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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否定的否定”与共产主义的财富极大丰富
资本的原始积累作为第一次否定,摧毁了建立在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相反,共产主义致力于“否定的否定”,即通过这种否定实现“剥夺者的被剥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写道:“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1
上述引文中的“土地”(land)一词在德语中对应的词汇是“Erde”,也有“地球”(earth)之意。事实上,马克思也用该词来指代土地以外的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必须“共同”(in common)控制地球(自然资源),这意味着对地球的开发利用必须足够谨慎,以兼顾子孙后代的利益。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3卷中——德文“Erde”一词在其中被翻译为“土地”——写道:“从一个较髙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22
地球是当代人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有义务在不破坏地球的情况下将其传给下一代。然而,资本主义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片面地专注于私人财富的增加。相比之下,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对于社会财富和自然财富的共同化(commonification)至关重要,尤其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追求利润、私有财产和无休止竞争的制度。与资本商品化的逻辑相反,共产主义通过“否定的否定”来寻求财富的共同化。然而,我们决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人类欲望的充分实现,即无拘无束地享受这个世界的财富。马克思意识到,自然财富的可获得性不可避免地具有有限性,不可能任意用于满足人类的无限欲望。共产主义通过“否定的否定”所要达到的目的超越了人为的稀缺性,但并未超越稀缺性本身。换言之,自然的稀缺性仍然存在。
上述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必然不同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期望: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工人阶级可以不受自然限制地享受同样的奢华生活。例如,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中,G.A.柯亨(G.A.Cohen)就按照这种方式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财富极大丰富。根据柯亨的左翼自由意志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关于平等社会的设想仍然局限于“某些资产阶级的根本价值观”,认为未来的基础是“工业进步使社会达到一种非常富裕的状态,每一个人想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得到供应”。23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人人拥有物质平等的条件,然而这种理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即通过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实现对自然的绝对统治。在未来社会,这种否定自然的限制的生产主义与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诸多地球的限制是绝对不相容的。因此,柯亨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放弃这种富足论的图景”24。
柯亨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拒绝那种建立在奢侈和生产主义基础上的有关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社会主义愿景。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拒绝并不需要放弃马克思所论述的“富足论的图景”。事实上,如果马克思如此天真地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那么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出现前后逻辑不一致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我们需要将“稀缺性”这一范畴理解为一种固有的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认为,稀缺性具有两个方面,即社会方面和自然方面。一方面,无论技术如何进步,自然的稀缺性都无法完全克服。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稀缺性会随着资本的无限扩张而不断增加。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稀缺的:“资本始终存在——作为一个内在的系统决定论问题,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而且资本必须始终保持稀缺——无法克服的稀缺性,即便在某些条件下,它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生产过剩。”25为了克服这种自我强加的稀缺性,资本越发展,整个系统的破坏性就越大,但是资本产生的财富极大丰富永远无法消除人为的稀缺性。这就是财富悖论。
柯亨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设想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极大丰富,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享有超越自然稀缺性的私人财富的极大丰富。如果确实如此,马克思的主张就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要求不一致,即“抛掉”资产阶级形式的财富,而设想另一种普遍的、具有解放意义的财富形式。较为一致的设想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克服的不是稀缺性本身,而是“特定社会的资本积累的稀缺性的客观条件”26。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还是存在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27这样的表述确实很容易被一些人不恰当地当作马克思认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证据。
然而,在1860年代,马克思对待自然的态度出现了更多的细微差别,甚至构想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柯亨对马克思关于财富极大丰富的愿景的研究。柯亨所指的马克思关于财富极大丰富的愿景的生产主义观点,其证据源自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段著名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8
事实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看起来就像是对无限财富的认同——这要归功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的绝对统治的延续。然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等生态社会主义者都没有提到这段著名论述,这绝非巧合,尽管马克思直接讨论了未来社会。
然而,考虑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具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背景29,将这段话解读为褒扬生产主义对自然的统治以实现财富的极大丰富,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当马克思认为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摆脱了资本积累压力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更加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时,他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将完全摆脱自然的限制。马克思非常清楚,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物质变换由各种生物物理过程组成,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无法从社会层面加以超越。然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自然仍会继续存在。
因此,认为马克思的“财富极大丰富”概念要求所有的无限欲望都得到满足,这种观点确实缺乏说服力。我们也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类型的财富极大丰富,它建立在共同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在此,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劳德代尔悖论”,即资本主义制造人为稀缺性的过程。如果这种过程存在的话,那么超越私人财富的人为稀缺性就需要重建共同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且这种极大丰富是可以在无需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情况下获得的,并不一定要否定自然极限所带来的自然稀缺性。
在前一段引文中,马克思将“共同财富”作为从其源泉涌流出来的后资本主义的财富形式。他只使用过一次这种表述方式,但却很有启发性。这一表述需要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开头的一句话进行对比分析。与《资本论》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表述为:“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30在这里,马克思将商品表述为“资产阶级的财富”(der bürgerliche Reichum),这种财富可以与后资本主义财富——即不作为商品出现的“共同财富”(der genossenschaftliche Reichtum)——形成对比。共同财富由所有成员按照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根据所有成员的能力和需求进行生产和分配。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讨论的那样,这是在合作生产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方式。马克思并不认为在没有任何自然限制的情况下可以生产出极大丰富的财富,但他确信一旦超越了资本主义,通过合作共同管理土地将足以养活每一个人。换言之,极大丰富并非技术门槛,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洞见对于超越资产阶级财富的人为稀缺性而重建共同财富的极大丰富至关重要。
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将这种共同财富的极大丰富称为“共同奢侈”(communal luxury),她呼吁“结束资本主义通过浪费、囤积和私有化而产生的稀缺性”31。与此类似,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称之为“彻底的极大丰富”(radical abundance)32,因为内在于共同财富中的极大丰富,其形式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物质财富的形式,后者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和无休止地大规模消费商品的基础之上。“共同奢侈”和“彻底的极大丰富”并不等同于以消费主义的方式无限制地获取大量私人财产,否则共产主义社会只会保留资产阶级形式的私人财富,从而导致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既然原始积累创造了“人为的稀缺性”,那么共产主义作为“否定的否定”就要将劳德代尔悖论的顺序颠倒过来,目的是重建共同财富的“彻底的极大丰富”,最终使每个人都能以私人财富为代价而平等地获得共同财富。共同财富需要通过社会成员之间更加平等、更加公正地分配财富和承担义务来实现分享和合作。只有承认共同财富的极大丰富,“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不同于将后稀缺性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技术的左翼加速主义者,马克思以及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埃蒂耶纳·卡贝(Étienne Cabet)、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其他理论家并没有将废除劳动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诉诸于生产的全面自动化。33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并不等同于“单纯的”生产力的增长,因为生产力既包含数量因素,也包含质量内容。例如,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基于“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资本的生产力永远消失了,因此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因为它作为“个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机会变得更具吸引力。劳动过程的这种重组可能会因为消除过度的劳动分工而降低生产力,但在确保个体劳动者的自由和自主活动方面,它仍然算得上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34
基于这种理解,“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句著名宣言可以用非生产主义的方式来解释。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中,个人之间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并不表现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是表现为个人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可以相互弥补和补充。你做不好的事情——尽管全面发展,这种情况仍然会存在——可以由他人来做,而你也可以用你所长帮助他人。每个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愉快和无聊的工作无法完全根除——可以由大家共同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为了平等而强求一致性和统一性,而是通过社会组织和制度化来避免像资本主义那样将能力和技能的差异与经济不平等联系起来。
这种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全新解读使“否定的否定”的含义更加清晰: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取消圈占和扩大公域。马克思使用的“genossenschaftlich”一词——可以简单地将其翻译为“合作的”(co-operative),但其含义逐渐转变为古老的“马尔克公社”(Markgenossenschaften)35——来表达未来的联合生产模式,因此又可以用该词表示“共有的”(communal)。这是以更高的形式重建共同财富,而不是回到前资本主义公社(precapitalist communes)那种孤立的小规模生产。相反,它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作为前提条件,但通过社会计划和管理来阻止无限制的经济增长。但是,通过基础服务和公共支出而扩大共同财富,将使人们能够获得美好生活所需的基本物品和服务,而无需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不断追求更多收入。这就减轻了无休止的竞争带来的压力,扩大了在市场之外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重新审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间区别的论述:“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6
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那段话一样,这段话也经常被视为马克思赞同通过完全自动化并挑战对自然的绝对统治来无限增长生产力,以便通过减少工作日来扩大自由王国。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述解释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具有的生态社会主义特征及其在1868年后的继续深化并不一致。从“彻底的极大丰富”的角度来看,“自由王国”的扩大不需要仅仅依赖于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相反,一旦克服了资本主义的人为稀缺性,人们就会因为共同财富的不断扩大而摆脱持续的赚钱压力,从而获得减少工作这一有吸引力的选择,又不必担心生活质量的下降。希克尔认为:“从人为稀缺性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之后,人们为了不断提高生产力而进行竞争的冲动就会逐渐消失。我们将不必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不断增长的生产、消费和生态破坏的巨轮之下。”37在没有市场竞争和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压力的情况下,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和合作生产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减少到只有三到六个小时。这将为休闲、健身、学习和恋爱等非消费主义活动留出充足的时间。
去增长的共产主义将减少生产不必要的东西,减轻自然环境的负担。缩小必然王国可能不需要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是通过重建共同财富——使人们能够更加稳定地生活而不必承受屈从于工资劳动制度的压力。当然,缩短工作日是扩大自由王国的先决条件,但是,更加公平地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和资源也可以在不增加生产力的情况下缩短工作日。通过减少广告、营销、咨询和金融等部门不必要的生产,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劳动力和过度消费。从持续性的广告、有计划的报废以及无休止的市场竞争中解放出来,就为更多主动进行的“自我限制”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空间。38这种自我限制有助于有意识地缩小当前的“必然王国”,它实际上由大量不必要的事物和活动组成,只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人类可以有意识地组织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互动。这意味着他们会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社会需求,并在必要时加以限制。自我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革命性的潜力,尤其是在面临“从资本的社会物质变换再生产(social metabolic reproduction)的方式来看,从总体上缺乏可以接受的、能够等同于自我限制的生产追求目标”39的情况下,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会驱使我们进行无休止的消费。
总而言之,即使目前的生活方式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变得完全具有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充分实现人类潜力的理想世界,因为它始终面临着工作和消费的压力,也因为它倾向于将市场之外可以获得的其他满足体验和更有意义生活的诸多机会边缘化。在后增长的社会中,呼吁“另类享乐主义”(alternative hedonism)并不一定意味着苦行和贫困,因为它同时旨在增加和丰富各种非商业活动,而这些活动并不一定反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这样,无增长的社会主义通过实现人人共享的共同奢侈而极大地扩展了自由王国的范围。这就是21世纪共产主义的“否定的否定”:重建共同财富的极大丰富,增加人类自由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从而有效避免重蹈20世纪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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