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3-3-29 23:19 编辑
這場勝利的壹個重要因素是番禺打工服務部的參與,他們鼓勵工人找當地工會代表他們維權。番禺打工服務部的壹個主要策略是訓練工人找工會參與,不論工會在其中是代表工人、積極參與談判、哪怕只是在談判時露個面。
工會官員最終同意參與談判,不過工會提出的參與條件是,番禺打工服務部的人不能出現在談判桌。地方工會的出現,對企業明顯造成巨大壓力。企業最終同意和解處理。據報道,當地工會官員曾表示:“廣電物業的企業工會主席在哪裏?工會是工會,不應該聽命於管理層!”這清楚展現了官方工會介入對案件很有幫助,不管他們是積極主動參與還是被動應工人要求參與。 個案的勝利和結構性問題的持續
與資方和解後,大學城環衛工人其後的遭遇卻恰恰展示了現實的荒謬:所謂公平待遇只能是來之不易的例外,並不能靠規則來長久維持。工人們的新雇主隧成建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手段,很快就印證了這壹點。公司方突然提出他們不會雇傭高齡員工,並且將本地有大學城保留村戶籍的村民和非本地工人區別對待,表示公司不會雇傭非本地工人。基本上這就意味著,那些參與“搞事”最厲害因而被公司視為眼中釘的湖南工人都要被炒。這些舉動,違反了當初公司與政府的合約條款,他們原本答應無條件接收合同到期的220名前廣電物業環衛工。
工人們認為隧成物業此舉,是為了清算那些參與罷工、以及可能在未來給公司帶來麻煩的人。許多來自臨省湖南的環衛工,曾擔任罷工中的談判代表。他們在廣州生活和工作多年,把這座城市視為自己的家,但沒有壹個人獲得了當地戶籍——這在當時對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幾乎不可能,即便是在今天,想依靠房產及教育水平等條件在廣州積分落戶,也十分困難。
在大學城從事環衛工作九年的湖南工人王若龍,是與廣電物業談判的代表之壹。他表示新公司的行為“是旨在削弱工人團結的骯臟伎倆”。 “在我們看來,沒有本地人或外地人之分,”他補充道,“大學城罷工的環衛工人是壹個大家庭,我們站在壹起。”
談判後盡管工人重返了工作崗位,但他們表示除非公司同意按照承諾雇用原廣電所有員工,否則拒絕簽署新合同。在九月初與廣電物業達成和解後,工人們與隧成物業的談判立即開始,幾周後新雇主終於讓步,同意雇用所有工人並提供新的雇傭合同。但時間已經來到10月12日,也就是與廣電物業簽署遣散協議約壹個月後,最後壹批工人才終於能夠簽署新公司的合約。
大學城的環衛工人要求在與隧成物業的合同中,加入新的保護性措施條款,公司最終接受了其中的大部分。條款中新增了關於工作時間、地點和職責等的明確定義,這樣公司就不能隨意調配員工去其他區域或要求員工長時間工作——而這在曾經廣電物業的管理下都很常見。另壹項讓步涉及勞保用品和防護設備,過去員工必須自己掏錢購買。現在,隧成物業將為工人提供所需全部勞保用品。合同中最後壹項關鍵讓步是,如果再發生勞資糾紛,公司與工會或工人代表之間應進行坦誠的溝通和談判。
盡管在2014年,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的公開罷工行動引起了公眾的關註,但這次行動僅顯示了勞資沖突的冰山壹角,如果未能根本上解決系統性問題,類似的集體行動仍會導致社會不穩定。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廣州或廣東省內其他城市,壹直是中國環衛工人維權運動的主要中心,在2010-2020年那十年,地圖上記錄的全國98起環衛工人集體抗議中,廣東排名最靠前占34起,僅在廣州就發生了15起。而排名第二高的則是隔壁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三第四名是河南省和四川省。
然而,廣東省工人面臨的工資低、工作條件惡劣等問題,幾乎在中國每個城市都存在。每壹個案例都提醒人們,企業和地方政府當局在處理涉及工人權益問題時,壹提到責任問題,鞭子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大多數情況下,唯壹能夠保護工人權利並限制公司和政府濫用職權的,只有公共輿論壓力。不過,在社交媒體上的求助帖大部分都難以引起足夠的關註。
2019年4月,有媒體報道指,南京市壹家名為河西建環環境服務有限公司的機構強迫環衛工佩戴智能手環,該手環會發出警報,當工人在原地停留20分鐘以上,手環就會發出“加油、加油”的提示音,催促工作。這些舉措在社交媒體上遭到網友強烈抗議,雖然該公司最初以“降低環衛工管理成本、提升城市清潔效率”為由狡辯,但很快屈服於社會輿論壓力,宣布停止使用手環。
很明顯這個“加油手環”鬧劇,只是私營環衛公司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為借口,盡壹切可能壓榨員工的例子之壹。在壹個片區內,新接手的公司往往會將原先兩名環衛工的工作量分配給壹人完成,如果該工人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清潔,就會被處以罰款。其他罰款原因有時是非常微小的疏忽,有時甚至是他們無法控制的事,例如路面上有壹個煙頭。
圖片來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與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壹樣,環衛工人也經常被要求簽訂不規範的就業合同,無法獲得應有的社會保險福利以及離職時的補償金。許多工人超過了女性50歲、男性6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權利就無法再被《勞動法》保障。退休後的工人們不被視為受勞動法保護的對象,工作關系只能按照“勞務關系”處理,意味著用人單位無需提供保險、福利等待遇,勞務合同甚至可以口頭約定。
在繁忙的都市環境中,官方對環衛工缺乏劃壹的保護措施,還要堅持政治任務或官僚式的清潔標準,意味著環衛工人經常要承擔很多荒謬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河南省會鄭州2013年的壹篇新聞報道,記錄了該市壹個地區的環衛工人在繁忙而危險的路段工作時,是如何受到領導的指責,並被要求在早上7:30前,將路上垃圾清掃完。“夜裏的垃圾車跟飛壹樣,”壹名女工低聲告訴記者,“寧要路面幹凈,也不要俺環衛工的命……”
2020年11月初,上海市政府因為想讓讓市民欣賞到“巧妙散落在人行道上的”黃色無花果、柳葉和金色銀杏葉,便開辟41條“落葉不掃”道路,但要求環衛工人在不可清掃落葉的同時,完成路面垃圾清理。這個例子也說明了處於社會最底階層的環衛工人,要如何配合上級定下的荒謬標準來作業。
自上而下缺乏咨詢的行政命令從天而降,上海的環衛工人要開始承擔這項美化環境的任務,但他們在正常工作時間內通常很難完成。正如壹位劉姓環衛工所說,清潔需要非常細致,可能還要加班:“不掃樹葉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工作。相反,我們現在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裝扮落葉。”此外,他和同事們還要額外檢查落葉帶來的潛在火災隱患,如是否有煙頭藏匿在樹枝、樹葉中。
在實施了封城的武漢,維系城市運作的環衛工們往往要在危險的環境下工作。他們不僅要維持城市清潔,甚至還要冒生命危險打掃抗疫醫護人員的臨時住所和公寓,但在疫情之後也經常被克扣工資。曾有清潔工抗議租房平臺“蛋殼”遲遲未結清工人們的保潔勞務費,他們在社交媒體寫道:“在武漢躲過疫情,我們拿命護妳,妳卻要了我們的命。”
在政府不斷進行的“市場化改革”中,基層工人的利益往往是首當其沖被忽視和犧牲的。當官方不斷在工人權益問題上推卸責任,能夠解決勞資糾紛的就只有通過協商。上文中番禺環衛工人的維權案例可能可以當作是壹個參考——當工人有代表、工會能介入與雇主談判確保工人得到體面工資和良好的工作條件,那麼即便面對的是私人承包商,也是能通過低成本的協商來解決勞資問題。
中國工人十年集體行動啟示(第四章):廣東工廠工人的抗爭和起落
2022年12月21日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篇是報告的第四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2014年,東莞臺資“裕元鞋廠”工人崔天剛在工作時受傷。他所在的裕元鞋廠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制造商之壹。崔天剛本以為他有社保可以解決他的工傷問題。但崔天剛馬上發現,裕元鞋廠從十幾年前開始就沒有交足工人的社保。
因緣際會,他因此就站在中國2010年代最大型的工廠罷工前線。裕元鞋廠工人的罷工為期兩周,涉及多達4萬名工人,是十年來有記錄的唯壹壹次大規模工廠抗議活動。罷工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是裕元鞋廠十幾年來未為員工繳納足額社保及住房公積金;同時,員工也擔心,隨著工廠將生產逐步轉移到內陸及海外,東莞的工廠很快會被關閉。
毫不意外的,罷工當中當地官方工會完全沒有代表工人的利益。當官方工會站在工人對立面時,崔天剛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工人領袖。崔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只是期望壹個解釋,壹個答案。如果沒有人理會,我們會壹直罷工。”
法律漏洞的填補
為了填補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所造成的社會福利缺口。2011年7月1日,中國新的《社會保險法》正式生效,雖然步伐較小,但這部法律至少在文本上首次構建了較為全面的保障框架,保證所有勞工處於社會福利安全網內,其中包括針對女性勞工的養老金、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保險等權益。
然而,當時新出臺的社會保險制度明顯缺陷是,它幾乎完全依賴私人資本供款,其成敗完全在雇主的供款意願和地方政府的執法力度上。中國改革開放的高速經濟增長,壹直都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產生的經濟紅利驅動,雇主在壓縮成本的考量下,自然不願拿出逾三成的勞動力工資用以給員工提供社會福利;地方政府經常為了鼓勵投資、刺激經濟增長而縱容那些逃避法律義務的企業。
社保制度的第二大缺陷是,沒有充分考慮中國上億農民工的社保轉移接續問題。農民工的強流動性導致他們生活、打工和退休養老地點完全不固定。早期農民工並不能將養老金轉移回他們戶口所在地的農村老家,後來他們可以選擇離職時壹次過提取所有社保,但也困難重重。盡管農民工理應被納入《社會保險法》的覆蓋範圍,但自該法生效以來的幾十年裏,實際覆蓋率壹直很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7年發布的最新官方數據顯示,只有22%的農民工擁有基本養老或醫療保險,27%的農民工擁有工傷保險,17%的農民工擁有失業保險。
尤其是近十年傳統制造業中心的廣東出現關門和搬遷潮。這讓許多農民工被迫下崗或搬離原址。而雇主欠繳社保的問題就凸顯了出來。中國勞工通訊工人行動地圖的數據顯示,有關拖欠及少繳社會保險的勞資糾紛在社會上壹直存在。比如2020年9月,珠海市壹家民營企業員工舉行抗議活動,要求公司繳付已從工資中扣除但未支付的六個月社保。員工表示,公司以新冠肺炎疫情為借口,讓部分人停薪留職。他們在微博發帖質問:“這種企業方法能適合以疫情為由放假和不發任何工資嗎?企業是要生存,但是作為我們社會最低層的勞動者也要生存啊!”地圖當月還記錄了兩起四川、壹起福建的類似案例。
威信掃地的工會
裕元事件中,廣東省總工會直接站在鞋廠和當地政府壹方協助鎮壓罷工。盡管從結果看上去是工人罷工失敗,但是事實上卻是三敗俱傷:員工被打壓,資方需付出幾十億的補償和罰款,政府和官方工會的威信掃地。
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後,廣東省總工會決心把東莞作為新壹輪組織工作的重點區域,希望建立新的、更加民主的工會代表制度,以此改善工會形象。但在那時,工人普遍認為裕元鞋廠的企業工會與所有同類型的工會壹樣,根本是代表公司利益,不可能代表工人。這導致廠內4萬名員工中,只有1,500人選擇加入工會。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對其直屬管理的刊物《南方工報》表示,“在裕元發展更具代表性和民主的工會,對於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減少勞資糾紛、以及提供穩定的管理環境至關重要。”黃業斌表示,目標應該是允許工人通過工會提出要求,工會再代表工人與公司進行談判。
盡管廣東省總工會以往在保護工人權利方面劣跡斑斑,但口頭上,總工會仍然表示將組織工人加入工會,從而確保民主選舉順利舉行,並建立解決勞資沖突及談判加薪的穩定機制。壹旦實現了這壹目標,機制將逐漸推廣到省內其他地區。
令人遺憾的是,總工會關於工會代表的新措施,揭示了它與該地工廠工人、及勞資糾紛發展趨勢相脫節。廣東省總工會不僅忽視了全省雇主數十年來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也讓已存在的不良做法更加根深蒂固,而且忘記了省內工廠正被陸續關閉及搬遷。當務之急,總工會的主要關切應該是充分保護下崗工人的權益。
由於官方省工會遲遲未解決工會代表問題,2000年代在廣東民間成立的部分社會勞工組織,開始幫助工人處理他們正面臨的最緊迫問題:當地區內的公司關閉或轉移到其他地區時,保障他們取得應得的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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