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歷史唯物主義

　　這個術語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義概念來解釋歷史的那種學說的主體，它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科學的核心。根據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的導言，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就是用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把馬克思奉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它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另一個發現為剩余價值理論），而馬克思則認為恩格斯獨立地達到了對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從這種理論本身出發，他們強調了這種理論形成的歷史的和物質的前提。

　　雖然學者們對於馬克思所論述的不同主題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間的延續程度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見解，但是很少有人會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在創作《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的時候開始形成的（盡管不無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們自己所相信的那樣，這種觀點構成了他們世界觀的獨特之處。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對這種概念所作的勾劃，難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就已經具備成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然而，到1844-1845年的時候，他們開始相當自覺地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作為他們以後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導線索”。

　　嚴格說來，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種哲學；把它解釋為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理論（或者更精確地說，若幹經驗論命題的一種綜合）倒是最合適。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他們的事業的科學性質，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宣稱自己的方法並不建立在由哲學理論引申出來的抽象和教條之上，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條件進行觀察和精確的描繪之上，簡單說來，是建立在“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前提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也給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單純的先驗的論據，但這些論據並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於一種如此大膽地要求揭示歷史和社會的理論來說，只有當它有能力為社會和歷史的調查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研究規劃時，它的正確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緊湊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盡管這篇《序言》的可靠性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但由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至少兩次把它作為自己的唯物史觀的指導來提起，這個事實使它權威性得到加強。這篇《序言》的主題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體中，對它們的解釋當然還必須以其他地方的論述為依據。馬克思在《序言》中斷定，由生產關系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的現實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豎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則又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相適應。就是這樣，“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頁）。

　　隨著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它就跟如今束縛著它的發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隨著這個矛盾使社會發生分裂，人民群眾也或多或少借助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示出“意識到這種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於是“一個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種沖突的解決會有利於生產力，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能力的繼續發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的物質前提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中成熟”）將隨而出現。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代表了社會經濟形態的幾個演進時代中的最近的一個，但它也是最後一個對抗的生產形式。隨著它的消亡，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也將告終。

　　上述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核心命題（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它避而不提）就是：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經濟組織，它們的興起或衰落決定於它們是促進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說明人類歷史的一般過程。然而，生產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工廠等），而且還包括勞動力——技能、知識、經驗、以及人在工作中所發揮的其他才能。生產力就是社會在從事物質生產中所掌握的各種力量。

　　生產關系據說是要同社會的生產水平相適應，它們把生產力和人聯系在生產過程中。生產關系從廣義上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現實生產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技術關系；另一種是支配著生產能力和產品的經濟管理關系（在法律上則表現為財產所有權）。這是物質工作關系和它們的社會經濟外殼之間的對照，而馬克思曾尖銳地批評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的人。經濟結構的類型是隨著它們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不同而各異。“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實行〔它們的〕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2卷，第44頁）。

　　與此相聯系的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也是具有類似的雙關含意。馬克思有時把它嚴格地用在生產的技術本質或方法的意義上，例如他曾說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中帶來日常的革命。”而他更為經常地把這個概念用在另一種意義上，即用來說明作為某種生產關系結構的結果而出現並在其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的社會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說明人與生產力之間的一種特殊聯系，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牽涉到商品生產（參看商品條目）、取得剩余的某種方式、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等等。（此外，馬克思有時候還用“生產方式”來概括部門生產收益的技術特征與社會特征兩者）。在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不過在《大綱》的導言中提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頁）。

　　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及其所具有的生產方式，其原因正如馬克思在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寫的：“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但為了保持“文明的果實”，他們將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物質關系或社會關系或是兩者——以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並有利用它的繼續發展。由此出現的經濟結構則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可見，生產力並不對社會領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勾劃出歷史的大致的輪廓，即社會與經濟進化的主要形式。

　　生產關系能夠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勢頭和質的方向。資本主義的顯著特點，就是它的把社會提高到一個以前所夢想不到的生產發展水平的這種傾向。然而，這種現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命題，所出現的生產關系其所以能夠確切地做到這點，正是由於它們有能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緣故。與此相關的是，人們經常注意到，標志著資本主義誕生的那種生產力並不同於說明資本主義的特點的那種生產力——例如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所特有的工廠和機器；可是，歷史唯物主義卻已預見到資本主義是作為對當時生產力的水平的反響而出現的。

　　今天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否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是讚同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決定的思想。當然，馬克思承認這兩者的相互影響作用，事實上他也論述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影響作用的若幹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論見解中，卻都是強調了生產力所起的基本決定作用。由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顯然應居首要地位，這就能夠回答為什麽一般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問題。

　　據馬克思看來，社會的法律和政治的機構顯然屬於上層建築機構，它們的基本性質是由現存經濟結構的本質所決定的。至於其他哪些社會機構可能成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當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不同範圍和領域反映著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一個時代的一般意識則是由其生產的本質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還斷定，某些思想的產生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它們承認現存的社會關系或維護特殊的階級利益。雖然經濟對法律的和政治的結構的決定作用相對來說比較直接，然而它對其他社會領域、文化和意識的影響一般說來則比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樣。歷史唯物主義看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間的不同層次，可是它們之間的這些關系還必須進一步清理，使其不僅能泛泛地適用於社會，而且適用於每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馬克思把上層建築來源於基礎看成是一個規律，可是這個規律是規律之規律。在每個社會形態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規律支配著這種一般來源的具體的實質。根據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重要腳注中（見第一章第四節）提到，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對該時代的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起著相當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假設的各種機制的實質和力量，是屬於歷史唯物主義中最有爭議並且是長期爭持不下的問題之列。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把上層建築看作是經濟基礎的一種附帶現象，而且它也不忽視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這正是因為上層建築是需要用來組織和穩定社會，而經濟結構所帶來的這些制度則是最能適合於這個社會的。同時，上層建築和基礎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種關系；因為上層建築對基礎起“反作用”，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

　　法律是特別需要用來去固定現狀，使其具有“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獨立性（《資本論》第3卷，第894頁）。這種職能本身賦予法律領域以某種自主，因為現存的生產關系是以一種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來加以表現和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思想意識的錯覺，即認為法律對於經濟結構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自由行為者之間簽訂的合同的虛假的法律關系，掩蓋了生產的實質，特別是掩蓋了把工資勞動者束縛在資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見的線索（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譬如說在封建社會里，傳統和習慣也具有一種類似的穩定的職能，並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里，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質則被封建社會的其他生活領域所特有的覆雜的人身支配關系弄得模糊不清。

　　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強調的階級分析，而這種分析卻是在若幹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義命題相聯系的。在社會的生產組織中，人們對於生產力和產品有著不同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在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中都具有某種特點。從現存社會生產關系這個意義上來了解個人的經濟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確立了某種共同的物質利益，並決定了他們的階級身份。人們所熟知的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定義，也就是通過人們各自購買或出售勞動力（其基礎則為擁有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確定的。

　　通過以上方法確定的階級地位，決定著該階級成員所特有的意識或世界觀，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中心命題。例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論到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時，就強調指出其中每一個階級（應為集團——譯者）在它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不同的階級的物質利益使它們發生分裂並導致它們之間的鬥爭。階級的差異還表現在它們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他們是屬於某一階級，因此階級之間的對抗並一定能夠被其參加者辨別出來，它也可能僅僅通過一種神秘的或思想意識的形式而被理解。

　　一個階級的最後成功或失敗決定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話來說，“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頁）。凡是有能力並有動力去建立和維護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生產關系的階級，也就有穩當的領導權。因此，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最後勝利，如同資產階級早期的上升一樣，是由歷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隸們的英勇起義則是注定要失敗的。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統治對於強迫直接生產者提供高於維持其生存水平的生產率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學的貧困》一書這樣說道：“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然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不僅正在消滅階級統治的可行性，而且還消除它的歷史合理性。由於國家主要是一個階級取得它的統治的工具，它將會在階級後的社會中消亡。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階級的沖突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軌道，都可以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得到說明。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還必須根據說明各種特殊生產方式的性質的那種理論模式來進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而言，這種理論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馬克思是抽象地來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抽象的論述是有異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特殊面貌的。《資本論》突出地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並不據此去授權一個人去預計社會主義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來臨，它只不過是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同時，也不是每一個社會的特殊發展過程都在單純地重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某種普遍的辯證法。社會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觸動和不受它們外界的生產力的影響的。因此，世界上每一個社會集團都不是注定要經過同樣的發展階段，而且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演進也不單純是一件內部生產發展的事情。盡管歷史唯物主義允許某些國家在發展上落後或者是跳躍前進，可是它們的發展進程仍然必須在社會經濟進化的圓拱形模式內加以說明，而且其發展原因還必須歸諸於生產力。

　　《序言》把亞細亞、古代、封建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列為人類發展的幾個主要時代，但是這些時代只是從總體上標志著社會經濟演進的一般階段，而不是歷史要求每一個國家毫無例外地去攀登的具體步驟。馬克思在1877年11月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種要求每個民族非接受不可的關於普遍進程的歷史哲學理論”。然而，這段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並不足以否定歷史決定論。馬克思可能是經常地相信一種必要的生產力決定著歷史的演進，但同時並不認為每個社會集團都事先注定要經過同樣的歷程。事實上，馬克思看來似乎曾經想修訂他的特有的歷史分期圖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會以前的那些分期），因為他並沒有對人類早期的生產方式進行詳細的分析。從原則上說，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圖式所作的這種變通以及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分析（還有所設想的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的。我們應當記住，歷史唯物主義並不自命要對歷史的每一個最終的細節作出解釋。在它的廣闊的視野之下，許多歷史事件，當然還有它們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帶有偶然性的。這種理論也不謀求對個人行為進行科學的解釋，雖然它試圖把這種行為納入其歷史的範疇。就歷史具有不可逆轉的傾向性而言，這些傾向性則不決定於個人的選擇。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所含蘊的解釋能力，使它不至囿於哲學的決定論。

　　由於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政治派別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對這種理論所進行的不同的解釋來相互區別。上面所介紹的是一種很標準的解釋，但是無論在這種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還是在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相對重要性這個問題上，都貫穿著激烈的爭論。要使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首尾一貫的理論，而不把它貶低為若幹陳詞濫調的湊合，這項任務證明是非常艱巨的。這個理論提出了的長遠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釋，就這點來看，要對它的活力作出精確的估價是非常困難的。

傑瑞米柯賓

辯證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它一直被廣泛地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一術語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諾夫於1891年使用的。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讓位於其後繼者們的著作，在馬克思逝世後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中出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速寫詞“Diamet”（這一速寫詞在蘇聯特別流行）。這一過渡使馬克思主義本身具體化，辯證唯物主義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指導這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兩部創始人的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資本論》代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經濟科學；《反杜林論》中的恩格斯則被認為以“最終形式”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第二國際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國革命勝利後，則成了共產黨正統觀念的本質。

　　就其本身的約定條件，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兩種資產階級哲學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機械唯物主義；另一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前者的機械論與辯證法是不相容的，後者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這兩者作為“形而上學”和“觀念形態”是排斥的、對立的。結果就出現了“世界觀”意義上的哲學，即恩格斯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頁）意義上的哲學。認為它是符合整個具體現實的理論主體，是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作為一種“自然哲學”，它隨著各個專門科學的不斷成熟，既可概括它們的發現，又為這些發現所證實；這一理論還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因此，盡管馬克思的理論著作是研究社會的，但恩格斯卻通過提出“自然辯證法”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其依據是“在自然界里，同樣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作用，正象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事變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頁）。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就被表述為支配“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極其普遍的科學規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這一理論，一般說來是恩格斯的特殊貢獻，它的政治目的是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用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有認識價值的重大證據去補充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使其它通常需要這種支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如杜林的著作或“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得不到支持。

　　唯物主義同辯證法的結合，兩者都發生了變化。嚴格地說，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論不象其傳統的原型那樣是簡化論的。它不把觀念簡化為物質，而是堅持其最終的同一性。從邏輯上說，它認為物質和觀念是不同的，實際上是對立的，但在其統一中，物質卻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沒有精神物質可以存在，但反過來就不行，而且精神從歷史上就是由物質產生的並依賴於物質。由此可見，各個成熟的專門學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其基礎是物理學，雖然這些專門的學科並不能簡化為物理學。從認識論的角度也同樣可以看出，物理學向我們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約的客觀現實的知識。辯證法的內容所維護的是，具體的現實並不是無差別統一體中的靜止的實體，而是一個有差別的、充滿矛盾的統一體；對立物的沖突使現實在不斷產生進化和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前進，並在其革命的或間斷的變化中產生真正具有新質的事物。這種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精神就是這種新出現的事物本身。從邏輯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來看，現實的矛盾性質應理解為，矛盾的陳述是符合現實的，因而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辯證邏輯。

　　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有：（1）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漸進的量變將導致革命的質變；（2）對立統一的規律，它認為具體現實的統一是矛盾或對立的統一；（3）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它認為在對立物的沖突中，一個對立物否定另一個對立物，但是在一個更高的歷史發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兩個被否定項中的某些東西（這一過程有時被表述這正題、反題和合題的三段式）。

　　無疑，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而且聲稱是科學的。如果要證明它所聲稱的具有認識上的科學長處，那末它就必須同既定的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那種一致性就是構成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普遍理論的共同內容，即“共產主義世界觀”。總之，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特別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及其機械的簡化論強烈傾向與超然的客觀主義聯在一起，是有問題的，有矛盾的。這就是突出自然科學和突出作為社會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是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推向經濟主義，認為在社會物質基礎中只有經濟，乃至只有經濟的“最重要的物質”方面即生產技術，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論的上層建築只是附屬現象。列寧和毛澤東都是致力於倡導“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他們抵制經濟主義，但排斥革命的經濟主義影響卻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共產黨的正統觀念中存留著。

　　在20和30年代，隨著俄國的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和黨的官僚政治，辯證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的支配，在蘇聯範圍之外逐漸開始崩潰了，並讓位於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即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有盧卡奇和科爾施，他們反對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重新發現似乎證實了他們的論點。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學派在過去的20多年中，則嚴厲譴責了上述黑格爾化傾向。與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一般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雖然最近也現出了一種趨勢即反對那種用以替代形式邏輯的特殊邏輯的概念。