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

仗义执言

四、官僚制

官僚制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自由派认为没有市场经济都会形成官僚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官僚制是全世界的最终制度，无政府主义认为组织是官僚制的罪魁祸首，一些左翼认为列宁的先锋党理论是官僚制的源头，毛派认为文革就能防止官僚制。我们在此不详细研究官僚制问题，只提几点对列宁主义先锋党理论的误解。

首先，认为十月革命后建立了官僚专制是完全不正确的。十月革命后，只是推翻了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之中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执政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后来形成了苏维埃中只剩布尔什维克一党的局面，也不能说是布尔什维克故意造成，是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首先叛乱，不服从整个苏维埃的决定。而分裂出来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后来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这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强制他们加入，而是自愿进行。在残酷的内战时期，苏维埃仍然是有选举，选举出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由于他们怎么样欺骗人民，玩弄政治手腕，而是由于只有他们才能领导内战胜利，保住苏维埃。

因此，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建立了官僚制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取得了苏维埃内的执政地位，领导苏维埃。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在苏维埃内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那么苏维埃最终就会垮掉。在二月到十月的过程中，苏维埃在前期一直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领导，他们不仅不满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和资产阶级相妥协，希望在立宪会议后就解散苏维埃。托洛茨基说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能满足人民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需求，那么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只有布尔什维克坚决满足了人民的要求，由此得到了人民的信任，最终取得了苏维埃的领导权。
1921年，效忠科尔尼洛夫的白军高举这位已经战死的将军的照片合影
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一点思考——读曼德尔《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有感
很多人认为托派不讲党的领导，讲苏维埃完全性的自我组织自我决策，这是不合事实的污蔑。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的未完成的手稿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在二月，或者说在1917年三月，成熟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宁。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为了让群众接受列宁的口号，必须存在一个核心，尽管开始数量很少；这个核心必须有信心担当领导的重任，这种信心来自于全部过去的经验。在对情况的分析和预测中去掉这些因素就是忽视活的革命，用一个抽象的概念代替它，所谓的‘力量对比’，因为革命的发展确实是在于，这种力量的对比由于无产阶级意识变化的影响而发生不断的迅速的变化，由于革命对无产阶级中包括落后阶层直到先进阶层的吸引，由于阶级对自身力量不断增长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党，正像在党的组织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领导一样。”[44]曼德尔说：“在列宁式的革命组织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或苏维埃政权之间没有矛盾。与此相反，没有革命先锋所进行的系统的组织工作，苏维埃制度要么被改良主义者或半改良主义者的官僚们所扼杀（参看1918-1919年德国苏维埃制度），要么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关键政治任务的能力而失去它的政治作用（参看1936年7月到1937年4月之间的西班牙革命委员会）。”[45]苏维埃本身是各党竞争的舞台，全部交给苏维埃的意思就是容忍苏维埃中的改良主义者或者官僚主义者掌握苏维埃的领导权，最终也会葬送苏维埃，这是对革命的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先锋党的领导。

在建立苏维埃并且领导苏维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同样也应该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党的纪律。因为无产阶级中的各种思想差别和利益差别仍然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着大量小资产阶级，各种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以及思想仍然存在。这时如果放松党的领导，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各种旧势力沉渣泛起，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列宁说：“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46]列宁还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论述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上层建筑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是针对旧社会中的一切剥削与压迫因素进行革命，在所有领域都要进行，在家庭、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科学、艺术、伦理、行为模式等领域都需要进行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只是为这些领域的革命提供条件，并不能取代这些领域自身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刚建立时，会有很多从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比如说对女性、性少数的歧视，奢侈浪费的习惯，民族偏见、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权力欲望等。如果不在这些领域进行革命，那么不仅共产主义永远也无法实现，工人国家本身也会岌岌可危，资本主义会从这些缝隙中慢慢渗透进入，最终又会回到旧时代。而这些都需要先锋党的领导以及斗争才能慢慢消除，这也是不断革命论的内在要求[47]。所以要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一些极左派认为苏维埃的存在使得党显得多余，在建立苏维埃特别是建立工人国家后，应该解散一切政党，以免官僚化。这种想法有两种原因：“它要么是来自于一种幼稚的臆想，认为采用苏维埃制度能使无产阶级在一夜间趋于一致，消除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的一切差别，自动地自发地给整个工人阶级提供在革命中出现的策略和战术问题的‘革命解决方案’。要么它就是一个借口，用来给一小撮自封的‘领袖’机会以控制相当一部分不善言辞的群众，这些群众被剥夺了系统地理解革命中策略和战术问题的可能性，即自由讨论和在政治上区分自身的可能性。（例如，所谓自治的南斯拉夫制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48]第一种是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可参考列宁对其的详细分析。第二种就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意图控制群众的借口了。由于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差别，因此肯定会出现某个阶层的代表，以及各种思想倾向的交锋。如果否认了政党的存在，那么也就没有了各种利益的讨价还价，各种思想意见的公开表达并让群众公开选择的机会，这时做出决策的只能是一小撮人。自由组建政党是民主的标志，如果群众没有这个权利，那么不管表面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实质都只能是领袖专制。
内战中红军队伍正穿过哈尔科夫

但是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我们还应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正确的纲领和路线，以及其党员的积极活动才取得的。这是我们和斯毛派的重大区别。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在苏维埃中都没有对苏维埃的先天领导权，不管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都需要不断地接受群众的检验。一旦群众对执政党不满意，那么群众有权选择别的政党来领导苏维埃。先锋党并没有对于其它政党的特权，都需要在苏维埃中平等竞争。只有实践检验之后的先锋党，才是真正的先锋党。如果没有各党纲领意见的公开表达和交锋，没有群众的选举和认可，那么先锋党的堕落是必然的，官僚化也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支持多党制。

布尔什维克在禁止派别活动后，很快就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1920—1921年也被称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从这时开始，列宁就一直不断与党的官僚化倾向做斗争。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最早提出了官僚化的危险，虽然他们的解决措施不正确，但也指出了官僚化的倾向。虽然列宁也承认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的工人国家”，但列宁或是低估了这一倾向，或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反官僚方法。后来列宁渐渐重视了这个问题，在很多文章中抱怨了官僚主义，比如:“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不担任要职的)、由于为人诚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加以掩盖。”[49]却也没有详细研究这一问题，而是通过设立工农检查院等监督机构来阻止官僚化的趋势，不过工农检查院最后又变成了官僚机关。列宁最后承认了自己与官僚化的斗争是失败的：“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50]无论哪个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自上而下的反官僚斗争是必然失败的，这种方式只能是官僚反对官僚。托洛茨基后来详细研究了官僚问题，指出了当时苏联官僚化的客观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提出了多党制[51]。实际上，这也是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思想。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成员索罗金的研究：“早在1922年，在一份为一篇题为《政论家札记》的文章撰写的草稿中，列宁反复谈及‘孟什维克及其合法化’。”[52]

毛派虽然不同意斯大林自上而下的大清洗方式来解决部分官僚，但毛派提出的文革方式却并没有跳出整个斯大林主义的框。虽然文革造反派很多是自下而上，但由于没有组党权，没有提出自己政策的权利，也没有选择各种不同纲领的权利（只能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所谓刘邓派之间进行选择），因此最终也必然会融入旧官僚体系中，根本无法解决官僚问题[53]。
列宁在部队指挥官陪同下走过红场

这又提出来一个问题，先锋党如何在苏维埃中取得领导权？曼德尔说：“你在工会、群众政党和工人委员会中对自己所能要求的唯一权利就是成为这些组织的更投入的、更积极的、更专注的、更英勇的、更清醒的和更忘我的建设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般利益的捍卫者。在你的工人阶级的同路人面前，除了说服他们的权利外你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54]也就是说，先锋党只能通过积极地参与各种工人组织，民主地进行辩论，自我的牺牲与付出让工人自愿接受先锋党的领导，而不是玩弄各种阴谋诡计的手腕。这不是代表党成为苏维埃的跟班和后勤部，而是取得苏维埃领导权的唯一方式。其他走捷径的方式只会造成官僚化的负面结果。

目前中国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是有一些初级的左翼社团以及工人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也面临着各路左翼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围绕着领导权上演了不少荒诞剧。如果没有公开的民主的手段争夺领导权，那么一旦曝光出来必然造成一般同学的反感，发展到最后甚至会走日本新左翼的老路。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现象。

关于官僚制的问题，是刚接触列宁主义的人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明晰，在以后的实践上也会面临很多困境。
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一点思考——读曼德尔《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有感

仗义执言

官僚制的本质是任命制（select）缺乏选举（elect）
其反面是民主制就是el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