葵”登陸後的雲團所致。暴雨除了在香港和澳門造成了前所未見的災害，在廣州、東莞、深圳等地亦造成了嚴重災害。氣象學者形容，這次是暴雨相當於“在兩小時內，將400瓶500毫升的瓶裝水倒在1平方米的玻璃上”。深圳的降雨量打破自1952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市內多個地區積水甚至淹沒到腰部，羅湖火車站全被泡在水里，市內幾乎所有隧道都被淹沒，部分地區水流甚至湍急得沖走路上的車輛。

突然排洪

深圳水庫在8號淩晨排洪，但僅僅在事前45分鐘才通報香港政府，內地民眾更是被蒙在鼓里，深圳市應急管理局更是在排洪前2分鐘才通知民眾。在《深圳晚報》官方微博的留言中，可以看到大量民眾被困求救的訊息。

而直到8日上午近9時，深圳市政府才發出通知，稱“羅湖區企事業單位和居住在羅湖區的居民停工一天”。但事實上大部分民眾在這份姍姍來遲的通知公布前，已不得不想方設法涉水上班，而當時雨尚且仍未完全停下。加上受災被淹導致交通中斷的並非僅僅羅湖一區，深圳市內，乃至廣州、東莞、佛山、珠海等地都受災嚴重。但這些地方基本都沒有任何停工的決定，甚至根本沒有制定過極端情況下的停工機制，可見在中國內地，對勞工權利乃至基本安全的保障是何等缺乏。

事實上，在更早之前的7月底，台風“杜蘇芮”就已在福建造成了一場88萬人受災的暴雨，而在9月“海葵”暴雨侵襲廣東前兩天，福建就已再次先首其害。9月5日福建福州市的降雨量就突破了紀錄。福建有598座水庫需要排洪，造成福州、福清、泉州多處出現洪災。中共的水庫為了爭取最大的發電效率，在平日往往盡可能保持在高水位以維持高水壓推動渦輪。在這種“重蓄輕排”的策略下，根本不會考慮民眾的安全，造成水庫的防災能力大打折扣，一旦暴雨來襲很容易就要排洪，令下遊民眾雪上加霜。

傑瑞米柯賓

外力介入

伊朗獨裁政權的權力並不穩固。22歲的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被殘殺後，該國震撼地爆發長達一年的大規模抗議。為了擺脫國內的群眾壓力，伊朗政權可能會介入以巴戰事（這並非不可想像）。過去一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一直在與以色列軍隊交火，其領導人出於自身原因擔心，如果以色列成功“消滅”加沙的哈馬斯，軍事平衡就會改變。內塔尼亞胡看來勢必入侵加沙，這將引發更廣泛的流血沖突及人道主義災難，那麽其他中東地區部隊被卷入局勢、波及更大範圍的戰爭爆發就會變得更為可能。

甚至以色列政府的西方支持者現在也在施加壓力，要求以色列限制其地面入侵計劃的範圍。美國總統拜登10月15日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采訪表示：“以色列再次占領加沙將是大錯誤”。美國數名發言人也開始提醒以色列當局要跟從“戰爭法律”。由於美帝被視為以色列在加沙戰爭罪行的同夥，其在中東和整個“全球南方”的地位恐將遭到進一步削弱。因此，美帝更傾向於采取更有針對性的“外科手術式”軍事行動，但即使這樣也無疑將付出非常高昂的人員傷亡代價。

這是否能成功“緩和”以色列政府的攻擊，仍有待觀察。內塔尼亞胡政權面臨著巨大壓力（“反對派”政黨現在加入了一個支持當局軍事行動的“團結”聯盟），公眾對“以色列史上最大的失敗”進行了廣泛的批評和辯論。大部分政權在戰爭開始時都會經歷民調支持率的提升，但以色列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內塔尼亞胡吹噓要鏟除哈馬斯並在軍事上摧毀它，這是為了重新獲得公眾信任而做出的絕望嘗試。因此，美帝也無法完全操控局勢發展。我們在每個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中已見到的危機恐將更嚴重，如果這場戰爭升級為更廣泛的地區沖突則尤其如此。

對習近平政權而言，唯一積極的方面，就是希望拜登和美帝國主義能夠“分心”、將戰略重點重新轉移到中東，從而減輕中美沖突的壓力。普京顯然有著同樣的希望，希望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目光（至少部分地）從烏克蘭戰爭中轉移開去。

但除此之外，所有其他因素都加劇了習近平的困難。短期內，美國再次展現為“世界警察”和作為中東地區的霸主。短短幾天發生的事件，破壞（並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習近平在中東眾多危機中將自己塑造成權力掮客和潛在調解力量的企圖。今年3月，中國協助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覆交，對習近平來說是盡管有限、但重要的地緣政治政變。

2023年6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哈馬斯競爭的政府）領導人阿巴斯（Mahmoud Abbas）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關系提升至“戰略夥伴關系”。針對阿拉伯世界的如此外交舉措，主要是出於經濟需要，但也有助於收買這些政權（大多是獨裁政權），讓他們在中共政權殘酷鎮壓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問題上噤聲。據報道，習近平還告訴阿巴斯，他願意參與調解以巴沖突，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如今，這個提議聽上去相當可笑。甚至說不定，習近平成功促成伊朗與沙特關系回暖（仍有待認真檢驗）之後已然得意忘形。事實上，習近平政權在很大程度上被迫旁觀正發生的可怕事件，而非扮演“主要參與者”的角色。我們再一次看到，中共政權一有機會就誇大自己的“成就”，以展現強大的形象。盡管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尤其是經濟影響力）不斷加大，但中國要從根本上挑戰或取代美國仍有一段距離。

和烏克蘭戰爭問題一樣，在宣傳方面，如《環球時報》所言，中共主要強調美帝“拱火，而不是讓事態降溫”。這一評論當然正確，特別是從長年歷史來看：美帝的戰爭、經濟剝削、對獨裁者的支持，以及對以色列資本主義的袒護，使中東多重、多變的危機長期存在並加劇。

中共的宣傳

習近平政權也希望在這場沖突中展現“中立”和“和平使者”形象。就像在烏克蘭一樣，這意味著要走鋼絲，因為隨著每次危機的加深，中國資本主義的真正利益所在都會暴露出來。中共並沒有為現有的壓迫性全球秩序提供任何替代方案，因為它自身也代表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最好是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延續，代表著與腐敗專制精英階層的交易，代表著以犧牲大眾為代價來最大化其市場和原材料來源。中國石油進口有一半來自波斯灣地區。鑒於中國的國內危機、經濟日本化以及世界最大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中共只想避免新的全球威脅和不穩。

北京在外交上的危險處境，顯現於中國現在是以色列第三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了230億美元這一事實。相較之下，中國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只有1.58億美元，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中國對以色列科技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並曾希望利用與以色列的關系來部分抵銷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微芯片封鎖。

北京面對西方政府和以色列的壓力，被要求譴責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但北京拒絕譴責哈馬斯。這種外交上的噤聲可能會給中國帶來相當大代價，因為美國能將以色列進一步拉入其反對中、俄的冷戰陣營。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共轉向對以色列更友善的基調，它與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關系可能會遭受難以估量的更大損失。

中國是整個中東地區第一大貿易夥伴，去年雙邊貿易額達5070億美元。根據中國政府數據，已有21個阿拉伯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制衡並削弱美帝反華戰略的手段，北京的“全球南方轉向”已成為習近平2023年外交的核心特征。金磚國家（BRICS）8月的擴張證明了這一點，當時有三個阿拉伯國家加上伊朗及另兩國獲邀加入。這些步驟，以及其他擴大中國帝國主義在所謂“全球南方”（中東及亞非拉）影響力的舉措，將受到正進行的加沙戰爭的嚴峻考驗。

最起碼，剛在北京開幕的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被7000公里外的危機完全搶走風頭。而如果以色列重新占領加沙的話，戰事恐將蔓延，中共在外交鋼絲上將更難保持平衡。

繼烏克蘭戰爭的恐怖之後，戰爭正再一次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蔓延至以色列邊境，這令我們看清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真相。全球資本主義正在將人類拖向無休止的民族主義沖突、軍國主義和恐怖戰爭的深淵。當務之急是在全球各國家地區建立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杭州亞運：64號碼幽靈纏繞中共政權

近期在杭州舉行的亞運會上，兩名中國跨欄運動員在比賽後相擁祝賀的照片遭當局審查。

10月1日，在林雨薇奪得100米跨欄決賽金牌後，林雨薇與吳艷妮擁抱在一起。吳艷妮獲得第二名，但因搶跑而被取消資格。這兩人分別在6號和4號賽道參賽，因此短褲上標有這兩個數字。照片中，兩個數字無意中組合成“64”——中共獨裁政權的禁忌數字。

反應遲緩

盡管許多中國年輕人對這一歷史事件一無所知，但“64”這個提法常用來指代1989年6月4日大屠殺。萬計的解放軍使用坦克血腥鎮壓北京市中心（包括6月3-4日晚間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群眾示威。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最初由學生領導的抗議，但隨著工人加入，鬥爭大幅強化，抗議持續了7周。圍繞著“打倒獨裁”、“腐敗下台”等訴求，這場運動得到了數百萬人的支持，並蔓延到了100多座城市。鄧小平和中共元老們下達鎮壓抗議的命令，鄧小平更表示：“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

受疫情影響延後一年的第19屆亞運會，於9月23日至10月8日在杭州舉行。中國運動員共獲得383枚獎牌（其中金牌201枚），位居獎牌榜榜首。日本以52枚金牌位居第二，韓國以42枚金牌位居第三。運動會共有45個國家參加。最初，官媒未能注意或理解到，林雨薇與吳艷妮照片中數字組合的危險象征意義。新華社和央視新聞廣傳了這張照片，但隨後突然刪除了它和所有相關內容。微博也緊隨其後，審查了分享該圖片的貼文。在墻外，這張照片在海外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瘋傳。

這一事例說明，盡管當局對於“安全”的在意程度與日俱增，但對習近平政權來說，審查制度及思想控制卻變得越來越成問題、具挑戰性。亞運會期間，杭州每當舉行具有政治意義的重大活動時，都會加強治安管理。

居住在亞運會場地附近的居民被告知要全程關窗，不要向外看或站在窗戶附近。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的照片包括一個上面寫著“亞運期間窗戶關閉”的封條。多名評論人士看到這與新冠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的相似之處，包括杭州的安保措施之下，司機和快遞員發現他們進入一些小區的道路被封鎖，因此部分食品配送遭到擾亂。

在處理備受矚目的體育賽事上，中共政權有著自相矛盾的表現。政權通過舉辦此類活動帶來的威望和盛況，來提升其全球形象和國內權威。與所有資產階級政權一樣，它希望利用此類盛會來轉移人們對政治挫敗與危機的注意，並借此煽動民族主義。但同時，由於中共政治基因中對群眾的不信任和恐懼，其在此類盛會中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去年11月在卡塔爾舉行的世界杯足球賽期間，球場內擠滿了觀眾，但大多數人並未出於預防感染新冠的考慮而戴口罩，這一幕成為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國家審查機器過度壓制對此事的討論，因為中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堅持全面清零。當時，大約有5億中國人處於某種形式的封城之下。

起初，中國中央電視台等國家電視台對世界杯的政治敏感圖像感到驚訝，但很快就“修正”了這個“錯誤”。他們在轉播期間運用了30秒的延遲，讓審查員有更多的時間來處理“問題”，他們用球隊教練或任何其他的鏡頭，取代不戴口罩的球迷的特寫。

禁書

Chinaworker.info 今年再版了2009年出版關於八九群眾民主鬥爭和六四大屠殺的禁書。這次再版新增了一些歷史材料。在記載1989年運動的各本歷史書中，我們的這部書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著重於工人階級在一切社會變革運動中都是決定性力量的作用。

自由派歷史學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只關注學生的角色，而忽視工人的角色，並否認1989年是一場革命鬥爭。而中共的默認立場是掩蓋這些事件，實在無法掩蓋的話就將其污蔑為犯罪者的“暴亂”。 由於有這麽多版本的偽歷史，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新一代左翼青年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找尋真相，並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這一改變世界的事件背後的階級力量。

華為新芯片它取得突破了嗎？

8月底，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公司，在無預警無宣傳的情況下發布了全新的高端旗艦手機系列Mate 60系列在中國引起了劇烈的反響。起初，各國科技公私單位拆機後報告，華為新機使用了中國半導體龍頭中芯科技研發代工的麒麟9000S7納米芯片，在經歷專業測試後專家斷定該芯片為全新設計的架構，並不是華為在美制裁之前的庫存芯片。

政治宣傳

但另一方面，最近日本拆機機構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最新研究，Mate 60的Kirin 9000S處理器其實是14納米的芯片，但透過特殊技術，使其效能接近至7納米工藝芯片的水平。如果這說法屬實，就推倒了“技術突破”的宣傳。中共通過中國大量的自媒體和官媒宣傳機器除了配載中國自研的7納米芯片之外，還是全球首款能與高軌衛星通訊的手機，同時華為此次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拜訪北京的時機點上推出新機，媒體更是打出華為Mate60系列就是中國已經突圍美國一系列制裁的證明。

可見政治宣傳色彩濃厚，本次華為無預警發布的行動是中共獨裁政府在科技戰的反擊也是廣泛輿論戰的一部分。媒體大力宣傳中國各地實體門市大排長龍，手機銷售一空。強調過去因受制裁而備受打擊的華為“起死回生”，目的是為當下暴雷的中國經濟，注射一劑愛國主義的強心針。

2022年10月，白宮出台了對華半導體行業全面的“出口管制”，使得相關公司幾乎不可能向中國出售芯片、芯片制造設備和含有美國技術的軟件，同時它還禁止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為中國的半導體相關行業工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中國。

美國加大半導體產業制裁

例如， 荷蘭的半導體巨頭艾司摩爾（ASML）公司，它是全球唯一生產最先進的EUV光刻機的公司，在美國制裁令下達之後中國將無法購買世界最先進的芯片制造機器，同時三星、台積電、英特爾等半導體巨頭也都紛紛跟隨美國制裁。美國的制裁之下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舉步維艱。專家也表示本次華為與中芯國際合作生產的7納米芯片，距離其他世界前沿芯片設計及代工的對手仍有較大距離，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行業仍是統治地位。同時美國商務部表示，將對華為徹底盤整這些含有美國技術的全球半導體公司與中國的關系並加大對中國的半導體制裁。

目前國際的先進制程已經達到了5納米、3納米的程度，同時需要依賴EUV進行光刻。中芯國際以DUV機台能沖刺的制程極限至多到七納米制程，由於技術和設備的限制芯片的良品率一直是芯片代工的巨大挑戰。因此，新手機很可能會受限於芯片生產力的限制，難以提高出貨量。

在華為的新機中，由中芯代工制作的CPU系統，可能還是使用荷商艾司摩爾（ASML）生產的DUV光刻機，而非中國自制的光刻機。現在中國最先進的光刻機大概就屬上海微電子正在研發的28納米機台，與生產最先進的3納米制成的EUV光刻機相差甚多，同時本次芯片還是用了台灣大立光、穩懋，以及日本村田，韓國三星等公司的零組件。有專家稱目前麒麟9000S 7納米芯片，該是中芯國際在未來5至10年內能做到的最好制程技術。

中國半導體發展舉步維艱

新手機即使暢銷也救不了華為。調研機構TechInsights預估，由於Mate 60 Pro等的銷量成長，2023年華為智慧手機出貨量將達到3500萬支。盡管如此，與巔峰時期的2019年相比，出貨規模仍大幅下降，華為當時的出貨量超過2.4億支，全球市占率達到18%，即便Mate 60 Pro等產品暢銷，恐怕也難以達到2019年時的2成銷量。

同時與中國半導體行業緊密相連的同屬於高科技領域的中國汽車制造業在歐洲受到了反補貼調查，使得中國在中美科技戰中的處境更加艱難，也導致中美新冷戰中對抗的領域沖突加劇。社會主義者認識到，在中美新冷戰局勢的科技戰下要堅決反對沖突，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中美的一方，帝國主義沖突導致的惡性競爭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全球整體生產力降低。

只有將科技產業公有化並由從業員民主監督，才能打破國家邊界的限制，促使各國真正的合作，提高科技的發展。這是停止中美科技戰以至軍事競賽的第一步，也需要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建立工人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

中共《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強加民族主義遭群眾抵制

9月5日，“中國人大網”發布了一則“《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增加了民族主義的內容，尤其是第34條第2、3款。這兩項條款中提到，如果在公共場所穿著有損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志，或制作、散播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言論，將面臨罰款甚至拘留。2022年，蘇州一名女子因穿和服被警方帶走，理由就是“煽動民族仇恨”。這次更是直接將民族主義的條款寫入法律。

傑瑞米柯賓

中國青年失業已成計時炸彈

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停止公布失業數據。此前，中共獨裁政府利用媒體霸權將相關話題進行的封殺，中國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因內涵中國政府對於就業問題無能與遮掩再次被微博禁言。

2023年6月，中國16-24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高達21.3%，是2018年的兩倍。這個數字只計算城市青年失業率，而農村人口向來不算入失業統計範圍。此外，只要一周內工作超過一小時者亦不被算入失業，大量鄉村鎮待業在家的社區志願者也被計算入就業中。就業人口中還包括越來越普遍的“全職兒女”。北京大學教授張丹丹估計，如果1,600萬非在校生在家“躺平”或仰賴他們父母的人都納入的話，失業率將高達46.5%。這暴露出中國資本主義統治日漸失控的危機。

政府無能為力

中國相關部門表示，目前正積極出台政策，提出了針對性地進行幫扶中小企業提供更多崗位緩解就業危機等口號。但根據中國《經濟觀察報》引述智聯招聘執行副總裁李強表示，近幾年高校畢業生規模不斷攀升，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數據在2023年就業人數已經來到了1158萬人，加之過去幾年遺留的往屆未就業群體，就業危機呈“滾雪球”式遞增。伴隨著高壓的就業壓力，一些學校的學生自願延遲畢業為了躲避目前的就業危機，中國政府計劃出台的相關政策對於目前高壓的就業危機並不會有效果，失業率還是在不斷上升。

中國的國際收支數據顯示，2022年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比上年下降43%，為1,900億美元。隨著外資的投入下降所帶動的就業崗位也在不斷下降。同時清零運動不可逆轉地打擊了外資信心。在新冷戰大大升溫前，因為成本上漲，越來越多制造業國家如越南、印度的市場早已搶占中國的份額。中國已經不可能再回覆到世界工廠鼎盛時期的就業狀態。

而近兩年以來，新冷戰已經進入國際供應鏈重組階段，世界呈現中美新冷戰的態勢。隨著美國制造業回流、全球經濟衰退中國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中處於不利位置加劇了內部的就業危機。

當下青年人在面臨畢業就失業的現實情況被迫無奈的躺平，導致了該口號曾一度被推上風口浪尖，這反映出青年群體試圖消極抵抗資本剝削和專制壓迫的願景，同時潛藏著反抗的憤怒情緒。“內卷”成為了更多青年人對於現實無奈的選擇，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就業危機警醒了我們，不能幻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獨善其身。

群眾起來鬥爭

工人階級是社會中最有潛在力量的群體，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愈發嚴重的就業危機與群眾意識的發展使得當下青年人愈發重視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明確知道現時資本家為求壓榨而迫使勞動者超長工時，同時卻沒有能力提供足夠崗位給予就業人口。工作量理應攤分予全體勞動者，減少勞動者工時並解決失業問題。但企業都為了保護利潤而絕不會就範，因此工人鬥爭和就業者鬥爭理應聯合一起，對抗開采“人礦”的血汗企業。馬克思主者明確指出，只有將企業全面公有化，由實施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的計劃經濟，才能開始重組經濟，並將全社會的工作攤分予全體勞動者，才能解決失業危機並善用勞動力發展經濟。這就是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步。

中國：聲援黃雪琴及王建兵 反對中共鎮壓Me2運動

獨立調查記者、#Metoo運動深度報道者黃雪琴，和廣州職業病權益倡導者王建兵，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在二人被捕兩周年後首次開庭。

廣州市檢察院指控黃雪琴“2019年來，多次在網絡、社群發布歪曲、攻擊中國政府的煽動性文章和言論，宣揚顛覆國家政權的思想。2020年5月至2021年2月受‘境外組織人員’糾集，參與‘非暴力運動’網課培訓。”這種關於“外國勢力”的指控已經越來越被看穿是憑空捏造，在去年12月反清零抗議期間，官方指控抗議者為境外勢力，受到群眾的強烈反感。

“煽顛”罪名經常被中國當局用來打壓異議人士，可以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可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往這罪名針對強烈反對政府合法性的行動，近年已變得像尋釁滋事罪那樣“莫須有”的罪名。

黃雪琴是媒體工作者，亦是#me2運動發起人之一。她曾發表《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指中國逾八成女記者曾受性騷擾，引發公眾關注。但她真正被政權針對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曾在2019年香港民主示威時進行采訪，並在網上發表文章記錄遊行過程。她被控曾組織開設網上項目培訓課程，“以境內外重大事件、社會運動等內容，煽動參加人員對中國政權的不滿。”

在審訊當天，派遣警力在廣州法院附近範圍戒備，大批便衣人員把守路口，特警車圍繞法院四周巡邏，盤問和勸離試圖走近法院的人士。中共害怕#Metoo運動有演變成街頭群眾運動的潛力，並且成為表達對社會不公的平台。在2021年十二月弦子訴朱軍性侵案庭審時，北京法院外一度有過百名青年聲援，他們舉著標語並發表演說申訴不公。

聲援黃雪琴的“雪餅關注組”成員，黃雪琴在關押期間經常被半夜突發提訊。聲援者擔心她在獄中遭遇酷刑，身體病理加重，並可能伴隨嚴重的精神損傷。報道指出，她的睡眠經常被打斷，因為她會在半夜遭受審訊。

去年關注組稱，至少有超過70位黃雪琴與王建兵的朋友或家庭聚會參與者被傳喚，進行超過24小時的審訊和恐嚇，更強迫部分人簽署由警方編造的虛假口供，要求他們指認兩人曾參與過“顛覆國家政權”的所謂培訓活動。

黃雪琴和王建兵是在2021年9月在深圳和廣州被捕。黃當時準備前往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就學，未料在前往機場的路上“被消失”。薩塞克斯大學亦被質疑噤聲，據《BBC》報道，校方通過電子郵件通告全校學生不要談論有關黃雪琴的事情。海外大學為了吸納中國留學生的資金而往往與中共合作，淪為獨裁政權打壓言論自由的幫兇。

王建兵則在羈押失聯近200天後才獲準見到代理律師，並經歷了多達五個月的單獨關押，迄今不知道具體關押地點。王建兵曾向律師表示，在單獨關押期間精神備受抑郁癥折磨。

很多中國女權分子越來越具有民主以及階級意識，並開始認清到整個體制需要徹底的變革，使中共政權害怕他們成為未來聚合抗爭的中心點。中共政權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加上去年12月反清零抗爭已為當局響起危急警號，故此要加強鎮壓。最近中共大力利用福島核廢水事件煽動反日民族主義，並且推動“治安管理處罰法”聲稱要打擊“傷害民族感情”的行為，都是為了制造服從政權的恐懼氣氛。

但是，民族主義的轉移和警方的鎮壓不可能無限期地壓制社會不滿情緒。群眾的憤怒與日俱增，對黃雪芹和王建兵等制度受害者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也與日俱增。

新冷戰升溫

過去幾年，以中美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急劇升溫。這被廣泛描述為一場“新冷戰”。這場沖突的根源究竟是什麽？

雖然拜登和美國的資產階級媒體總是喜歡把這歸類於所謂“民主”和“獨裁”之間的道德鬥爭，但這實際上只是世界上兩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沖突，他們所做的也是對全球市場和資源的相互爭奪。

我們這個時代的帝國主義並不像殖民時代那樣，主要表現為由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對被殖民國家的直接統治，但現代帝國主義的確是控制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資源。帝國主義列強對世界不斷輸出“資本”，並利用其對全球金融的控制迫使世界上的“落後”地區對其產生依賴。例如美國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中國有“一帶一路”倡議和自己的全球金融架構。窮國背負著來自那同吸血鬼般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銀行的無盡債務，而往往被迫削減教育和醫療開支，以保持自己國家在這樣的壓力下的經濟穩定。在過去幾年里，斯拉蘭卡、巴基斯坦、讚比亞和阿根廷等國都遭受了諸如此類的災難性債務危機。

“新”冷戰一詞是相對於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及其盟友對壘蘇聯集團的舊冷戰，不過這類比具有局限性。舊冷戰為兩種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之爭——即資本主義與斯大林獨裁統治的計劃經濟。而這場“冷戰”同樣也有許多非常激烈的“熱”的階段，如越戰，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我們今天看到的沖突更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英帝國主義是占主導地位的世界強權，受到正在崛起的德帝國主義挑戰。

新冷戰的由來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中國資本主義覆辟時期之前，美國就開始與中共政權發展密切的夥伴關系，最初是為了針對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20世紀90年代，中美兩國成為推動世界經濟更加全球化的合作夥伴。

但這一發展仍是在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盡管已被削弱）的背景下進行的。隨著中國新興資本主義開始逐漸彰顯自己的地位，並認為自己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甚至可能主導世界的大國，中美關系則開始出現了裂痕。而到2010年代，競爭日趨激烈，隨著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共領導人，中美關系變得更加敵對，尤其是在特朗普就任總統期間。這一進程在拜登政府下只有在加速。

如今，由於中國出現了重大的經濟、社會和人口危機，中國帝國主義崛起的步伐已經停滯。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全球沖突會逐漸平息。實際上，現在是兩個衰弱中、深陷危機的帝國主義大國在爭奪霸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態，會給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帶來許多災難性後果。

失序時代

新冷戰是失序新時代的核心特征，它取代了過去存在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新冷戰是導致中美經濟部分脫鉤的去全球化進程的驅動力。拜登政府致力於“生產回流”、“近岸生產”或“友岸外包”對 “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業，如半導體芯片生產。芯片法案為此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資金。

然而，美國更進一步限制與中國分享或出售關鍵技術、限制美國資本家在中國投資，這些都是經濟戰的形式。中國則以自己的限制措施進行了報覆，包括將美光等美國關鍵科技公司排除在重大項目之外。

新冷戰在烏克蘭也變得“熱”起來。俄羅斯去年2月的入侵觸發了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這場戰爭已成為更廣泛的全球沖突的一部分。中國默默地支持其盟友俄羅斯，而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則投入數百億美元武裝烏克蘭部隊。結果造成了一戰般的血腥僵局，美國估計雙方已各自有50萬士兵傷亡。

烏克蘭人民的利益及其自決權與美帝國主義的活動毫無關系。他們只是借著戰爭加強北約，不僅是為了對抗俄羅斯，也是為了抗衡中國。而結果是，從德國到日本，軍國主義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這包括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這意味著用於住房、醫療保健、教育或應對氣候災難的資金減少。事實上，烏克蘭戰爭和軍國主義的興起意味著對化石燃料產生更大依賴。

軍國主義還意味著煽動反動的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會毒害工人運動。在美國，特朗普和拜登掀起了攻擊亞裔美國人的浪潮，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事態發展方向

過去兩年局勢升級的主要結果是，分別以中、美兩國為首的集團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加強。許多觀察家認為不可想像的事態發展出現，包括與中國有著非常密切經濟關系的德國制定了部分脫鉤計劃。另一個例子是美國、日本和韓國之間的新軍事聯盟，該聯盟必須部分克服基於日本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對韓國的野蠻殖民占領而產生的歷史仇恨。

隨著各國被迫選邊站隊，世界上沒有任何地區能幸免於新冷戰。正如我們其他文章所述，尼日爾的政變和非洲中部的戰爭威脅，與美國、中國及其各自盟友對非洲大地的新一輪爭奪是分不開的。

但最危險的爆發點是台灣和南海沖突。其結果將決定誰主宰世界重要的西太平洋經濟區。現在或在一段時間內可能不會爆發戰爭，但根據帝國主義的邏輯，事態會朝向爆發戰爭發展。

建立反帝國主義運動

同樣，與當前形勢最明顯的歷史前鑒是一戰前夕的時期。當時同樣許多人認為英德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的。而今天核武的存在也不足以阻止戰爭——正如我們在烏克蘭所看到的那樣：在（至今）沒有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的大規模戰爭。

帝國主義沖突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衰落的產物，它無法解決人類面臨的緊迫問題，包括大規模貧困和氣候災難。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工人和青年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推動戰爭的國際運動，一個自始至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尤其是“本國”帝國主義的運動。

中東戰爭　對於中共全球力量及轉向“全球南方”戰略的重大考驗

中東10月7日爆發的戰事正震蕩世界關系。這對於陷入與美國對抗的帝國主義冷戰、同時又面臨前所未有的國內經濟危機的習近平政權來說，戰事讓事態更加覆雜化。

以色列為征服巴勒斯坦人民的新戰爭（包括蓄勢待發對加沙進行地面入侵），既是過往戰爭的恐怖重演，但同時也是截然不同的沖突。如今的恐怖程度處於新層次。聯合國稱，自戰爭爆發以來，加沙已有100多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以軍空投的傳單命令加沙北部120萬居民在“24小時”內撤離。但他們無處可去。道路被炸斷，通往埃及的邊界已封閉。自開戰以來，以色列對加沙進行大規模轟炸，將當地變成廢墟，而30萬以色列預備役軍人被動員起來，準備地面進攻。巴勒斯坦平民傷亡（包括兒童），正不斷飆升。

新冷戰形勢下的戰爭

與烏克蘭戰爭一樣，這場戰爭是在新冷戰背景下發生的，中美兩國各自領導的陣營間的全球權力爭鬥日益激烈，主導著全球進程，並滲入幾乎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危機和沖突中。

美帝及自去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重新激活的西方陣營，當然宣布支持以色列當局。其實，由於哈馬斯武裝史無前例的大膽進攻，在10月7日從“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加沙越過邊境攻入以色列南部並展開屠殺，各政府更容易地對以色列表達政治支持。這次襲擊造成的以色列平民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最多。

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以色列國對其土地和家園的殘酷、持續加強的占領和圍困，是有其正當性的，應獲得所有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但哈馬斯在以色列南部發動的攻擊和屠殺，揭露了其反動本質。哈馬斯是一個保守的伊斯蘭主義運動，獲得各色右翼、惡毒、反工人階級的中東獨裁政權的支持。

10月7日的襲擊在以色列猶太人口當中引發的震驚和恐懼，加強了內塔尼亞胡政府的“自衛”宣傳，該政權準備對加沙進行無情和空前程度的地面入侵。這只會意味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清洗和大規模驅逐。在許多人擔憂會出現“第二次災難（nakba）”，這是指1948年戰爭後巴勒斯坦人被大規模驅逐。此基礎上，民族主義和宗派沖突的惡性循環將持續並加速，以巴雙方右翼威權勢力也將崛起。正如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色列-巴勒斯坦支部同志的聲明所概述，只有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打破這種不斷有人頭落地的發展。

拜登利用這場危機來展示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美帝仍是無可爭議的全球第一軍事強權），向以巴地區派遣了一個航母戰鬥群，後來又增加到兩個，並警告伊朗政權不要直接、或通過黎巴嫩真主黨等“代理”民兵勢力幹預局勢。哈馬斯是遜尼派穆斯林組織，並非直接受什葉派伊朗的政治控制，但他們從伊朗獲得大部分武器、資金和訓練。西方各國政府大規模強化了他們無批判支持以色列的宣傳，包括拜登在內的許多外國領導人將在未來幾天訪問以色列。同時，全球各地城市都湧現了聲援巴勒斯坦群眾的大規模示威。在德國等一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這些抗議被譴責為支持“恐怖主義”，甚至出現會被警方起訴的威脅。

傑瑞米柯賓

中共“醫療反腐”所為何事？

在7月底，中共開展了一場所謂“醫療反腐”運動，聲稱要“全面集中整治”全國的醫療和藥品行業的腐敗問題。至八月中旬，至少159名醫院院長和書記被查處，數量超過去年兩倍，單單陜西省就通報“處理”了937人。同時“反腐”運動亦延伸至部分跨國醫藥企業，全球最大的醫藥公司之一諾華（Novartis）被要求開除4名醫藥代表，多場醫療學術會議宣布延期或取消。

誠然，中國醫療系統腐敗叢生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無論公營還是私人醫院，院方為了牟取私利，收受藥品或醫療儀器公企的回扣，向病患處方非必要的療程和昂貴的藥品，甚至直接向病患和家屬勒索“紅包”，這些情況屢見不鮮。部分醫護人員或迫於壓力，或出於自肥也參與腐敗，醫療開支因此成為了不少基層民眾所背負的龐大包袱。

然而，中共所謂的“反腐運動”，無論是針對政府官僚還是醫療領域，都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和裝模作樣為民做事的表演秀。在醫療資源短缺和貧富差距嚴重的情況下，腐敗只是資源集中在富人手里的手段。在沒有解決根本經濟問題下，反腐只不過是一場秀，而且最終損害了民眾的利益。據中國媒體《時代周報》報導，現時一些三甲醫院的醫生對於非緊急非必要的手術，一律不予開刀。同時，由於各醫院進駐“調查組”，醫生不願與之交涉，因此寧可輪番休假，按時下班。這就令病患的輪候時間大增而服務質量大減。與此同時，自上而下的“反腐”運動，反而加深了病患對醫護的不信任，加劇了醫患矛盾。

中國在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中，首當其沖就是推行了所謂的“醫療市場化”。中國的公立醫院雖名為“公立”，實際上政府的投入很少，絕大部分的經營和財政壓力都由醫院自行承擔。因此，公立醫院的醫生也不得不參與“創收”。

另一方面，中國有著更明目張膽且制度性的醫療腐敗，也就是所謂的高幹病房。據2006年中科院的調查報告指，政府的醫療開支中，竟有80%是為了服務850萬黨政幹部，只有20%是服務所有14億中國民眾。而這是中共無法根治的腐敗範圍，甚至在8月8日，《新華社》還發表文章稱高幹病房不可取消，在引發民眾憤怒後文章又被全網刪除。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在醫療私有化的情況下，中國龐大的藥品市場也成為了跨國藥企的狩獵場。由於民主權利和工會權的缺失，醫護、病患、工人都無法組織起來為了實現對藥企的監督而鬥爭，令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藥企（當然也包括中國本地的藥企）重銷售、輕研發，加上醫院成為腐敗管理層掌握的銷售渠道，跨國企業為求進入市場而與醫院互相勾結，其成本自然轉嫁至病人身上。根據Wind統計，去年在中國上市的5000多家公司中，只有57家公司的銷售費用占收入比重超過50%，而其中醫藥企業就占了40家。

習近平為何要在此時出手打擊醫療系統的腐敗？原因很可能是跟之前打壓教培、科技、地產行業如出一轍，擔心這些企業資本坐大，希望加強專制權力對這些企業和市場的管控，但這並非出於民眾、消費者和患者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而且中共官員往往在醫療企業皇國中割據自己的派系利益，這使中央推動的政策受到抗拒、執行命令時混亂不堪，並且難以有效調動資源。在去年清零期間的醫療大混亂，都見這些情況都打擊了習近平的權威。

同時，由於過去兩三年的封控和清零政策極大的消耗醫保基金，習近平政權不得不盡快對醫療行業進行一次清算和審計，以免在經濟接二連三出現危機之時，醫保基金成為下一個被引爆的炸彈。當然，也有出於考慮到現時習近平民望大不如前，急須進行一些政治宣傳，將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形象。

像習近平上任之初那煞有介事的“反腐”運動一樣，中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醫療腐敗問題，最多只不過是讓腐敗行徑換上另一種形式而已。醫療腐敗的根源在於將民眾健康視為利潤的私有化政策，換言之，在於資本主義本身。我們要通過將公共醫療系統置於民主管理之下，加大政府對公共醫療的投資，廢除特權階級的醫療優待，為全民提供免費而且優質的醫療服務。此外，醫藥企業全部國有化並收歸民主管理。而這正是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的立場。

新冷戰的兩極張力加速形成

中美兩大帝國主義沖突下形成了新冷戰的世界格局。美帝國主義由以往三十多年視中國為合作的對象，變為視中國為威脅世界第一帝國主義地位的力量。兩大國都沒有可以緩和的空間。

習近平當前降低戰狼外交的聲調，只是策略上的改變，而不會扭轉中美沖突的根本方向。中美都在各領域繼續部署，為未來的各種沖突（包括軍事沖突）升溫準備，它們整合並強化自己的經濟聯盟、強化自己的軍事力量、拉攏不同國家組成聯盟等。歸根究底，帝國主義沖突是世界危機發展不可避免的階段，而不是國家領導人的政策所能決定的。而資本主義危機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升溫。

兩極化局勢

新冷戰意味著中美兩極的對峙，世界各地的沖突都被拉進其中。就如烏俄戰爭並非兩國孤立的戰爭，而最終來說是中美沖突的其中一環。如果孤立去看烏俄戰爭就會誤判形勢，以為使美國視線轉移至東歐和俄羅斯，以至緩和與中國的沖突。事實正好相反，美國要利用對俄的經濟封鎖和地緣政治部署，為挑戰比俄強大的中共作出準備，同時亦發出警號——如果中國挑戰西方帝國主義（例如入侵台灣）將會付出嚴重代價。美國亦借著戰爭恢覆其在西方陣營對歐洲的主導權。

固然中美帝國主義聯盟各自都有內部利益矛盾，並非完全團結一致，例如歐美和中俄聯盟內部都因戰爭策略和貿易問題發生沖突。而部分國家會在中美之間作利益平衡，希望拿到兩面的好處，但這空間已經越收越窄。

例如印度看起來像是遊走在中美的中立派。它並沒有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並趁著烏俄戰爭而向俄羅斯收購廉價的農產品。印度也是中國主導的金磚國家的成員之一。在最近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南非）中，習近平成功拉攏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六個新成員國，加強合作來抗衡西方陣營的G7峰會。

然而，金磚國家仍僅僅是一個松散的經濟合作倡議。在今天國防和科技比經濟貿易的因素重要得多。而印度是美國印太區的關鍵戰略盟友，例如去年美國與澳、日、印加強被中共視為亞洲北約的“四方安全對話”之合作，以進一步在印太區軍事上圍堵中國。因此，在最具決定性的問題上，印度是屬於美國陣營的。

帝國主義聯盟的性質

中俄帝國主義之間在中亞地區的利益沖突以至在烏俄戰爭的策略分歧在現階段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兩國在美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必須要為了生死存亡而互相依附，包括在軍事上共同合作以及抵抗外交圍堵。雖然中共高估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果，以致它不敢在行動上支持俄羅斯，但它會盡力避免俄羅斯戰敗，避免戰敗使普京政權面臨倒台。如果一個反中的政權在俄羅斯上台，將會使中國在新冷戰受到大大削弱。

一些評論員預測，中國會施壓俄羅斯停戰，使其接受放棄入侵烏克蘭以來占領的領土的條件，但這無疑等同要俄羅斯徹底戰敗，顯然不是中國“和平計劃”所要達到的目的。和平計劃的目的是要為美方造成外交阻礙，並防止俄羅斯徹底戰敗。

我們不能排除未來階段會有談判的可能，但在目前對峙程度下並不會發生。中共企圖通過外交辭令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但無論是三月提出的“十二點和平計劃”以至最近出席沙特阿拉伯的和平會談，都只是擺姿態而並非任何真正有意義的舉措。

在帝國主義沖突的年代，地緣政治沖突取代了跨國資本融合與共同合作。因此，帝國主義聯盟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經濟上的互惠，而是國防與外交的保護。例如法國資產階級即使知道因為投入美國陣營而減少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但在兩極化對峙的局面下是別無選擇的。而中國也一定要保住普京政權以免其倒台，否則自己會陷入徹底的孤立。

政權危機與群眾運動

無疑在經濟危機的年代，中美都難以對盟國給出大量經濟優惠，就像六月的G7峰會中並沒有簽署任何經濟協定，但其主調是共同視中國為世界安全的威脅。如果因此誤解這些帝國主義聯盟是沒有實質意義甚至不存在的，就不能理解新冷戰局面。

但帝國主義危機之嚴峻程度，意味著群眾需要一場規模大得多、意識高得要多、組織強得要多的運動。自戰爭爆發以來，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輿論，包括大部分的“左翼”都支持烏克蘭和西方陣營，而沒有清晰的反戰意識，更未有反對所有帝國主義的階級意識，甚至瑞典、芬蘭都在民意支持下加入北約。這當然是因為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左翼政黨擺出清晰的國際主義立場所致。

中美帝國主義的政權面臨嚴重危機，如果面臨革命運動以至威脅政權存在，當然有可能會暫時緩和帝國主義沖突以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但一般來說，政權為了保住權力，更加要利用戰爭氛圍來加強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因此加強帝國主義沖突。但無論是戰爭初期在俄羅斯短暫的反戰運動、或者2022年中國反封城反威權的運動，其組織力和群眾意識在現階段仍遠遠低於所需要的運動。

這並不是對未來群眾運動發展持有悲觀的立場。相反，真正的革命樂觀主義是明白到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之艱困和重大，距離現階段群眾運動所達到的還相當之遠，同時面對現實在當下建設革命黨。

ISA是率先指出全球化年代終結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對新冷戰的認知亦是我們成立開始分析世界的支柱。在覆雜的局勢下只有正確的分析才能為未來的階級鬥爭作準備。

“山河大學”諷刺教育不公平

過去幾個月，一所名為“山河大學”的虛構學校在中文互聯網上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合稱山河四省）的網友提出，如果這些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資1000元，總共30多億，就可以共同建設一所位於四省交界的高校，以解決當下高考考生數量眾多、但優質高校資源稀缺的問題，甚至還有人自發的設計起了校徽、校訓、校歌，以至自發制定校規校律以及大學的活動課程。這種戲仿用來渲泄山河四省教育資源不足的黑色幽默。

地區資源差異

大學招生將考生居住地納入考量，許多大學傾向招收本省學生，加上“985工程”、“211工程”的名校多在大城市，因此導致大城市名額較多，在錄取率上出現地區間的龐大差異，也因此在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四省人口數字高，但教育資源匱乏，因此學生高考壓力尤其大。以2022年“985工程”院校的錄取率為例，上海為5.33％，河南省則只有1.14％。

“山河大學”在互聯網上的迅猛傳播充分表明了廣大群眾對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存在強烈不滿。這是繼“躺平”以來政府再次被迫回應網路次文化對時弊的諷刺，當局不能再無視網絡輿論，非常擔憂群眾不滿的情緒。

但這個話題很快就在知乎、微博等社交平台遭到了封禁。面對呼籲教育公平的民主訴求，中共當局選擇了極力封殺和輿論管控。資產階級政權從來就害怕群眾的自由討論，因為這會讓無產階級認清教育不公的根源就來自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中共當局無異於是在告訴大家，你們連教育不公都不可以討論，都會被視為犯罪。

在封禁輿論的同時，教育部副部長吳巖還針對此事做出了回應。但我們不得不懷疑這個照本宣科用長難詞拗口到自己都結巴的家夥嘴里究竟還有沒有一句真話？張口就是共同富裕，閉口就是重大戰略都是一些純粹空洞的被他們發明出來用以應付群眾質疑的政治術語，也不奇怪會被網友調侃是“吟唱咒語”，有人自願給聽不懂“咒語”的網友做起了翻譯，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共的意思就是：“已閱，不考慮”。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教育的本質已經嚴重背離了人的自由發展。學生們在學校里被植入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掌控教學內容，資產階級歪曲歷史，美化資本主義制度，灌輸反動思想。

學校就猶如一個巨型的角鬥場，應試教育要求學生踩著其他同學升學，把個人的成功建立在他人的失敗之上。這意味著殘酷的競爭，學生要幻想在資本主義下通過努力學習來實現階級躍升，就不得不陷入海量的作業、刷題和補課所組成的機械狀態（否則就很可能會面臨淘汰），一刻也不敢松懈。

異化的教育

因為應試教育的本質就在於競爭性，資產階級會不斷的增加新的科目和繁雜枯燥的考題，為了不被淘汰學生必須嚴重犧牲和占用自己的休息娛樂時間，直到一步步逼近生理極限，給身心造成巨大的壓力。絕大部分學生都將成為一個資本主義教育下的失敗者。但我們應該指出，角鬥場中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擊敗自己的奴隸同胞奪得寶座得以獲得在貴族面前搖尾乞憐機會的冠軍，而是帶領奴隸們起來反抗的斯巴達克斯。

中國的教育資源占生產總值的比率等同第三世界落後國家，政府還好意思談所謂經濟轉型。資本家控制的政府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會真正代表廣大無產階級。只有通過學生組織起來發起鬥爭，迫使政府大幅提高教育資源，而這場鬥爭也是要求住房和醫療資源的鬥爭，也就是工人階級鬥爭的一部分。而要真正解決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暴政，實行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傑瑞米柯賓

為何沒有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

資本家們感到驚慌：中共過去一次又一次地用來應對經濟困境的、傳奇的金融“工具箱”，現在是怎麽回事？中共如今沒有應對危機的方案，表明當前的危機與以往不同。整個經濟的債務水平達到了危險的程度（截至2022年底，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了創紀錄的295%），這限制了當局的斡旋空間——老方法不再可行，或者不再具有所期望的效果。

《南華早報》2023年8月29日報道，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表示：“中國放棄激進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就是因為領導層認識到幾年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已達到臨界點所帶來的威脅。鑒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此類風險對社會和政治穩定構成的威脅是難以容忍的。”

中共的默認回應一貫如此，而非采取“直升機撒錢”的方式──即印鈔票並向公眾派錢來刺激消費。在疫情期間，許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更傾向於采用後者的方法。現在，這個想法在國內也有些人提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智庫機構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最近呼籲政府每年花費1.5萬億元人民幣，以數字人民幣的形式給予每名公民約1000元的補貼。

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這種方法有可能使得國家陷入“福利主義”的陷阱，他們認為“福利主義”會造成國家“養懶漢”。習近平對“福利主義”的反感在2021年10月發表於中共刊物《求是》上的一篇演講中得以展現。中共獨裁政權擔心一次性發錢給普通家庭不會有效增加消費，同時卻會擴大預算赤字，並觸發對更多社會支出、改善養老金、醫療和失業保險的需求。在一個極端貧富不均、各地區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全國最富1%的人擁有的財富占比超過底層50%的人的財富），決定家庭應該拿到多少補貼將是一個極具問題的事情，有引發社會動蕩的風險。

相比之下，傳統的做法──再一次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只會讓地方官員和資本家得益。至少過去是這樣，直到過度興建住房和基礎設施，以及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危機，這個選項才變得不可行。負債最嚴重的省份之一貴州就是一個例子，這一案例顯示了中共政策的荒謬之處。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截至2022年底，貴州已經建造了總長8331公里的高速公路，超過了日本的7800公里。而日本有8200萬輛車，而貴州只有不到600萬輛；日本的GDP比貴州多超過15倍。

考慮到金融體系日益不穩定、空前的產能過剩以及上述提到的其他因素，“大爆炸式”刺激方案是沒什麽可能得以實施的。如果中共政權最終不顧一切提出這樣一攬子刺激方案，這將意味著中共高層將要爆發劇烈的權力鬥爭、出現歷史性危機，同時也是一場或將適得其反、產生更惡劣後果的豪賭。

在缺乏重大財政刺激的情況下，政府只能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增強信心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平息金融市場這件事上。自7月中旬以來，這些方案幾乎每周都在推出，但其中的措施要麽有限、要麽次要。這已經成為一種經濟上的拖延策略，使“市場”越來越不滿。盡管中共耗費甚巨、浪費很多資源，嘗試提振滬深300指數，滬深300指數在8月份仍舊下跌了6%。

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方位壓力，英語圈一些評論人士用四個“D”來總結這些壓力源：需求（demand）、債務（debt）、人口結構（demographics）和脫鉤（decoupling）。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解釋的那樣，脫鉤過程（或者部分人所稱的“去風險化”）是真實存在的。中美帝國主義權力爭鬥，以及它們各自的冷戰陣營，現在正在持續影響著貿易關系、供應鏈（體現為生產線“回流”和“友岸外包”）以及投資。這當然不意味著兩個陣營之間完全終止互相的貿易，脫鉤也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然而，朝著減少互相聯系的重大轉變正在進行中。雙方都在設置壁壘，加強監管體制，並越來越多地將貿易和投資轉移到自己的陣營或“友邦”。

今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的亞非拉國家之間的貿易額首次超過了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美國商務部報告指出，2023年前六個月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25%。美國現在最大貿易夥伴是墨西哥，中國則降至第三大。

對中國來說，這種從富裕市場轉向較不發達的出口市場的轉變，無疑將加劇其自身的經濟困境。這伴隨著美國協調的科技戰，旨在削減中國對美國控制的關鍵技術的接觸，以拉大中美科技（特別是軍事技術）之間的差距。對中國工人來說，這已經帶來可觀的影響。在“中國加一”或“中國加二”的策略之下，中國的工廠正在關閉並轉移到印度、越南和印尼。受到地緣政治和純粹的資本主義貪欲的驅使（許多中國資本家也趁著脫鉤的大勢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這一過程或將加速。

馬克思主義的展望

經濟困境驗證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警告。我們強調，包括習近平政權在內的資本家們極大地低估了房地產行業崩潰的影響，這是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轉折點。這個危機不可避免地會蔓延到中國經濟的其他部門，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最先蔓延到地方政府及其金融載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建基於土地價格投機。

我們過去警告，中國經濟大致重演了“日本病”的進程——日本在1990年開始的巨大資產泡沫（主要源於房地產部門）崩潰後，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階段。彭博八月份的一份報道評論說：“世界終於驚覺中國累積多年的挑戰”。

今天，許多媒體的評論焦點都集中在中國的“日本病”上。像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羅奇（Stephen Roach）、佩蒂斯（Michael Pettis）這些經濟學者，以及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團等大銀行的報告，大多都抱有這個立場。克魯格曼等人警告說，盡管日本在1990年代的GDP增長平均每年1.3％，而中國或許能實現較高的增長率（2至3％），中國的危機恐將比日本的更糟。當中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經濟水平相較日本要低得多——2022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2800美元，而1991年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29470美元。再者中國的福利水平遠遠不如日本，中國人口問題則更加嚴重、而且比日本更早開始出現人口問題。日本的人口直到2008年才開始減少。

印度今年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有證據表明，可能早在2018年，印度人口就已經超過中國。對於這件事，中共政權沿用其對數據造假的做法。在資本主義下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勞動力正在以每年數百萬人的規模遞減，而其養老金缺口是另一個觸發社會爆炸的潛在因素。按照目前的趨勢，預計於2033年，政府將無法滿足屆時達的4億退休人口的養老金。

中國當然也缺乏資產階級民主的減壓“安全閥”，來幫助資產階級控制、轉移大眾憤怒。另一個重要的區別是，1990年代的日本雖然與美帝國主義有貿易爭端，但並不像今天的中國那樣陷入於激烈的冷戰沖突中。冷戰的出現本身就是因為中國比當年的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對美帝霸權帶來更嚴重的威脅。在這場沖突中，除了暫時性的延緩策略來爭取喘息空間，習近平政權騎虎難下。對於兩個帝國主義陣營來說，唯一的結局要不是勝利就是歷史性的失敗臣服。因此，盡管中共政權目前的危機之深重（但情況發展仍然尚處於早期階段），他們不會且不能轉變基本路線方向、停止與美國的對抗。

在2023年2月的ISA世界大會上，當資本主義投機者正興高采烈地投入中國的債券和股票市場，相信“經濟奇跡”將回歸時，我們指出：

“對全球資本主義來說，最大的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是決定性的轉折點。我們對於日本式的發展（低增長的“僵屍”經濟）的觀點現在已經實現。這也是世界經濟的轉折點。從2013年到2021年，中國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超過30%。房地產行業占中國總GDP的約30%，占全球建設活動的三分之一以上。

“自2021年中期開始的崩潰，以及自那時以來所有指標的下滑——房屋銷售、房屋開工、房價（雖然速度較慢，但只會延長危機）、政府土地出售和投資——預示著中共國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崩潰。但就像他們的西方對應物一樣，中國的統治者沒有一個替代模型。”【摘自《2023年世界展望文件（二）：多方面的全球危機如何影響不同地區》】

病癥蔓延

地方政府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機器中的關鍵部分。他們貢獻了超過75％的基礎設施投資。沒有大規模刺激方案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除了最富裕的城市外，其他所有地方政府的資金已經用盡，無法支付工資、償還債務，更別說再擔負起另一個大型財政刺激計劃。

此外，問題也開始蔓延到金融行業，被中國媒體稱為“中國黑石”的中植集團就是一個例子。盡管近年來加強了對影子銀行的監管，以遏制並減少影子銀行，但影子銀行仍然在為被其他信貸渠道排斥的房地產公司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提供緊急資金。信托行業，即出售投資產品並以高利率向高風險借款人貸出資金的公司，是一個價值為21萬億元人民幣（3萬億美元）的經濟灰色地帶。雖然官方聲稱他們的資產只有7％與房地產行業相關，但真實數字被認為更接近30％。如果這些骨牌也即將倒下，這將加大房地產和地方政府部門的流動性危機，並給整個金融部門帶來危險。

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已進入第三年，現在中國最大的民營房地產公司碧桂園面臨危機。這是中國最大的開發商，其進行中的建設項目幾乎是恒大的四倍。恒大是第一個骨牌，其於2021年8月的違約標志著危機的開始。碧桂園在8月6日付不出2250萬美元的債券利息。就在我們發布本文時，碧桂園距離避免違約不剩幾天時間。該公司暫停了十一項國內債券的交易，並在其盈利預警中，預計上半年凈損失將達550億元人民幣。當恒大破產時，幾乎沒有人認為碧桂園會陷入類似的困境。

與此同時，恒大擁有34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波蘭的國債），並在8月17日向紐約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免受海外債權人的訴訟，同時嘗試重組債務。今年7月，恒大報告稱，2021年至2022年兩年的綜合凈損失達到5820億元人民幣。這比該公司自1996年成立以來的總利潤還多。另一家國有房地產開發商遠洋集團旗下超過20億元人民幣境內債券延期兌付，這又是另一個骨牌倒下。如果遠洋集團在9月1日之前未付款，該公司將違約。

這標志著分隔國有部門與私有部門的防火墻被突破。到目前為止，國有房地產開發商被官媒形容是“安全”的，因此在過去的兩年里，他們一直受到購房者的青睞。中國超過一半的房屋是預售形式的：買家預先借房貸支付房價，然後房子才動工。這場危機導致數百萬套房屋爛尾，並引發了購房者“罷交房貸”，這些購房者無法搬進他們已經支付費用的房屋中。

四分之三的私營房地產開發商（約50家公司）已經在2021年步恒大的後塵，對其境外債違約。當時，遠洋集團被媒體稱為一家擁有“健康財務”的公司。當國有房地產公司也被視作陷入債務危機時，這將進一步打擊市場、強化對購房的抵制情緒。一個惡性循環正在形成。正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所言：“新房銷售下滑引發的連鎖反應，可能導致開發商違約增多、政府收入大幅萎縮、建築材料需求下降、房地產和政府部門員工薪資下降、消費疲軟、金融機構蹣跚而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資產階級機構擔心，如果現在不進行大膽的刺激幹預，目前下行的惡性循環將變得像日本一樣根深蒂固。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2021年的房地產泡沫爆破導致中國出現了8000至9000萬套空置單位。在資本主義下，要消耗掉如此巨大的過剩產能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為什麽中共政權不像一些人士所建議那樣，將這些空置的房屋國有化，轉變為可負擔的社會住房呢？原因在於，中共是個資本主義的獨裁政權，最終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他們極端敵視“福利主義”。而且，要大規模擴建社會住房（在當今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將加速私人住宅市場價格的崩潰，引發嚴重反彈。習近平政權最大的擔憂是社會的不穩定。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措施來推翻資本主義，並民主地計劃經濟，才能解決這個矛盾。社會主義轉型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政黨來實現。

全球影響

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現在處於一個矛盾的情況，他們看到自己的主要帝國主義競爭對手慘遭挫敗，意味著他們在冷戰沖突中處於明顯上風，但他們同時希望其經濟影響控制於一定範圍內。美國總統拜登在說中國經濟是一個“定時炸彈”時，他並沒有說錯。他還補充道：“壞人有麻煩時就會做壞事”。這些話仿佛就是對著鏡子內的自己說一樣。

但即使撇開其對新冷戰的影響，中國經濟的“日本病”對世界資本主義也可能是帶來嚴重破壞。根據BCA Research的Dhaval Joshi表示，過去十年中，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41％，是美國（22％）的兩倍、歐元區（9％）的四倍。中國經濟停滯的時代必然會大幅降低全球的經濟增長前景。克魯格曼淡化了這些擔憂，僅關注美國和西方對中國金融市場和貿易的影響，與2008年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相比，這方面的影響有限。但中國的危機可能通過更多方面，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中國這個曾經的資本主義“奇跡經濟體”的發展───凸顯了我們正在生活的資本主義危機時代的前所未有的特點。隨著中國沈重的債務骨牌倒下，以及中共資本主義的負擔加劇，只有一股勢力可以挺身而出，提供一條真正出路。在接下來的時期，我們寄希望於工人階級和青年走上群眾鬥爭的道路。隨著新的戰鬥性工人運動的出現，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有望成為群眾性的力量。

傑瑞米柯賓

齊齊哈爾體育館坍塌，殺死學生的是誰？

7月23日，正當黑龍江齊齊哈爾第34中學女排校隊19名師生在體育館練習之時，頭上的屋頂天花突然全面倒塌，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的慘劇。一如過往所有災害發生後的情況，中共官方首先想到的是“維穩”，封鎖消息，並派出大批警員進駐醫院，以控制死傷者家屬。

有遇難的學生家長表示，事發後無論是政府還是學校方面，都根本沒有任何人通知他女兒發生了意外，自己是看到網上新聞才驚覺出事並趕往醫院。而即使家長們到了醫院，面對的也只是呆若木雞、一言不發的政府官員與警察，甚至連醫生都不告知他們受傷子女的搶救情況。現場的家長怒吼道，出事後整整五六個小時都沒人跟家屬溝通。可見在中共政權的眼中，這些家長不是經歷喪女之痛，需要安撫的受害者，而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麻煩，是“社會的不隱定因素”。

目前初步所知，事故起因可能是由於學校工程的施工隊，在體育館屋頂堆放數十噸建築材料所致。但這說法不足以解釋所有疑問。首先施工隊為何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將整整數十噸的建材費時費力地搬上屋頂堆放？齊齊哈爾地處東北，冬季寒冷降雪量大，建築的屋頂理應有著充足的承重能力以支撐積雪，為何在這次事故中卻徹底倒塌？

外包隱患

據海外媒體報導，涉事的施工方為黑龍江嘉美建設有限公司，該公司在當地一直飽受批評。原本只是一家裝修公司，後來大量招攬政府的大型工程項目，截留工程款項，再將工程分包予其他“山寨”施工隊。這次事故很可能就是外包予對學校建築構造一無所知的廉價工程隊所致。過去多年也一直有人舉報該公司行賄官員，以霸占當地文化，教育，和衛生系統的建設項目，行賄金額高達工程款的20%，但舉報一直不了了之。這曝露了中共治下，官商勾結置人命於不顧的嚴重腐敗，也顯示了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層層外包的建築工程給我們留下了多少隱患。

齊齊哈爾的慘案並非孤例。2022年4月，長沙一棟9層高的樓房倒塌，導致54人死亡。事故起因是違章建築偷工減料，以及當地官員執法不力。在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因追求利潤和官商勾結而導致危險建築的事件。2013年，孟加拉首都達卡的熱那大廈倒塌，造成逾1100工廠女工死亡。英國近期（2023年6月）的一份政府報告稱，有涉及70萬名兒童就讀的學校需要大修，並警告說這些學校“很有可能”發生致命的倒塌事故。不管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這些事情的原因都是相似的：是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貪婪而犧牲了公共安全。

工會的作用

此外，中國工會的缺乏也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進一步原因。沒有獨立工會的力量，工人自身和施工安全的問題就完全無人問津，相關訴求也會被壓制。工人們對整體的工程計劃和進度一無所知，只能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哪怕這些指示明顯不合理甚至危險。由於害怕丟掉飯碗以及被當作“搗亂分子”而被打壓，工人們噤若寒蟬。但事實上工人們對危險工程的幹預本來是可以挽救人們的性命。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李文亮醫生！假如工人有獨立的工會力量，能夠選舉和培訓自己的全薪健康安全代表，那麽處於施工第一線工人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執行危險的指令，並對工程本身有著充足的認識。這不僅保障了工人的安全，也能防止工程成本削減而出現危險。

在兩個月前，北京長峰醫院的大火中我們就指出了，不能只靠中共假惺惺的逮捕每一次事故的罪犯而不去解決根源問題，否則慘劇只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這次的事故再次血淋淋地證明了，我們主張建立獨立工會，捍衛工人權利，對工作場所的安全進行日常民主監督的重要性。同時也證明了，推翻以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用以民眾安全與福祉為目的的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道路。

中國北方洪災：資本主義氣候危機與中共的草菅人命

受超強台風“杜蘇芮”影響，現時的華北水災敲響了新的警鐘——不單是資本主義驅動的氣候變化，還有當局不在乎群眾安全造成的災難。7月29日起至8月2日，中國華北發生強降雨，降雨量突破北京地區140年紀錄，隨後災情也蔓延到東北省份。與此同時，過滿的水庫泄洪前未通知居民撤離（僅是發出水位暴漲、切勿到河道附近活動的一條警告）、為了保住習近平“政績”犧牲其他地方、拒絕外地救援隊等人為因素，也加劇了災情，其中河北最為受到沖擊。

截止本文撰寫之時（8月8日），已經至少41人死亡、32人失聯，京津冀地區200余萬人受災。其中災情極嚴重的河北涿州（隸屬保定），許多居民的家園已經面目全非，汽車、家具都被洪水沖毀、浸爛，農戶則遭遇家畜大量死亡的情況，災後重建路漫漫。

河北省委書記倪岳峰在8月1-2日視察保定和雄安新區災區時，聲稱河北要“堅決當好首都護城河”，被許多網民（特別是河北的網友）抨擊是向習近平“表忠心”等。其實，從地形上看，涿州上遊的北京西部山區無法修建水庫、不會從那里泄洪，而北京東部泄洪流入的永定河也不經過涿州。因此，與官方宣稱的相反，讓涿州受難，應是為了保住其南邊的雄安新區。

雄安新區是習近平指示下興建的國家級新區、被稱作“千年大計”。其從2017年規劃設計之初就存在各種問題。其選址所在地屬於沼澤區，地勢低窪，在嚴重洪水發生時，區內淡水湖白洋澱必須泄洪，顯見此地存在極大水災隱患。而且，發展6年後，雄安新區仍然是座有著許多爛尾工程的“鬼城”，也未能發揮所謂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作用。但是，這畢竟是習近平親自決策的項目、是習近平的政績工程，因此為了力保習近平自身統治權威，中共獨裁政權仍然“不惜人命代價”力保雄安新區，令本次水災雪上加霜。

在另一重大災區河北霸州，當地災民於4日到市政府門前抗議，舉出橫幅寫道“還我家園　明明是泄洪原因　卻說成降雨所致”，並與現場警察爆發激烈沖突。1天後，霸州官方發布一封公開信，對於受災戶“聽從指揮、積極回應”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借這些客套話試圖安撫民憤。在同一封公開信中，市政府也承諾全面做好受災補償。然而，2年前河南水災後，近百億重建資金使用都存在各種問題，包括工程質量問題、虛報開工和完工等等，從中見到政權貪腐嚴重，我們無法相信在中共極權專制資本主義、獨立工會力量完全不存在、工人沒有權力監督工程的情況下，只對上級負責的地方政府會確實進行補償受災戶、災後重建工作。

本次洪災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聯系到整個全球氣候變化，而資本主義對於地球的破壞正推動了氣候變化。7月16日，新疆吐魯番才出現52.2攝氏度的極端高溫，刷新紀錄，其帶來的幹旱問題威脅當地棉花生產。2023年7月是有記錄以來全球最熱的一個月。世界各地都出現熱浪、爆發山火。海洋溫度上升會導致更多熱帶風暴與台風，比如足足持續了台風6天平均持續時間兩倍的“杜蘇芮”。

今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稱，全球變暖的風險超出了此前預期，全球氣溫上升或將在“短期內”達到1.5攝氏度的上限。這是一個危險的節點，此時預計地球將發生不可逆的變化，導致野生動物大規模滅絕、海平面上升、極地冰蓋融化和其他災難性影響。中共官方並不會談論洪災背後的氣候變化問題，因為一旦公眾對於氣候變化的認識有所提升，中共政權將更難增加煤炭電廠建設及化石燃料開采，而中共也害怕對於氣候變化的認識會激發群眾的國際意識，從而不利於自身煽動民族意識的統治。

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如其他資本主義政權一樣，無能、也沒有意願完全轉向綠色能源。單純的小修小補，或者各政府部門就氣候問題高談闊論都是無濟於事。現狀表明，我們需要國際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真正氣候行動，將經濟主要部門（包括能源部門）公有化並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之下，迅速推進必要的綠色轉型。需要全球各地協作開發綠色能源、規劃生產，以及綠能相關科研，釋放群眾潛力，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拯救地球。通過打倒燃燒地球的中共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規模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可以、也必將起到關鍵的作用。

中國的青年失業率成為了國家機密？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入危急階段，中國青年工人和學生正陷入史無前例的嚴重失業威脅和個人焦慮中。六月公布的青年失業數字創下21.3%的歷史新高。八月十五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自八月起不再公布這一數據。自然而然，讓人確信七月份的青年失業數據必然更高。停止公布這一政治敏感訊息的決定，就如中共專制政權在其無以為繼的新冠清零政策崩潰後，從去年12月起突然停止公布新冠感染確診個案如出一轍。

21.3%? 還是46.5%？

在今年早些時候，北京大學副教授張丹丹研究指，若將1600萬放棄尋找工作和依賴家人者視為失業，青年實際失業率可能達46.5%。張丹丹引用國家統計局3月份的官方數據，全國16至24歲人口約9600萬，其中勞動人口約3200萬人，但當中630萬人失業；6400萬非勞動人口中，4800萬人為在校學生，剩下1600萬人為“躺平”、“啃老”等群體。因此，假如將這1600萬人視為失業的話，青年失業人口將為2230萬人(46.5%)。

即使如此，中國對於失業的定義和統計標準也極為苛刻。按照官方的定義，只要每周工作一小時以上，或“臨時停工”的人，都會被統計為“就業”。而且只統計城鎮戶口，農村戶口者失業則會被視為“務農”。同時，大學也一起對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弄虛作假。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對於連續兩年低於60%就業率的高等院校專業，將調減招生計劃直至停止招生。因此眾多大專與大學為了生存而迫逼畢業生簽署假就業協議，方可取得畢業證書。根據中國媒體《北京青年報》報道稱，在網上購物平台只需68元，就可以買到一紙假就業協議，幫畢業生和學校蒙混過關。眾多畢業生表示，這些事情在校園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河南省教育廳的官方文件中，更稱要將未能就業的畢業生“動態清零”。

“史上最難求職季度”

對於應屆畢業生而言，本年全國有整整1158萬人大學畢業，人數創下歷史新高。加上中國正深陷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中，冷戰形勢的深化亦令中國的產業升級計劃遭受重創，因此就業壓力極大，今年（再一次）被稱為“史上最難求職季度”。諷刺的是，自2020年起，每一年都是“史上最難求職季度”。

根本原因在於危機中的中國經濟根本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尤其是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崗位更是緊缺。但即便畢業生願意“低就”，基層工作崗位也不見得好找。信達證劵22年6月發布過一個研究報告指，要穩住就業，經濟增長的底線大致是4%。但即使根據官方數字，去年的增長僅為3.6%，而實際上，我們往期文章就曾指出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零增長。這意味著去年本已無法“消化”新成長勞動力，疊加上經濟危機在本年所形成的新失業人口，令青年就業情況雪上加霜。以致部分青年畢業後選擇充當“全職兒女”，通過家務勞動以照顧年老的父母，以此繼續依賴父母維生。雖然我們認同家務勞動也有其勞動價值，理所應當獲得報酬，但顯然在現今的條件下，這不過是青年人無可奈何之下的權宜之計，而非他們的自願選擇。

本質上，失業是資本主義系統下的必備元素。正是由於失業者作為“產業後備軍”的存在，給予了資本家盡可能壓低勞動者工資的空間。加上中共治下沒有民主權利，任何獨立工會都會迅速被政權鎮壓，令工人之間的內部競爭更為慘烈，而這正是現在在中國青年常常掛在口邊的“內卷”。

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同時也正在嚴重地削弱習近平政權的統治威信。網絡上青年訴說失業問題和前途焦慮的討論話題中，充斥著各種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和和對習近平的冷嘲熱諷。在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新階段，工人和青年可能會發起爆炸性的抗議活動，這甚至將遠超過去年曇花一現的“白紙抗議”。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將這股力量組織起來，以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綱領，將受壓迫的青年和工人階級從失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專制統治、以及帝國主義冷戰中拯救出來。

中國經濟陷入“日本病”危機

中國的經濟危機在八月進入了更危險的階段。盡管政府對負面消息實行更加嚴格的管制，但整體形勢每況愈下，而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碧桂園瀕臨破產，危機跡象也擴散到金融行業。

經過三年嚴苛的封城政策，主流廣泛預測經濟會出現覆蘇（當然，我們沒有認同這一預測）。但與前外交部長秦剛一樣，新冠疫情後的反彈消失了。這關乎到的不僅是經濟無法覆蘇。在數十年不可持續地以債務驅動高速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威權資本主義面臨著系統性危機。據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惠譽（Fitch）稱，房地產行業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單一部門”。房地產行業與中國地方政府關聯緊密（中國地方政府的近半收入來自於地產商賣地），而這一直是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核心。

正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師陸挺最近所述：“我們認為市場仍然低估了中國房地產行業大幅崩潰的後果，中國房地產行業占全球新房銷售和房屋建設的一半以上。”中國100家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的新房銷售額在7月同比下降了33%，而在6月銷售額下降了28%。由此合理推測，以興建數量和銷售額論，住房市場比2021年要縮小了1/3。這也受到中國人口危機的加劇影響，許多三四線城市的居民紛紛流出。有清華大學的研究人員指出，2010年至2020年間有266個城市的人口出現下降。

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一環，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失靈，再加上中共的嚴酷清零政策，危機進一步加劇。後來，在後疫情時代經濟覆蘇失敗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得出的結論與中國勞工論壇幾年前已經得出的結論相若。我們意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而如今中國已經轉入長期的經濟“日本病”階段——意味著經濟停滯、債務危機和人口下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優勢在於其高瞻遠矚的一面，使我們不會因事態而驚愕。

如今，對於習近平政權為了回應現況采取的政策之不足，資本家們對於政權失去信任、感到絕望。以前，許多海外資本家對中共獨裁度表示讚賞，認為其能夠“做事情”。他們高估了中共獨裁政權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能力。但與以往的經濟下行不同，目前仍沒有出現重大的刺激方案，即像15年前溫家寶推出的那種巨額財政刺激計劃。部分人以為，15年前的刺激方案“拯救了全球經濟”。

隱瞞真相

相反，中共政權正更需要去操弄或封殺對其統治不利的經濟數據。從八月開始，政府宣布暫停公布青年失業率的數據。今年四月起，消費者信心指數停止公布。地方政府土地銷售數據也不再公開。財經作家的微博帳號因傳播“負面和有害信息”而被禁言。而且記者被下達命令，不得使用“通縮”這個詞語。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淩暉在7月17日表示：“總的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沒有通縮，下階段也不會出現通縮。”

不讓討論這些話題，說明實際情況比官方報告更糟。七月，青年失業率創下了21.3％新高。盡管這數字令人震驚，但仍然是嚴重低估實情。北大副教授張丹丹一份廣傳但很快被移除的報告估計，青年失業率實際高達46.5％。

在2020年之前，零售銷售增長率每年都在9-10％，但目前僅為疲弱的2.5％。需求不足與通縮這個禁忌話題息息相關——消費者物價指數在七月同比下降了0.3％，生產者物價指數下降了4.4％、連跌10個月。2022年的土地銷售數據顯示下降了50％。但據報道，地方政府從土地銷售中獲得的收入僅下降了23％。顯然，這些數據並不相互吻合。

青年失業數字的停止公布，最凸顯如今的審查有多嚴重。在可能有一半的25歲以下人口失業的情況下，青年起義或將在未來發生，就像去年年底曇花一現的抗議浪潮那樣。當然，這對習近平的強硬統治有嚴重的影響。在三年的殘酷疫情封控期間，人民被迫犧牲、飽受痛苦；接踵而至的，是40年來所未見的經濟重壓及前景迷惘；群眾憤怒及挫折感很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爆發。

如今，社會上所有階級的處境都比疫情前更艱難，工廠工人和政府雇員的工資大減，工廠倒閉潮來臨，小企業紛紛破產，數千萬房主支付變成“負資產”的房屋抵押貸款。習政權將這些經濟苦難歸咎於美帝的反華政策和西方的經濟脫鉤，企圖強化民族主義支持。然而，即使這種宣傳對部分群體或許管用，但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其作用也有限。

傑瑞米柯賓

歷史的幽靈

瓦格納兵變令習近平政權感到震驚，特別是考慮到它與1991年戈爾巴喬夫統治的結束和蘇聯解體的某些歷史相似之處。我們必須記得，習近平在執政之初堅持要求所有中共官員學習蘇聯解體的歷史，以及堅定他們捍衛獨裁統治的決心。習近平用他特有的父權式語言，將蘇聯的解體歸咎於“竟無一人是男兒”，從而來阻止類似蘇聯解體的事件在中國發生。

即使在瓦格納危機進一步削弱普京權力之後，中國政府仍宣布繼續支持普京，原因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言：“對習近平而言，即使普京被大大削弱，也總比沒有普京要好。”

對於普京政權垮台、由一個敵視中國的政權取而代之，中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這惡夢成真。盡管現階段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這將打破目前的國際力量平衡，對中國極為不利。矛盾的是，這也意味著雖然普京在瓦格納事件後明顯處於弱勢地位，但習近平更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反而使普京在面對習近平時獲得到額外的談判籌碼。

中國與普京的“無上限”夥伴關系是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奧會的期間宣布的。正如我們當時所言，習近平不太可能對普京入侵烏克蘭的計劃一無所知，問題只不過是他知道的多與少。但“無上限”夥伴關系及其時機無疑有助於普京發動入侵。那些聲稱中國政權完全置身事外的說法，顯然是可笑的。正如我們所報導，在當時這造成了中共內部的分裂。中共政權內部的反習派別（這些派別力量薄弱，後來更被徹底清洗）驚訝於習近平公開重構了與俄羅斯的聯盟關系（雖然這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他們覺得這是對美國和歐洲的挑釁。而他們認為，這只不過是許多“戰狼”為一己私利而設新目標，但中國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需要的是更加謹慎。

即使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挫折證明了習近平的重大誤判，他仍然一意孤行。這是因為他認為現在別無選擇。放棄與俄羅斯的聯盟不僅不會強化，反而會決定性地削弱他的政權地位，同時也不會明顯緩和與美國之間沖突，並只會有相反效果。

戰狼出籠

但在去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進一步鞏固了他對國家的控制。此後，他摒棄了咄咄逼人的“戰狼”言論，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嫻熟、不那麽民族主義的言辭，重新表述了他的外交政策。正如我們所解釋，這並不代表戰略上的改變，而只是戰術上的轉變。我們比較過拜登治下的美帝國主義升級行動，與特朗普政府毫無章法又適得其反的亂拳揮舞之間的異同。從根本上來說，拜登只是延續和發展了特朗普時代的反華戰略。而習近平在後“戰狼”時代是同樣道理。

北京所謂的12條烏克蘭和平計劃就是這種策略性變調的一個例子。該計劃在今年2月24日，即普京入侵烏克蘭的一周年時提出，在時間上絕非巧合。帶著這個假惺惺的“計劃”，習近平得以前往莫斯科，重申他與俄羅斯的戰略聯盟關系，同時在各國政府和政治評論員面前天花亂墜。一些人認為這一和平建議意味著中國正與普京拉開距離，並希望結束沖突，甚至可能是在向普京施壓，迫使其在領土問題上作出讓步。但事實並非如此。

習近平政權首先希望避免俄羅斯全面戰敗，因為這可能危及中俄聯盟關系，並危及親中政權的生存。所謂的和平計劃重覆了中共典型的花言巧語，即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該文件沒有一處呼籲俄羅斯撤軍，甚至沒有使用“入侵”這一字眼。文件的標題是“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哪怕在標題，用的也是克里姆林宮的字眼。

中國的立場是通過停火凍結沖突，這意味著俄羅斯的領土收獲將保持不變。該文件進一步抗議西方的“單邊制裁”和“冷戰思維”──這對中共來說是兩個關鍵問題。文件提出中國將為烏克蘭戰後重解提供援助，實際上不過是希望為中國建築公司贏得合同。

中國的計劃可行嗎？

習近平政權沒有自欺欺人到相信這“和平計劃”會以任何重要的方式被采納。其目的不過是混水摸魚，制造外交煙幕，使中國政府能夠保護其與普京的聯盟關系，盡力防止俄羅斯遭受到慘敗，並為其提供轉移來自歐洲和其他國家政府壓力的工具。至今為止，這並沒有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功。

還不能完全排除（但機會不大）的是，如果烏克蘭戰爭曠日持久，西方陣營可能會與中國政權接觸，希望他們能加入談判解決，利用中國與莫斯科的良好關系以達成協議。

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案，因為當下資本主義危機本身就難以解決，在這個基礎上，任何外部勢力強加的“和平”都非常脆弱。北京的想法是，在烏克蘭不加入北約（這是俄羅斯的條件）的前提下，北京能與歐洲列強一起保證烏克蘭的未來安全。但這是不可能的，美帝國主義是烏克蘭一方的決定性力量，它不會單純的袖手旁觀，坐視北京大大加強其在歐洲的地位。

未受安撫的歐洲

習近平4月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的消息被廣泛報導，但這並不代表中國改變了政策。兩國領導人自開戰以來的首次接觸是在習近平與普京在莫斯科會晤後一個多月後進行的。此前，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一個強硬“戰狼”──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稱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等前蘇聯國家不具有“有效的國際法地位”，從而引發了中國與歐盟之間新一輪外交危機。

中國政府沒有召回盧沙野，甚至沒有任何的訓斥。這一事件相當於美國政府故意放出混雜的訊號，讓拜登多次（四次）“口誤”稱美國將在中國與台灣之間的任何沖突中進行軍事幹預。

中國總理李強剛結束了歐洲之行，這是中國政府魅力攻勢的一部分，旨在破壞歐美集團的凝聚力，並將日漸警惕的歐洲資本家連哄帶騙請回中國。在李強訪問的最後一天，歐盟委員會發布了其年度戰略報告，強調要減少對中國的“戰略依賴”，可見這次出訪並非巨大成功。幾天後，中國政府在最後一刻取消了歐盟委員會外交事務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訪華計劃。雖然沒有給出拒絕的理由，但這很可能是為了報覆幾天前，荷蘭政府按華盛頓的要求，決定進一步收緊對華半導體制造設備的銷售禁令。

德國政府最終也與美國立場一致，禁止中國公司華為和中興通訊進入該國的5G網絡，這對中國而言是進一步的挫折。意大利極右翼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威脅要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而在2019年的時候，意大利是唯一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G7國家，這樣的轉變對習近平政權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政變。然而今非昔比，歐洲各國政府仍在繼續加強與美國和北約的聯系。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但正如中俄集團一樣，統治階級認為他們別無選擇。

新冷戰是全球資本主義破產的表現。兩大帝國主義集團都沒有提供任何出路。這場沖突所遵從的邏輯是不斷升級，更多的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國家鎮壓，以及支離破碎的全球經濟極大地加劇階級矛盾。兩個集團都如過河卒子一樣，走向深化經濟和政治動蕩。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揭露雙方的帝國主義角色，並通過建立一個強大的國際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幫助工人運動實現政治重啟。

“退林還耕”？中共農業政策背後的危機

近期，中國出台新農業政策，要求“退林還耕”，推廣“水稻上山”，引發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

在政策口號的撐腰下，多個地方政府瘋狂地鏟平森林、公園、甚至公路，將之改為農田。在雲南，政府摧毀整座山體的所有植被，在高聳的山地用挖掘機開發“梯田”。造成了嚴重的生態浩劫，畫面觸目驚心。而也正如任何腦袋清醒之人所料，這些不可理喻的“梯田”，在一場普通的暴雨中被輕松沖毀。在完全沒有植被的保護下造成徹底的水土流失，沖下山的泥水反過來淹沒山腰的農田和村落，並流入附近河道淤積河床，導致了更嚴重和棘手的自然災難隱患。

其實，只要是一個神智正常的人都看得出，這樣的“農業項目”根本是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瘋狂的舉動。即便強行推動，產量、效率和成本都不能接受。那為何中共各級政府都著了魔似的跟著魔笛聲走？因為背後有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因素。

經濟上，中國深陷危機。各級政府財政足襟見肘。過去充盈地方政府金庫的土地財政，由於房地產危機，地產項目紛紛爛尾，開發商已無力大量購地。根據財政報2023年第一季全國財政收入的報告顯示，本年度第一季全國賣地收入同比暴跌27%。而這個數字本身已是基於2022年的低基數所計算，當時的賣地收入已大幅下降。地方政府於是正好借這一個低潮期，補回之前所占用的農業用地面積。為了遵守相關的耕地面積下限規定，地方政府將那些根本不能用作耕地的區域，如前文提到的陡峭山體，強行開發為“農地”。雖然明知根本不會有人去耕種，但在紙面數字上擴大了耕地面積。至於造成的生態和環境後果，則由民眾買單，這正是資本主義典型的利潤邏輯。

“糧食安全”

而在政治上，中共一直以來堅持全國要保留最少18億畝土地的“紅線”。而目前，全國耕地面積為19.14億畝，人均耕地面積約1.36畝，這數字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隨著冷戰形勢的深化，習近平不斷強調所謂的“糧食安全”，“飯碗要捧在自己手里”。目前，中國的糧食自給率約為65%，預計到2025至30年間會下跌至57%。這一局面令習近平深感憂慮，特別是在未來冷戰局勢將進一步升級，甚至可能爆發中美軍事沖突，中國的糧食貿易渠道是否仍能維持暢通？帝國主義之間的角力範圍不斷擴大，最終會否令糧食也像現時芯片貿易般遭到禁運？

據《日經新聞》報導，中國在今年春季大舉取消了從美國進口的糧食訂單，原訂4月下旬至5月中旬進口的110.4萬噸美國玉米被取消，這數字相當於美國全年向中國出口量的7.4%。可見，中共自身也在推動糧食的“去風險化”脫勾，以擺脫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依賴。

酷熱歉收

然而屋漏偏憑連夜雨，5月下旬，河南暴雨成災，造成了大麥小麥失收，河南官員表示，這場降雨為小麥收成造成了10年來最嚴重的破壞。同時，極端高溫天氣席卷全國，多個地區連日高溫甚至超過了41度（7月17日，新疆吐魯番更錄得史上最高的52.2度高溫），廣西魚塘的魚與江蘇南通農場的數千頭豬，因極端高溫被活活熱死。而資本主義世界無心也無力解決氣候危機，不會提出迫在眉睫的革命性改變，氣候問題對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農業生產必將日益嚴重。

因此，習近平政權從之前“退耕還林”的政策，突然調頭變成“退林還耕”。根據一些零碎的新聞消息指，部分地區更成立了“農管隊”，勒令農民改種谷物、玉米、大豆等，甚至大舉殺到農地破壞已有的經濟作物，用推土機推倒養豬場等等。雖然目前未能肯定這是個別地區的現象還是全國普遍現像，但顯然這些情況的出現，代表著背後有“政策指導”的撐腰，官僚及其爪牙才敢如此逞兇。

聯合國農糧組織的報告多次強調：如果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那麽世界的糧食產量足以養活每一個人，一天都不會有人挨餓。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全球資本主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才是問題所在。中共歇斯底里的退林還耕政策不計成本地破壞自然環境，加速了氣候危機，置民眾生計於不顧。美中帝國主義沖突令各方都拿起了手上的一切武器，包括糧食貿易，以求致對方於死地。這表明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與統治階級的根本性利益矛盾。只有實現世界性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一個基於將大企業和銀行收歸民主公有，以及民主規劃的農業計劃和分配機制，才能真正使人類走出饑荒的威脅。

雲南清真寺強拆背後的中共高壓民族主義

今年 5 月底，中國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納家營清真寺被當地政府強行拆除。這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政權對一切表達民族、種族或宗教差異的行為進行日益殘酷鎮壓的例證。為了阻止當局施工，數十名穆斯林在清真寺外與警察對峙。根據互聯網上發布的視頻，當地警察手持防暴盾牌集結在一起，阻止群眾進入施工現場。當地民眾試圖突破警方防線，期間有人向警方投擲物品。根據官方聲明，此次施工是為了拆除建築中違反規定的部分。一些人說，”他們（當地政府）說他們只拆除了阿拉伯化的建築，但事實上不止如此”。當地政府不僅無視當地穆斯林群眾的要求，還將群眾抗議活動稱為 “擾亂社會秩序”。另有消息稱，在回族群眾與警方發生沖突後，當地政府中斷了當地的互聯網鏈接。這也是中共過去對付群眾運動的慣用手法。

中共政權的高壓政策

與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數民族問題不同，雲南的穆斯林群體在過去並不是一個非常激進的群體。他們從未像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數民族那樣產生過民族獨立的思想，也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激進運動。在納西營清真寺事件中，穆斯林群眾的訴求主要是阻止當地政府拆除清真寺。結果引起了當地難以置信的憤怒。

這一地方政策的背後是中共日益高壓的民族主義政策。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當局加強了對宗教團體和個人的政治控制。對習近平政權的獨裁統治而言，宗教勢力是一種“威脅”，因為它們組織了大量不受中共國家直接控制的信仰體系或文化認同，當局無法容忍這種相對獨立於中共的潛在力量。目前，中共要求所有宗教團體和個人信息都要上傳到數據庫，以此來監控宗教人士。在國家宣傳方面，中共特別強調“外國勢力”對宗教的滲透和宗教勢力的“政治訴求”。對於伊斯蘭教，中共的宣傳將其等同於“恐怖主義”，公然抄襲美帝國主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的宣傳。對於基督教團體，中共則將其等同於危險的“西方價值觀”。 在過去幾年中，中共也發生過類似拆除宗教建築的事件。2021 年，雲南昭通兩座清真寺的圓頂被當地政府強行拆除。一些老年穆斯林威脅要跳樓，以抗議政府的行為。一位雲南穆斯林說，中共強拆宗教建築的行為不僅發生在雲南，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中國政府創造了自己的麻煩

作為一個獨裁國家，中國政府不能容忍任何獨立力量的“萌芽”，無論是宗教、政治還是文化。即使是像雲南穆斯林這樣相對溫和的宗教團體，也必須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控制。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惡化，這種控制只會越來越強，除非該政權遇到大規模的群眾反對，被迫後退。另一方面，在中共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下，中共的政策在地方政府實施後往往會被放大。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如果某地爆發群眾不滿情緒，地方政府的領導人就會被問責。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會過度執行中央政策。例如，在上一次疫情期間，地方政府采取了不人道的管理方法來控制群眾。這反過來又加劇了群眾的不滿情緒。可以說，中國政府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少數群體有特權嗎？

中國的一些人（包括一些自稱為毛主義者的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有特殊的優待。這些評論家本質上具有漢民族主義觀點，他們聲稱少數民族在經商和上學等問題上享有中共的特殊優待，因此應該取消這些所謂的“特權”。例如，少數民族可以在高考中獲得加分。按照這樣的邏輯，這些人最終會支持中共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尤其是中共在新疆和西藏的軍事化管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必須爭取被壓迫民族的權利，同時我們也強調，各民族工人階級的團結是贏得這場反對壓迫之源——資本主義專政——鬥爭的唯一途徑。在新疆烏魯木齊大火的群眾抗議活動中，我們看到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集體抗議中共的政策。這是一個重要的開始。

中國少數民族享有的所謂“特權”不過是用來掩飾征服和專制控制政策。這次清真寺被拆事件以及對中國穆斯林的更廣泛迫害表明，少數民族面臨著比漢族更大的壓迫。如果新疆的維吾爾族人想去其他省份旅行，就會受到警察的盤問，而漢族人則不會受到這樣的監控和針對。少數民族的所謂“特權”，與他們所遭受的壓迫相比，不過是煙幕彈。

我們的觀點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殘酷壓迫的民族政策。與此同時，中共對少數民族和宗教人士的鎮壓愈演愈烈，勢必會在某個階段引發更具爆炸性的反抗，而這種反抗會與各族工人的大規模鬥爭浪潮相疊加、相銜接。習近平“新時代”日益加劇的鎮壓統治正在為史詩般的鬥爭爆發做準備。我們所需要的，也是社會主義者正在為之奮鬥的，是一個包含所有被壓迫民族的大規模工人替代方案，其目標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為所有人創造一個平等和真正自由的社會主義未來。

傑瑞米柯賓

中國養老金危機：中共推出新的緊縮政策

中共顯然準備就養老金進行猛烈攻擊。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月25日的“第五屆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直指中國養老金危機已迫在眉睫，應從個人養老金帳戶上將資金劃歸國家中央統籌以填補缺口，這個建議與醫保改革如出一轍，但規模恐將更大，而醫保改革已經觸發了2月武漢、大連的大規模群眾抗議。

早有報道指出中國將逐步推行延遲退休，直至2055年實現男女65歲同齡退休。3月的全國人大更確認了這會得以推行。在去年，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指出，中國養老金的結余將於2035年耗盡。而根據同一份報告的估計，即使實施延遲退休，養老金也將於2042年耗盡，僅僅只是把問題拖延了7年，局面似乎已不可挽回。

人口老化

許多國家都在面臨養老金危機，根源在於身處危機的資本主義利潤制度。在中國，這一危機則特別嚴重。在人口結構上，由於早年殘酷的一胎政策，加上目前由於經濟和生活壓力造成的低生育意願，中國人口正以驚人的速度老化。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60年來首次下降；2023年，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十幾年前大批青壯年廉價勞動力帶來所謂的“人口紅利”，現時急速轉變成一個觸目驚心的養老“負擔”。

據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的《中國老齡化研究報告2022》數據，中國只用了21年時間就從老齡化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相比之下，法國用了126年，英國和德國也用了40多年。而這些發達國家有著相對較長的緩沖時間卻仍然因退休問題而觸發過大規模的抗爭——最近的例子便是法國今年的大罷工，350萬工人上街抗議。難以想像中國因此將爆發多大的危機。

另一方面，冷戰格局下，中國與歐美的經濟脫鉤造成的經濟和財政危機也加速著各種社會保障基金的瓦解。

為了讓資本家享受國民經濟中更多的部分（即獲取更多利潤），中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稅收減免優惠政策。在養老金的環節，2022年5月開始，企業繳納的員工養老金工資比例從20%下調至16%。但這正正加速了養老金耗盡的時間，按社科院的計算，這種情況下到了2028年，養老金就會入不敷出，只能“吃老本”發放存量金。在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下，這就是一個無解的死局。

因此，不難理解周小川為何一再強調“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機會”。這暗示著對工人階級采取一大波緊縮政策。但周小川的發言令人感覺這是政府準備對養老金個人帳戶動刀的事前“放風”，測試輿論反應，加上早前多地的醫保改革令個人帳戶的可支配資金大減，嚴重的打擊了民眾對養老金乃至對整個社保基金的信心。延遲退休的消息一傳出，民眾擔心社保繳納年限再次被延長，因此近日多個地區的社保局外出現大批民眾排隊集體退保的現象。

有民眾在網上計算，假如一個人從25歲開始工作並繳納社保，到65歲退休，40年間最少共繳40萬。按退休金每月2000元計算，最少要17年才算“回本”，換言之要活到82歲才“不虧”。但大多數人都對自己是否能如此“高壽”沒有多大的信心。抱有這種想法的特別以年輕人為主，因此他們寧可自己存款，到了退休能對存款完全自行支配，也不願把錢交到政府手上任其魚肉。

中共還想利用這個危機加快私人養老金的發展，這一基金於去年11月推出，推出時規模仍然有限。私人養老金在其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養老金制度里都十分普遍。中共則視之為給缺錢的國家養老金體系緩解壓力的辦法，同時也為銀行和保險公司銷售其養老金“產品”創造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財新網4月22日報道稱，截至目前，這些私人養老繳存資金已達200億元人民幣。

全民養老金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建立完全由國家出資的全民養老金制度。我們反對中共延遲退休的計劃。中國工人需要以戰鬥的法國工人為榜樣，法國工人多次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抗議及罷工，反對政府計劃提高退休年齡。抵禦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發動的海量攻擊，需要的是群眾鬥爭，至關重要的是獨立工會等工人階級組織。

中國學生面臨學費劇增

教育經費的持續削減正推高多地的學費。學費上漲將從今秋新學年開始生效。

在某些地區，這是多年來的首次學費調漲。上海的大學學費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0年沒有調整。

這些離譜的調漲揭示了中國的債務和金融危機有多嚴重。中國的教育經費主要由地方政府支出，而地方政府也是債務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借由學費調漲，習近平政權發出意識形態上的訊號，懲罰去年參與抗議的學生，並“遊說”他們在青年就業危機下接受低薪工作——本文撰寫之時，25歲以下青年的官方失業率為20.4%。

據報道，學費調漲幅度最高的是位於上海的華東理工大學，該校宣布將學費提高54%，達到每年7700元人民幣。

上海電機學院也將理工科（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學費提高40%，其它科目的學費則提高30%。

四川和吉林的大學也在大幅提高學費，最高達40%。然而中國人民的平均月收入僅約3850元。

除此之外，還有更昂貴的宿舍費，以及大學前私人補習的巨大費用。對於來自較貧困地區的學生來說，他們本來在考進大學已經面臨嚴重的不平等，而如今學費調漲將是一個更大的負擔。

雖然如此的費用調漲對於人們生活成本來說令人震撼，但是中共獨裁對整個教育削減開支並不是新鮮事。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間，中央政府的教育經費減少了137億元。

今年對高等教育開支的3.7%幅度削減並非事態全貌，因為大學的大部分經費是來自於缺錢的地方政府。

抗議浪潮

對學生和他們生計的持續沖擊，只會加強即將到來的政治抗爭。在疫情期間，我們已經見到了大學和高中爆發的一波抗議浪潮。

學生的意識已經從反對封控、緊縮和糟糕的衛生條件的訴求，轉變為上海街頭成百上千的大學生高呼“共產黨下台”。

為了抗議學費調漲，學生應該發動罷課，並且應該與大學的員工聯系起來，號召他們加入鬥爭。

肥上瘦下的大學管理層絕不會減少自己豐厚的薪金，而是選擇削減員工的工資、惡化工作條件。要求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的訴求不僅會強化潛在的反抗，而且也是對學生高質量教育的最好保證。

目前，許多學者為了提高大學的引文數量而忙於發表論文，犧牲了備課和與學生接觸的寶貴時間。

當然，我們要問的最終問題是：大學到底有什麽用？每五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失業。河南中煙工業的報告指出，他們的新工廠車間有1/3的人擁有研究生學位。

由於還沒有宣布從根本上解決青年失業危機的政策，官媒今年加大了宣傳的力度。

他們居然說年輕人“不願意從事比自己預期低的工作”。習近平公開告訴學生，他們應該“走進鄉土”。

廣東省已經制定了組織30萬名畢業生回鄉工作的計劃。然而在鄉村地區能找到的工作更少。

一位博主指出了這種荒謬：“這邊有2.93億人從農村出來打工，那邊安排30萬人‘下鄉返鄉興鄉’。”

這是失敗的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結果，同時也是國家鎮壓下的大學教學帶來的結果。

沒有討論、研究和辯論的基本民主自由，難怪學生無法獲得先進工業所需的必要技能。

學生和工人階級家庭正被迫為當局的危機買單。在一些抗議行動中保持“非政治性”將使學生對當局的重大鎮壓毫無準備。

政權的巨大債務危機，意味著他們沒有什麽手段來出台經濟上的優惠政策。因此，現在的裁員和學費上漲只是一個開始。

當然，中共政權不會有任何以社會主義方法處理教育和就業市場危機的想法。

只有打破資產階級（包括體制內部）的經濟權力，將主要企業民主公有，並實行全面民主控制和政治自由，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

這樣的替代方案顯然永遠不會由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實行，而必須由群眾性工人階級鬥爭贏得。

最終，為了反擊學費上漲和教育制度的總體腐敗，這場鬥爭必須作為全面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鬥爭一部分。

習近平與俄羅斯的聯盟有多牢靠？

6月24日俄羅斯發生了短暫的瓦格納兵變後，習近平政權重申了對普京的支持，稱俄羅斯是中國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但瓦格納兵變顯然震撼了習近平政權。在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的雇傭軍向莫斯科進軍的將近24小時里，中國媒體一言不發。

自這場歐洲從1945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打了一年半之後，中共政權對其“強人”盟友岌岌可危的處理並非視而不見。它眼看著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正在付出愈來愈高昂的政治代價。但顯然習近平同樣別無選擇，只能堅持重申兩國的“夥伴關系”。這位中國獨裁者在這段聯盟關系中砸下血本，因此不會輕易的放棄。俄羅斯雖明顯處於下風，但卻是中國的盟友當中，唯一一個軍事大國、核大國，並且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美帝國主義一系列聯盟現在被普京的戰爭重新激活；而中國在與美帝這個仍然主導全球的軍事強權的較量中，需要盡可能多的盟友。

虛假訊號

因此，中俄軸心是新冷戰國際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中國政權對抗以美國為主對的軍事經濟遏制戰略的決定性組成部分。然而，與俄羅斯結盟的重要性有時候卻被低估了，尤其是因為習近平政權有意采用虛假訊號作為其外交工具的一部分。當然，中國這種外交手段並非獨一無二的──所有資產階級政府都會利用這種伎倆來掩蓋自己的真實目的。

習近平和普京之間的“合作無上限”夥伴關系並非正式的軍事聯盟，也不可能成為正式的軍事聯盟。這不符合中共的一貫作風。然而這並不代表在這一聯盟里頭沒有軍事因素。習近平政權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俄羅斯在未來台海戰爭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在2022年2月中俄宣布建立“無上限”夥伴關系之前多年，中俄緊密關系所帶來最重要的戰略利益之一，是確保了中國北方與俄羅斯所接壤4200公里邊界的安全。這使中共得以將重點轉移到南方，特別是海軍的建設和現代化──目前已經發展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以抗衡美國主導的在南海和台海軍事建設，並在邊境和海上爭端方面震懾印度和越南（兩國都得到了美國的支持）。作為交換條件，俄羅斯得以將其絕大部分軍事資源投向了烏克蘭。

親俄宣傳

中共政權提出的所謂的解決烏克蘭戰爭和平方案（中共甚至沒有將之稱為戰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反映中共運用含混其辭的藝術。中國提出了和平提議，以及派遣“和平特使”李輝前往基輔和其他歐洲國家首都，是否表明習近平政權的轉向，或者是否與普京之間出現了分歧令聯盟遭受到破壞？答案是否定的。這只是表明中國政權有混淆視聽的能力。

ISA中國支持者吳先生發表了如下評論：“外交部門永遠都在聲稱自己站在正義一邊、和平一邊、積極勸和促談雲雲。這種乍一看並沒有傾向性的表態有時很具有迷惑性，甚至讓人誤認為cp在試圖將自己從中俄聯盟中抽身出來；但相較於外交辭令，國內媒體的內宣更好地表現了cp在沖突中的立場。”

吳先生解釋，在戰爭問題上，中國國家機器控制的媒體完全站在俄羅斯一方。它們在重覆中俄兩個政權都在鼓吹的觀點：北約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導致了這場戰爭，烏克蘭是西方的傀儡、聯同西方一起對抗俄羅斯。他還引用了中國主要官媒新華社對瓦格納雇傭兵兵變的評論。這評論的用字很少會傳到外國，因為中國政權希望外界看到不同的形象。

官方評論稱：“這起事件證明了普京的控局能力……大敵當前，在俄羅斯還在和整個西方鏖戰的艱難時期，無論普里戈任的訴求有多少合理性，也是犯下了不合時宜的大錯……俄羅斯各方的高度共識——當前應對西方挑釁是主攻方向”

因此，即使中共試圖解釋這場令人尷尬的危機，但也強調反對“西方挑釁”是根本。習近平政權可以覆讀普京的宣傳，因為這與其自身反對美國為首陣營的冷戰議程不謀而合，同時也可以使冷戰議程得到加強。中共需要動員中國廣大民意支持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即擺脫對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依賴，這是中國版的“去風險化”。習近平政權確信冷戰只會升級（在這一點，他是正確的），因此試圖使中國經濟能“免疫”於制裁。正在對中國實施的貿易、金融和技術限制，雖與烏克蘭戰爭無關，但也已經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害。而在未來，不排除中美之間會發生公開的軍事對抗。這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災難性邏輯。

災難性的逆轉

自戰爭第一天起，中國國內媒體的報導就在親俄和親普京的立場上堅定不移。觀乎俄方在軍事上遭到一系列災難性的挫敗，而且這也正中美帝國主義下懷，乍看之下，中國的親俄立場令人難以置信。但北京的“不可理喻”是有章法的。中共的目的就是利用俄羅斯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沖突，來為應對自身即將到來的沖突做準備。

“中國媒體幾乎是俄羅斯媒體的傳聲筒。”ISA在中國的另一位同志林先生解釋道：“有關戰爭的所有消息都來自俄國衛星網（Sputnik）與今日俄羅斯（RT）……中國的網絡審查幾乎只針對烏克蘭方信息，縱容親俄媒體制造謠言。”

林先生指，中國國家媒體在戰區只有一名記者，這突顯了中國完全依賴俄羅斯媒體的報導。他告訴我們：“中國在俄烏前線的唯一一名記者是鳳凰衛視的盧宇光，此人去年還參與造假，將外國修車愛好者視頻編輯成“海瑪斯被俄軍擊毀”的視頻，制造假新聞。“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政權的內宣與外宣形象截然不同，其立場完全是偏袒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問題上，習近平政權與其他帝國主義政府一樣，故弄玄虛來掩飾其真實的目標，並更有效地捍衛自身利益。

當然，社會主義者的分析不能建基於資產階級政府的言論，更不能基於媒體作出的猜測性報導，或基於盟友之間可能分裂的流言。我們必須研究實際的國際力量對比，以及統治階級在各種情況下的戰略利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定位，開拓視野，並警示前方的危險。

習近平到訪莫斯科

一些評論人士誤判了習近平今年3月對莫斯科的訪問，主要看到的是當時中國對普京的不滿跡象，並由此得出中俄聯盟面臨壓力的結論。中俄之間的關系有可能變得緊張，但這並不會改變基本的事態發展趨勢。習近平政權對普京軍隊在戰爭中狼狽不堪的表現感到不滿。事實上俄軍的表現令北京感到驚訝，因為北京一向高估俄羅斯的軍事實力。這甚至使中共重新評估了之前對於“武統”台灣的一些盤算。當然，習近平絕對沒有放棄這一長期目標。

但由於疫情，習近平今年對莫斯科的訪問成為了他自2020年來的首次外訪。他有意識地釋出一個訊號，即習近平將普京看得比其他國家政府更重要（習普已會晤40次），表明了兩國聯盟的重要性。面對西方不斷增加的壓力，習近平利用莫斯科之行重申了中國對普京政權的支持。這種支持涉及廣泛範圍，但並非直接軍事支持或公開對抗西方制裁，否則這將有可能招致對中國的經濟制裁。

戰爭和以美國為首的對俄制裁，對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出乎意料的動力。2023年頭五個月，中俄兩國雙邊貿易額與同比增長了40.7%。其中，中國對俄出口增長75.6%。對於普京政權而言，中國成為了他的生命線，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原先預測的俄羅斯經濟全面崩潰並未發生。2022年俄羅斯GDP下降了2.1%，而非世界銀行預測的衰退12%。

而在同期（2023年1月至5月），中美貿易萎縮了12.3%，中國對台貿易萎縮了25%以上。這一經濟轉變並非無足輕重，當然，中國以折扣價獲得俄羅斯天然氣也並非無關緊要，因為這降低了中國對海運的依賴，而海運在軍事沖突中可能會被封鎖。但對習近平政權而言，與莫斯科的戰略聯盟超越了經濟範疇。是以美國為首的陣營，所施加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壓力，推動著中俄聯盟。

保衛普京

這意味著，只要這兩個政權繼續執政，它們之間的聯盟就幾乎牢不可破。中共總結出的結論是，華盛頓現在以尋求在中國實現政權更叠作為冷戰的關鍵目標。因此，俄羅斯對中共的價值在於通過“統一戰線”來破壞美國領導的冷戰戰略。當然，這樣的統一戰線可能會在重大事件、軍事失敗和革命的影響下崩潰，就如同西方的統一戰線一樣。但它不太可能會被次要的挫折所擊垮。

習近平顯然在這一關系中處在最上風，而普京和俄羅斯則隨著烏克蘭戰爭的曠日持久而日漸衰弱。當然，中國也在利用這種不平衡來為自己謀利，比如蠶食俄羅斯在中亞的傳統主導地位，以攫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但與此同時，習近平也不得不在經濟和外交方面竭盡全力去保護普京政權，哪怕現階段還沒有直接的軍事支持。

傑瑞米柯賓

馬克龍訪華沒有解決習近平在歐洲面臨的問題

習近平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之間，有些許共通之處，以下僅舉幾例：依靠民族主義和警察鎮壓、面對群眾抗議的問題。今年4月5日至7日，馬克龍訪華期間，法國爆發了近30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反對政府攻擊法國工人養老金權利。習近平政權已經宣布對於養老金權利更嚴重的攻擊（如果全面實施這一改惡）。中共無疑正在擔憂同類抗議會在中國爆發，正密切關注法國的鬥爭。

訪華行程

馬克龍在中國傳達的訊息，看似凸顯法國政府與其西方盟友之間（特別是美國）在中美冷戰行動上的分歧。這為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在宣傳“西方陣營分裂”主題上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出發點，但他們不應過於得意忘形，或將言與行混為一談。不管馬克龍是不是真心實意，在當前的全球關系狀況下，他實踐自己言論的空間是極其有限的。

比如，馬克龍大談擺脫“集團”、跳脫“冷戰思維”。其回國途中接受媒體采訪時則聲稱，歐洲需要通過實施“戰略自主”（馬克龍最愛用的口號）成為“第三極”、不做美國附庸。談到台灣問題時，他說歐洲應該避免“陷入不屬於我們的危機”，暗示一種對於台海戰爭的中立姿態。他說，歐洲需要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而不是過於依賴美國的武器。馬克龍這些話意在展現法國和歐盟想要采取更獨立於美國的立場。但首先，無論采取什麽立場，這都必然不是站在工人階級和民主權利一方的。其次，中美冷戰的殘酷邏輯，意味著全球存在的是兩個陣營；法國這樣一個“中等強國”，甚至是歐盟，想要獨自挑戰中美兩國的野心也不現實。法國/歐盟必須選擇其中一個陣營，也已經作出選擇了。2022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戰爭表明，歐洲資本主義列強完全依賴美國的“領導”。

在馬克龍訪華之際，他在本國已經面對持續3個月的群眾抗議。馬克龍政府的養老金改惡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並且需要最少工作43年才能獲得全額養老金（原本的年限是41年）。民調顯示，這一改惡受到全法七成民眾反對。馬克龍讓不民主的波拿巴主義手段死灰覆燃，在3月16日繞過議會，強渡關山推進改惡。
這是法國自1995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系列群眾抗議及罷工。罷工和遊行已在300座城市爆發。示威人數在3月7日和3月23日兩次打破最高紀錄（350萬）。5月1日，運動仍在持續，有230萬人走上街頭。工會成員組織了“羅賓漢”行動，比如電力部門為遭斷電的低收入家庭重新供電。

作為尚小的一支力量，我們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在法國介入抗議，不僅指出需要無限期罷工，也提出了退休年齡降低到60歲、2000歐元（約合1.5萬元人民幣）最低每月工資與養老金、征收億萬富翁資產、建立真正民主的革命制憲會議、建立民主公有和環保的計劃經濟等“十點致勝方案”。

警察暴行

馬克龍政府依靠警暴，企圖擊垮抵抗情緒。數千人被捕，大部分後來被無罪釋放。警方越來越多地使用催淚瓦斯乃至橡皮子彈，不禁令人想到2019年香港的場景。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非政府組織指責法國警方“過度使用武力”。

威權手段不斷升級，暴露西方陣營只是在利用“民主”作為幌子罷了。與此同時，馬克龍也因為訪華期間受到的高級禮遇，及其本人各種表現，被眾多中國網民在Twitter等墻外平台諷刺，說馬克龍造訪中國是因為內心深處羨慕向往獨裁、向習近平取經如何當“皇帝”，從而更能鎮壓國內抗議。由此可見，反對中共政權的中國民眾，即使尚未形成完整的反帝反資意識，也越來越多明白西方“民主”政府的虛偽。

在烏克蘭戰爭當中，法國政府一直比起英國、東歐國家采取更謹慎的態度。如此謹慎的態度不單是因為法國對於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俄國天然氣占全法天然氣消費量17%），也是因為馬克龍捍衛的是法國資本主義的利益，而法資並不必然與美資的利益一致。和多屆前任法國總統一樣，馬克龍試圖煽動法國民族主義、爭取民粹支持、以戴高樂的形象打造自己。戴高樂曾經讓法國退出北約、展現其對於美國的憤慨。但在舊冷戰中，毫無疑問，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紮根於西方陣營，反對斯大林主義的蘇聯。那場冷戰是資本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建立在國有經濟基礎上的官僚專制）之間、相互競爭的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爭鬥，而今天的冷戰是以中、美資本主義這兩個最大強權為首，不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爭鬥。

在馬克龍請求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馬克龍訪華時隨行，而馮德萊恩以其“大西洋主義”立場聞名，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比馬克龍持更為強硬的態度、也反映了德國統治階級的觀點。主流媒體認為馬克龍想要向北京展現歐洲團結，但現實完全相反。馮德萊恩強調西歐和北美的合作，未對於中歐雙邊合作做出積極表態；而在其個人新聞發布會上，馮德萊恩公開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羅斯運送武器，否則會“會極大地損害歐盟和中國之間的關系”。以上歐洲國家、歐盟領導人之間的不同意見，再次顯示了西方陣營內部的分裂。習近平自然也樂見如此的分裂的跡象，但他不應對此過度解讀。從歐洲媒體和當政政客（尤其是德國的當政者）對馬克龍就中國問題所作評論的憤怒反應，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兩派陣營的內部不穩

兩個冷戰陣營各自都有著肉眼可見的內部緊張情勢，以及未來深刻危機的跡象（普京顯然不喜歡做習近平的“小”夥伴），但現階段來自軍事升級和經濟脫鉤的外部壓力，迫使這兩個陣營內部各個資產階級為了自身陣營“統一”的利益，而壓制他們內部彼此的不滿情緒。馬克龍等歐洲國家領導人接連訪問中國，對習近平和中共來說是一場宣傳上的勝利。

但這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法、德兩國政府沒有改變新冷戰的根本方向。不幸的是，可怕的烏克蘭戰爭或將還會進行很多個月，鑒於習近平對普京的支持，這可能會加劇歐盟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系。中美沖突正朝著升級方向發展，歐洲不能偏離美國立場太遠。習近平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2023年外交政策的主要焦點，是在存在地緣政治真空的所謂“南方世界”（非洲、東南亞、拉丁美洲）建立中國資本主義的影響力。

馬克龍此次出訪觸發了中歐投資協定是否重啟這個問題。然而重啟是不太可能，因為歐盟許多成員國對該協定強烈抵制。重啟該協議的商討更像是禮節性的晚餐閒談，雙方都沒有真的期望協議能夠重啟。

在新的一年，英法德等歐洲大國和美國總的來講都在互相靠攏，而不是更加分化，但隨著烏克蘭戰爭、與中國的帝國主義沖突發展，歐洲和美國之間、歐洲各國之間的關系可能會基於爆炸性的局勢變化和危機的爆發（比如，明年的美國大選會發生什麽）而再有改變。如今中美兩個陣營之間的沖突，本質上是多重危機的局勢下，兩個資本主義集團之間的沖突。兩個陣營的政權都在打擊工人權利，並企圖讓我們去承受資本主義失敗的惡果。工人群眾與真正的左翼不應站在其中任何一方，而應站在起身反對壓迫者政權的人士一方（比如法國工人，以及中國“白紙”抗議者）。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是唯一的前進道路。

中國出生人口數60年來首次下降

2023年1月17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周二（1月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根據官方數據，這是自 1960 年以來人口首次下降，中國人口目前為 14.18 億。中國的生育率多年以來一直在下降。這促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試圖減緩這一趨勢。但在實施了兩年的“三孩”政策之後，並沒有像社會主義者和許多人口專家預測的那樣會對人口下降起到很大的作用，政策的效果收效甚微。

聯合國去年預測，到今年 4 月中旬，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日本、韓國等其他東亞國家也面臨這人口危機。中國的情況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但中國有一些特別嚴重的因素在起作用，這使得向老齡化和人口萎縮的轉變比其他地方更快。聯合國之前就預測過，2030的中國人口將開始下降。現在看來，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

中國的人口危機和即將到來的養老金危機（與勞動力迅速萎縮的問題有關）植根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其中父權制權力結構和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是內在的原因。在中國，獨裁統治加劇了這種情況。在中國有著資本主義、性別歧視和專制統治的混合情況，這種情況毫無疑問是可怕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一個代表的例子，該政策在 2015 年之前實施了 35 年。這導致女性人口比例減少（當今男性比女性多 3500 萬），尤其是育齡婦女的重點人群。即使在放棄獨生子女政策後，政府對資本主義的堅持也意味著人口危機繼續加深。（請參閱我們在本期中關於三胎政策作為對婦女權利的攻擊的文章）。

中國的戶口制度也加劇了人口危機，給農村婦女兒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自 1980 年代以來，戶口制度一直被中共用作支持資本主義覆辟的工具，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群體，但這些廉價勞動力無法在他們用勞動力建設的城市定居或使用他們本應該享受的稅收自助政策。這將舊“社會主義時代”福利保障遭到破壞的最大負擔推給了農村人口，那里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中國農村更是女性最為稀缺和嚴重的地區，這種情況導致了泯滅人性的“新娘”交易和像豐縣鐵鏈女那樣的人口買賣醜聞。

印度人口正在迅速趕上

2021年，印度35歲以下人口將達到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65%。因此，印度將在未來幾十年享受日益增長的“人口紅利”，即快速增長的年輕勞動力，而中國正在出現相反的趨勢。中國勞動力規模在2012年達到頂峰，那一年習近平上台。根據彭博社根據中國政府官方數據的報導，在過去三年中，中國的勞動力減少了超過 4100 萬（從 2019 年的 7.747 億減少到 2022 年的 7.335 億）。這一損失幾乎相當於德國的全部勞動力（4400 萬）。

這也是為什麽中共現在決心開始提高退休年齡，從 2025 年開始針對女工，然後擴大到男性，直到他們都達到 65 歲退休年齡（根據中信證券的一份報告，引用 黑龍江日報 2023 年 2 月 3 日）。習近平在給中共二十大的報告中證實了這次襲擊，當時他表示政府將“逐步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中共決心管理資本主義危機，正準備面對公眾對其竊取養老金權利的強烈反對，以減緩勞動力下降的速度，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競爭，避免經濟崩潰。

當前半破產的養老金制度，隨著“養老金戰爭”升溫，武漢和至少其他三個城市反對削減醫療福利的“白發”抗議活動可能會在未來幾年以更大的規模重演。

資本主義政客（當然包括中共）試圖讓我們相信，人口危機和人口下降必然導致對養老金權利的攻擊、延遲退休、年輕人和老年人求職者之間更激烈的競爭，以及對“家庭價值觀”的更多宣傳。以及要求女性“履行職責”生孩子的壓力。所有這一切都被描述為一場自然災害，超出了社會的控制範圍。

但這是一個謊言。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造成的，而且只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人口下降本身不應導致經濟緊縮或衰退。在利用全社會的資源和人才的民主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下，有可能縮短每周工作時間，保障所有人的工作，使教育和所有公共服務非營利和免費，同時顯著提高工業技術水平。婦女將從父權制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生育孩子的決定將與所有經濟和社會壓力分開。建立在根除殘酷的不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的真正民主將使技術和科學蓬勃發展。社會主義不能局限於一個國家或經濟體（正如中共在其“社會主義”時期所相信的那樣），而是具有國際性的，由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推翻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壓迫者。並結束瘋狂的美中帝國主義沖突導致的世界經濟萎靡。

中國學生成為“東廠密探”？

三月份的時候，中國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陳賽彬被學生舉報在課堂上發表“不當言論”，遭學校停職調查，引起了廣泛關注。加上最近，中國高校教師接二連三因其在課堂上被告密，並被校方處分。這令人留意到近年中共進一步加強了對言論自由的鉗制，特別是在校園大興文字獄，廣招所謂“學生信息員”以監視並告發老師“不當言論”，一時間大學校園人人自危，連正常的課堂討論、觀點交流也被全面扼殺。

“學生信息員”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共通過在高等院校設置“學生信息員”制度，加強在學校的監控，通過一些經審查後被認為“可靠”和“忠誠”的學生作為安插在教室內的密探。在言論鉗制相對較寬松的年代，學生信息員一般只負責反映自己和同學對於老師的教學意見，以及課堂和學生之間的學習氣氛等情況。然而自習近平上任以來，特別是2013年起提出要“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後，學生信息員的活動範圍開始變得愈來愈廣泛。

中國著名物理學家阮耀鐘曾在2019年公開表示中共當局會對學生信息員發放報酬，在大學其間擔任滿三年更可獲免試保送研究生，條件非常優厚。雖然無從得知具體的學生信息員人數，但從各大學乃至中學愈來愈頻繁且公開地招募學生信息員的情況來看，人數肯定是節節上升，宛如在學校內設立了一個又一個的“小東廠”，過去數年，全國多間大學都不斷傳出有老師在課堂被指發表“不當言論”而遭處分的消息。據《紐約時報》報導，這些學生密探不僅收集老師的言論，更會關注老師的私人生活，包括閱讀什麽書籍，看什麽電影等等。

而所謂的“不當言論”，大多數情況下都不過是老師的個人見解或觀點。比如南京航大的陳賽彬教授被指控的言論，包括像是“中國經濟70%靠出口，如果外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一大半中國人將餓死”或是“美國人的持槍權是自由文明的標志，可以保護婦女權益”等。固然這些言論可能與事實有出入或片面偏頗，但理應仍在言論和學術自由的保護範圍內。作為民主權利的一部分，大學乃至整個社會都應該讓這些觀點能夠公開地辯論，而非用專制權力處罰提出這些觀點的人。

即使不涉及政治觀點或西方社會的相關言論，在大學也同樣遭到嚴厲打壓。2018年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副院長趙思運在開學致辭時發言道：“只有對國家民族滿懷深沈摯愛的人，才會批評社會的陰暗面；只有懷揣光明的人，才會去發現和揭露生活中的齷齪。”這樣本來無可挑剔的文學用語和社會觀點，也被指為“不當用辭”而被處分。

與此同時，中共也將這種告密和監視之風延伸到國外。3月，德國媒體CORRECTIV的調查報導指，在德留學的中國公派留學生實際上受到中共嚴密監控，獲中國獎學金的學生需要與中共簽署協議，負責向中國大使館匯報情況，匯報的內容包括課堂上是否存在對中共不利的內容（特別是人文社科），以及刺探其他中國留學生的思想、課堂上的發言、特別是是否有參與政治活動等。這些學生密探有時甚至會出面恐嚇在課堂上發表他們視之為“不當言論”的中國留學生，威脅要向大使館告發他們，或者混入一些政治活動中進行刺探和破壞。這些報導和消息的內容正好與去年12月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及中國同情者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舉行“中國群眾反抗：我們如何才能擊敗獨裁統治”公開會議時，所遭遇到疑似“小粉紅”的破壞行動不謀而合，間接地證明了我們的懷疑。（詳情可參閱我們的文章：《關於中國群眾起義的會議遭遇疑似“小粉紅”的破壞》）

阻礙發展

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打壓，實際上是進一步地摧毀自身科研進步的根基。因此阮耀鐘在揭露“學生信息員”的待遇同時也呼籲學生不要受到利誘就去充當中共的密探。固然我們也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至上以及所謂的知識產權制度同樣也在窒礙技術的全面探索和發展，但是極權統治打造的窒息環境則是對於進步的更大阻礙。因此只有通過民主規劃的公共資金去資助學術研究，全面打破資本主義和專制壓迫的枷鎖，才能真正實現言論和學術自由、確保人類文明的進步。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對俄外交證實全球分裂成兩個陣營

伴隨著3月11日兩會的結束，習近平開啟了其第三個任期。通過這次毫無懸念的政府換屆，中共最高領導層全部換成了“習家軍”。這代表習在混亂地結束清零政策後，重新執掌了中共黨內大權。隨後，在3月20日，習近平對俄進行為期3天的國事訪問，與普京於莫斯科會面。

習近平這次出訪傳遞出混雜、甚至彼此矛盾的訊息。他宣稱這次訪問是一場“和平之旅”。這是習與普京會晤的其中一個主題。訪問前，中國政府公布了關於烏克蘭戰爭的所謂“12點和平計劃”。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和平計劃，而是一種外交策略，將習近平定位為“和平使者”，與支持戰爭、向烏克蘭澤連斯基政權提供更多軍備的西方形成顯著對比。這個12點計劃沒有用“入侵”一詞，也沒有要求俄軍撤出烏克蘭領土——換句話說，只有空話。普京禮節性地對中國的提議表示“歡迎”，但現階段他對和平談判並無真正興趣。

外交行動

這一實例說明了，中共在新冷戰中通過傳達外交訊息試圖增強其影響力，但其外交訊息在大部分情況下並沒有實質內容。中國最近在中東取得的進展，似乎令其更能撮合全球交易。在3月10日，在習近平的調停下，中東互為宿敵的沙特和伊朗兩國政權重新建立了外交關系。這是習近平外交的一次重大公關勝利，但這個覆交協議源自於有利中國介入該地區局勢的特定因素；如果認為習近平可以在全球沖突的其他領域再獲得這樣的成果，則是異想天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覆交一事，無疑揭示了美帝國主義的衰落，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帝國主義強大到可以在中東乃至全球取代美帝。

但此次訪俄，習並沒有期待能夠把斡旋的經驗帶到俄烏之間。一方面，俄烏尚處血腥的戰爭之中，雙方都希望在戰場上鞏固自身地位，而非開始談判、走向停火。這場戰爭給習近平添了很大的麻煩，美國和歐洲借此空前團結並大肆擴充武力，中美新冷戰格局和去全球化突飛迅速進入新的階段——這正是中國在極力避免的。中國經濟正因在經濟上與歐美脫鉤而受很大沖擊。

另一方面，中共政權雖然不想這場戰爭爆發，但現在正因應現狀調整自身、以充分利用當前局勢。習近平政權正利用俄烏戰爭的持續，主導規模比中國小得多的俄羅斯經濟，比如中國向俄羅斯購買廉價能源；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利用中俄聯盟嘗試展現一股強大的反美軸心，對抗美國冷戰攻勢。對中共而言，在台海戰爭未來或將爆發的情況下，來自俄羅斯的支持至關重要，而俄羅斯的支持也可以有效震攝如今想正式拋棄“一個中國”政策的美帝國主義鷹派。

習近平的另一個關鍵戰場，便是所謂“南方世界”（非洲、東南亞和拉美），這些地區很多國家政權反對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因此，習普會晤旨在傳遞一個訊息，即有著一個取代西方陣營的“強大”替代方案，以吸引更多這些立場搖擺、左右逢源的政權加入中國陣營。

對於普京而言，邀請習的訪俄之行，主要目的是索求來自中國更多的經濟、軍事上的援助，為戰爭前線和國內經濟糟糕的狀況輸血。盡管習近平曾強調中俄“合作無上限”，但為了避免與美國、北約的沖突升級，習近平仍未公開對俄羅斯進行軍事援助。與此同時，盡管事態終究不在習的掌控範圍內，習近平下決心不讓普京倒台。對於中共來說，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全面挫敗，將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讓中國更加被孤立，並（至少在短期內）強化美國領導的陣營。中共希望、並且可能期待的是，烏克蘭戰爭最終走向朝鮮半島的終局，即烏克蘭被劃為分別由俄方和西方控制的兩部分，而這或將成為烏克蘭戰爭的結局。

許多報道稱，普京對沒有得到習近平更堅實的支持感到失望。毫無疑問，他們的聯盟內存在緊張情緒，正如西方陣營內也存在摩擦一樣（了解過馬克龍的言論便知）。俄羅斯精英階層被中國的實力嚇到，迫使他們擔當中國的“小夥伴”。但現實是，普京處境非常艱難，不能指望得到更多好處。

中俄間的小算盤

為表現他的憤慨，在3月25日，普京宣布將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這違反了普京與習近平在3月22日簽署的聯合聲明內容：“所有核武器國家都不應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並應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此舉讓習的行為無比尷尬。

習上台後，除了不斷煽動民族主義，官方喉舌也有意為民眾灌輸親俄情緒，把普京塑造成反美親中的“硬漢”形象。在俄烏戰爭前，習近平與普京在冬奧的會面，似乎將中俄關系推向了高潮。但短短20天後，俄羅斯便發動了對烏克蘭的入侵。這是個出乎北京意料的行為：外交部甚至曾聲稱“北約的情報(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蘭)就是個笑話”。

因此，習近平講出表示“中立”的漂亮話，並選擇扮演和平使者，旨在向歐洲示好，緩和歐洲對中國維護普京、假中立的警惕。習近平並不是真的呼籲和平，而是嘗試在俄國與歐洲之間做平衡遊戲，但求取平衡的希望已然落空。歐洲各國政府可能會嘴上說習近平是烏克蘭戰爭可能的調解者，但我們不能把這種說法當真。正如馬克龍訪華所表現的那樣，如此外交禮節只是為了在冷戰愈演愈烈的情勢下保護某些商業利益而已。

新冷戰的因素

新冷戰格局不是哪個或哪些戰爭狂人、野心家與獨裁者能夠造成的，而是達到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的帝國主義政權們，為了垂死掙紮而不得不共同塑造的局面。中美這兩個主要超級大國分別主導的兩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形成，正是新冷戰的殘酷邏輯。雖然法國總統馬克龍大談所謂“第三極”，但這只存在於他自己的設想中。

習近平尷尬的“和平之旅”彰顯了在新冷戰局面下，“和平”是多麽的觸不可及。在俄烏戰爭這個中美帝國主義勢力為生存對抗的序幕中，習的和平口號顯得無比虛偽。我們需要團結中、美、俄、歐洲——全球的青年和工人階級，通過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掌控自己的命運，將我們從鬥爭犧牲品的身份解救出來，將戰爭與國與國之間一切形式的對抗，徹底掃入人類歷史的垃圾堆。

中國礦工在中非共和國被殺

在3月19日，在中非共和國南部班巴里鎮附近，一座由中國私人資本經營和管理的欽博洛金礦遭到武裝組織襲擊。事件造成9名中國工人死亡、2人重傷。現場照片所見，遇害的中國工人俯伏在地上，疑似是在沒有還手之力的情況下被襲擊者行刑式處決。這種殘忍的行徑令人感覺事件不單純是土匪團夥劫財。

中非共和國是全球第八貧困的國家。該國血淋淋地向世人展示，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是如何在經濟上被外來帝國主義勢力束縛的，而中國如今也加入到對非洲的帝國主義經濟控制中。中非共和國長期處於內戰之中，伴隨著殘酷的種族清洗——特別是基督徒為支持基礎的親當局民兵屠殺身為穆斯林的少數族群。50萬穆斯林（該國約十分之一人口）如今已是難民。俄羅斯帝國主義在過去5年中在經濟和政治上大舉侵蝕該國，挑戰前宗主國法國的地位。

俄國的涉足

中非共和國總統圖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的現任政府得到了俄羅斯和華格納集團的支持。華格納集團是來自俄羅斯的私人雇傭兵，估計在中非共和國有派約千名士兵，他們與基督教民兵一起對抗穆斯林叛亂組織。這是一場腐敗的教派軍閥之間的鬥爭，雙方都沒有為貧困群眾提供向前的道路。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勢力幹涉該國局勢，盡可能從中掠奪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報名前去工作的中國工人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交火之中。

對於這次金礦慘案，圖瓦德拉政府與反政府武裝互相指控對方是這一宗屠殺的元兇。叛亂民兵組織更指襲擊者是華格納集團。而由於中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後僅輕描淡寫地發表了一個呼籲所有在中非首都班吉以外的公民撤離，淡化處理事件，這令很多人猜測中共是否試圖避免損害與俄羅斯普京政權的關系。華格納集團過往曾多次襲擊中非與蘇丹邊境的金礦，殺害礦工。

雖然中非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境內卻有著豐富的黃金和鉆石礦產儲備。中非政府在內戰中雇傭了華格納集團為其作戰，但根本無力支付相關費用，因此便向華格納集團許諾一些名義上由政府所擁有，實際上並不受其控制的礦產或其他原材料產區轉交予華格納集團以抵償費用，其中便包括中資開采的金礦。華格納集團也逐步將其在中非的經濟活動擴大到包括啤酒、煙草、木材、以及物流等領域。

由於中非經濟條件過於落後，市場消費力極低，因此中國對中非的直接投資和出口仍然非常有限。但作為中非第二大的貿易出口夥伴，中非在2021年簽署加入了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中國的資本愈來愈多地尋求在當地直接控制原材料的生產，以穩定原料成本及保證產能。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時，中國對中非直接投資一舉達到了4632萬美元，相當於2017年的10倍。這也正正符合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爭奪原料產地、爭奪資本輸出、爭奪勢力範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的定義。毫不意外，圖瓦德拉政府治下的中非，正是在聯合國投票擁護香港國安法的53國之一。

非洲的市場

中共也將之作為一個輸出國內過剩產能的地區，尤其是在建築與能源領域。去年中國在中非建成了一座全國最大的太陽能電站，供電量占首都班吉的30%。類似的基建項目在非洲多達數百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22年上半年，非洲進口了1.6GW(百萬千瓦)的中國光伏組件，同比增長41%，緩解了中國光伏的過剩產能。但運往非洲的光伏組件損壞後能否得到有效回收處理成疑，造成了重金屬下滲大面積污染土壤的潛在危機。自然這些國家根本無力支付這些工程費用，中共則向他們提供貸款以開展工程，而這些工程由中國國內的公司所承包。因此往往最後的結果是，當地背負了一筆巨額債務，並得到一些華而不實的大白象基建。比如，中國正在班吉興建一個足球場，但聯合國數據顯示，中非有半數孩童未有就學。同時，中國資本與當地人的沖突也越發嚴重。2019年更由於中資采金企業在中非非法開采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破壞了當地居民賴以為生的河流，引發當地民眾不滿，進而爆發沖突，多輛中國企業車輛被焚毀。中非共和國僅有37%人口可以使用幹凈水。

而由於中非政府及反政府武裝的腐敗和殘暴，中國企業往往通過賄賂當地的實際統治者以控制更多的礦區。在內戰中這些地區的反覆易手，當地的自然資源可能早已被不同軍閥許予不同帝國主義方的資本，或者為運輸路線易手而出現爭議，這就為沖突埋下了致命隱患。

作為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帝國主義越來越深入非洲。現階段這主要體現在經濟關系上，即中國資本的輸出，但也逐步擴大到地緣政治和軍事作用。中共政府曾為了保護石油產出和運送管道，介入了南蘇丹的內戰，逾千名解放軍作為聯合國部隊一分子駐紮在該國。而在2017年，中共也在東非吉布提建立了首個境外軍事基地。

帝國主義沒有出路

可以預期，隨著冷戰的深化，歐美帝國主義與中俄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將在非洲激化。歐美帝國主義勢力往往道貌岸然地指責中國在非洲施加債務枷鎖、破壞環境、無視人權。雖然這些指控有其事實基礎，但西方帝國主義也是極其虛偽，他們在非洲照樣將債務強加於當地人民、壓低原材料價格、縱容獨裁者和軍閥恐布統治、乃至發動赤裸裸的軍事政變以維護他們的利益。從這一點看，西方帝國主義可謂“導師”，而中國帝國主義可謂西方帝國主義的“學生”。工人階級和左翼必須對於兩個帝國主義陣營都采取反對立場，只有團結的群眾運動、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和資本主義、打造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為非洲乃至全世界被剝削和壓迫的人民帶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