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科学评价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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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评价的就没有什么问题，真正的七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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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远航编辑发的链接，里面提到一个托派曼德尔，我去搜了搜，发现一篇有趣的文章，分享到这里给大家看看。

《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l-1967-1.htm#_ftn36

其中有两段我觉得最有意思

                                       

   自给自足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

　　苏联领导人不是基于理论错误就是基于对苏联经济资源的过高估计而决定使苏联的经济朝着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在工业发达国家发生革命以前，这条道路似乎是唯一可行的。由于帝国主义工业具有强大的优越，没有一个较落后的国家能在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有效地推行本国的工业化。国家的外贸垄断是不可缺少的保护性措施，以便使像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能够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
　　但是，在外贸垄断保护下的经济发展和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可混淆的完全不同的概念。外贸垄断必须保护已开始建设的社会主义工业不受较便宜的资本主义商品竞争的损害。但它的目的绝不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范围内建立起在其它国家业已存在的所有工农业生产部门。这样的大胆行为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走这条道路就会给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的生产者造成额外的、无益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损失。具体的道路应该是，主动地估计到在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贸易往来中存在的利弊，同时，一定要确定优先发展项目（国防、工业化需要的设备和科学精密仪器等）。“损失”这个概念也是相对的。宁可出售带有一定“损失”的商品，以便能进口具有“国际市场价格”的其它商品，如果这种损失小于由于建立注定要长期亏损的工厂而造成的损失。如果这种带有亏损的出口商品，不仅对国内经济，而且对国际市场来说，能成为“有利的”成品工业的基础，那么，不惜亏损出口这种商品也就没有道理了。但是，如果这种出口造成的损失比建立这样一些新厂的损失还大，（这些厂是用这些出口原料制造产品，代替过去高价进口的产品），这也同样不能认为是合理的。
　　为对付外国竞争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必要性要尽量少和自给自足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相混淆。不言而喻，只要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里的生产率比帝国主义国家的生产率低，那么，这种贸易保护措施的必要性就始终存在。随着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地区生产力的增长和这个地区在地理上的扩大，就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部门，它们的产品在劳动力耗费上——在同样质量的情况下——比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比大部分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更小。这时，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不再是必然的坏事，而是真正有利可图的了。这时，资本主义市场将被迫为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为搞社会主义积累而进行的贸易做出贡献，因为在较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条件下商品交换会产生从帝国主义国家向工人国家转移价值的后果。
　　国际分工的优点将通过一定的专业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利用，这种专业化使已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特殊地理、气候和劳动力资源更能发挥作用。工业化（包括农业工业化）越发展，一系列社会主义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越高，国际分工的优点将不受特殊自然资源的影响而为工人国家所充分利用。然后，这种在一个或几个工业部门所取得的超越了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成果将在日益扩大的程度上被充分利用起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原则也很简单，即以比帝国主义的竞争更便宜的高于实际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商品。今天，苏联和几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特别是东德和捷克）的工业化和他们已达到的发展水平已经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高于那些出口原料的不发达国家。苏联与几个东欧国家通过与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价格”基础上进行贸易在经济上剥削他们，即占有这些国家付出的部分劳动。总的来说，这种政策是矛盾的，因为它将帮助帝国主义通过“国际市场价格”控制这些国家，甚至还可能为帝国主义资本提供理由，说明它剥削这些国家是正确的[36]。但真正的丑闻则是用这种政策来对付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

红标的两句话都谈到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价值转移。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率上有优势，那么商品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会更具性价比

                                        工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地区的扩大带来了一些具体问题，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只能提出一些模糊的预见[37]。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在制定计划和利用本国资源的问题上如何确定最大限度的民族自治权的问题。抽象地说，就人们倾向于把已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各国的资源合并起来，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制定统一规划。这看上去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它把普遍存在的滥用和重复开支限制在最小程度，并能最有利地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原则。当然，反对这种极端做法的也有两个有力的论据。第一，在历史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的或几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剥削曾引起这些国家强烈的民族自治要求，并对一切大国，包括那些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产生了不信任。此外，苏联的官僚政权，特别在斯大林时期[38]，对弱小国家的民族压迫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一下子在所有工人国家实行全面经济一体化将触犯这些不准备放弃大部分主权的国家的民族感情。这种对抗将带来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这个障碍需经过很长的过渡时期才能克服，要在有关民族取得了工业发达的工人国家大公无私和相互团结的实践经验之后才能消失。第二，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基础上把资金完全合并到一起，不但不能加速，反而扼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现有的发展工业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将有利于工业落后的国家，并有损于整个非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技术发展。与中国那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平均分配资源将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生活水平普遍的迅速下降，并很快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产生不利的后果。
　　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全部合并的办法是不可取的，但各个工人国家完全独立发展经济同样也会产生简直使人无法理解的后果。今天的东欧和亚洲的状况足以证明这种谬误，例如：远远低于利润水平的产品（如汽车）的平行发展，像东德这样的国家，尽管它没有钢铁工业的必要原料却坚持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波兰采煤业的不断扩大造成产量过剩和慢性生产过剩的后果，因为煤是波兰少有的国家资源；中苏在中亚边境地区缺乏共同开发自然资源和发展半荒凉地区（包括移民）的合作；工人国家之间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在有些地方这种竞争已延伸到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品方面）。显然，各国官僚体制所表现的狭隘民族情绪只能在主观和客观上增加经济一体化的困难。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避免走两个极端：不是全部一体化就是各国完全独立发展。必须发展一种工人国家逐渐一体化的制度，只要当事国还没有真正相信放弃主权的好处，这种制度就要尊重各国的计划自主权，同时也要发展必要的联合。实现这种联合不仅要建立一系列共同计划机构和制订一系列共同计划，而且要有意识地努力平衡工人国家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
　　关于机构问题，要想很容易达到一体化，首先要建立货币联盟（先是双方自愿的，然后是全面的货币自由兑换），然后再建立联合货币，并建立某些部门的共同的计划机构，共同制订两国或多国的长期计划。
　　关键问题是，各种实验不应在客观上成为“穷”国服从“富”国或受“富”国剥削的手段，更不应在主观上被看成是一种剥削手段。因此，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将资源从较发达的向不太发达的工人国家的转移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这样做能在一定程度上不破坏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而且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这种转移就能成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道义和政治立场出发，这种转移就更有必要了，因为它最终会成为平衡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利益的唯一途径，而这种利益是从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国家之间的市场价格不平等交换中产生的。

第二段我认为到现在也值得看，未来或许采取这种形式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