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口理论的补充以及鼓励生育政策的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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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篇文章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28 ，大致分析了为什么工业化会造成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这个文章有了最近几个月的进一步研究，感觉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没有解释好两个问题：

首先，按照这个理论，生育在现代已经是一个完全亏本的“生意”了，那自然亏本的买卖没人做。因此，生育率就应该下降到零才对啊。但是现实中，哪怕是韩国，生育率是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并没有到零。

第二是，在中国最近五年的时间，工业化程度并没有突飞猛进，而分析三个成本，即重要生活资料，精力和教育的成本，后两个也没有突然暴涨。但是，出生人口却下降了一半，从峰值大越1700万，下降到900万，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按照之前的理论，这同样是没有得到解释的。

因此，一定有一个在成本消费机制以外的另一个影响生育率的机制。我下面的文章就基本上是在阐述这个机制，以及这个机制是如何跟中国本身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结合起来的。

同时，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将会分析人口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性，以及应该实行什么政策，以及相关的成本核算。

1，核心家庭和文化消费

在井冈山卫士的分析里面提到了资本主义下核心家庭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作用：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0584 。大概意思是说，由于女性生育会打断雇佣劳动/生产劳动，让资本家不愿意给女性同工同酬，女性“回归家庭”、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相对于成为一个职业女性，就成了一个经济上更加被偏好的选项，并且宏观上，形成了人口再生产的机制。不过我这里打算做进一步的，逻辑上的分析。

核心家庭虽然是被资本主义利用的，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前现代”的遗留。既然是前现代组织，那就有前现代的方法。按照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面的说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嵌入文化的。就是说，一对情侣之所以要组成家庭，不是因为要再生产劳动力，而是因为他们想要结婚，因为亲密关系，等等。也就是说，核心家庭的机制是反经济的。它不是以成本核算的形式来出现的，不是计算“生孩子有xxx成本......xxx年之后预期可以得到多少收益”，而是以消费的形式来出现的，“我觉得有天伦之乐很好”“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等等。

所以说，在我之前文章里面提到的“成本——收益分析”，里面的“收益”，除了传统的养儿防老以外，必须加上这种消费的“效用”。我之前在参考贝克尔的《家庭论》的时候倒是发现了这个观点，不过我当时认为生育的“消费”的作用在现代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现在看来意义是非常大的。

从消费的角度来分析，生育的“效用”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效用就是亲密关系。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是不可能完全的，孤独的生活的，那样一定会出心理问题。而人和人的关系，有多种层次，从陌生人到朋友，最后到亲密关系，也就是和父母，以及和伴侣的关系；这里的每一个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亲密关系是一个必需品。但是相对的来说，它又不是。没有这种亲密关系，人就会出心理问题，会感到很痛苦，但是如果没有吃喝，人马上会死；对衣服和居住地的需求，显然也是排在亲密关系的前面的。如果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对效用进行“排序”的话，亲密关系是一个比较靠前的需求，大概刚好在衣食住行这些真必需品的后一位。

正是因为对亲密关系的需求，正是核心家庭的这个特殊形式，才导致了，哪怕生育目前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没有经济意义了，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仍然维持在1以上，而不是一个都不生。

另一方面是，通过核心家庭和亲密关系需求的模型，结合中国的现状进行分析，能对“为什么最近出生率断崖式下降”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西红柿收割机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8-13 00:02
资本家不是按照工人的生活成本发工资的

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首先是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对比较量的结 ...

临时工的斗争次数与强度大多数时候高于正式工，极高的流动性也造成了临时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斗争形势。

远航一号

激活 发表于 2023-8-12 22:07
我想知道半无产阶级家庭（农民工）的再生产劳动要怎么计算啊？毕竟像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再生产劳动，都标的 ...

资本家不是按照工人的生活成本发工资的

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首先是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对比较量的结果，只有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形成某个阶级的“正常”生活水平

半无产阶级受到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大威胁，所以斗争力量比无产阶级差一些

激活

井冈山卫士 发表于 2023-5-2 06:32
感谢红色人口研究员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写出的这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在文章中，红色人口研究员阐述了 ...

我想知道半无产阶级家庭（农民工）的再生产劳动要怎么计算啊？毕竟像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再生产劳动，都标的非常清楚，吃喝拉撒穿都有价格（假设全部商品化的情况下），工资理论上都应该包含。但对于半无产阶级家庭，吃喝拉撒这类再生产劳动都是家庭里的妇女或孩子承担的，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劳动为什么是无酬的啊？他们的劳动属于再生产劳动的一部分，理论上工资不是应该包含了他们的劳动费用吗？无酬劳动是理应如此，还是资本家惨无人道的剥削造成的？

还是公平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4-30 23:06
感谢作者的深入思考与长篇讨论文章。

提几个问题供探讨：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想问：未来输出革命以（局部）对外战争的形式出现的可能性大不大？

新生的中国革命军队给其他国家的革命军民打辅助，主要是在东亚和东南亚方向（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区域拒止美帝军队对当地起义的反革命干涉，当然前提是当地已爆发革命，且做好中国与当事国兄弟党之间的通信。

∀与∃

点错了，文章的表态本来想点握手，点到雷人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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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涉生育率的逻辑其实是，通过政府的补贴，让生育后父母拿到的钱超过他们的支出，然后生育就会重新产生经济回报，从而重建”资本家“的逻辑。所以，恢复到农业时代的生育率，显然是可能的，因为鼓励生育的机制和农业社会是一致的。当然，真要长期回到6的生育率，显然环境承载力就不够了，但是，在短期（20年之内）把一代人的生育率提到很高，维持总人口的稳定，仍然是可行的。

不过，在这里有很多的细节。我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讲的有一点不太明白，这里做一些补充说明。

首先是，要重建”资本家“逻辑，那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根本性的，最基本的原理，是补贴要大于成本。工业社会的子女对父母短期不能带来任何回报，所以说生育这个”投资“唯一的”营收“就是政府发的钱。如果这个钱不能覆盖成本，那显然对生育率的帮助只能说聊胜于无。显然，亏损百分之100是亏，亏损百分之1仍然是亏，不管哪一个，资本家都不会投钱。现代的所有工业国的生育补贴其实都非常的微弱。按照我前文的计算，2000万新生儿，或者维持人口不变的开支，相当于百分之8的GDP，但是现在除了法国，所有国家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连一半都达不到，等于说现在这些”鼓励生育“的国家，父母做”投资“还要承担百分之50的”亏损“，虽然相对于百分之100肯定好一点，但是仍然是亏损，因此就仍然不会投资，生育率还是在1-2波动。这种补贴的办法显然是无意义的。这才是”补贴生育没用“的说法背后的原因：不是补贴本身没用，是补贴不能覆盖成本。

然后，在此基础上，就需要做进一步的逻辑。社会主义的政府显然对生育的干涉不能完全靠货币。既然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了相当的生产流程，就有必要用好这个杠杆。换句话说，不仅仅要让补贴覆盖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相关的政策、干涉，让不必要的开支减少。

在原文的第三部分最开头的部分，我就提到要加强学校的覆盖范围。这是因为教育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内卷所导致的。所以，国家进一步的干涉教育，确保教育的平等，就能在不损伤人口素质的情况下降低教育成本。在”政府补贴要能覆盖生育总成本“的逻辑下，这就等于降低了财政压力。

而在后面，我计算生活资料开支的部分，和梁建章的计算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 ... cwiwss2222473.shtml，可以更进一步的做一个对比。梁建章的逻辑是就是简单的用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乘上18；不仅如此，还要把全家庭的文化教育支出，集中到儿童的身上，让儿童每年的抚养开支超过人均居民消费支出。

但是，我的计算里面，很多的开支就去除掉了。原文是这样说的，”这样算下来每年支出是一万一左右。和全国人均支出来算，主要的减少项目是：居住支出6000；通信支出3000，文教支出2500，医疗1000（砍了一半），其他500；其实这些减少都很合理。这样就只剩下一万一了。最多加上建安成本（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房子空出来了还是可以住人的）。那也就1.2万。“

”这里的减少都很合理“，可以进一步分析。首先，居住支出主要指的是房租，但是社会主义的土地是国有的，也就是说，政府发下去的补贴，用来用作租金的部分，又通过租国有的住房还了回来。所以说政府补贴的实际支出中，这部分就可以减去。文教支出作为父母让子女参加内卷的支出的反映，通过国家控制教育，同样可以节省。这些节省都是合理的，节省的资金甚至可以加大在例如说儿童的饮食上面的支出。通信也是如此，因为控制未成年人的手机和电脑使用显然是应该的；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好学校的地理位置，就能很大的降低交通的开支。

此外，文章第三部分的最后几段，即对父母的具体的补贴的方式，其实也是有说法的。这里的要点在于时间意味着风险。现在特色当局搞出了一堆很离谱的鼓励生育的办法：如果有二胎三胎高考就会加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小孩从出生到高考都过了18年了，那时候高考的难度谁都说不定。要奖励一定要及时奖励，不能拖到明年，最好也别拖到明天。因此，我建议的补贴方式，并不是像现在的很多工业国那样，每个月发个几百欧元，然后就不管了，有时候甚至为了财政还要砍。我提出的补贴方式在于：1，学校的时间大幅度延长，包括了周末、寒暑假，和早晚饭；2，大规模普及托儿所；3，一次性的，但是大规模的怀孕补贴。前两个本质是在说，只要生了孩子，那抚养就首先是学校机构的事情，就不需要父母精力；而且，儿童的主要的开支，也通过学校的统一采购来满足了（校服、食堂，等等）；你只需要管怀孕到哺乳的那几个月就行了，后面不用操心也不用花钱。这样，对于父母来说，这就是不是连续20多年被孩子”套牢“，而是一个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出手“的”投资“。

不仅如此，上面提到的3，一次性怀孕补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灵活。如果我们需要暂时的调控出生人口，那么改变怀孕补贴的数额，能影响未来的父母的利益，却不会影响已经生了孩子的父母的利益。而如果这不是在生产的时候的一次性补贴，而是分散在18年的牛奶金，调整就会很得罪人（得罪那些家里有个几岁孩子的父母）。我的模型里面假设是补贴6万人民币一胎。如果不够的话，可以进一步增加到10万人民币，那就相当于一年多的工资；或者太多了，就可以减少。


当然，有的网友会问，我这么斤斤计较，这么计算成本收益，是不是有点太恶心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之所以变质，其实就是因为父母被”套牢“了，被教育内卷压得喘不过气，然后把这种扭曲的期望投射在孩子身上。但是在我上面的提到的模式里面，父母的”投资“仅仅是从怀孕后期到产后休息的几个月，然后就拿到报酬了，后面孩子的开支和抚养都是公共机构负责，和父母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住房分配上住在一起、靠得很近，以及国家承认的亲属关系。这样一来，父母和（已经出生的）孩子的经济关系就被斩断了，但是物理距离并没有被斩断，这时候反而可以形成更亲密也更纯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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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社会的生育的回报，主要参考了一本英语的书里面提到的埃及的农民的生育观点。这本书名字是”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在历史学里面应该很有名。虽然说是modern，不过那是19世纪初的埃及，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这里的第七章提到，当时的埃及的小孩在五到六岁就会帮助犁田或者看管牲畜。年老的埃及人一般依赖于子女的赡养，但是相当多的埃及老人经济状况会恶化为乞丐。（原文：[size=9.9626pt]. At the age of five or six years, the children become of use to tend the flocks [size=9.9626pt]and herds; and at a more advanced age, until they marry, they assist their fathers [size=9.9626pt]in the operations of agriculture. The poor in Egypt have often to depend entirely [size=9.9626pt]upon their sons for support in their old age; but many parents are deprived of [size=9.9626pt]these aids, and consequently reduced to beggary, or almost to starvation.）
另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提到过殖民地时期北美的生育回报，原文是这样的（在第一篇第八章，论述增长、停滞和衰退的国家对工资的影响的地方）：北美虽没有英格兰那样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英格兰以及欧洲大多数共他国家的居民，在大约五百年内，不敢说有一倍的增加，但在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就现在说，这种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据说，当地高龄居民往往能亲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个以上的直系子孙。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室家之累，反而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在离去双亲家庭以前，每个儿女的劳动，推算起来，足有纯收益一百镑的价值。

然后，中国在宋朝以后，很多地方有杀婴、只保留”二男一女“的记载（苏轼《与朱鄂州论不举子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

总的来说，这些记载其实推翻了一些传统的看法。首先是农业社会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个”高死亡高出生低增长“的阶段。毕竟殖民地的美国显然和工业扯不上一点关系。另一个是农业社会同样有控制人口的方法，只是在现代看来显得残忍。最后就是，这给了农业时代的生育回报的一个大致的图景：

农业社会其实不是子女要给父母养老（从埃及的例子可以看出来，老人陷入贫困的现象很常见；更何况农业社会似乎是没有退休的说法的），而是儿童5，6岁就开始干活。而他们到了成家，怎么也要20岁了，特别是男性。这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是父母的劳动力。工业社会的童工也许也可以这样。但是童工的问题是，儿童很容易绕过“中间商”直接和资本家建立联系，“成年”，也就是经济独立的时间就提早了。

在农业社会，子女的成长时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婴儿期，完全依赖于父母，第二部分则是儿童期和青春期，给父母干活，相当于“还债”，然后就成年、独立了。也因此，农业社会很明显也有了人口限制的机制。如果人口太过密集，以至于人均土地太少、或者有地主的情况下地租太昂贵，劳动力就没有回报，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为零，那农民就会主动的，尽管是通过”生育后堕胎“来停止生育，就好像苏轼记载的情况。除非改为种植商品化的经济作物，棉花和烟草等等——这些新“技术”或者说新商品意味着劳动力边际产出又增加了。同样，如果土地很多，那哪怕是农业社会，也会出现人口爆炸。非洲（仅仅是农村非洲）以及以往的美国（很明显你不能说17世纪的美国医疗条件和工业水平多么进步）就是这个情况。


总的来说，农业社会，包括现在的黑非洲和印度在内，总的特点是：在一般的，也就是土地还没有开垦完毕的情况下，子女哪怕才五六岁，都对于父母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他们会尽可能的多生孩子。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按埃及的例子，子女给老年父母的赡养其实经济意义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在古代，子女带来的经济回报主要是在成年以前。这就说明了折旧或者说回报周期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土地接近开垦完毕，那么多生孩子就没有意义，因为生了，也没有土地来耕种。这时候的实际生育率就会非常接近更替水平。例如说之前的宋代的例子。注意，由于古代倾向于杀女婴的落后习惯，这时候的更替水平就不是”一个女性要生2.1个孩子“，而是”一个女性至少要生一个女孩“，所以说宋代的生育率按照苏轼的说法虽然是3，但是仍然是更替水平。某种程度上，今天印度虽然还是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但是生育率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可能也是由于土地接近开垦完毕。

其实古代农业社会父母的这种行为，可以和现在的资本家做一个比较。资本家在有利润的时候，往往会哪怕借钱也要添设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获得更多利润。但是如果市场饱和，就会倾向于维持现有的产能，但是也不下降。农业社会的生育也是如此。黑非洲的生育率之所以有6，其实这就类似资本家加了十倍的杠杆来投资——因为这个生育率差不多刚好是妇女的生理极限。而印度的生育率之所以大概是2，这就好比市场已经饱和了，于是资本家虽然还能赚很多钱，但是也只能维持生产规模不变。

但是，对于工业社会来说，由于必须要受教育，而且由于工业劳动比较危险、不适合儿童（虽然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是必须要有童工的，但马克思毕竟也有局限性嘛），不管怎么样，简单的复刻农业社会的模式，就是说重新搞出儿童劳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工业国来说，生育的经济回报是不存在的。而只存在情感”回报“、亲密关系的”回报“，维持生育率在1 以上但是低于2的水平。这个我在本贴开头的第一部分讲过，就不再重复。

另外，正是因为工业社会的生育的经济回报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不能说由于生育成本的上升，导致生育率的降低。因为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没有回报。如果一个业务没有营收，很明显不管成本多么低，都是不会有资本家来投资的。

对上面的生育回报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农业社会的父母是”资本家“，计算投入产出，然后生育率在2-6之间波动。而工业社会的父母仅仅是亲密关系的”消费者“，生育率在1-2波动。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分析一下补贴生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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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看了下这篇文章，感觉还可以补充两点

第一个就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财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都跟房地产捆绑，而房地产又由于增长的社会契约和婚姻捆绑，所以说中国的核心家庭实际上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家庭，不仅仅要承担再生产的功能，还要承担生产的功能。就是说，不仅仅要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其组建还是资本家的重要市场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重要税源。在双重压力下，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就更加难以为继了。

第二点是，我这两篇文章对生育的“收益”侧谈的比较少，第一篇文章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28  主要是成本侧的计算，而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形成亲密关系作为一种“消费品的作用“。但是，物质性的投入产出似乎没有列入其中。我在后一段再讲讲这个

井冈山卫士

感谢红色人口研究员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写出的这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在文章中，红色人口研究员阐述了“增长的社会契约”的存在与崩溃对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政策提出了非常独到的、有意义的见解。

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深入讨论。红色人口研究员在阐述“核心家庭”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提到“一对情侣之所以要组成家庭，不是因为要再生产劳动力，而是因为他们想要结婚，因为亲密关系，等等。也就是说，核心家庭的机制是反经济的。”

可不可以这么讲，人类社会的亲密关系天生就是反对阶级社会的，因此任何健康的亲密关系本质上都是对阶级社会和与阶级社会相关的经济社会结构（比如资本积累）的反抗。上世纪核心国家反战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就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这当然不是什么革命口号，但是也扭曲地反映了群众对重建健康亲密关系的向往，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阶级社会的可能状态。

当然，“核心家庭”或者一个时代家庭的具体组织方式所包含的内容要远远超过或健康或扭曲的亲密关系。历史上，资本积累的快速进行往往建立在“半无产阶级”家庭上。所谓“半无产阶级”家庭，就是部分劳动力参加雇佣劳动，部分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从事无酬的再生产劳动。由于再生产劳动力的时间可以几乎不受限制的延长，在工人阶级斗争力量较为薄弱的时代，资本家支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可以相当程度上地低于劳动力价值（全部再生产成本）。这样，半无产阶级家庭的劳动力在低酬雇佣劳动和无酬在生产劳动的双重压力下，只能以逐渐萎缩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再生产。而超长时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从而促进了资本积累的快速进行。当一个家庭中的劳动力全都参加雇佣劳动时，我们就从半无产阶级家庭过渡到了无产阶级家庭。由于时间被生产性雇佣劳动大量占用，再生产无法有效进行，无产阶级家庭通常需要以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购买大量的再生产劳动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包含了别的资本家的平均利润，因此资本家压低工资的能力收到国内利润率平均化的最终限制。同时，半无产阶级家庭逐渐转化为无产阶级家庭也意味着产业后备军的逐渐萎缩和工人阶级整体斗争能力的增强。所以半无产阶级家庭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人矿”逐渐枯竭的过程。当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家庭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资本积累的速度势必要减缓。

当然，从亲密关系的反阶级社会本质来讲，再生产劳动的商品化意味着与再生产相关的全部生活内容的商品化、标准化、去人性化。亲密关系的实质将会被消灭，仅仅保留高度统一的形式。这自然可以降低一部分成本，但是显然会迅速遭到劳动人民的普遍抵制。比如，中国资产阶级引以为傲的宿舍制度就是“标准化”再生产的典型例证，但是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

这一切与当今中国正在崩解的“增长的社会契约”（即“中国梦”）息息相关。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既无法进行“产业升级”，剥削海外剩余价值；又无法找到大量稳定的产业后备军来压制工资；还无法提供一代人翻两番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要劳动人民继续忍受没有健康亲密关系的纯粹“再生产”。既坏，又蠢，更是无能至极。这样的政权是无法解决人口问题的。

此外有个技术问题。红色人口研究员提出了要将未来每年出生人口维持在2000万（按照远航的计算，稳态人口约为16亿）的想法。假设二十年后革命胜利，革命民主政权控制大陆中国大陆主要人口中心，今年刚出生的人口大约进入育龄。按照今年出生1000万人口计算，20年乃至30年后维持2000万出生人口意味着总和生育率需要从现在的1.3提高到4左右，即育龄妇女一生平均需要生4个孩子。就算是革命民主政权拿出大力气，将剩余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减少再生产负担，如此高的的总和生育率（达到或超过现在的黑非洲水平）也是很难实现的。在本世纪末，革命民主政权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中国人口缩减到7亿，占世界人口比例从19%缩减到7%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