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人士談二零二二

傑瑞米柯賓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仿，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牆，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麼「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着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盪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連花清瘟膠囊──神藥還是神棍？

上海在過去超過一個月的封城災難中，居民一直面臨被困在家中或小區內，不允許外出購物而導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藥品都嚴重不足的情況。由於將2800萬居民封鎖幾星期根本是荒謬且不可行，加上腐敗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發放的物資對於上海居民而言不過杯水車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設法團購以緩解困境。然而，在整個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卻有着最充足的供應量，保證每家每戶都至少能有兩盒。民眾自然而然的質疑：這到底是「神藥」還是另一個為煽動民族主義而編織的「神話」？

藥廠的辯解

首先，對於這款中成藥，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它絕對不是針對新冠病毒所研發和生產的，而是由製藥企業「以嶺藥業」在2004年「花了15天時間研發」出來的一款中成藥。當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發之時，5月藥廠就在《植物醫學》（Phytomedicine）中發表報告指「連花清瘟」對新冠肺炎的「主要臨床症狀（發熱、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壯持續時間有所縮短。因此，此藥隨即被國家衛建委列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中。同時藥廠也聲稱「研究報告」指「連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陽性感染率達76%。這些基本上就是藥廠面對質疑自我辯解所提出的「證據」。

而然仔細檢視，這些所謂的「證據」非常薄弱。這款中成藥事實上是2003年針對SARS非典型肺炎而開發的，而由於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對短時間內就平息，因此在研發過程中根本沒有足夠的病患作為樣本，隨後的隨機對照試驗以及第四期臨床試驗也就不了了之。隨後在2009年，以嶺藥業再將此藥註冊研究用於H1N1流感的治療，報告的結果被認為未達統計學意義。

直到2020年，「連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東風，在被吹噓為「國士」的鐘南山背書下，成為了中國對抗疫情的神藥。《社會主義者》雜誌諮詢過一位香港註冊的中藥藥劑師的意見，她認為，以中醫體系的角度來看，「連花清瘟」的藥方僅僅是對於「症狀」有效，而並不代表對「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預防」作用。

相比起藥效，更令人關心的是背後的利益輸送問題。2015年，鍾南山就與以嶺藥業的老闆吳以嶺簽訂了關於連花清瘟藥品的合作研究項目，並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嶺肺絡聯合研究中心」。因此，鍾南山本人與以嶺藥業有着明顯的利益關係，然而，這一層關係卻沒有在任何一篇論文或研究報告中公開披露。

不僅以嶺藥業，同時被納入衛建委《診療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藥液，由紅日藥業生產，而紅日藥業正是鍾南山作為董事的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持股12.5%）。

這樣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下卻堂而皇之地進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連花清瘟」有着絕對充足的存貨，保證送到每家每戶手中。據統計，這樣的貨運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間全部運力的三分之一。以嶺藥業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代價卻是由民眾承受着這些藥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風險。

又是民族主義

中共顯然把這一場新冠疫情同時作為民族主義的表演舞台。習近平為了豎立他所認為的「民族自信」，甚至將中國傳統醫藥與現代醫學人為地對立起來，讓大批網絡水軍攻擊詆毀各種現代藥品的安全性和療效。這一點甚至連很多中國的傳統中醫師都感到費解。中共一直宣稱自己之所以要堅持清零政策是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而事實是從製藥企業到病毒檢測機構都在過程中賺取了難以想像的利潤。根據《福布斯》雜誌表示，中國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來自醫療或醫藥產業的。中共專政官僚與中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資本家各得其所，而沒有任何選擇權和發言權的民眾卻只能成為被宰割的對象。因此，維護群眾的利益和健康，不僅僅要挑戰中共的官僚專制，更要打倒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譯運動

眾所周知，中共的內外宣傳有著天壤之別。多年以來，通過建立嚴格的輿論管制體系，設置網絡防火墻、控評、利用信息繭房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等等，以更好的操縱和愚弄中國的人民群眾，為自己服務。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上更是將這一手段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在國際上采取模糊的“中立立場”，既反對對俄制裁，並且在聯合國投票反對譴責俄羅斯，但又給烏克蘭提供所謂的民用物資捐助（這背後必然是基於利益考量），試圖在海內外群眾面前裝扮成“好人”；這些虛偽愚弄了澤連斯基政權，使其要求中國政府向普京施壓停戰。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親俄國公開支持侵略戰爭的輿論報道（包括假新聞）充斥內地網絡平台，甚至通過自己的喉舌媒體發聲去支持俄羅斯，比如播放俄羅斯官方和民間的宣傳片進行暗示，卻限制同情烏克蘭或者宣傳反戰思想以及資訊流出，在這種封閉式單方面灌輸的影響之下，宣揚暴力以及好戰的狂熱民粹主義思想在內地網絡甚囂塵上，比如在俄羅斯剛剛發動侵略後，有關“趁機收留、帶走烏克蘭美女”的性騷擾言論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譯運動（英語：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簡稱TGTM）應運而生。這是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出現的一場網絡群體運動，旨在翻譯中國互聯網的輿論內容，中國共產黨黨媒官媒的部分報道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控制與洗腦”，以展現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立場以及中國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慘景象，促使海內外華人從中國大陸的假新聞與政治宣傳中脫離。3月17日，大翻譯運動官方推特發文稱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實的翻譯“謊言”。

打破中共的兩面三刀

大翻譯運動最早起源於Reddit論壇的數個中文子板塊之間，該運動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後中國人組成”，他們將中國“局域網”的言論翻譯為英、法、德、日、韓和阿拉伯語，“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層次，有理據地展現大陸人的言行舉止”。簡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鎖，戳穿中共玩兩面手法的宣傳謊言以及中國官方媒體橫行多年的民粹主義遮羞布。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大翻譯運動出現後，就立刻引起中國各大媒體的極度不滿與貶斥，以至於新浪財經、澎湃新聞等等都要反覆高呼“過激言論不可取，極端言論不必理”、“境外勢力別有用心”的口號標語了。

對於大翻譯運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辯證地看待，它是充滿矛盾的。運動中有進步也有不甚進步的元素。它無疑可以在教育群眾和揭露國家宣傳中發揮正面作用，但單靠它卻不會帶來改革。它並不能迫使獨裁政權的媒體自我糾正。現存體制並不能通過施壓而自我改良。需要一個政治力量來運用這些資訊，並將之聯系至一個鬥爭的綱領。只有建設一個群眾性工人運動，組織所有受壓迫階層來反對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同時也要注意到大翻譯運動群體構成覆雜，大量成員寄希望於虛無縹緲的資產階級民主，妄想通過文宣工作推動所謂西化，並且相當部分參與者也是右翼種族主義者（因為痛恨中共而遷怒到整個中國人群體），不可能從根本上帶來改變，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為止了。

大翻譯運動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征——政治和經濟病毒正在侵蝕中共（同時危機也在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和青年，以至工人階級對現存秩序感到絕望。當今局勢更加展示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泡影

在經濟、國際政治多重危機交織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亂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在疫情這場針對工人階級的官僚+資本主義慘劇中，中共政權希望以更強民族主義宣傳掩蓋社會根本矛盾，扭曲群眾的激進化情緒。其威脅需要被揭穿，而現實亦不斷展現其宣傳僅為虛弱的謊言。

上海在爆發性疫情下，在這座以所謂現代化行政管理著稱的都市里，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官僚基層管理混亂、資本家囤積居奇等現象成為市民生活的主導，為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重災難。問題不僅指向殘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體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壓制階級對立又成為中共以至所有資本主義政權的宣傳伎倆。中共不斷宣傳“集中力量辦大事”及“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等抗疫概念，並以美國為案例進行拉踩，向工人們灌輸只有中華民族團結和受黨一致領導才能渡過危機的觀點，並將異議者在網軍協助下打為民族叛徒等。

同樣，中共利用鼓吹“國產疫苗”、“國產抗疫產品”等轉移矛盾，一方面煽動民族熱情，另一方面將造成危機的官員大而化小為一小撮賣國的“買辦壞人”，將根本性的體系問題偷換成部分問題，許多受毛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在此時亦被這種民族主義宣傳所蠱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發文支持疫苗外國進口，毛派將此舉視為上海官僚進行賣國買辦活動的體現，將階級矛盾偷換為民族矛盾。

必須揭穿這些謊言，譬如將無人道的全封閉式管控，美化為中共領導下的“全域靜態管控”，作出動態清零可持續的假象，亦或是對外宣布上海物資充足，掩蓋囤積貪污物資與饑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慘狀，這些謊言都以虛假宣傳維持著搖搖欲墜的中國抗疫“神話”。於中國而言，中共政績至上的僵化動態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惡化工人階級蒙受的災難，而背後的資本主義秩序則是根本原因。所謂團結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階級的反抗行動，打壓異見者，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

民族主義宣傳幻滅

其次，我們也看到這種民族主義宣傳在危機不斷深化下的脆弱性。網絡上流傳的諸多關於上海疫情中基層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貪污浪費物資的錄像，以及群眾訴說生活艱辛的音頻，正在激起愈來愈多的失望與憤怒，這讓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受挫。中國網民將2022年的上海與1945年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囤積居奇的上海相比，不僅將矛頭指向資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廣泛的，“潤學”（研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學問）也成為墻內網絡討論的風潮，可以見得許多在疫情中受到打擊的群眾，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感到幻滅。

在民族主義宣傳暴露出脆弱性時，我們亦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工具由強大的輿論管控工具所配合，並在統治危機加深時，必將加大民族主義蠱惑的力度。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仍在群眾意識中仍擁有一定市場。粉紅群體與激進化的群眾意識的對立將進一步加深，必須妥善應對這種政治意識兩極化的趨勢。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的觀點，並有需要將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用國際工人團結抗爭回應民族主義幻想，只有追求團結抗爭，對抗中共領導下的獨裁資本主義體系，才有機會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體系來改善疫情中的社會治理，不讓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

傑瑞米柯賓

漁溝中學“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紅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漁溝中學發生了一起校園欺淩慘劇，少年王鑫磊在學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級學生帶領6名同伴毆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長來到校門口，其父身著軍裝申冤哭訴，並拍攝視頻請求公眾關注。該視頻一經傳播，迅速激起廣泛關注和同情，成為當下最熱點的公眾事件。

不久後，當地警方就此事發布了情況通報，稱“王鑫磊系與另一名同齡同學的肢體沖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毆情況。王父為普通農民，並非軍人。”公眾對此並不買賬——事實上，中共近年常常對網絡熱點事件進行蹩腳地“辟謠”對民意堵嘴，已經徹底失去了公信力。民眾紛紛到當地警方的社媒帳號下斥責當地警方的無恥、政府的腐敗，廣泛上傳自媒體視頻，提出要求政府公開調查、伸張正義的訴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應則是要求各媒體平台采用取消相關熱搜、刪除評論、屏蔽視頻等手段，強力壓制高漲的民意。官媒“山東觀察”甚至因不顧禁令持續關注報道漁溝中學事件遭到抖音的封號。王父也再次發布視頻要求網友不要再傳播此事，眼細的網友發現其身上有被毆打的痕跡。

官方此舉讓許多義憤填膺的“小粉紅”們大感寒心，紛紛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壓，就再也不相信黨和國家了”。面對這些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失控民族主義者，為了維護中共統治所培養的民族主義，中共出動了另一批網軍，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1450”（台灣間諜、境外勢力）。

“校譽”

這種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來自中國的讀者一定親歷或目睹過校園暴力：中國學生不但要長期遭受到來自學校、老師的體制的恐怖高壓，同學之間的關系也遵循恃強淩弱的叢林法則。學校在處理校園暴力事件時總是罔顧校規法紀，根據家庭背景、學習成績偏袒一方或幹脆大事化小，而且為了所謂的“校譽”而掩蓋事件。相當部分網絡上的小粉紅都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下層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願成為民族主義的擁躉，與其對現存生活感到不滿、渴望得到虛假的民族共同體給予的庇護有直接關系。中共公開庇護行兇者，自然讓部分小粉紅幻想破滅，深感背叛。 可見民族主義勢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統治更加不穩。

我們的認為，應對如此慘烈悲劇，必需包括學生、教職工與家長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學生有權成立獨立的學生會，團結起來參與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園欺淩。可是，中共各級官僚不可能容許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自治組織、威脅獨裁政權穩固的民主訴求發展，他們只會粗暴地鎮壓民意，縱容行兇者、學校和警察沆瀣一氣，為“負面新聞”洗白，炮制6+1=1的謊言；因此，中國青年只有在革命社會主義的綱領指引下團結對抗整個反動的獨裁政權，才能根絕這種暴虐恐怖。

996慘劇：上海設計員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網友發布《尤安設計員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發熱烈討論。文章爆料，上海名為“尤安巨作”的建築設計公司，26歲設計師趙磊在15日清晨因過度加班在出租屋內猝死。隨後，趙磊生前的同事向媒體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現象，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但是員工能十點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趙磊在畢業後就來到這家企業工作，整整兩年沒有回家，結果卻被克扣了年終獎金，這種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見。然而，17日上午媒體記者采訪該公司負責人，負責人卻矢口否認員工猝死與加班存在關系，“加班猝死純屬造謠”。

這樣的悲劇是中國996勞動制度的又一起“傑作”。所謂996制指的是員工從早六點工作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這樣的勞動時間並不包含午休、午飯等休息時間，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時工作時間的上限，而且員工為了不被公司開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給他們的各種工作；就算沒有額外的工作，他們也必須加班來賺取更多薪水，以便養家糊口。這樣殘酷的壓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殺，而猝死結局。在盤剝員工的同時，老板們也學會了如何回避責任、將悲劇的過錯推得一幹二凈：他們會想辦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統的記錄，然後派出水軍四處壓制輿論，再用威逼利誘，迫使受害人家屬和同事沈默，最後用一些空頭支票消散公眾的不滿。

獨立工會的力量

面對企業的壓榨，員工個體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靈於中國政府的仲裁和調解，然而中國政府早已選擇與企業家首鼠兩端，他們聲稱“一切都為企業家讓步”！中國政府的統治基礎是資本主義，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反對“資本”。數年來的鬥爭經驗都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唯一能與資本抗衡的便是員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團結就是力量”證明了工會的意義，它並非中共和企業家控制的、只會發月餅甚至打壓罷工的“工會”，而是為了保護員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戰鬥性工會。也許最開始的鬥爭只是磨洋工和勞動仲裁，但是鬥爭的激烈與殘酷會讓勞動者開始走向這條道路。

社會主義者強烈抨擊996等極端不人道的勞動制度，認為勞動者應當享受充足的休息時間與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條件而進行的種種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勞動者應當組建戰鬥性的獨立工會，才能在於老板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戰鬥性的獨立工會只是第一步，徹底結束996工作和剝削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勞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及民主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此全體無產階級都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與官僚的獨裁統治。

唐山燒烤店事件：成因遠不止“黑惡勢力”，更源於制度性暴力

6月10日淩晨，在唐山“老漢城燒烤”燒烤店，男子陳繼志性騷擾一名女顧客不成，因而惱羞成怒、毆打該名女子，並隨後演變成與一群同行男子圍毆4名女子。相關視頻在網絡流傳迅速。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的強烈憤慨。眾多網民強烈譴責此事件，並且設法搜出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談及自身生活中面臨的性騷擾、性暴力威脅，亦有不少網民看到此案而聯想到之前徐州鐵鏈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雲南麗江等地發生類似的暴力事件的明顯關聯。群眾意識正在大大改變，認知到這種事件不是孤立個案，而是中國廣泛的性別壓迫問題一隅，也開始看到腐敗的制度和官員是制造禍害的元兇之一。

事發後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並非認真對待性別暴力。毆打發生時，唐山警方收到多通報警電話，但把事件標記為“一般打架”、30分鐘後才到場，大部分行兇者是在距離案發現場很遠的廊坊乃至江蘇才被抓到。從流傳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傷勢嚴重，然而官方通報卻是說遭毆4名女子“輕傷”或“輕微傷”，並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為實質是轉移焦點，把案件描繪成單純的黑幫犯罪，旨在掩蓋性別暴力，並借以加強警察對社會的控制。公安通報把重點落在行兇者的非法拘禁、洗錢等前科；各中共官媒僅是聲稱事件挑戰了法律和“大眾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調為“涉黑涉惡”；最高檢和唐山政府，則宣布常態化“掃黑除惡”。黑惡勢力客觀威脅群眾安全、應被鏟除，但官方表態明顯是掩蓋不平等的父權和階級社會制度下，對於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帶來的性別暴力問題。事實上是中共腐敗體制下，黑幫自然與建制有相當的勾結。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將該案件轉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實施偵辦，因為當地公安部門很可能為涉案的惡勢力提供“保護傘”。

此外，目前已有265個新浪微博帳號因所謂“挑唆性別對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平台也在封殺很多批判性別壓迫問題的言論。唐山市以疫情防控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達唐山48小時之前獲得當地社區批準、到達後須簽署保證不外出的保證書、記錄自己市內行蹤並拍照證明等等，實則阻撓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為官方充當保護傘，女性受暴問題才一再發生卻又最終不了了之。

中共當然是在歪曲事實，從而為加強鎮壓、擴大警察權力找借口，把焦點從女性受壓迫問題上轉移開來。中共抹黑女權主義、宣傳女性應服從核心家庭觀念、促進生育和婚姻，並加強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導之下，加上網絡審查，目前墻內已經有很大一部分評論只說支持“嚴打”、判行兇者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等，但僅是強力的警察鎮壓，並不會改善中國社會中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問題。實際上，整個中共獨裁機器正是充斥並包庇著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輕判甚至無視，張高麗等權貴的施暴者常常能夠逍遙法外。

同時，中共卻害怕群眾對性暴力事件產生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讓步。去年爆發的阿里巴巴女員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經被裁定有“猥褻行為”但無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卻出現轉折——山東濟南一間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另一被告人張國被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顯示司法受到民眾壓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別暴力也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聯系到資本主義階級制度——統治階級需要暴力來維系統治，當然會病態地美化暴力行為；為了試圖拯救生育率，同時不侵犯資本家總體利益，如今親資本的中共勢必強化父權制度與“陽剛之氣”，並且為了對國內民眾煽動民族主義，而鼓吹攻擊性的“戰狼”外交——這些都會衍生或鼓勵到各種暴力言行。

無論官方如何引導輿論，性別暴力問題已是暴露無遺。地方黑惡勢力、中共獨裁機器與資本主義彼此交織，也維系著性別歧視與壓迫的現狀。所謂“雷霆風暴”整治行動並不會解決問題，用意僅在於加強鎮壓，並削弱群眾自我抵抗（這也能解釋道為何案發時，旁觀男性顧客不敢勸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見義勇為，反而被警方認定為鬥毆，而自身也是社會弱勢、無力承擔司法後果）。根本分歧在於控制著社會絕大部分財富和權力的極少數富豪精英，與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受壓迫群眾，而中共政權是與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體工人階級、年輕人及其他受壓迫者需要自我組織，對任何官方機構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獨裁、反資本主義的綱領，直擊性別壓迫與對女性暴力的根源，從根本上對抗性別壓迫。

傑瑞米柯賓

中國：三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習近平成為中國終身獨裁者的如意算盤，如今陰雲籠罩——這正是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的災難。“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癱瘓了中國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長，並將失業率推向新高；此外，還有如烏克蘭戰爭不斷加劇的帝國主義沖突。中國社會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每個社會階層都對於經濟懷著深重的悲觀態度，並擔憂著未來可能的發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經激起了對中共政權前所未有的憤怒。

據報，習近平已經指示高層官員要不惜一切代價，確保今年的GDP增長率比美國高，然而除非美國的經濟出現硬著陸，否則這不大可能發生。彭博社已經將中國的GDP增長預測值下調到2%，而美國的增長預測則為2.8%。當前沒有任何一間國際預測機構對中國2022年的GDP增長給出4.3%上的估算，遠低於中國政府定下的5.5%目標。

中共今年稍後將要召開五年一度的黨大會，習近平將在其中延任他的總書記第三任期，或者恢覆早已廢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職位。黨大會的作用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的儀式，而真正的決定早已由約40名官僚資本主義的頭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決定好了。

習近平高度集權、廢除了過去四十年的“集體領導”制度（這個制度起源於鄧小平發起的資本主義覆辟過程）是中共政權與中國社會面臨深重危機的表現。社會、政治與地緣的緊張狀態正接近爆點。這些內部壓力迫使中國資本主義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並是帝國主義沖突的根源之一。與此同時，中美新冷戰又加劇了國內矛盾。

在今年，為了盡可能平穩地實現他的終身統治，習近平將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需要。在總理李克強於今年三月的人大會議遞交的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穩定”一詞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穩定卻無從得見。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爆發，引發了專制下反烏托邦式的鎮壓行動。2022年的封城規模之大是人類史無前例的。超過3億人直接受影響，必須忍受數周的居家隔離、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療，以及官僚暴力。甚至遠離封鎖區的地區也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在消費的驟降——因為人們害怕他們可能也將會面臨封鎖。

國家的網絡審查令大眾無法質疑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衛組織的溫和批評（說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資本主義逐漸意識到，習近平政權將把這種“清零”政策至少堅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後，並且全然不顧其極深重的經濟代價。

經濟代價已經表現在經濟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極有可能會衰退。同時，已經有著過重財政負擔的地方政府，現在又多了一個沈重負擔：必須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時做一次的核酸檢測資金。東吳證券發布的報告顯示，為中國全部的一二線城市（涵蓋5.05億人口）進行常規核酸檢測將要每年花費1.7萬億元，而這占中國GDP總量的1.3%，甚至超過中國每年1.45萬億的軍費！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於嚴重的財政危機。這是由於土地銷售的驟減（根源為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與稅收降低（根源在於封城和政府減稅政策）。日本銀行野村證券表示，今年中國地方政府的資金缺口總計將達到6萬億人民幣（約合8950億美元）。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對公務員減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來的獎金。

經濟體量等同於阿根廷的上海，從三月下旬就處於封城狀態。當局名義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隨後官方又重新實施封城，如今這座城市的部分地區仍處於封鎖。而北京名義上沒有處於封鎖，但自四月末以來，該城市的過半地區都曾在不同時間處於全面封鎖。由於大規模民意反彈（主要來自上海）大量湧入社交媒體，甚至突破了火力全開的審查機器，如今媒體不得使用“封城”一詞描述北京情況。

對於工人階級，“清零”政策意味著更嚴重的剝削、更少的工資與更多的債務。例如在上海就有幾乎五百萬來自更貧窮省份的農民工。在封城期間，這些工人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為了維持在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農民工不得不與數人合租一個房間——不是一個公寓，而是一個房間，甚至僅僅一張床。在平常，這些工人僅僅在睡覺時回家，加班數小時以彌補生活費用。在封城期間這樣過度擁擠的環境更是無法忍受。

為了滿足資本家，特別是那些越來越多地從中國撤資的外國資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間，一套“閉環”系統在部分工廠實行。這套系統意味著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廠中，數千汽車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廠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時換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蘋果公司的供應商廣達電腦的上海分部雇傭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農民工。在奧密克戎開始在廠區高墻內傳播時，約100名工人為了逃脫與保安發生打鬥。工人們控訴公司隱瞞疫情爆發且不隔離陽性患者。這個案例揭露了所謂“閉環”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保障資本家的利潤。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經出現了至少七次與疫情有關的工人抗議。一個網絡上流傳的視頻顯示，數十個穿防護服的“大白”為爭取所拖欠的工資遊行抗議。另一場五月的抗議中，出現了“大白”與警察的沖突。抗議起因是政府違背讓他們在返回家鄉前，在酒店中隔離的諾言；而是將他們送往他們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條件極差、擁擠的方艙中心隔離。

社會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聲稱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同樣也能用來回應國際上一些左翼組織：他們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國的防疫政策、將其視為相對西方災難性的防疫模式更進步的替代選擇。實際上，中共的政治立場和西方政府同樣反動、反工人階級，同樣維護資本主義。

習近平政權重視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掀起了核酸檢測行業的“淘金熱”。表現其一便是僅在去年就有超過400家核酸檢測公司成立，其中許多公司都與中共統治精英有聯系。財新傳媒有報道指出，核酸檢測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獲得巨額利潤，如迪安診斷的收益上漲了122%。北京萬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檢測的生產商，該公司的利潤增長了198%。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新冠檢測板塊中，20家公司的凈利潤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國最富有的100名億萬富翁中，超過十分之一出身於制藥業與生物科技行業。

習近平政權不僅在堅持“清零”，還在將其轉化為一個常態化的機制。大規模檢測和隔離的基礎設施正在迅速膨脹，全國範圍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檢測點。

如此一來，借用抗擊疫情這個托辭，習近平政權顯著強化了社會控制和鎮壓的機關。當局利用強制性的健康碼來標記全體人員，使居民的行動受到嚴格限制。人們在超市購物或在公園遛狗時，需要展示智能手機上的綠色健康碼。這項技術在兩年前新冠疫情初期並不存在。當時震驚世界的武漢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溫和得多。

在警察國家手中，這項技術將不可避免地被用來鎮壓工人和其他挑戰當局的人。這一點在河南省省會鄭州尤為凸顯，四家地區性村鎮銀行因龐氏騙局暴雷，導致100萬儲戶無法從賬戶取錢。5月，數百名抗議者從中國各地來到鄭州，要銀行還錢。6月，當一場新的抗議活動召開時，儲戶發現他們的健康碼在抵達鄭州火車站時由綠色變為紅色。但是，鄭州是一個目前沒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圍捕並隔離了抗議者，然後於第二天將他們強制送回家鄉。

官媒罕見地一齊抨擊鄭州發生的這個事件。《中國日報》抨擊市政府“越過了危險的紅線”。就連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也警告稱，此類違反衛生法規的行為將“損害這一監測體系的威信”。這種有限的自我批評反映出官方知道公眾非常不滿。隨著經濟危機的惡化和殘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續，民眾的不滿情緒有可能爆發。

經濟直線下滑

經濟危機並不只是（甚至並非主要是）因為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劇了經濟下行這個情況。去年，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裂是決定性的經濟轉折點。房地產部門占中國GDP的28%。它是中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而這一動力現在已經失靈。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的債務水平超過了GDP的300%，這限制了中共通過金融刺激實現經濟再增長的能力。全球資本家及其中國同行對中共沒有與2008年甚至2020年規模相若的“大刀闊斧”刺激計劃，而感到越來越悲觀。

在過去的工國委CWI（ISA的前身）辯論中，國際書記處的前領導層認為，中國的高度國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義歷史的遺產，使該政權具有管理好經濟以避免危機的獨特能力。他們因此認為，中共能夠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這確實正確，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中國的特別之處，可能會導致分析和觀點上的失誤。包括中港台的同志們認為，僅僅指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特征（具有明顯官僚和國家幹預特征的獨裁資本主義經濟，而非計劃經濟）還不夠，還需要強調其局限性。這些差異並沒有像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想象的那樣，賦予經濟無敵或免於危機的能力。歸根結底，盡管過程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進行，但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本身是正確的。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顯示了“中國例外論”的矛盾兩面。中國房地產市值55萬億美元，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這是前所未有的債務驅動擴張的結果，這是由於中共對銀行系統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區管理部門在通過快速基礎設施建設推高地價方面的決定性作用。

國家政策為龐大的私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框架，同時數百萬中共地方官員通過金融投機積累了驚人的財富。但今天，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擴張（買家不足，人口危機不斷擴大，各個方向都有債務），同樣的國有銀行拒絕為苦苦掙紮的房地產公司提供資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臨著歷史性的信貸緊縮。

新屋銷售額連續11個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創下歷史新低。盡管北京和許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買家重返市場，但市場崩盤仍在加速。去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首先表現為恒大集團等大型開發商的流動性危機。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一點已經得到證實。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萬套住房，但今年的總銷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費者支出的崩潰與房地產危機有著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機、出生率下降和結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與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境況明顯惡化。許多人受到了減薪和失業的打擊。人們對承擔更多債務的態度更加沈默。像許多公司一樣，家庭選擇優先償還現有債務，而不是進行新的開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費者的習慣轉變，其根源在於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穩定狀況增加。特別在年輕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這一趨勢的一種表現。他們正在擺脫消費主義、債務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高壓生活方式。

與去年相比，過去三個月的零售額分別萎縮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機銷量同比下降14.1%，因為年輕人拒絕總是需要購買新款手機的狂熱情緒（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個月，新車總銷量下降了12%以上。

這些指標給中共政權顯現出的是嚴峻的情形。20年來，中共政權一直吹噓將國內消費（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費僅占GDP的38.5%，這一比例低於20年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間，支撐經濟的是中國強勁的出口增長，而不是國內消費。這種增長是基於暫時的趨勢，因為封鎖和在家工作為中國制造的筆記本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這一趨勢正如預期的那樣逐漸減弱。今年迄今為止，中國筆記本電腦的出口下降了16%。

失業率飆升是中國經濟問題最令人擔憂的指標。北京大學學者6月份的一份報告警告稱，中國的失業率可能達到2020年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失業。

官方失業數據低估了實際情況，因為排除了2.9億農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數字是16-24歲的失業率，這在5月份達到了18.4%的歷史新高。這是美國青年失業率（7.9%）的兩倍多，也高於歐盟同一指標（13.9%）。一千萬大學畢業生將在未來三個月內進入勞動力市場，到目前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經濟困難和不確定性正在塑造年輕人、工人和農民工的意識，他們對中共管理經濟事務能力的信心徹底動搖。年輕一代的激進化反映在社交媒體上——那里是中國有限的公眾討論和社會評論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網絡流行語是“內卷”，意思是因為缺乏資源而瘋狂競次。2021年，盡管還不意味著有明確的階級意識，“躺平”思潮更為明確地拒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瘋狂競爭。今年的流行語是“潤”，甚至被稱為“潤學”，盡管這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種強烈的社會情緒，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樣。“潤”起源於公眾對上海封鎖暴行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渴望逃離這個國家以逃避鎮壓和極權統治。

這些群眾意識的轉變標志著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群眾越來越不認同中共的統治，意識到了整個社會的危機。這自然只是第一階段，還不是一個連貫的替代方案，但卻是對舊規範和幻想的決定性突破。

隨著習近平試圖在未來幾十年鞏固自己的控制，下一個時期的統治將更加動蕩不穩。中國的人口危機——勞動者和消費者規模的縮減——及其停滯不前的債務驅動經濟，越來越有可能破壞該政權超越美帝國主義的龐大野心，當然美帝自身也面臨著嚴重問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和軍事強國進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政治動蕩階段，這些發展具有巨大影響。

河南村鎮銀行爆雷　儲戶維權示威遭流氓暴力襲擊

自上月開始，河南多家村鎮銀行“爆雷”，涉及全國共十幾萬儲戶共計近400億元人民幣存款。河南政府當局為阻止民眾到河南維權，將1317名外地儲戶及其家人的“健康碼”轉紅，不管他們是否有意到河南維權都令他們寸步難行。這種公然濫權的行徑令中共中央政府都無法包庇辯護，象征性地處罰了幾個官員。這也令民眾對“健康碼”的信任完全破產。

而銀行危機依然懸而未決，地方政府搪塞稱這是個人的金融犯罪行為，會繼續追查並追回贓款，但這一承諾遙遙無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對事件發展聽之任之，也顯然無意動用銀保基金賠償儲戶以平息事件，這種奇怪的態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測要麽同類型的銀行問題可能遍及全國各級銀行，規模遠超想像，將來爆發同樣危機的話銀保基金將無力支付；要麽在官僚腐敗操作下銀保基金根本已全面虧空，連現時400億的存款金都無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國各地的村鎮銀行儲戶到鄭州人民銀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敗、反暴力、反濫權，要求人權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標語。地方政府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將示威者圍困在銀行門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組成人鏈圍堵示威者。隨後白衣人出手襲擊毆打示威群眾，從網上流傳的片段可見，白衣人以整齊的隊形小跑沖入示威群眾當中施暴。這次暴力襲擊絕非自發，而是有謀劃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懷疑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員偽裝。

這一熟悉的畫面馬上令人聯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況，當時同樣多次發生警察暴力，國內民眾開始將兩者作出類比。民眾憤怒於政權暴行之余亦開始反思及懷疑中共2019年對反對警察鎮壓、爭取民主權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謊言。這反映了中國民眾意識的改變。這一改變也突顯於上海封城，當時民眾已開始表示自己開始理解香港民眾為何奮起抗爭，表明民眾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不公待遇正瓦解過去中共所編織看似牢不可破的種種謊言。鄭州這一重大事件僅是中國將要發生的事情的預演。深重的經濟危機、政府內部權力鬥爭、愈發無理與殘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點燃爆炸性階級鬥爭的導火線。工人與青年需要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等民主控制的集體組織，確保鬥爭能夠勝利。

中國：拯救地球，終結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全球各地資本主義政府都在自吹自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取得的進展。然而，戰爭、去全球化乃至於新冠疫情——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處於危機中的表現——都成為不斷增加使用化石燃料的借口。

中共獨裁也喜歡自稱為“綠色超級大國”，但實際上是最惡劣的氣候災難推手之一。而中國工人階級和窮人們則是最容易受生態環境破壞影響的群體。到本世紀末，中國可能有多達5700萬人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流離失所——大部分會是住在上海和廣州的人民。

煤炭癮

中國資本主義對煤炭上了癮。在2021年，中國占了全球新煤廠的過半產量。由於經濟放緩，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增加煤炭使用量，來再刺激經濟增長。今年，中國政府取消了很多有關煤炭生產方面的限制措施，同時為煤炭項目額外發放了100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由於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煤炭現在也要便宜得多。中國政府從5月1日起就取消了煤炭的進口關稅。

在COP26（格拉斯哥舉行的2021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國是拒絕在減少煤炭使用量的條約中簽字的眾多國家之一。盡管習近平承諾“停止在海外建設燃煤發電廠”，但中國帝國主義的實際作為卻是南轅北轍。習近平的承諾並不包括中國企業正在興建中的發電廠。這些發電廠每年合計的碳排放量可達3億噸，相當於西班牙全國的年排放量。

傑瑞米柯賓

水資源短缺

接踵而來的還有水資源危機。冰河的加速融化減少了可用的水資源。在被譽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上，在過去的50年里，氣溫上升了3-3.5度。

自1990年代以來，長江的淡水減少了13.9%。中國最快在2030年，就可能達到用水量超過供水量的臨界點。中共的“解決方案”是一項耗資620億美元的大型南水北調工程。這意味著，居住在大壩建設地區的33萬人口將被迫搬遷，當局幾乎沒有進行補償，也沒有提供任何工作機會。棲息地的破壞將造成水生生態系統的不平衡，並導致水質進一步惡化。

盡管這是一個“超級工程”，但歸根結底，這對於應對中國供水量萎縮根本是杯水車薪。如果不摒棄化石燃料，全球變暖將繼續加速幹旱。中國海岸線沿線的海平面正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去年海平面比1993-2011年高出84毫米。到2100年，上海一半的地區將被淹沒或被洪水淹沒。中國在國際上廣受讚譽的方案是建造“海綿城市”（像海綿一樣吸收和釋放水的城市）。但只有15%的建設項目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其餘的則是通過銀行和開發商的稅收減免獲得的。然後，銀行利用在“海綿城市”的投資回報繼續投資於重污染行業。

“海綿城市”

中共資本主義獨裁還阻止媒體報道非法和不合格的施工，這意味著宣稱已經交付的項目很多實際上是不能運作的。當局稱作千年一遇的2021年的河南水災中，鄭州“智慧隧道”的自動防洪和抽水系統發生了災難性的故障。

結果，數百輛汽車被困在被淹的隧道中，造成6人死亡（水災總計有398人喪生）。這場災難和其他災難凸顯了中國獨立工會（被中共當局禁止）行使民主控制、決定何時停工和適當檢查新基礎設施的必要性。中共承諾從現在到2025年將增加“至少570吉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正在逐步取消，2022年風電增長似乎正在放緩。官方數據還隱瞞了電力公司實際上購買的綠色能源總量——畢竟煤電通常更加便宜。

核能的危險

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北京計劃到本世紀中葉將核電產能擴大七倍。鑒於中共在其他項目中，有著削減成本的建設醜聞這些不良記錄，我們不應該對他們安全運營核電站這一點有一絲一毫信任。由於對外包和分包商的依賴日益增加，運營和廢燃料儲存的危險已經加劇。 只有擺脫資本主義桎梏和約束，實現民主規劃，才能使我們快速過渡到我們需要的可再生能源系統，以確保人類和地球有著安全的未來。

中國“清零政策”：習近平的極權控制新時代

6月底，中共高層官員在北京發出重磅聲明，揚言“未來五年常態化防疫”。 《北京日報》的一篇報道援引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的話，說“未來五年”北京將維持嚴厲的清零政策，其他官媒轉載了這個報道。幾個小時後，蔡奇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引爆了輿論，文章隨即被刪除；審查員還刪除了所有提及“五年”的內容。這是中共獨裁政權和習派（蔡奇被視為習派“浙江幫”一員）的又一驚人過失。

面對經濟困難和中共殘酷的防疫政策，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眾情緒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年的防疫措施標志著該政權已經完全“奧威爾化”。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習近平政權的清零不是臨時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將在全國鋪開的大規模、永久性、半軍事化的社會控制系統。蔡奇的口誤只是證實了我們所見。

中共正將在新疆研發的鎮壓技術推廣全國，其中一部分已經用在了漢人地區——這種做法有時被稱作“科技威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已然警告，在對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無情壓迫的新疆，已成為了中共獨裁政權大規模監控的試驗場。這些監控和鎮壓手段將嚴重威脅全中國所有工人和青年。

盡管清零政策下肆意而殘酷的大規模封城，還不能與新疆大規模關押和洗腦教育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但中共仍然以偽醫學的論據為基礎，開展軍事式執法。取代新疆的集中營和奴隸工廠的，是令人厭惡的方艙醫院，和把工人“閉環管理”的資本主義生產線。

經濟癱瘓

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漸陷入癱瘓。官方在第二季度很可能會偽造GDP數據、制造虛假增長，因為如果把令人震驚的糟糕經濟數據完全公之於眾，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正式開啟終身執政的計劃將進一步受到沖擊。

失業率正在暴漲，北京大學的一份報告警告稱，失業率可能會達到2020年疫情首次爆發時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即9300萬人失業。大多數經濟學家警告，由於多種因素，今年的經濟衰退後，不太可能出現與兩年前類似的快速V型反彈。

就全球形勢來看，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衰退風險。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和相關的債務緊縮增加了下行壓力。對許多人來說，收入和工作保障都不如兩年前；消費者似乎並不太可能在下半年掀起一波“報覆性消費”。

根據日本投行野村控股的數據，4月份中國有3.73億人處於完全或部分封鎖狀態。隨著感染率下降，6月份遭封控人口降至7400萬人，但隨著BA.5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株的傳播，遭封控人口截止7月19日又回升至2.64億。時隔六個月，1300萬人口的西安於7月宣布再次封城。

那些在6月歡呼中國疫情封城惡夢“結束”的經濟學者（當時上海獲得短暫解封），顯然是仿佛喝醉一般，過於接受中共宣傳。但正如中國勞工論壇等所警告的那樣，政府的策略注定“竹籃打水一場空”——特別是面對傳播速度極快的新冠病毒新變種的時候。

中國制度更“優越”？

習近平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政策。然而，他最有力的宣傳，卻是大部分西方政府在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下，縮減醫療保健系統和預算後的糟糕表現。現在，疫苗接種計劃和事實上的“群體免疫”（以巨大的社會代價實現）已經讓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疫情影響，習近平的“中國制度的優越性”的民族主義宣傳已經無力了很多；而中國人民則開始將他們的苦難與國外似乎已經“恢覆正常”的世界進行對比。

綜觀全球，中國染疫死亡數的確非常低，但許多患其他疾病的病人在封城期間被醫院拒之門外，導致了大量未被統計的死亡。將數以千萬計的人關在類似於單獨監禁的條件下，使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機，而醫保系統捉襟見肘，難以應對這場危機（中國每十萬人中有8.9名精神衛生工作者，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為每十萬人擁有20.6名精神衛生工作者）。

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的資本主義政府都無法有效對抗新冠肺炎。習近平政權表示，反對習近平的清零路線就等於什麽都不做或“躺平”。這絕非社會主義者的看法。有效抗擊新冠肺炎需要強大的獨立工人組織和充分的民主權利。

需要通過群眾宣傳，提高群眾意識，也需要撤銷中共對mRNA疫苗的進口禁令——因為mRNA疫苗的防疫效力要比國產疫苗高得多，尤其是對於老年人。任何緊急限制措施，應當由民主基層委員會組織作出民主決定。

作為給所有工人建立體面的福利體系的一步，需要建立全民失業和醫療保險。

中國的醫療體系需要大量投資和升級，需要強大的獨立醫護人員工會和民主的工人階級控制。需要采取社會主義措施來接管資本家的財富，民主地實施計劃經濟。而這一切都需要結束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完全民主的、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

社會主義者與中美冷戰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機商貝萊德的董事長芬克（Larry Fink）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結束了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時候，諸如芬克這些資本家都還在用將來時態談論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而現在他們則正試圖跟上世界形勢的新變化。

但實際上，今天的中美沖突肇始於十年前奧巴馬的“重返亞洲”策略。而習近平2012年在中國上台後，在大幅升級國內鎮壓和強硬控制的同時，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習近平摒棄了由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務實外交政策，轉而吹噓並誇大中國的能力。例如，盡管近年來中國在生物制藥領域投資了數千億美元，國產的新冠疫苗效力還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義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升級，引發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輸給拜登後，我們指出冷戰將在新政府的領導下繼續升級；這是因為沖突根源在於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危機這一客觀過程，而不是在於執政的是哪個資本主義政黨。

在ISA的2020年大會的世界展望決議中，我們提出，“中美沖突現在是全球局勢的主軸”。正如該決議所闡明的那樣：“世界資本主義正在走出主導過去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並進入以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沖突為主導因素的‘地緣經濟’時代。 ”

國家先於市場

上面引述的我們的觀點，是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前提出的，而疫情與戰爭加速了這些過程，今天的世界進一步走向軍國主義和更激烈的地緣政治權力鬥爭，經濟發展趨勢由前述局勢決定，而不是引領局勢發展。民族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的強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場力量”居於主導地位。軍事擴張和戰略上去全球化成為當前的主要趨勢。固然日本和德國是典型的國家軍費擴張，其意義重大且令人擔憂，但當前的問題不僅僅在於軍費。

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355艘艦艇，並於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進的福建號航空母艦——相對美國海軍只有297艘艦艇。習近平提出“2027年建軍百年目標”軍事現代化計劃，旨在建軍100年時，中國軍隊將與美軍分庭抗禮。許多評論員警告說，這恐怕就是習近平的攻台時間表，他下定決心將台灣置於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國已經100年沒有打過海戰了。而且軍事專家警告說，攻台將比1944年諾曼底登陸更加覆雜。

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統治階級正在打造一種歇斯底里的政治氣候，同時準備進一步掠奪工人階級，以組織更龐大、更具殺傷力的軍隊。在全球各國，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的“解決”方案都是“增加軍備”！民族主義、歇斯底里和暈頭轉向的狀況在戰爭初期階段很常見。但隨著對反戰、反資本主義和國際主義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會趨勢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

最近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峰會、在德國舉行的G7會議以及在日本舉行的四邊安全對話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些會議都意味著西方各國協調起來的反制行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反制行動不僅是對俄羅斯，更是針對中國。北約2022年戰略構想中首次將中國列入“系統性挑戰”，證明了削弱中國是美帝國主義與北約最重要的長期目標。英國海軍上將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講中強調了這一戰略重點，他警告說，“僅僅關注熊（俄羅斯）有看不見虎（中國）的風險”。雖然中國的老虎數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國的意圖還是很清楚（顯然，領導海軍並不需要對於動物學有任何了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所有這些會議的第一個議程。但是，四邊安全對話是個例外，因為印度總理莫迪的參與使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需要傳達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絕站在反對俄羅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會讓普京更靠近中國。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遊說俄羅斯削減對印軍售，而中印存在長期的邊界爭端。習近平實質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部分盤算在於以此作為對付印度的籌碼，讓中國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俄羅斯軍事技術。

末日

對實際上已被排擠出世界經濟體系的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國，在未來西方或將和中國攤牌；同時這也是對於未來制裁中國的預演。當開始制裁中國之時，全球將會受到與現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的經濟規模是俄羅斯的十倍，對全球供應鏈、貿易和金融流動至關重要。一間西方大企業的老闆如是告訴《金融時報》：“如果把對俄羅斯的制裁用於中國，中國和世界的經濟都會面臨末日。”

雙方都希望避免或推遲這種情況，但雙方也在為這一天的到來做準備。就連在美蘇冷戰期間通過談判將毛時代的中國帶入西方陣營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讓今天的資本主義中國成為“霸權”——盡管基辛格也警告說，中美的沖突潛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

烏克蘭戰爭的影響使美帝國主義能夠集結其更多的盟友於其反華戰略上。雖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國政府仍與中俄有糾葛；但與2月入侵前各國政府的立場相比，他們的分歧已大大縮窄。

新形勢也為美國軍工業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天後，德國政府便決定將其軍事預算從2021年的470億歐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億歐元，並隨即購買了35架能夠攜帶核武器的美國F-35戰鬥機（估價40億歐元）。隨著德國和歐洲逐漸避免使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美國能源行業也將獲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個月，從美國到歐洲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量與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兩倍。

北約及其盟友

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首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這不僅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些印太國家與北約之間的軍事協作。因此，雖然習近平政權的如意算盤或許打算從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中獲利，但因為中國經濟遭受到的風險要高得多，習近平最終會比普京損失更大。

這一進程關聯到更廣泛的去全球化進程和兩個敵對陣營的形成，而在這過程中，中國面臨被排擠出關鍵行業的市場、被禁止獲得新技術的風險。美國科技領域億萬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預測，中美“技術經濟戰”將持續20年。美國已經對5G和半導體等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實施了嚴格的管控，而這種控制只會擴大。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多項法案，旨在加強對美國在眾多中國商業領域投資的審查，並為美國生產半導體、稀土、先進電池，以及中國占主導地位或美國容易受到供應鏈中斷影響的行業提供資金。

特朗普通過監管措施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發動的攻勢，使華為陷入嚴重危機。由於受到美國制裁而無法獲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來華為在中國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的位置已從第一名跌至第六名，過去一年的銷售額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華為被迫縮減其在俄羅斯（其為數不多的增長市場之一）的業務，以避免觸發西方制裁。

特朗普執政期間設立的“中國公司黑名單”，已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經濟戰模板。在拜登執政期間，黑名單繼續擴大，中國媒體稱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國公司；2月份還新增了100多家俄羅斯公司。

削減關稅？

“（中美科技戰）進一步的升級是有可能的。”美籍華人評論員裴敏欣認為，“如果美國說服歐盟和日本恢覆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術流向中國——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則使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國將沒有機會在與美國的技術競賽中獲勝。”

有報道稱，拜登正在考慮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國商品徵收的一些關稅，這一點與和中國打科技戰並不矛盾。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關稅削減力度恐將十分輕微，也許會取消不到3%的關稅，而這些關稅完全覆蓋了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美國經濟的通脹壓力，然而僅是這樣的關稅削減，對通貨膨脹恐怕產生不了什麼影響。

相互矛盾的說法充分展現了，拜登政府內的財政部和商務部之間存在著權力鬥爭，任何降低關稅的做法都可能使總統受到來自國會雙方的攻擊，認為他對中國態度軟弱。不僅是在中國，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熱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各國政府進行政策調整的掣肘。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對關稅進行一些 “重新調整”，她認為關稅作為對付中國的武器不是特別有效，需要更多的 “戰略性”關稅。因此，這場辯論是關於如何更“有技巧”地對中國經濟施加壓力，僅此而已。

傑瑞米柯賓

中歐關系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北京希望在德國事實上的領導下，歐盟會在中美沖突中保持 “戰略中立”的立場。這種希望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德國資本主義不會做任何損害德國每年對中國超過1000億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習近平將歐盟與中國的關系從中美冷戰中解救出來的希望，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就開始走向破滅了。

在新疆問題上中國與歐盟的緊張對峙，使去年3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化為泡影。如果該協定得到批準，這將是北京的一個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對華盛頓的回擊。但現在CAI已經胎死腹中。今年，德國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新疆地區侵犯人權為由，對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車制造商大眾汽車，施加了財政和政治壓力。

新疆問題被用來展示柏林對中國以及對德國資本家采取的新的強硬態度，以迫使這些德國企業的投資和供應鏈走向“多樣化”，不再對中國片面依賴。這是一個新的全球趨勢，反映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這些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多地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私人公司的投資決策發號施令。這種做法可謂效仿了中國模式的一些特征。

這種“國家主義”的做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盛時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國統治階級都需要維護他們的國家權力，以便在《金融時報》的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時代”中生存下來。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對在新疆發生的鎮壓和酷刑的關切，迫使德國和其他西方經濟體停止增強與中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與中國經濟的脫鉤仍處於初期階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習近平在黨內的一些批評者所警示，他把責任歸咎於他與普京的“無止境”聯盟。

事實上，這個脫鉤進程在幾乎十年前就開始了，由其他種種因素推動，包括與其他亞洲甚至東歐經濟體相比，中國工人工資水平的上漲。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萬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被取消注冊，而去年新注冊的外國公司則為8000家。光大證券估計，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間，約有7%的中國家具訂單、5%的紡織產品和2%的電子產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趨勢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間中國出口的暫時繁榮所掩蓋，但隨著這種繁榮現在逐漸消失，我們很可能看到中國制造業的“空心化”——類似於三十年前在日本發生的情況。

民主權利

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將其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描述為捍衛“民主”，反對 “專制”。同樣的虛偽立場也能在新疆和台灣問題上看到。中俄帝國主義宣傳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戰狼外交”）。他們指責西方試圖削弱和摧毀祖國，用心險惡地利用“民主”作為其一種攻擊手段。工人、反戰和民主運動人士、LGBT+人群和女權主義者——所有反對政府的人都被貼上了“境外勢力”的標簽。這些民族主義宣傳言行，旨在成為強國，奪回 “被外敵竊取的領土”。馬克思主義者和ISA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大國或集團及其宣傳。我們警告，支持任何一個陣營，或者認為一個帝國主義比另一個帝國主義危險性小，都會給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在為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帝國主義從來不是盟友，他們也不站在群眾的民主權利一邊。目前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存在（但在中國完全沒有、在俄羅斯也不斷被打壓）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權、組織權、言論自由和罷工權——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通過群眾壓力和鬥爭贏得的，而不是統治階級的仁慈換來的。

美國對墮胎權的猛烈攻勢，揭露出華盛頓試圖占據“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公民自由和工會權利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在形式上擁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本身並非是民主權利的保衛者。托洛茨基解釋道，如果工人階級尚沒有立即推翻資本主義的能力，他們就必須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以反制法西斯主義或威權主義反動攻擊。“但是，工人不能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人民陣線、選舉聯盟、聯合政府等）來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方法。”（《簡析西班牙形勢》，1937年）。

“好的獨裁者？”

勞動人民永遠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國家、法院、警察或資產階級軍隊來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民主權利是鬥爭和社會中階級力量平衡換來的結果，而不是寫在法律或憲法中的東西。只有國際範圍的群眾鬥爭，並由恢覆元氣的工人運動領導，為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鬥爭，才能確保真正的民主權利。這是唯一能夠結束戰爭和民族壓迫的力量。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中國和俄羅斯等資本主義政權的奧威爾式的國家鎮壓，並站在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一邊，因為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對獨裁政權真正展開鬥爭的力量。

當北約需要土耳其批準瑞典和芬蘭的加入申請時，這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選擇毫無顧忌地討好冷血獨裁者埃爾多安，而他正在準備對庫爾德人發動新的戰爭，並打壓工會、婦女和LGBT+的權利。

同樣令人驚嘆的雙重標準也表現於拜登最近訪問沙特阿拉伯，與獨裁者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歡的消息。拜登在兩年前的競選活動中吹噓，他將把沙特阿拉伯視為“被放逐者（印度種性，pariah）”，但現在在對俄羅斯石油禁運、沖擊全球市場之時，他需要一項石油供應協議。布林肯在7月的任務也是如此，他需要說服泰國軍事獨裁者巴育將軍，因為華盛頓不希望看到泰國當局完全轉向中國一邊。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幾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發生的每一場運動和鬥爭中。我們去年在緬甸看到了這個因素，一方面，軍方發動的政變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發起了令人驚嘆的抵抗鬥爭和大規模罷工，不幸的是，他們開始期盼西方壓力，甚至所謂國際社會的幹預來幫助他們擊敗軍政府。這是一個殘酷的幻想，在鬥爭中只能混淆視聽。同樣的情況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民主抗議中，次年又在泰國發生。

在新冷戰造成的全球環境變化中，這些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訓。在上述例子中，某種兩害取其輕思想在運動中占據了上風，使一部分群眾失去了方向，導致鬥爭急轉直下。同樣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台灣和韓國等國家，部分工人運動和左翼勢力也會因為這些覆雜情況而迷失方向和分裂。當然，這對中國新生的工人運動也是一個警醒。

冷戰中，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已經很動蕩的世界局勢，並進一步推動兩極化，以獲取地緣政治上的勝利，這給工人和青年帶來了嚴重危險。即使沒有爆發另一場比烏克蘭戰爭相當或更嚴重的熱戰，情況也是如此十分危險。一個明確的展望、分析和綱領，拒絕兩害取其輕和民族主義，采取國際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立場，堅定反對所有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府，這是確保被壓迫者的關鍵鬥爭不被反動傾向所破壞的唯一途徑。

中國：拒繳房貸行動震撼當局

中國正被新一場抗議運動所震撼。數以萬計的罷交房貸者宣佈，他們將不再償還他們無法居住的、未完工樓盤的住房貸款。

幾週前剛在社交媒體上宣佈消息，這場運動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蔓延到另外幾十個城市。

儘管在國家審查之下，對該主題進行的討論遭到封殺，協調這場“抗議”的網絡論壇也被關閉，但運動仍然在持續並蔓延。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每週都在惡化。房地產暴跌的速度和深度，讓全球投資者和中國政府猝不及防。

標普全球（S&P Global）已經修訂了他們早期對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收縮15%的評估，現在預測將會有衰退28-33%的大崩盤。

這個數字實在太大，因此這樣一來，中國經濟不可能避免衰退。儘管如此，北京仍可能公佈虛假的GDP數據，在年底聲稱今年GDP增長3-4%。

偽造數據

第二季度GDP增長0.4%的數字是不可信的。我們考察其它指標，如房屋銷售、水泥和鋼鐵產量、公路運輸和航空旅行數據，似乎更可能的是，中國經濟在4-6月期間是急劇收縮的。

拒繳房貸行動最初於6月底在江西省爆發，隨後類似行動迅速蔓延。拒絕支付抵押貸款行動的範圍，已經從最初的20個建築項目，波及到100個、200個，而現在是全國300個建築項目都有拒絕償還銀行貸款的行動。

這場反抗包含了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拒繳房貸者，遍及全國約50個城市。這些城市大多較為貧困，表明這次抗議以工人階級或中下層家庭為主體。

在中國，估計有800萬套未完工的樓盤，這些樓盤被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買家無法入住。

在中國，新樓盤最常見的銷售方式是預售，高達80%的樓盤在建成之前就已售出。這些樓盤因為開發商（都是中國最大的一些公司）已經耗盡了資金，而暫停建設。

迅速發酵

拒繳房貸行動是中國“躺平”現象的最新表現。不同的是，這不僅僅是消極的不合作，而是積極的鬥爭，拒付房貸恐將面臨國家嚴厲的鎮壓和威脅。

這一運動使當局感到恐慌，因為如果運動蔓延，可能會對銀行系統產生潛在的嚴重影響。

“施工延誤並不是甚麼新鮮事，”一名中共官員告訴《金融時報》：“出乎意料的是問題失控地蔓延。”

澳新銀行研究部的高級中國經濟師Betty Wang告訴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新聞：“如果任由拒付抵押貸款行動更快速發展，先不說是否會走向爆炸性局面，這樣的發展肯定會威脅到金融穩定。”她補充說：“如果決策者不能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它可能會進一步發展並演變成更大的風險。”

作為中國央行的人行今天宣佈了一項新的房地產行業救助方案，金額為1萬億人民幣元（1480億美元），以重振一些停工的住房項目。

在我們看來，這個方案不足以解決問題，正如我們所見，今年隨著房地產持續低迷，許多早些時候的政府措施都沒能達成效果。北京政府的日益癱瘓是今年危機的一個特徵。

當局的兩難

中共政權有一個傳統，就是將微小讓步和嚴厲鎮壓相結合，即通過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誘方法來解決群眾鬥爭。

但是政府在化解拒付抵押貸款反抗行動方面，面臨著異常棘手的兩難局面。大棒已經受到威脅：警察逮捕抗議者，以及利用社會信用體系來剝奪抗議者未來的貸款、旅行、甚至就業和大學入學機會，以作為嚇阻。

但也有報道稱可能會有“抵押貸款假期（即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停止或者減少償還貸款）”這樣一根“胡蘿卜”得以批準。所有的選項都包含著巨大的風險，內容相互矛盾的報道或許表明政權內部的猶豫不決、乃至分裂。

如果出動鎮壓，或將產生反效果，激發抗議蔓延。提供“抵押貸款假期”的設想反映出，由於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公眾的憤怒，政府當中的一部分人認為現在不是進行鎮壓的好時機。

但是，如果政府將大規模的不償還貸款行為實質合法化，即使說這只是特定時期內的臨時措施，也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反抗。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全力聲援拒付抵押貸款的鬥爭。這些罷交房貸者被欺騙、掠奪，因此他們的鬥爭完全合情合理。

社會主義者呼籲取消所有未完成住房項目的抵押貸款償還。我們要求將整個房地產業（而不僅是那些正要倒閉的開發商）無償收歸公有，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我們要求停止對拒付抵押貸款抗爭團體的鎮壓，以及終結對互聯網的一切政治審查——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

更重要地，工人需要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工人組織，在反對寄生的和破產的資本主義以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停貸潮蔓延全國 經濟危機迫在眉睫

6月30日，中國景德鎮恒大瓏庭業主們首先發出一份“強制停貸告知書”並將通知書上載到豆瓣，揭開停貸潮序幕。隨後每天都有幾十個項目的購房者效仿，也有業主上載了停工工地的視頻，詳細說明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及采取過的維權行動，獲得民眾廣泛的同情。

隨著停貸行動的爆發，中共采取打壓手段以圖制止其他業主仿效蔓延。統計停貸項目的網站被封鎖，帖文被刪，相關話題在網上被禁止討論，大量停貸業主的社交媒體帳戶被停用。

然而，網上抗議受阻並不能解決問題，部分爛尾樓業主走上街頭抗議。7 月 25 日，約50人前往景德鎮市政府前抗議，要求“早日覆工，早日還貸”。

自今年的七月開始，中國各地開始接連爆發多個爛尾住宅發展項目業主集體宣布“強制停貸”，拒絕繼續嘗還按揭的通知。這一波停貸潮如星火燎原，到八月中，全國已有至少327個樓盤業主發出了“停貸通知書”，涵蓋超過100個城市，超過數以十萬計的業主參與其中，這數字目前仍在持續上升。據澳新銀行估計，集體停貸潮影響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約2220億美元的按揭貸款，占尚未償還的按揭貸款的4%。

觸發這一波危機的背景自前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陷入衰退。今年的上半年，中國百大房地產開發商的銷售額腰斬，下跌了近50%。據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2022年首五個月，全國百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同比下降51%，同期全國百強房企連續下降5個月，更從1月的下跌39.7%擴大至5月下跌59.4%。繼恒大後，大批過去被視為“財雄勢大”的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斷裂，旗下樓盤工程無以為繼，變成一個個“爛尾”樓盤。

而在中國新房交易市場上，過去預售樓花占了整體交易量80%以上。絕大部分購房業主一般會在房子建成前就認購並開始按揭還款。房子的“爛尾”使得他們既要繼續月供還款，卻又無法如期入住新房，交房的日子一拖再拖直至遙遙無期，使他們同時不得不付出一筆支出租房暫住。這對於每一個買到爛尾樓的業主來說都是噩夢。

“爛尾樓”的問題也並非這一年才出現，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搜索結果顯示，自2018年至2021年，涉及中國新建商品房未能如期交付的違約民事訴訟案件數字上升了超過三倍。據中國官方數字，截至2021年末，24個重點監測城市的爛尾樓項目總建築面積近2500萬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總面積的10%。部分房地產市場交易熾熱的城市（如鄭州），爛尾樓新建面積甚至超過 30%，也就是說在鄭州，近10年興建的新樓盤，每三個樓盤就有一個可能是爛尾。這顯示了在過去經濟環境尚可時，這些業主們尚且可以勉強維持。但經濟危機的到來，加上嚴厲的清零政策的打擊，業主可能面對失業、減薪、或者封城下無法營業和獲得支薪等情況，令他們不得不選擇停止供款。

這同時也顯示了中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官僚為了追求在任時的經濟高速堵長“政績”，放任房地產開發商違規行為所埋下的隱患到了現在終於爆發。自“改革開放”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共引入了香港的“預售房屋制度”，允許房地產開放商在房屋落成前先行在市場上公開預售。理論上，預售所得的金額應存放於銀行的特別監管帳戶，由政府部門把關，以確保資金落實應用在後續的建設工程上，保障工程能順利如期落成。

然而，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縮短資金流轉周期，加速擴張市場份額，往往挪用相關資金，用於認投地方政府發售的土地。而地方政府為了加速經濟增長數字，營造土地購買熱烈的市場氣氛，推動樓市熾熱投機，縱容放任開發商挪用資金的行為，使得整個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而這並非是少數開發商的行為，事實上，所有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有進行著相關的違規操作。只不過在房地產投機市場過熱，房價節節上升，加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寬松的貨幣以及銀行定向放貸政策的支撐下，只要不被刺破，泡沫仍能不斷累積。

然而就像所有的投機市場一樣，一旦經濟開始陷入衰退，加上習近平意圖收緊對房地產行業的控制，實施去杠桿化政策，使得房地產開發商無法通過擴大貸款去填補被挪用的建築資金以及競投新地產開發項目。於是樓盤爛尾的情況隨即接踵而至。

在過去二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房地產行業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占了中國GDP的29%左右。而房產占家庭財富的比重為70%。

對中國大多數城市工人階級家庭而言，購房是所謂的“剛性需求”。為了支付高昂的房價，往往要集合全家之財力方能支付按揭首付──用中國國內的說法，是“掏空了家庭的六個錢包”，並隨後為之而背負上長達三十年的月供嘗還債務。可見，“爛尾樓”的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經濟上可謂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當眼見房子不能如期交付，過去熱火朝天施工的工地現時變得空無一人。而發展商的交房日期一拖再拖，這些業主只能選擇以集體停止還款的方式，向銀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政府施壓。表示除非樓盤恢覆施工，否則將拒絕償還貸款。

在中國，面對樓盤爛尾，理論上業主可向法院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約從而解除與銀行的抵押借貸關系。在過去一些小型發展商的爛尾項目上，亦曾有過中國法院判決發展商破產而解除銀行借貸關系的案例。然而這一選項在今天而言可謂不切實際，因當下爛尾樓問題牽涉全國大量巨型房地產開發商，包括恒大、新力、綠地、融創、康橋、鑫苑、藍光、正商、美好置業等。這些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巨型資本企業，假如法院判決解除相關爛尾項目的房地產買賣合同，將立即造成驚人的銀行壞帳，沖擊現時已經風雨飄搖的中國銀行體系。

對於選擇停貸的業主個人而言，他們亦將面臨巨大的受罰壓力。在中國所謂的社會征信體系下，不僅他們個人，連他們的直系親屬都可能遭遇負面影響，遭遇出行、就業和入學的困難。然而即便如此，對於已深陷財困的業主而言已無足輕重。就像其中一位爛尾樓業主所言“當我們的生存都是問題的時候，當我們感到絕望的時候，征信對於我們來說，也就是一個紙老虎，一個可以隨時丟到垃圾桶的枷鎖，”

爛尾樓的影響還波及到上遊供應鏈以及建築行業。由於發展商現金枯竭被迫停工，承包的建築公司都沒有收到工程款，而工人更是首當其沖的被一直拖欠工資。《財新》報道，數百家為房地產行業提供服務和供應的公司因恒大及其他發展商向外發布了一份停貸停工告知書，因開發商已經好幾個月仍然拖欠款項，稱它們“面臨生存危機”，表明無力支付賬單。

部份供應商表示，自去年9月恒大陷入危機後，至今一直沒有償還商業承兌匯票，對此恒大也視而不見，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湖北省中小供應商決定假如當局仍未有交代解決方案，就停止償還一切貸款和欠款，揚言“寧做黑戶也不還債”。亦供應商表示，當初動用全數資金甚至舉債購買材料供應恒大各樓盤，結果恒大樓盤紛紛爛尾，血本無歸之餘更導致供應商們負債累累，瀕臨破產，呼籲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

同時，房地產的蕭條也嚴重波及到重工尤其是鋼鐵產業。2021年中國鋼鐵產量超過10億噸，約占全球一半，全年鋼鐵產量中近40%用於房地產行業。早在房地產危機爆發前，中國的鋼鐵產業早就處於利潤飽和的狀態，據業內人士稱“生產一噸鋼鐵所得的利潤尚且買不到一瓶礦泉水”。房地產低迷，需求不振更令鋼鐵產業雪上加霜。據《彭博》報導，河北敬業集團董事長李趕坡6月在公司會議中警告，中國近三分一的鋼廠會在五年內破產，同時指整個行業都在虧損，目前也看不到轉折點。

對於這一系列困境，中共自己也沒有一個完整可行的方案去解決，有的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見一步走一步的方式修修補補。中國人民銀行今天8月22日表示，5年期房貸最優惠利率下調15個基點至4.3%，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降幅，以圖減輕房地產買家的貸款成本。但這卻沒有帶來任何效果。

鄭州地方政府稱將設立規模100億的地產紓困基金，為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提供資金以保障停工的樓盤工程能得以繼續施工。然而這100億的資金具體如何籌集卻只字未提，因此這個所謂的紓困基金更像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更重要的是，鄭州作為爛尾樓問題的重災區，這100億根本杯水車薪。早前，山東曾有爛尾樓樓盤業主集體維權，成功追回被挪用的十億元樓盤建設資金，然而這筆資金轉眼就被前期拖欠工程款的債權方瓜分一空，令樓盤仍未能覆工。可見即便有新資金投入到停工樓盤中，也不見得樓盤就一定可以覆工。

而在全國層面，中共更關注整場危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事實上在最近，銀行系統早已接二連三傳出負面消息，從村鎮銀行爆雷到四大銀行加設提款限制等等，加上爛尾樓和停貸潮可能做成上萬億元人民幣壞帳的隱患，無不令人擔心中國的金融系統是否果真如中共所宣傳的穩定。

而按現時中央政府口吻，似乎並不打算由政府出面出資解決危機。銀保監會定下基調稱，將透過市場手段來解決爛尾樓。言下之意政府將不打算插手拯救陷入危機的房地產企業與項目。顯然，這態度與幾年前中共應對各種社會危機的取態相違背。過去廿年經濟積累巨額債務，使政府現在行動空間受到限制。

從這一現像可以看出兩個情況：首先，中央政府確實已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局面。5月25日總理李克強曾向地方政府代表坦言自己手頭上僅剩一筆應對緊急重大天災的特別金，再無餘力逐一協助地方解決問題。最近，網上亦流傳2022上半年中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財政收支數據，內容顯示，所有省市和自治區通通入不敷支，全面陷入赤字。很多地方已面臨資金枯竭，只能縮減公共服務，甚至借債以支付地方公務員工資。

連過去財政上繳出力最大的廣東、上海、淅江等地都無法取得收支平衡。根據財政部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10.5萬億元人民幣，下降10.2%。同時，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預計近9.8萬億元人民幣，補貼規模歷年最大，金額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增長18%。因此，李克強在8月16日於深圳強調要求四個沿海大省，即廣東、江蘇、浙江及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其次，這表示中共已事實上放棄了對房地產企業的管制政策。限制房地產企業借貸的“三道紅線”名存實亡，習近平“住房不炒”的口號淪為一紙空文。各地方政府甚至將“買房”作為公務員的績效指標，要公務員充當樓盤推銷員到處找人買房。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今年6月以來，至少有十個城市發布“購房團購”相關政策或活動，意圖重新帶動樓市投機炒賣的風潮，以挽救自身的財政和經濟，中央政府對此只能睜一眼閉一眼，默許了他們刺激炒賣的政策。

對民眾而言，停貸潮進一步打擊了他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削弱了他們的消費意欲。加上中國扔采取不可理喻的疫情清零封控政策，內部消費市場也正在萎縮。但另一方面，停貸潮是民眾“躺平”思潮的一次具體化集體行動，顯示了民眾的不滿乃至對中共所謂社會征信系統的蔑視。這也讓中國更多群眾認識到資本肆意投機，卻令自己深受其害，對中共的信任大打折扣。《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根本無法有效解決目前積重難返的困境，唯有組織起工人階級，將房地產業與金融銀行體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專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方能杜絕資本主義的房地產投機和經濟危機，並保證所有人都能享有廉價、合理、優質的公共住房。

中國：地震、封城——四川成都禍不單行

今夏，中國四川一帶可謂禍不單行，災難接踵而至。八月份先遭遇旱災與缺電之苦。甫踏入九月，成都新冠疫情爆發，數日內累計超過800宗感染個案，因而又被封城。九月五日，四川瀘定縣同時又發生6.8級地震，到七號據報已造成74人遇難。而這次地震亦波及正處於封城狀態的成都，民眾遭於地震出門逃生與執行封城政策的官僚發生沖突，部分防疫人員和社區管理者阻止居民逃生，引發激烈爭議與民憤。

在地震逃生爭議爆發前，成都政府在防疫封城問題上已出現信任危機。八月二十九日確診病例已從二十五號的十六宗上升至超過二百宗。當時，政府已宣布一系列防控措施，民眾亦已開始擔心是否將會封城。當日稍晚時分，網名“熱帶雨林”的群眾稱根據“內部消息”，成都將實施“靜態管理”。廣大成都民眾聯想到早前上海封城的慘況立即外出搶購糧食與生活物資，市面各生活必需品瞬間被搶購一空。

拘留“吹哨人”

而次日，“熱帶雨林”即被當局以尋釁滋事、幹擾防疫工作為名拘留十五日。但在九月一日，成都市政府就宣布在未來四天進行全市全員核酸檢測，並要求“全體居民原則居家”，實際上實施了封城。亦有民眾開始為“熱帶雨林”鳴不平，並將他與兩年前警告新冠疫情爆發而被當局處罰的李文亮醫生相提並論，認為他在這次人為災難中亦充當了“吹哨人”的角色，令大批民眾得以及時搶購食物免於封城期間受害，要求政府當局釋放“熱帶雨林”並向其道歉。這也令成都政府信用掃地，特別是原本對政府抱有信任的民眾更感到被背叛而尤其憤怒。

同時，成都封城的手法一如上海及中國廣大地區般粗暴。市內的物流迅速中斷，居民小區的食品外送服務也逐步減少，只允許每戶每天安排1人外出1次就近采購物資。雖然官方一開始宣布的是四天的防疫檢測周期，然而上海整整兩個月的前車之鑒加上政府反覆自打嘴巴喪盡公信力的情況下，成都民眾基本上都抱著應對長期封城的心態。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九月五日四川瀘定縣發生強烈地震波及了正處於封城狀態的成都，成都震感強烈。但對成都民眾而言，原本理所當然的逃生本能卻在此刻面臨兩難：地震與疫癥孰大？

固然，正常情況下，毫無疑問面對地震這嚴重且即時構成極大安全風險的天災，民眾的逃生本能理所當然優先於所謂的“原則居家”政策。但即使民眾清楚這個道理，過去防疫人員的暴力和野蠻手段歷歷在目，輕則將民眾毆打至頭破血流，重則關押判刑，這些畫面都令他們心有餘悸。身後是在地震中搖搖晃晃的大樓，面前是兇神惡煞的暴力機關，令不少民眾一下子犯難。有民眾奮起突破圍封的設施逃生，卻很快就遭到管理人員的辱罵、驅趕甚至毆打。更惡劣的甚至逃至大門前才發現消防通道竟被鎖死焊死，逃生無門，這時別說是地震，那怕只是一場中型火災都足以造成死傷慘重。

“服務上級”

這一惡劣現象進一步證明了中共所謂的“生命至上”純粹就是一句笑話。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習近平殘暴的清零政策首要針對的不是病毒，而是權力。中共多次抗疫失誤，包括無法發展足以保護長者的疫苗計劃，使其依賴落後的大規模封城手段。由於多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使中共政權內權鬥加劇，習近平堅持更強硬的清零政策，借以作為測試黨國機器忠誠度的工具。

成都官僚們只知機械地履行上級交待的任務。這些官僚並不是在“服務人民”，而是在“服務上級”——獨裁體制。這使得地方政府在地震前也不敢承擔起放任民眾逃生的責任和風險。

旱災、缺電、瘟疫、地震、以及更嚴重的經濟危機接踵而至。中共不但沒有能力和方案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甚至或多或少是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民眾需要自下而上的組織起來，以工人階級民主的計劃經濟解決一系列的天災人禍，建立一個民主的，真正以民眾利益和安全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國企關系戶炫富　揭開特權面紗

江西一個叫周劼的國企員工最近很“火”。在傳出的帖子里，他炫權炫富，叫囂“我家有錢…一套五層別墅，面積500多平米，買它花了500多萬，2019年聽老媽說，這套別墅已經漲到1000多萬了”、“都什麽年代了還覺得光靠讀書可以飛天…你又不是省交通廳廳長、市長的兒子”；在群情激憤之下，官方被迫進行了“調查”。“調查通報”雖然打了馬虎眼，語焉不詳地表示周劼有所誇大，但終歸證實了他的家族坐擁大量財產、在交通系統里有著深厚關系。而他對自己坐享的權力與財富的供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洞悉今天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制度下國企系統的絕佳視角。

傑瑞米柯賓

世襲是“規定”

周劼稱自己進入江西國控公司經過了相應的組織程序，調查結果顯示其父的晉升符合有關規定。但是，他之所以強調自己沒有行賄、沒有走後門，是因為與他們一家勾肩搭背的規則制定者為他打開了入職的正門！

周劼的父親和三個伯伯都長期任職於交通系統，他作為“二代”依靠關系網得到的鐵飯碗被組織所庇護，被“規定”所默許。如周劼自己所供述的一樣，家族傳承讓很多國企領導幹部子女的得到豪車、奢侈品、別墅的報酬。

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領域的國企大量繁殖著這種蛀蟲。他們自稱在承擔這些重要社會責任的企業中不可替代，但又根本不從事一線工作，僅有的“作為”就是合法或非法地積累了巨量錢權。中共財團專政與他們的家族同舟共濟——這也是他們發自內心愛黨愛國的原因。

國企是如何為這種人提供了“舞台”呢？

國企、官僚、資本主義幾十年來，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成分一退再退，那麽中國殘餘的公有制經濟成分真的能超然於資本主義覆辟的現實、化身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保證嗎？

中國已經完成了由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官僚計劃經濟向資本主義的決定性轉變，公有制經濟的退潮也不僅體現在國民經濟的占比上。在中國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下，官僚並不是統治階級而是寄生性的階層，吸食國有計劃經濟的血。隨著資本主義覆辟，這些官僚階層將自己轉化為資產階級。它擁有財產，而不只是竊取國家財富。它們繼承了舊日的官僚主義，又融合了資本主義的特點，“公有制”、“社會主義”收縮到越來越有名無實的地步，而是變成將國家財富據為己有的渠道。國企所殘留的福利制度看似優越，但實質上分化趨於嚴重；國企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影響關系戶們的特權，還讓他們更容易升職、加薪、分紅、受賄了。國企承擔了交通、電力、基建等關鍵職能，但沒有群眾民主控制、沒有工人階級力量的情況下，社會職能並沒有賦予它們以社會主義的天性。

從管理上來看，國企的人事工作掌握在官僚手里，連公開透明的招聘提拔制度都沒有，更不必說工人民主。領導的家人即使無能，也能輕而易舉獲得重要崗位；而對於“外人”，獲得同等工作至少要萬里挑一的學歷。

國企兩極分化極其嚴重。以周劼所述的江西國控的情況為例，2020年全公司人均工資89324.65元，而單是周劼一家三口的六套房產和兩個鋪面的購入總價就足足有八百多萬元——這只是這個家族財富的一部分。

冰山一角

周劼僅僅是一個非領導崗位科級幹部的兒子，他所炫耀的內容也只是官僚特權的冰山一角；比他更有錢有權、更加“低調”的幹部子弟們則悄無聲息地從父輩手中繼承著巨量的財富和權力。

官方做戲式的調查表演與嚴厲的言論審核沒有平息民憤。周劼激起的是對“紅色家族代代傳”現象普遍存在的憤怒，這種“家族”在當代中國招搖過市，對他們的怒火不是一個通報所能平息的。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從他們的手中解放出“國有企業”，才能實行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使其不再為身居高位的蛀蟲提供營養，轉而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奠定基礎。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會由工人階級選舉產生所有管理職位，而官員和經理不領取多於技術工人的薪金，定期輪替以避免長期占據職位。列寧在1917年撰寫的《國家與革命》概述了這些避免特權官僚的條件，但被俄國反革命領導人斯大林所推翻。

中國打破極端高溫的世界紀錄

截至7月13日，中國國家氣候中心承認，自6月以來，內地出現了今年首次區域性高溫天氣過程，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極端性強、影響大，覆蓋國土面積達502.1萬平方公里，影響人口超過9億人。酷熱反映出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的全球趨勢，更與中國資本主義以犧牲環境和人民為代價發展經濟的階級利益息息相關。

長期以來，中國的夏季都飽受極端天氣困擾，熱浪伴隨著嚴重的洪水。但近年來，這些事件的嚴重程度增加了。根據《柳葉刀》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在1990年至2019年間，中國與過熱相關的死亡率上升了四倍。正如《紐約時報》所提及，在今年，從6月到7月中旬，全國各地的官員發布了1.5萬多次高溫預警，其中2000多次預測氣溫將超過40攝氏度，71個氣象站錄得有史以來的最高溫度。

民眾受害

在惡劣的氣候變化之下，首當其沖受害的就是貧困群眾和老弱婦孺，幾起與高溫有關的事件已經顯示，不少建築工人或工廠工人患上熱射病而死亡；還有一些老人因為中暑而導致器官衰竭去世。與此同時，在短期內連續發現10種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嚴酷高溫天氣下，全國各地包括上海和重慶正在進行數輪強制性的核酸檢測，地方當局試圖遏制奧密克戎變異株及其子變異體的迅速傳播，而這又增加了醫療工作者和居民的負擔，造成了中暑暈厥人數的進一步增長。

為了緩解危機，各地政府要求市民減少使用大功率電器，以免電網不堪重負。在網絡平台上甚至出現了宣傳老百姓前往地鐵站、地下通道或者超市集體“乘涼”的視頻，稱讚此類行為既能省電又能緩解自身炎熱。甚至在四川省各地溫度均超四十度的時候，當地政府采取了每日幾小時強制斷電的措施，一度引發了群眾的極大不滿與抨擊，但隨後輿論得到引導，群眾對官方的指責隨後被扭曲為“四川斷電是為了給上海供電”，事件最終轉變成不同地區網民之間的爭吵。在這場高溫熱潮之中，群眾不僅遭到了官僚庸政的侵害，還飽受挑撥與欺騙互相指責。

根據中國國家氣候中心宣稱，進入21世紀以來，北半球夏季高溫熱浪事件日漸頻繁，全球變暖是根本原因，大氣環流異常則是今年6月以來全球多地高溫熱浪頻發的直接原因。全球暖化是因為燃燒煤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所造成的。較早前，聯合國警告，全球還有11年時間采取行動將全球氣溫上升在2100年前限制至1.5度之內，而如果超越這個停止氣候變化災難的臨界點，地球就會陷入存亡危機。今年聯合國警告，如果現在不行動就沒有機會，表示據當前趨勢全球氣溫將走向上升2.7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完全未能認真對待此一警告，也沒有能力轉向使用安全的可再生能源。

溫室氣體排放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達全球的27%，比美國、印度和歐盟加起來更多。中國大量用煤（占全球燃煤的53%）是高碳排的主因，而現在中共正在增加煤產量，以應付極端高溫帶來的影響。這就如服毒解渴，禍及的不只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中共官僚們試圖通過偷換概念把自己的責任推卸的一幹二凈，而事實並非如此。

氣候問題恰恰與環保問題休戚與共，氣候的劇烈變化正是環境遭到破壞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的破壞式發展造成越來越多的工廠化學問題的排放，化石燃料燃燒和毀林、土地利用變化等排放的氣體導致天氣的變化。

2018年時英國《自然》雜志發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熱帶陸地、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涵蓋了全球78%的物種，包括幾乎全部淺水珊瑚和超過90%的陸地鳥類。熱帶雨林生態系統更是地球上面積最大、對人類生存環境影響最大的森林生態系統。因為氣候變化問題這一生態系統正受到無處不在的威脅因素和破壞。推動了高溫、暴雨和台風等自然災害的持續出現。

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1979至2004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6%，這一所謂成就常常為中共所炫耀。而與之相伴的是，人口急劇膨脹，資源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加劇，自然生態系統破壞殆盡，並因此引發了各種環境問題。究其本質而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經濟”模式，不過是當年西方國家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先污染、後治理”模式的重演。

資本主義覆辟之後，中國的原始森林面積相當於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蓄積量只有世界人均72立方米的12.5%。全國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並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遞增。淮河、遼河、黃河等重點河流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大於60%，其中海河達90%，黑河為110%以上，超過國際公認的30%-40%的水資源利用警戒線。圍墾導致全國濱海灘塗面積喪失119萬公頃，城鄉工礦用地侵占了100萬公頃濱海濕地，50%多的濱海灘塗已不覆存在。耕地被城鎮、工業建設等無情吞噬，森林資源銳減，水資源遭到污染，生態系統走向全面退化。

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生產

馬克思指出過：“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地球的占有者，地球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地球傳給後代。”（《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他完全清楚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短期掠奪和長期可持續生產之間的沖突。正如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道的那樣：“人類應以一種適當的形式全面發展。”他反覆強調，經濟的發展不應該犧牲我們後代賴以生存的自然和地球環境，而可持續的未來需要一個社會主義計劃。

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解決危機，他們只能危害人類的存亡。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須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綠色環保的經濟轉型政策。

中國民族主義宣傳下造成反彈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來臨，習近平面對多重嚴重危機，迫切地需要通過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從七月開始，關於佩洛西訪台的消息就開始大力宣傳，民族主義者胡錫進稱：“解放軍可以伴飛甚至擊落佩洛西座機”。八月，新華社發布了《佩洛西竄訪台灣六宗罪》，試圖激起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佩洛西訪台當晚，中國最大的社交平台微博因訪問人數過多幾近癱瘓，其他平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共政權煽動民族主義的手段之一。習近平寧可選擇避免在佩洛西問題上將中美沖突進一步升溫，但中共權鬥激烈使他必須采取強硬的回應。

疫情管控和經濟危機

然而，隨著社會問題的揭露、經濟危機和疫情時代的高壓管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自己的生活質量，反感民族主義宣傳。2022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有0.4%，6月份青年失業率達到了19.3%，很多研究機構認為實際失業率要更高。在這種情況下，群眾更關心就業率、工資和工作環境多於佩洛西和台灣。尤其是，過去中國一直宣傳國外經濟發展放緩，疫情管控糟糕，群眾將這些宣傳和自己正在親身經歷的經濟危機和高壓管控聯系到一起，自然就產生情緒上的反彈。

知乎上一名網友說：“17年回國的時候感覺國內很方便，淘寶和外賣都很便宜。但是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原來自己才是廉價勞動力”。這一回答獲得了幾千點讚。另一則關於冰島試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視頻獲得了五十多萬播放。有網友在國外的負面新聞下引用王毅的話：“抹黑別人證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諷刺的是，這句話最初是王毅用來攻擊外國媒體的。也有一些網友同情台灣群眾，認為萬一台灣被大陸統一後將面臨高壓管控。這樣的情緒雖然不是革命意識，但確是對中共長期民族主義宣傳的反彈。

另一方面，社會中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者批評習近平政權過於“軟弱”。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上，不少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應當全力支持俄羅斯，也有另一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應當收覆曾被俄國侵占的領土，而不是現在這種模棱兩可的表態。在台海問題上，中共宣布將在佩洛西訪台之後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武統台灣”的信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想像中的“收覆台灣”並沒有發生，因此不少民族主義者對中共的政策表示“失望”。

而在內部，很多民族主義者自發地興起了“文字獄”，對漫展等活動展開攻擊，甚至將其稱為“日本的滲透”，將參與者稱為“漢奸”。 中國勞工論壇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去習近平的控制’”。這個結論在一年之後得到了驗證。習近平政權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雖然它仍在不斷地宣傳民族主義來轉移社會矛盾，但不敢開放民族主義活動，例如遊行或者結社。因為一旦公開地允許這樣的活動，這些愛國政治勢力將會形成獨立勢力，甚至演變為挑戰政權的力量，這是中共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它也沒辦法在外交上完全迎合“戰狼”的要求，否則將遭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使經濟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主張

在這個失序時代，群眾意識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產生兩極化趨勢。我們看到，反對民族主義宣傳的聲音正在不斷加大，而中共自己塑造的民族主義也在給政權帶來困境。我們強調：民族主義是統治階級用來分化無產階級、轉移人們對危機的注意力的手段。應對反動民族主義的答案並不是由跨國財團統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或者聯合國那種空談的“多邊主義”。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替代方案，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全球受壓迫者的團結。唯一的出路是全球的、工人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

中國：比亞迪工人慘死事故，究竟是誰害死了工友？

2022年7月6日，比亞迪位於蕪湖的工廠發生一起慘劇，一位員工在工作時被機器卷入，當場死亡。據在場的工友描述，他的身體支離破碎，變成了“粉末狀”。他的妻子在抖音上發布視頻，泣不成聲；他身後有新婚的妻子、剛出生的孩子，還有年邁的父母，一個美滿的家庭就此支離破碎。死者的老同學確認其死亡資訊，表達了自己的哀思之情。我們更希望弄清楚一件事：究竟是什麽害死了這位工友？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顯示，中國每天有75宗殉職事件。害死工友的首先是加班。眾所周知，現代工廠有許多大型機械設備，如果操作不當，不遵守安全準則進行生產，很可能致傷、致殘甚至死亡。根據同廠的工友透露，這家工廠無視八小時工作制，每天強迫員工勞動13個小時。有的人長期接觸有毒的化學品，結果皮膚潰爛，身體一天不如一天；連續工作會讓人精神疲憊，難以正確操作機器，工友很可能死於連續加班帶來的過度疲憊。

害死工友的，其次是生產設備。現代的機械設備在設計時，往往加入了許多防護機制，如光電柵欄，只要身體稍稍接觸危險區域，機器便會自動停止。但這時候大家也想到了，此種設備十分昂貴，企業家怎麽又會下血本安裝呢？也許有人會說，“難道工業事故的賠償金不足以警示他們嗎？”答案是，不足以。去年11月，比亞迪員工因連續加班猝死在出租屋，家屬僅得到20萬元賠償金。人命如此不值錢，何況防護設備呢？

誰是兇手？

從以上兩點不難看出，真正害死工友的是資本和它的化身——資本家。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剝削價值，不會給工廠安裝昂貴的防護設施，畢竟人命只要2 0萬就能搞定，輿論也可以花錢來搞定，在此情況下，他們自然漠視人命。這並非是某幾個資本家靠良心和道德，就能改變和動搖的；資本競爭要求資本家必須想盡辦法榨取工人的最後一點價值，這是現如今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基本邏輯。

既然批判了這麽多，面臨下一次可能的事故之前，我們又能做什麽呢？有人會說，我們要堅持勞動法、爭取勞動仲裁——這都是好辦法，但是縱覽工人維權的案例，我們會發現阻礙打工人維權，阻塞打工人發聲管道的，恰恰是背後隱藏著的中共獨裁政府。作為一個專制的、維護官僚資本與大資本的政權，他們總是以“維穩”之名打壓工人運動，阻止工人集體行動，給他們扣上“境外勢力”“極端分子”的帽子，不想讓打工人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者認為，若要終結此類慘劇，當務之急是建立獨立的戰鬥工會，才能聯合打工人的力量，采取大規模、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有效對抗資本家及其官僚保護傘。但即使是強大的工會也不能完全避免資本家的剝削，包括工作意外傷亡。因此工人需要終結資本主義制度，推翻獨裁的中共政權。當下一次革命的時機到來，中國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和政黨，才能重新當家作主。

高彥之死，看到中國學生面對的現狀

19 歲的高彥在他位於北部省份河北省的父母家中自殺身亡，他當時在家本是過中秋節。

高某在全省舞蹈考試中名列前茅，曾多次參加2月份央視春晚演出，已經獲得了著名的舞蹈獎項，即將開始大三的舞蹈專業在山東藝術學院。

多家媒體報道稱，高彥自殺前因為性取向他在被山東藝術學院的班主任欺負和壓制了一段時間。校方拒絕承認責任。該校的戲劇影視學院副院長李軍更在微博發文更指“這一切的起因只是為了死者家屬們要有要挾學校的籌碼！”。

傑瑞米柯賓

受到雙重壓迫的LGBT

高彥之死凸顯中國LGBT+群體面臨的可怕的社會壓力。近年來，隨著習近平政權嚴厲打壓LGBT+網上平台和流行文化中的LGBT主題，這些社會壓力更為加劇——這正是當局推動保守性別角色和“家庭觀”其中一個體現。

近年這類自殺個案越來越多。今年1月，河北邢台17歲（一說15歲）尋親男子劉學州年初自殺，他在遺書中也寫到自己被攻擊“娘炮”。去年11月，26歲的內地網紅攝影師鹿道森在生日當天選擇輕生，他遺書寫道自己曾因“看起來像女生”遭遇校園霸淩等。

在去年，中國十餘個高校的LGBT社團的微信公眾號遭到集體封殺，名字都顯示成了“未命名公眾號”；在中國，任何LGBT人士即使只是想要正常地生活，都會受到過度的鎮壓——比如不少公立醫院和私人診所提供所謂“同性戀轉化治療”，無數的同性戀被他/她們的家人或配偶強制送去“矯正”，這甚至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種種行為向我們展示了中共政權對LGBT群體權利的日益打壓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為了提高出生率，維護超額剝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宣揚“一男一女”的理想家庭和三胎政策，鞏固以異性戀為唯一準則的社會秩序，煽動著父權制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恐同”偏見。對於LGBT青少年的歧視與霸淩與愈發威權的校園氛圍息息相關。

中國學生在校園受到的壓迫

誠然，學校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國學生受到的壓迫也是非常深的。

89之後，學生成為政府鎮壓的對象。在2018年佳士運動後，大量的學生社團被強制取消（不單單是馬克思主義社團）。特別是在疫情發生後，各個學校政策更加殘暴。學生個人的權利被擠壓的情況非常嚴重，個人即使是在放假回家也要經過層層審批，向官僚報告自己何時離校，返校，家庭詳細住址，往返交通工具，甚至是聯繫人和本人電話號碼！可見在校學生的個人權利被嚴重的擠壓。

學校內的“內卷”，學生之間的高強度競爭，也在摧殘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22年中國青少年自殺報告》表明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居全球第一。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案件，82%與學習壓力大有關。在2020年 12 月，四川瀘州一名小學生從小區16樓跳下，當場身亡。家長在整理遺物時發現，小孩在跳樓前寫下的遺書，他的字體雖然稚嫩，但語氣卻十分老成：“我活得太累了，我只希望能多睡一會兒，再見了，媽媽”；2022年7月26日，四川儀隴縣的小宇從22樓跳下，事發地是他上課的補習班。後來警察找到孩子的絕筆信，上面冰冷地寫道：“媽媽，我死了是不是你就不逼我補課了”；據報道，小宇生前只要考試成績稍微差一點，就會被他的媽媽打罵，暑假期間也被迫長時間在外補習，因此精神壓力過大造成憾事。

類似的事件數不勝數，無一不在向我們展示現在中國青少年的處境，被國家以及家庭聯合起來“馴化”，意在培養一台資本主義的印錢機器，扼殺自由思想。

團結起來，學生和工人

中共政權對LGBT團體和對學生權利的打壓，根本是為了維持基於資本主義的威權制度。我們社會主義者強烈反對國家機器對工人學生以及性少數群體的鎮壓。聯合廣大受壓迫的學生工人以及其他受壓迫者，進行民主鬥爭，推翻不平等、性別壓迫和威權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解方。

中國：“新坦克人”抗議引發熱烈回響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三日，北京海澱區鬧市四通橋上赫然出現巨型示威橫幅標語，其中更包括號召“罷課罷工罷免國賊習近平”。示威者在掛起標語後更焚燒輪胎及用擴音器反覆廣播口號，吸引了大批路過的民眾注意和拍攝。相關消息在國內媒體被迅速清洗，據報共有超過140萬個用戶帳號因此被永久注銷。但即使中共全力打壓媒體消息，事件仍在海內外引發巨大回響和熱烈討論。許多人支持並轉發抗議中的反專制口號。抗議者被喻為“新坦克人”，其個人英雄主義受到讚賞。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明白，為何如此大膽的個人抗議受到眾人欽佩。這關系到的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照射出中國實況。在中國，審查機器掩蓋了社會大眾的苦痛和經濟的垂死掙紮之現實。

很多民眾都會認同橫幅上提出終結封鎖、終結審查、推翻獨裁、實現民主權利的口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認同這些是合理的訴求，僅有的不同之處是，我們認為需要更深入探討如何達成這些目標，以及需要提出什麽樣的訴求指明我們前進的方向。

從眾多人支持這一抗議，可見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經民怨沸騰，可以擦槍走火。正因如此，毛澤東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

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認識到這種情緒——民眾強烈渴求變革、希望終結習近平暴政。同時，我們意識到，就像在香港2019年一樣，在政治上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東西才能找到出路。要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了解中共的性質，了解我們為什麽需要民主——沒錯，我們需要民主，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虛偽、表面的民主，因為資本主義民主之下，真正的權力仍然由同一批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掌握。我們需要工人階級的民主和社會主義。

四通橋抗議震撼了中國。這是在30年來最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中，對變革的絕望呼聲。橫幅上大膽的口號，雖然不是一個完整、足夠、能夠實現鬥爭勝利的方案，但卻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同。這顯示出中國有多麽趨近於社會不穩和政治反抗。

10年前，在阿拉伯之春後嘗試發起的“茉莉花革命”，被胡錦濤政權不費吹灰之力地鎮壓下去，因為當時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不同。如今中共的統治危機比當時嚴重得多、難以估量。

“新坦克人”的口號受到廣泛討論，可帶來積極的效果。特別是呼籲罷工罷課，指向了一個正確方向，因為這些是群眾性的、集體性的鬥爭方法。而這些是唯一能擊敗獨裁政權的方法。

但罷工和抗議也需要明確的目標和訴求。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需要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組織，因為這些組織對於建立一支能夠改變社會的力量至關重要，從而維護被剝削者、低薪者、過勞者、失業者、受到雙重壓迫的婦女、受到種族污名和歧視的少數民族的利益。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共沒有哪一派主張民主權利。他們的政治分歧在於，是要像習近平那樣的強硬鎮壓和個人統治，還是稍稍放松審查、但群眾仍然是奴隸的獨裁形式。

因此，鬥爭要想成功，就必須明白，目的不是讓這個獨裁政權“傾聽”我們或得以“改革”；這個獨裁政權的本質，意味著我們必須推翻它。拿什麽來取代它呢？那就是一個民主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習近平的二十大總結了五年的政治災難

中共正在北京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大），習近平將在黨大會中確定其終身統治。國家宣傳機器無休止地在頌揚習近平任內的“諸多成就”。但實際上，習近平過去的任期是一連串無法化解的災難，這最終將變成革命的威脅，終結中共政權的權力。

這些災難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增長的雪崩式下跌，這一事實越來越多地被偽造的GDP數據掩蓋。其他災難，包括習近平令社會癱瘓的清零政策、烏克蘭問題和一帶一路上的重大外交失誤、在香港的虛假“勝利”等，都讓中共付出了巨大代價，更不用說在台灣問題和新冷戰當中受到美帝國主義的挫敗。

比起政治會議，二十大更像是個加冕儀式。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等黨國領導機關即將改組的細節，是個嚴加保守的秘密。這些人事變更將在大會的最後一天宣布，盡管這些已經在先前的派系鬥爭和妥協中決定好了。

習近平或將被迫向他的對手做出一些讓步，來換取實現他的主要目標：擴大和鞏固他史無前例的個人獨裁。我們必須再等幾天才能了解更多情況。屆時，我們將對新的常委陣容進行仔細考察，以了解這種讓步的程度，並衡量習近平在他歷史性的第三個任期開始之際，他王位的穩固程度。

制度性的崩潰

但不管二十大的正式結果如何，習近平的下一個任期，直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將完全被歷史性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所主導。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正在面臨系統性的崩潰，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內爆。近20年來，房地產行業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貢獻了30%的GDP。

習近平狂熱地實施清零政策，使目前中國20%的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城之中，這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對。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就在二十大開幕前幾天，在北京市中心發生了一次大膽的“快閃式”抗議，並提出了罷免習近平的口號。

人口危機也是房地產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中國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出現零增長，或實際上是負增長，這意味著印度明年將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國家。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中共帝國主義成為超級大國的野心的一大打擊。這也是中國經濟的又一次挫折，並會對其在帝國主義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經濟上，中國如今建基於資本主義（就算是“國家資本主義”），人口減少意味著工人數量減少（中國勞動力規模在2012年達到頂峰），消費者減少，養老金領取者比例增加（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養老金少得可憐）。

中共1980-2016年間殘暴地實行的計劃生育（一孩政策）是當中的一大成因，但即使在政策放松後，中國的出生率仍在持續下降。資本主義已經讓大家養不起孩子。中國智庫“育媧人口”的研究指出，中國撫養孩子的成本幾乎是人均GDP的7倍，而美國這一數值為4倍。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每年出生的人數下降了45%，這個數字令人瞠目結舌。現在，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使得未來的父母更不願意生孩子。

日本的人口也在19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前夕開始下降。雖然這不是崩潰的唯一原因——日本和中國房地產崩潰的主要原因是基於極端生產過剩的金融泡沫破裂——但中國目前正經歷類似的情況，而且規模遠大於日本。

冷戰逆轉

經濟危機正在阻礙中共取代美帝國主義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和超級大國的大計。全國人大3月份提出的今年GDP增長5.5%的目標已不再被提出，因為已經沒有人相信這個了（大概甚至習近平自己也不信）。大多數預測人士將中國經濟前景下調至3%或更低（世界銀行上月預測增長2.8%，低於4月份的5%）。但實際上，零增長更是接近現實。

更重要的是，2022年似乎將打破中美經濟差距逐漸縮小的趨勢。這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打破習近平提出的“東升西降”。據世界銀行前中國首席執行官霍夫曼（Bert Hofman）稱：“今年，以美元計算，中國趕超美國的趨勢將發生逆轉。由於中國實際增長率較低，通貨膨脹，人民幣大幅貶值，中美GDP差距將從2021的5.3萬億美元提高至估計的8.3萬億。”

習近平把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無法把責任甩給其他人。清零政策當然是一場經濟災難，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讓房地產泡沫年覆一年地膨脹，導致其不可避免的內爆，這是政府的罪責。中共的政策造成了房地產泡沫，因為債務驅動的房地產投資是其支持GDP增長的默認方式，在2008年和2020年金融危機的不利條件下尤其如此。

“超大規模”的科技戰

在烏克蘭戰爭的陰影下，美國大幅加強了針對中國的冷戰政策。最新的例子是上周新實施的嚴厲出口管制，阻止向中國出售先進的計算機芯片和制造此類芯片的工具。美國商務部的政策不僅適用於美國公司，也適用於外國公司，如果他們的產品包含美國制造的組件或軟件。

拜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與科技相關的政策，如《芯片法案》，該法案撥出500多億美元用於自主研發和生產半導體，以將中國從全球科技供應鏈中驅逐出去。

美國最新的限制明確針對中國的軍事項目，以阻止其發展與美國相匹配的武器系統。換言之，這是一種加以粉飾的“另類”戰爭行為。

美國前國防部官員艾倫（Gregory C. Allen）表示：“美國正把自己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上的樞紐地位當作武器，以驚人的規模在行使技術和地緣政治勢力。”

重要的是，新的芯片限制是仿效俄羅斯2月份入侵烏克蘭後對俄實施的制裁。這顯示了美帝國主義是如何重新整合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利用俄羅斯災難般的軍事冒險作為代理沖突，與中國進行更大且長期的鬥爭。自烏克蘭戰爭開始以來，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就解釋了這種發展的動態。

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對俄羅斯的技術制裁，聲稱這些制裁迫使“俄羅斯在其軍事裝備中使用洗碗機的芯片”。蘇利文繼續說道，“這表明，技術出口管制不僅僅是一種預防性工具。如果以一種穩健、持久和全面的方式實施，它們可能成為美國和盟國工具包中的一種新型戰略資產，用來向對手施加成本，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降低其戰鬥能力。”

拜登政府的科技戰升級必然迫使習近平政府采取反制措施。此外，這些限制還存在著巨大的反作用風險，它們損害了美國經濟的關鍵部門（中國是全球約25%芯片生產的最終市場）。出口管制也可能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出現新的緊張局勢。

窮途末路

帝國主義冷戰的升級也是經濟去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且是中國經濟又一大麻煩。習近平似乎對此自欺欺人地否認，就像他否認清零政策不得人心、制造混亂，以及房地產崩盤之嚴重那樣。

習近平強調自力更生並提振國內消費（所謂“雙循環”），有效法毛澤東的影子。但是，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的，這與1960年有著極度官僚化的原始計劃經濟、閉關鎖國、貧窮得多的中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

最近的經濟趨勢並沒有對於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有什麽鼓舞作用。現在，大規模失業和減薪影響到廣泛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年輕人失業、這是美國的兩倍多。今年夏天竭盡全力找到工作的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比一年前低12%。官方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的職缺比去年同期少了19%，而求職申請則上升了 135%。毫不奇怪，年輕人是對中共統治最不抱幻想的一群。

中國現在正處於房地產行業低迷的第二年，而習近平政權無力阻止房地產危機惡化。今年危機已經蔓延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正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投資的主要驅動力。浪費資源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多年來占了GDP增長越來越多的部分，這令大部分省份、城市都背負著不可持續的債務。

今年，地方政府被迫大幅削減預算，包括將部分政府雇員的工資削減30-40%。與2021年相比，地方政府土地銷售量大幅下跌31.4%，這是房地產市場崩潰的必然結果。

十多年來，向房地產開發商出售土地一直是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單一來源。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各級政府預算缺口合計為5.1萬億元人民幣，而2021年同期為7180億元人民幣，增幅達6倍。

經濟危機正加劇前所未有的社會和政治不滿情緒。對於這個自1980年代以來基本上一直在經歷快速經濟增長、直到近年來經濟增長才突然放緩的社會來說，這一沖擊將不可低估。

毫不意外，關於經濟危機的消息受到官方媒體的全面封鎖。但即使是全球資本主義也嚴重低估了中國經濟危機的程度。大部分海外經濟分析都集中在習近平執行清零政策而作繭自縛上、將清零視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病因。我們認為，這些評論員誤以為，當清零政策解除後（大部分信號顯示該政策不會在短期內解除），經濟增長會強勁反彈。但是，雖然令社會癱瘓的封城和生活秩序的被擾亂惡化了中國的經濟形勢，但經濟危機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傑瑞米柯賓

泡沫爆破

如果說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最初在武漢爆發、並在最初的關鍵幾周內，那些習派官員犯罪般不當應對疫情爆發，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則是其經濟層面上的相當事件。其影響將會觸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每個角落。

由於中國房地產市場非凡的規模（按市值計算，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以及中國過度投資、過度建設和過度投機的程度，從未出現過接近於此規模的投資泡沫崩潰。《衛報》9月23日報道，經濟歷史學家圖茲（Adam Tooze）評論道：“中國房地產泡沫不是普通的房地產泡沫——它是經濟史上最大的單一財富積累階段。”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位國家最高領導人以這種方式陳述顯而易見的事實，暗示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房地產市場被金融投機者（包括一大批中共官員）劫持之深重程度。

《經濟學人》在9月12日指出，自2018年以來售出的所有房屋中有70%（即5000萬套，規模著實令人震驚）出售給了已經擁有房屋的人。顯然，盡管官方號稱習近平市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領導人”（當然這並不準確），但他無力阻止房地產投機行為——這種投機行為未能為需要的人提供住房，現在已經使整個經濟崩潰。

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過去已經預測到房地產泡沫破滅，而這也正在開始吞噬中國鋼鐵和水泥等其他巨大的行業——這些都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河北敬業鋼鐵集團董事長李趕坡表示，幾乎三分之一的中國鋼鐵企業可能會倒閉。水泥行業也有類似的情況。2022年前六個月，全球水泥產量下降8%，為20年來最大降幅。主要原因是中國水泥產量下降了15%。

最嚴重的是，危機鏈條的下一個環節恐將是銀行業。地方政府的不穩定，中央政府救助、竭力避免走入崩潰的房地產市場，意味著地方政府自己幾乎肯定會在下一個時期需要救助。從中國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機到銀行危機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極權統治

在習近平治下，香港、（特別是）新疆鎮壓升級，顯示中國變得更加極端高壓統治。中共獨裁政權禁止所有獨立的政治活動，但即使是中共高層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的潛在政敵，也不斷受到中共國安部門的監視，並被警告不要批評習近平的政策。

9月，兩名前高級官員孫力軍和傅政華被判處死緩，這些所謂反貪的審判顯然是用來警告習近平的敵對派系不要過分反對。孫力軍通過收受賄賂累積巨額財富，但也被指控建立反習“政治團夥”。他曾任公安部副部長，而他的盟友傅政華則曾任司法部部長。上海、重慶、山西三個主要地區的公安局局長也分別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被指控與孫、傅屬於同一“政治團夥”。

二十大恐將習近平虛無縹緲的偽意識形態“習近平思想”寫入中共黨章。在所有中國以前的獨裁者中，只有毛澤東享有這種地位。五年前，習近平的“理論”被載入黨章，但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並不那麽吸引人名稱。如今這個更精簡的名字將被賦予與“毛澤東思想”相當的最高地位。同時，習也可能被封為“人民領袖”。同樣，這個儀式背後的意義，是要將其冠以與毛澤東具備同等的歷史地位。

隨著經濟崩潰、數百萬人被關在家中之際，這個“最強大的領導人”主要關心的，卻是如何讓他的頭銜更好看。這其實有著象征意義，因為執政十年了，習近平仍在與敵對的中共內部派系和“團夥”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由於經濟危機，北京與地方中共精英之間的沖突加劇，將使得未來幾年權力鬥爭加劇。習近平仍然覺得有必要以波拿巴主義風格將自己進一步淩駕於國家和社會之上，以壓制抵抗。

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大小將提供線索，反映習近平多大程度被迫做出妥協。如果常委規模從目前七人擴大到九人，這或將表明習近平被迫向反對派系讓步，需要一個更大的機構來容納他自己任命的人。如果席位縮小為五個，正如一些媒體所報道，反過來會表明習近平的地位得以強化。

一個重要的問題將是由誰來接替李克強成為中國下一任總理，李克強是現在最知名的反習人物。汪洋以及（特別是）胡春華都屬於李克強的團派，如果這兩者其中一人成為總理，都將表明習近平作出讓步。

反習勢力不強，但得到部分資產階級、太子黨和國際資本的支持，他們希望利用總理的地位來制衡習近平，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向他施壓。更多發展將在過幾天內揭曉。但是，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政權的前景，並只會走向最大的風暴。

英國：中國領事館人員毆打示威者

10月16日星期日，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的和平抗議遭到領館工作人員襲擊，一些領館人員還戴著摩托車頭盔和防彈衣。 其中一名抗議者被拖進領館範圍內毆打，傷者及後需送院治療。

從領館的監控鏡頭顯示，總領事鄭曦原和其他人員出來並走到人行道上，手搶標語牌，並將一名抗議者拖入總領事館範圍。在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沖突的大背景下，這個事件或將升級為一場激烈的外交沖突。

領館工作人員聲稱示威海報展示了“極其冒犯的圖片和標語”，他們認為是“威脅和侮辱”。其中一張令他們惱火的海報，將習近平畫成一個“沒穿衣服的皇帝”。考慮到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獲得空前的第三任期，同時以防疫為由封控數百萬人，另外還面臨著拒付抵押貸款的抗議浪潮和青年失業率的飆升，海報的內容並無偏頗。

周日的抗議者中有許多香港的民眾，他們在2019年民主運動失敗後流亡英國，以逃避中共對民主權利的殘酷鎮壓。ISA在香港的支持者積極參與了當時的運動，並強調需要“將革命輸出中國”。

我們曾指出，許多人抱有幻想的英美政府，並不是民主的盟友。只有獨立於一切國家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鬥爭，才能挑戰獨裁的資本主義統治。

然而，無論我們與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當中許多人現在流亡英國）有何政治分歧，我們都捍衛他們在總領事館外舉行和平示威的權利。 我們的成員於2018年也在領館進行抗議，反對中共對佳士工人維權運動的無情鎮壓。

香港的抗議者將他們的憤怒指向了中共官員。然而，真正的目標應該是要爭取廣大中國人民（無論他們身處英國、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團結他們一同鬥爭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的。 許多中國人對習近平的政策感到憤怒，從網民對在北京掛起“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橫幅的反應就可以看出。

現在，保守黨虛情假意地出來捍衛抗議權利，要求中國大使發表聲明，要求逮捕和驅逐攻擊者，另一邊，國會正在審議通過限制抗議和示威權利的《公共秩序法案》。

他們甚至打算通過一項法律，阻止具有航空專業知識的退役人員培訓中國的解放軍。然而，他們卻樂於為世界上一些最高壓的政權，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盧旺達，訓練這些國家的軍隊。 這都是為了鞏固與拜登、馬克龍和其他國家的西方軍事聯盟，以進一步孤立中國，作為中美之間全球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我們要求：

反對限制公開抗議的權利，廢除英國《公共秩序法案》；
由曼徹斯特工會委員會（Manchester Trades Council）領導工會和社區調查總領事館毆人事件；
呼籲中國大陸人民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統治；
切勿相信任何資本主義強權會支持中國的民主權利。

中國：電影《隱入塵煙》遭禁

七月中旬，低成本藝術電影《隱入塵煙》在中國上映，並在電影院和流媒體平台都獲得了大量好評。在此之前，《隱入塵煙》還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還參加了在意大利的遠東電影節。但在十一國慶節前夕，這部電影突然從中國消失。

這部電影遭禁的時機，很大可能是與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有關。每次大會期間都是中國政治特別敏感的時刻，隨之而來逮捕、審查和鎮壓各種反對的聲音都會加強。盡管中國還有上億人生活在“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封鎖之下，中國經濟陷入近三十年來最低谷，中共仍是不會讓任何東西破壞他們的大會。

這篇評論有兩個主題：首先，我們會談談這部電影本身；然後，我們再分析它是怎樣激怒中共獨裁政權，導致其被突然下架。

《隱入塵煙》講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鄉村愛情故事。故事發生在極度貧困的甘肅農村，這里也是導演李睿珺的老家。

曹桂英和馬有鐵是一對包辦婚姻的中年農民夫婦。曹桂英身有殘疾，受過大半輩子的虐待。馬有鐵是個貧窮的農民，他的人生哲學是刻苦耐勞，不拖欠別人的債務，並且對於苦行僧式的生活條件毫無怨言。

極端階級差異

《隱入塵煙》講述了曹桂英和馬有鐵結婚後如何共同生活，相互依靠，卻沒有把故事講得過分煽情（畢竟這不是好萊塢）。這個故事揭露了當代中國殘酷的階級現實。當地土地承包商張永福的兒子開著寶馬車自由穿梭，然而曹桂英和馬有鐵只能騎驢子上路。

這對農民夫婦受到的剝削，比喻了當下中國農村的貧苦民眾遭遇。張永福生病的時候，需要有人給他獻血，而馬有鐵是全村唯一有匹配血型的人。因此，對資本家來說，馬有鐵有了特殊的價值。他兩次無償獻血，都拒絕接受報酬。與此同時，正是他拯救的張永福一家人，把他和曹桂英趕出他們的磚房，並從拆遷中牟利，賺得盆滿缽溢。在社交媒體上，許多人轉發馬有鐵的一句話：“對鐮刀，麥子它能說個啥”。

扮演曹桂英的是著名演員海清，飾演馬有鐵的是素人演員武仁林。他在現實是名農民，長年在田頭勞動使他雙手磨出厚繭。導演在很多角色里選用了素人演員，讓整部電影有了一種真實樸素的感覺。

當局對這部電影的反彈

這部電影為何會觸犯當局的審查機制？盡管沒有強烈的政治意味，《隱入塵煙》里描繪的赤貧與不公明顯影響到了中共獨裁的公共形象。去年，習近平宣稱中國取得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而事實上，這一政治成就背後的統計數據充滿著各種操弄造假。2020年，總理李克強就曾表示，仍有超過四成中國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一方面，《隱入塵煙》獲得了影迷的好評（比如成為豆瓣目前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而另一方面，它也在網上受到了很多民族主義者的猛烈攻擊。他們說，這部電影展示的赤貧詆譭了中國在世界的形象。甚至有文章將其稱為“叛國”，並批評了批準這部電影的政府官員：“這樣辱罵我們的黨和人民，辱罵我們政府的片子從你們手里出來，你們不感覺自己有愧有罪嗎？”


今天，在中國墻內，人們已經看不到這部電影了。《隱入塵煙》這四個字也因此獲得了一重新的含義。電影審查機制的日益嚴苛，也反映了習近平的統治對中國社會的壓迫越來越強烈。去年，1990年代電影《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被中國政府換上了一個新的結局，並改以黑底白字字幕打出“經由泰勒提供的線索，警方迅速理清案情，一舉將他們抓獲，阻止了炸彈的爆炸” 。傳記片《波西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也遭到刪節，移除了描寫歌手Freddie Mercury同性戀性向的部分。

中國左翼遭受鎮壓加劇

社會主義工運人士柴曉明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46歲的他的判決將於11月25日星期五作出。柴曉明於2020年8月在南京中級法院受審，到現在已超過兩年。他可能會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柴曉明一案是習近平政權加劇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最新例證。當今政權越來越針對社會主義者和左翼，而不僅僅是自由派民主人士。習近平的所謂“共產黨”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今年，中美之間GDP差距將在30多年來首次拉大。清零政策下的封鎖造成嚴重後果，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和外地務工人員的抗議浪潮。那些有財力離開中國的人正在加速逃離中國（所謂“潤學”浪潮）。

柴曉明是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之一。該網站在2018年深圳佳士工廠建立獨立工會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與毛派和其他左翼人士緊密合作。佳士鬥爭吸引了中國左翼青年和學生廣泛的關注，其中一些人前往深圳積極參加鬥爭。

這場運動震驚了中共政權，因為它聯合了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年輕人，並試圖組建一個獨立的工人組織。當局首先對工人進行了殘酷鎮壓，逮捕並解雇了工人，然後對學生進行了鎮壓，逮捕了110多名學生，近一半人“失蹤”，其中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對柴曉明的抓捕是這次鎮壓的一部分。

像處理其他運動一樣，中共宣傳機器聲稱佳士運動的積極分子被“境外勢力操控”。它試圖以同樣的指控抹黑女權主義者、LGBTQ運動人士、民族權利運動人士和其他對中共政權的批評者。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升級，達到40多年來最尖銳的時刻，通過聲稱這些運動“受到境外政府資助”來抹黑工人或婦女權利鬥爭的宣傳也在增加。

事實上，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從未支持工人組織和罷工權利或其他民主權利，只是開始將這些問題作為資本主義超級大國之間新冷戰鬥爭的幌子。

鎮壓左翼

2018年，《紅色參考》網站在北京的辦公室遭到突擊搜查，警方繳獲了電腦和書籍。作為佳士鎮壓行動的一部分，其他幾個與毛派有關的網站也遭到了突襲。《紅色參考》編輯尚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捕。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報道提及，柴曉明於2019年3月21日被捕。他現在已在監獄里待了三年零八個月。中共對他的指控是完全虛構，這是中共誹謗和誣陷左翼運動人士及一切政治對手的手段。

甚至在被拘留之前，柴曉明的健康狀況就已經很差。他的朋友和家人被拒絕探視，這讓人們擔心他的病情。他的父母都80多歲了。他的律師對此案的公開評論受到限制，他對柴曉明的身心健康表示擔憂。

正如我們在2020年柴曉明被審判時提及：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政治審判

對柴曉明的審判顯然是政治性的。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表示：“這場審判是一場可怕的作秀審判，絲毫沒有正當程序的樣子。”他說：“柴曉明被起訴的背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威權政治議程，而這現在變得更加殘酷，因為它擔心政治上的激進化和意識左轉的浪潮——特別是在中國的年輕人中。”

法院決定將柴曉明在佳士鬥爭中的參與同他的案件分開，這是中共政治操弄的一個把戲。他的律師郭海躍透露，柴曉明早些時候在海外的活動反而是案件的焦點。

郭海躍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柴曉明）在國外留學過啊，有很多事情是跟在國外有關系的。有些方面我不方便跟你說這個事件，跟那個佳士（事件）沒多大關系。”

這顯然不像柴曉明在2018-19年鎮壓期間被捕的時機所顯示的那樣。但當局決定從柴曉明的案件中與佳士事件切割，顯然是由於其政治敏感性；他們希望避免再次引起人們對2018年佳士鬥爭的關注和討論。

海外中國留學生

還有一個因素，今天變得越發重要。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激進化起來、準備參與反中共的政治活動和抗議活動。10月13日，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一名個人行動的示威者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高舉反習橫幅，要求民主權利。北京抗議活動爆發後，中國留學生越發激進的形勢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這件事之後，中國學生制作的聲援海報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數十所大學校園，要求釋放彭立發，支持他提出的終結獨裁統治的訴求。顯然，法院也希望借柴曉明一案向海外留學生發出警告，不要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

柴曉明唯一的“罪行”是維護工人權利，抗議中國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習近平政權采取的殘酷鎮壓措施表明，盡管習近平試圖展現威力和穩定，但他擔心與日俱增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愈演愈烈的反政府情緒。

對柴曉明的迫害非但沒有挫敗抵抗情緒，反而為組織對抗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提供了更多的理由。

要求釋放柴曉明的團結聲援抗議正在醞釀。例如，倫敦的學生和左翼活動人士要在11月25日（宣判日）發起團結抗議。ISA的支持者熱切想要提出這個議題，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或發起團結聲援抗議。

釋放柴曉明！釋放中國所有政治犯！
為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而戰！
反對新冷戰——支持全世界工人爭取權利的階級鬥爭！
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

傑瑞米柯賓

中國：不能指望中共的法例會保障女權

中國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在10月底通過，在表面上宣揚“男女平等是基本國策”，包括針對婦女人身自由、消除歧視、平等國民保障、阻止性騷擾和人口販賣等。但在現存專制資本主義體制下，中共只會鞏固對女性壓迫的父權元素以加強社會控制。

新修訂法案中總則第七條規定，“婦女應當遵守國家法律，尊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加入了“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令人想到是為了鞏固傳統家庭婚姻觀念。即使報道這一修法的媒體不多，也大多只聚焦於一些表面功夫，但是網上相關討論及批判仍然不少，包括質問“怎麽不出個規定男人的？”、“為什麽要提到婦女應該遵守的道德啊”等。

雖然該法律修訂草案強調男女平等，也有提到不能強迫女性生育，但是現實中政權打造的氛圍正是要推動女性生育，包括提出“三胎政策”，同時並沒有配套的提高工資、改善住房和教育等社會保障等措施——也是因為不想讓資產階級利益受損。在如此的國家政策、及當局試圖打造的社會氛圍下，二元性別的角色更加被強化、女性更為落入到傳統家庭角色里，婦女勢必無形中承受更大的壓力——要麽被迫承擔家務勞動同時還在外拼命工作、從而養活家庭，要麽被迫放棄職業生涯、經濟上完全依賴於配偶，因此中國女性處境越來越艱難。

正如台灣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中國性別研究專家沈秀華所言，中國在“經改”（即資本主義覆辟）以來，大量國有資產被私有化，社會安全網也因此倒退到以家庭為核心。習近平治下，當局不斷強調孝道和婦德，女性更加被推回到傳統家事領域。目前中共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生育率持續下跌、結婚率下跌而離婚率飆升的狀況，因此勞動力縮減對於當局來說迫在眉睫，而此時當局自然會期待女性更多地進行“相夫教子”這項“傳統家事”。

女性權利備受打壓

疫情期間家暴事件暴增，離婚權和墮胎權正在被不斷打壓。而女權運動更早就受到嚴厲鎮壓。2015年國際婦女節前夕，“女權五姐妹”因為策劃“公交車反性騷擾”行動而被拘留，37天後才因為當局受到國際社會壓力而被釋放。#MeToo運動，則在2018年傳入中國網絡幾個月後，變成為微博上的禁詞，支持這個運動的網民經常遭遇封鎖帳號、網絡霸淩、拘留逮捕等打壓手段。而在往後，女權運動更是被民族主義者攻擊、被和所謂“境外勢力”、“港獨”聯系起來，典型案例包括2021年女權人士肖美麗被攻擊的事件。

中共本身也是充斥父權的體制，其中一個指標便是，如今已有9千多萬成員、女性占比為27.9%的中共，至今只有八位女性曾經進入中共政治局，其中還有兩位是候補或候任政治局委員，或者是其他無足輕重的角色，更從未有女性進入過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一官方意義上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二十大後仍舊如此。另外，在去年被爆出性侵的張高麗，更是沒事一般赫然出席二十大現場，可見這些權貴的施暴者是如何能夠逍遙法外。

修訂內容還涉及拐賣、綁架婦女問題，規定政府有關部門要及時發現報告和解救安置被拐賣和綁架的婦女。今年年初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關注，不單是對於販運婦女和兒童現象的憤慨，也包括對於婦女權利本身的擔憂。去年12月24日至今年1月22日，當局征求《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意見，結果收到社會各界42萬余條法律意見，參與人數高達8.5萬余人，比起其他征求意見草案只有數十至數百不等的參與人數，明顯顯示社會大眾對於女性權益意識提高很多。但是，這些法律修訂徒具象征意義，對於清除背後人口販賣業的黑金集團和官員並沒有任何幫助。

真正保障婦女權益，不能依賴中共當局好看的法律（何況該法律在聲稱“權益保障”的法律里提出規訓女性的內容，真是諷刺）或是中共的哪個官方機構，而是需要女性、工人和其他受壓迫者聯合組織起來，建立取代中共獨裁政權的民主社會主義女權替代方案。

2022年是中國人口危機的新里程碑

今年7月11日，聯合國《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測，印度將在明年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人口危機壓力和廣泛的質疑聲中，中共最新一期的《求是》雜志終於承認“‘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階段”，這也是中共首次承認人口出現負增長。這將會是中國人口危機的一個里程碑事件。

“未富先老”

連年的生育率走低、越發嚴重的老齡化問題、“未富先老”的社會現象和寅吃卯糧的養老金問題就像慢性病一樣越來越影響到了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國規定最晚60歲退休，而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老齡人口已達2.64億，占總人口的18.7%，預計到2025年60歲以上人口達到3億，這意味著三到四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老人。資產階級希望有著充足的勞動力以供剝削，同時還要維持著一個相對數量的失業人口作為產業後備軍，並讓這些工人相互競爭以獲得優質廉價的勞動力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為了應對危機，在去年五月末習近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便宣布了一對夫妻能生育三個子女的三胎政策，但響應者寥寥。如《新華社》在微博發起投票“三胎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結果九成的投票都是“完全不考慮”。今年上海疫情期間一男子面對警察“影響你三代”的威脅，更是喊出了“我們是最後一代”的回應。

有很多相互聯系而造成的人口危機。今日中國的少數官僚資本財團據有著本由勞動人民創造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貧富差距極其懸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種背景再加之高企的房價、昂貴的教育和不完善的生育環境如不完善的產假制度、托幼機構和公共教育支出的缺乏等，不僅使得生育率低迷，更使得生育越來越成為有錢人的權利。廣大貧苦人民一個都生不起了，還能生第二個、第三個孩子來供資本財團剝削嗎？另外，生育多個子女意願低下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粗暴執行了整整35年的一胎政策“只生一個好”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已經構建出了一種理想家庭的想像。

中共的三胎政策基本上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翻版，“全面兩孩”2015年開始推行，2016新生兒多了將近100萬，但2018年新增總人口急速下跌，已不及放開前的水平。和二孩政策一樣，三胎政策效果也極為有限。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員表示，三孩政策能讓三孩占比提高2-3%就不錯了。理論上講，放開三胎限制與全面放開之間的差距是非常小的，但中共不選擇全面放開是為了使得長期執行並寫入憲法的計劃生育政策能夠邏輯自洽，不至於暴露出生育已經不在“計劃”之中從而動搖政府權威。如果不解決影響生育意願的房價、教育、生育和社會保障等問題，而只妄想通過不限制生育的政策和天花亂墜的宣傳來解決人口危機，那只能是治標之舉。

超額剝削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口問題，根源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人口問題。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又恰恰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被資本榨幹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中共根本無力解決人口危機，它只能和財團捆在一起沖向歷史的垃圾堆。而我們要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來解決人口問題、來開拓新的世界！

我們要求：

打倒房地產商！將房地產企業和建築民主公營，提供優質廉價房屋供人民居住；
反對教育商品化！全面實現教育免費，取消各級學校學費，建設免費公有公營的托幼機構；
打碎父權制度！實現男女平權，反對職場歧視，落實同工同酬和法定產假；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大增最低工資和生育補貼政策。
而上述所有措施只有在工人階級接管經濟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並制定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計劃制度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